中國傳統文化與劉少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

中國傳統文化與劉少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

程美東

作為西方文化背景和經濟社會條件下誕生的馬克思主義，如何在中國生根發芽並開花結果？換而言之，即馬克思主義如何實現“中國化”？作為秉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即開始了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作出了最為突出的貢獻，而劉少奇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等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其他重要成員一起，也作出了重要貢獻。這與其刻苦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密不可分，也與他對於中國文化有著精深的把握密不可分。如果他僅僅學得一點馬列主義理論，而不懂得中國傳統文化，他就不可能在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不可能為中國革命、建設作出重大貢獻。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劉少奇知識結構的形成

江澤民曾經提到：“我們的老一輩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2頁。】中國傳統文化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的知識結構中“佔有相當突出的位置”，“對傳統文化表現出興趣和愛好則成為這一群體的通性”。【李方祥：《中國共產黨的傳統文化觀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頁。】劉少奇也不例外。

1898年11月24日，劉少奇誕生在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湖南是湖湘文化的孕生地。從宋代抗金名將張竣、著名理學家張南軒，到近代的曾國藩、郭嵩燾、胡林翼、左宗棠、譚嗣同、黃興、蔡鍔等，這些湖湘名人延承的文化傳統，對劉少奇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據《劉少奇傳》記載，“劉少奇讀過的書籍報刊又多又雜。他從中看到了一個廣闊繽紛的世界，不但認識了中國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風雲人物，還知道了外國的華盛頓、富蘭克林、瓦特等著名人士。其中，譚嗣同這個湖南同鄉獻身革新的悲壯事跡，使劉少奇激動不已。”【《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1917年，在湖南陸軍講武堂上學期間，劉少奇參加了湖南各界祭奠黃興、蔡鍔的活動，抄錄了一些挽聯，以表達對黃、蔡的崇敬心情。【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頁。】

1906年，劉少奇8歲時，開始接受啟蒙教育，到離家不遠的柘木沖朱贊庭家裡讀私塾，照例先讀《三字經》、《千字文》，接著讀《論語》。第二年到羅家塘上私塾，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傳統典籍。以后，為了選擇合適的老師，劉少奇10歲時又在炭子沖附近的月塘灣等地入過私塾，讀《詩經》等。【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2—4頁。】從13到15歲，劉少奇讀過的書越來越多，經史子集、詩詞歌賦、小說傳奇均有涉獵，既有《論語》、《孟子》、《詩經》、《禮記》、《春秋》、《左傳》、《資治通鑒》等傳統經典，也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東萊博義》、《唐詩三百首》等中國文學名著。【參見黃祖琳：《青年劉少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1917年失學回家后的一段時間，劉少奇自學中學課程，同時廣泛涉獵歷代中國思想家的著作，尤其系統研讀了《御批增補袁了凡綱鑒》和《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兩部古書，在通讀之余，還對有的卷冊作了重點研讀。現還保存有劉少奇當年讀過的7本殘破的古書。一冊《資治通鑒綱目》全書都加滿了讀時記上的標點﹔另6冊《了凡綱鑒》則有一部分用朱筆加標點，一部分內容還加上了著重的圈點。【參見黃祖琳：《青年劉少奇》，第53頁。】青少年時期的系統性學習激發了劉少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濃厚興趣，在其以后的革命和建設生涯中得以延續。1942年，劉少奇奉調從蘇北回延安工作，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他跋涉萬裡，越過日偽103道封鎖線，途中還參加了濱海、沙區、太岳區的三次大的反“掃蕩”戰斗，就是在這樣極其危險的敵后環境下，他硬是把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史比較系統地學了一遍。【參見劉寶東：《劉少奇的學習精神與讀書方法》，《黨建》2010年第6期。】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在中南海辦公室的書架上，除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書。

早在縣立玉潭學校學習期間，劉少奇的國文就是全班最優秀的，文章經常在班上傳觀。與此同時，劉少奇的興趣所在又不止於文史。11歲時，劉少奇到離家7裡的洪家大屋與洪家的子弟洪庚揚同窗伴讀一年，開始見識四書五經以外的新知識。從13到15歲，在劉少奇讀過的書中，除傳統文化經典外，還出現了一部分宣傳維新改革、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介紹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書刊，以及各種自然科學普及讀物。【參見黃祖琳：《青年劉少奇》，第19頁。】玉潭學校開設的課程有國文、算術、史地、物理、英語、體操、音樂、圖畫、手工等，體現著新式知識教育的特色。劉少奇沒有偏科的現象，對各門功課都很感興趣，尤其關心時事政治，喜愛學習各種新鮮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知識。當年的校長、算術教師黃錫類先生回憶：當時的學生沒有算術課本，全靠抄寫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內容。劉少奇抄寫筆記是最認真的。【參見朱永紅：《一個偉人的奮斗與命運》（1），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頁。】他不僅國文基礎是班上最好的，而且也非常喜歡學習數學和物理。考試成績常得第一。【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9頁。】1916年從玉潭學校畢業后，劉少奇報考寧鄉駐省中學，跳級進入二年級二期五班學習。在落下的一年多功課中，數理化課程尤其困難，但劉少奇經過半年努力，到期末考試時，各科成績在全班均名列前茅。【參見於俊道主編《劉少奇實錄》，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頁。】1916年秋，受武力救國思想的影響，劉少奇報考譚延闿在長沙開辦的陸軍講武堂，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在此上學期間，除軍事訓練外，劉少奇還要學習幾何、代數、地理、物理、化學等課程。【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14頁。】1919年，劉少奇先后報考了北京大學和北京陸軍獸醫學校等幾所普通高等學校和軍事學校，都以優秀的成績被錄取。1919年9月，劉少奇進入留法預備班第三期學習，預備班的教學方式是採用半工半讀制，上午上課，下午勞動。學習內容包括法文、機械學和木工、鉗工、鍛工、翻砂等技術，學制一年。雖然最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去成法國，但由於在學習期間掌握了許多生產技術，特別是掌握了各種機床操作技術，為劉少奇以后從事工人運動，在勞動中與工人打成一片創造了有利條件。【參見《劉少奇傳》（上），第19-20頁。】

概而言之，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劉少奇整個知識結構的根基，也為他在了解與把握中國國情的基礎上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提供了基礎性條件。與此同時，在20世紀上半葉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新式文化的熏陶，又使劉少奇得以在各個知識領域全面發展。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淫和新式文化的熏陶共同作用，為劉少奇形成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的復合型知識結構奠定了基礎。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劉少奇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選擇

1951年11月4日，劉少奇在全國政協委員學習座談會上講到：“我們共產黨人，在最初的時候，在沒有加入共產黨以前，也和普通的中國人一樣，是有各種不同的從舊社會得來的錯誤的思想的。以我個人為例，在年幼時，是隨著母親求神拜佛的，在讀了孔孟之書以后，也深信中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東西。后來進了所謂洋學堂，又深受達爾文學說的影響，並深信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主主義的學說。直到五四運動以后，我們才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影響。在社會主義的學說傳到中國以后，是有許多空想的社會主義學說和馬克思主義一道傳來的，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在當時則傳播最廣，接受和介紹的人也最多。我們在當時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隨便接受的，而是經過了研究、考慮，和無政府主義者辯論之后，認為它確實是真理，確能救中國，才確定接受的。不少馬克思主義小組的建立，是在和無政府主義者辯論之后，才建立的。這就是說，我們若干共產黨人還在共產黨成立之前，就經過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為共產黨人的。”【《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由此可見，劉少奇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選擇，也是個人經歷與時代背景交互作用的結果。在此過程中，他的思想認知也經歷了復雜的演變過程。

在湖湘文化的內蘊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與社會責任意識，“民為邦本”的重民思想所體現的救國救民情懷，尤其是重視“經世務實”的實踐取向，與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演變的內在邏輯合為一流，孕育出一大批對近代中國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教育家。從經世派最早的人物魏源，到主張舉辦洋務的曾國藩、郭嵩燾、胡林翼、左宗棠，呼吁以維新變革救中國於危機的譚嗣同、唐才常，直至開創與捍衛民國的黃興、蔡鍔等人，都是在近代經世致用學風取向發展演變中出現的杰出人物，都給劉少奇以有益影響。

劉少奇11歲在洪家大屋伴讀時，洪家請來的老師叫楊毓群，上過新式師范學校，有些新知識，其教學內容與方式與傳統私塾的不同，洪家男女平等的新思想，都給劉少奇留下深刻印象，開始觸動其某些方面的傳統觀念。【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5頁。】劉少奇12歲在紅米沖私塾讀書時，已經具有初步的獨立思考意識，並開始對“思想封建”的老師不滿意。他有個要好的同學叫周祖山，其父周瑞仙是中國同盟會會員，曾留學日本，家中藏書很多。劉少奇常到周家看書，從而接觸到一些新的文化科學知識。他喜歡閱讀歷史、地理，對於富有愛國思想和反抗精神的書籍尤感興趣。【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6頁。】14歲時，劉少奇在湖南新軍從軍的二哥劉雲庭，帶回一本介紹辛亥革命始末的小冊子，劉少奇讀后很受啟發，並剪掉了自己的辮子，以表示對清政府的反叛和對辛亥革命的擁護。【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8頁。】從11歲到15歲，可以說是劉少奇知識結構更新的重要時段。在劉少奇讀過的書中，除傳統文化經典外，出現了一部分宣傳維新改革、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介紹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書刊，以及各種自然科學普及讀物。【參見黃祖琳：《青年劉少奇》，第19頁。】

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劉少奇在讀私塾期間學校更換得比較頻繁，1913年到1916年在玉潭學校讀書的三年可以說是他早期學習生涯中連續時間最長的。也正是在此期間，劉少奇的知識面全面打開，開始思考“為什麼曾經盛極一時的東方大國卻變得如此落后和受人欺凌”。在思考的過程中，他的思想開始發生重大轉變。一方面，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劉少奇已有“區別對待”的初步認識。他認為，對四書五經仍然可以當作一門學問來鑽研，對於孔子、孟子這幾位大學問家的話則應該區別對待。他們關於為學、立志和做人方面的一些言論，可以作為砥礪年輕人進步的借鑒﹔他們關於“民為貴”、“為政為德”等方面的一些言論，可以作為當政者的鏡子。但對孔孟的某些言論，劉少奇則明確表示反對。如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觀點，他認為就是一種消極的態度。另一方面，面對國命日下的民族危機，劉少奇認識到這已經不是一個文人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時代，文人同樣要有國天下的責任擔當。

1915年，劉少奇在得知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后，對此喪權辱國之舉非常憤恨。在“毋忘國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嚴懲賣國賊”、“不當亡國奴”等口號的激勵下，劉少奇積極參加了學校的討袁游行和檢查封存日貨等行動，並在此年將自己的字“渭璜”改為“衛黃”，以表達保衛炎黃子孫的決心。【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11頁。】1916年，當湖南將軍湯薌銘響應袁世凱復辟帝制時，劉少奇又積極參加了學校討袁驅湯、反對復辟帝制的斗爭。受武力救國思想的影響，自1917年開始，劉少奇在湖南陸軍講武堂學習。在1919年給友人的詩中，他曾寫道：“豈欲長征班定遠，仗策以相隨”，以表達了自己決心以東漢著名軍事家、政治家班超為榜樣，投筆從戎、馬革裹尸、以身報國的愛國情懷。但在當時因護法運動而起的戰火中，陸軍講武堂無疾而終。此事給劉少奇的打擊很大，其從軍救國的夢想由此破滅。【參見《劉少奇傳》（上），第14頁。】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劉少奇積極參加了湖南的罷課游行和抵制日貨等斗爭。受國內正掀起的留法勤工儉學熱潮的影響，劉少奇也產生了留法的念頭，並進入留法預備班第三期學習。在此期間，劉少奇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學校師生自辦的校刊也不斷介紹國內形勢，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的情況。【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17頁。】正是在此影響下，1920年，劉少奇萌發了留俄的想法，並經長沙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介紹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此后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開始學習俄文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為赴蘇俄學習做准備。【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18頁。】1921年夏，劉少奇來到專門為蘇俄東部和東方各國培養政治干部創辦的莫斯科東方大學，開始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包括《共產黨宣言》、國際工人運動史、《共產主義ABC》、政治經濟學等課程。也就在同一年，劉少奇由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正式開始了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奮斗歷程。

概而觀之，劉少奇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選擇雖然經歷了一個過程，但總體而言，與毛澤東等同時代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其馬克思主義信仰選擇的本質源頭，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天下的責任意識﹔其馬克思主義信仰選擇的直接體現，則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經世致用學風的復興。

三、中國傳統文化與劉少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特征

有學者曾經描述和分析過近代中國轉型期的一些知識分子的特殊形象，認為他們的文化心態是站在“傳統一現代的連續體”上，一方面，他們既不生活在傳統世界裡，也不生活在現代世界裡﹔另一方面，他們既生活在傳統的世界裡，也生活在現代的世界裡。【參見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在一定程度上，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在確立信仰和革命實踐過程中，也呈現出上述特點。對於他們而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中，對生於茲長於茲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基予以重新的整理與選擇評判，將是更為困難復雜的過程。但正是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獨特樣征才得以呈現，劉少奇亦是如此。

（一）劉少奇在中國傳統文化滋養下形成的個性特征與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理性取向。劉少奇的家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數百年的家族傳承中，崇尚“耕讀並舉、勤儉持家”，族人性格上也多表現為“老成持重，不願外顯”。在這種中國傳統文化積澱的成長氛圍中，劉少奇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個性特征。張國燾曾經描述過對劉少奇的印象：“很少表現出任何興奮”，“有點書生氣，富於思考，有點沉默寡言，但是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轉引自〔美〕羅德裡克？麥克法夸爾：《劉少奇：一個性格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中國集體經濟》1999年第7期。】根據埃德加？斯諾的記載，一些曾與劉少奇交談過的外交官認為，劉少奇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反應敏銳，實事求是，思路清晰，不易動感情，並具有非凡的能力。他能對復雜的問題作出迅速的分析，並用最簡潔的語言告訴大家”【〔美〕洛厄爾？迪物默著、蕭耀先等譯《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頁。】。正是由於以上個性特征，劉少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體現出明顯的理性取向。

在近代以來文化的反傳統取向中，劉少奇雖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但對中國傳統文化卻秉承理性、非極端的態度。早在留學蘇聯時期，劉少奇就曾經為中國人傳統而獨特的情感方式辯護：“外國人‘暴露’，中國人‘隱蔽’，實際上，中國人的感情並不是沒有外國人深。”【《紅旗飄飄》第2O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8頁。】1942年，劉少奇從華中抗日根據地長途跋涉返回延安，他曾經對隨行的同志提到：農村到處張貼的“忠厚傳家久，讀書繼世長”之類的對聯，我看那就是地主階級的標語、口號﹔它能為農民所接受，是有其社會基礎的，那就是封建性的經濟基礎和其家長制的殘余等等。“目前在有些問題上我們還是要同孔子妥協的。”【郭思敏、天羽編《我眼中的劉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頁。】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劉少奇強調：“對於中國的與外國的歷史遺產，我們既不是籠統地一概反對，也不是籠統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批判地接受其優良的與適用的東西，反對其錯誤的與不適用的東西。”【《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頁。】1948年12月14日，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中又強調，要想真正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首先要學習歷史，不研究歷史“就理論不起來”﹔不僅要學習。中國歷史，還要學習西方歷史，不懂得西方歷史，就是“跛足的馬克思主義者”。“歷史裡邊也有普遍真理，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歷史現象”。【《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16—417頁。】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物質載體，劉少奇堅持“我們對於舊時代有益於人民的文化遺產，必須謹慎地加以繼承”【《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頁。】的理念。1947年劉少奇主持中央工委工作期間，發出了《關於禁止毀壞古書、古跡的指示》，以避免“中國文化上的損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79頁。】。在新中國土地改革運動中，劉少奇專門強調“各地名勝古跡，歷史文物，如無人管理而又需要派人管理者，當地人民政府必須注意派人管理，不使破壞”【《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3頁。】。

（二）劉少奇在中國傳統文化滋養下形成的工作作風與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務實風格。在“耕讀傳家”的家風傳承下，劉少奇的父親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劉少奇由此很早就進入私塾接受教育。劉少奇的母親雖然沒有文化，但是一位“心地善良、勤勞儉朴、善於持家”傳統家庭婦女，在其影響下，劉少奇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也沒有嬌生慣養，從小就參加田間勞作，逐漸養成好學務實的作風。他從小勤思好學，經常到處找書借書，讀起來手不釋卷，在炭子沖一帶很有名氣。這種好學傾向是其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堅實基礎的重要原因。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劉少奇一直保持著這種良好習慣。蕭勁光是劉少奇在蘇聯學習時的同窗，他曾經回憶：少奇同志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時候，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轉引自散木：《喜歡讀書的幾位革命家》，《黨史博覽》2013年第2期。】1925年12月，劉少奇在長沙被軍閥趙恆惕的戒嚴司令部逮捕。據長沙《大公報》披露，被捕的直接原因就是劉少奇往貢院西街文化書社購書時，給敵人提供了機會。【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3頁。】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在政務繁忙的情況下，也從未放棄讀書學習。1951年11月底，劉少奇去南方休假出發前，把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放進了行李包，到杭州住下后，就開始攻讀，常常讀得廢寢忘食。因此，他在杭州停留的時間最長，差不多有一個月，幾大本《中國通史簡編》讀完，休假也結束了。在前去休假途中，他還參觀了曲阜的孔廟、孔林等古跡。【參見《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649頁。】在此后的工作過程中，凡是毛澤東提倡讀的書，劉少奇一定找來認真閱讀。1965年，毛澤東在《后漢書》中的“李固傳”、“黃瓊傳”上批了“送劉、周、鄧、彭一閱”。劉少奇立即認認真真地進行了研讀。有一次，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講到《資治通鑒》中的一個典故，劉少奇為了深刻理解毛澤東引用這個典故的現實意義，回來就仔細査閱《資治通鑒》，並把這部書放在手頭，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經常翻看它。【參見黃崢、周志興：《劉少奇同志的讀書生活》，《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2期。】

關於劉少奇的務實風格，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羅德裡克？麥克法夸爾曾經評價：劉是一個性格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他“性情淡泊”，他的步步高升“不是憑借天賦，而是憑借踏實的工作”。【〔美〕羅德裡克？麥克法夸爾：《劉少奇：一個性格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中國集體經濟》1999年第7期。】曾在劉少奇身邊工作的衛士，也曾描述劉少奇是一個“勤奮，任勞任怨，整天一聲不響地默默做工作”的人。【參見權延赤：《劉少奇的個性色彩》，《湖南黨史月刊》1992年第1期。】正是由於勤奮務實，劉少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也具有其獨到特點。由於在近代中國國運日下背景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選擇具有工具性取向，再加之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文精神的過分厚重和對科學精神的鄙薄”觀念的延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與理解也具有選擇性。有學者曾經分析過早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特點，即階級斗爭學說是當時宣傳的一個重點，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問題、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問題，還無暇顧及。即使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的研究與宣傳，也隻局限於剩余價值理論，並且是為論証階級斗爭的必要性服務的，而從學理上探討中國具體的經濟建設規律，則幾乎沒有引起注意。【參見李方祥：《中國共產黨的傳統文化觀研究》，第56頁。】寧鄉縣博物館保存有劉少奇當年讀過的《資治通鑒》等書，書頁上有許多眉批和符號，由其批畫來看，一般人看《資治通鑒》往往偏重於政治斗爭、宮廷之亂，而劉少奇當時就關注到了其中的經濟問題，認為經濟斗爭是不容忽視的。【參見黃崢、周志興：《劉少奇同志的讀書生活》，《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2期。】此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這種思想傾向的延續也是劉少奇勝任黨和國家領導工作的重要基礎。

（三）劉少奇在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契合中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思路。許多學者注意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在實踐中之所以能夠實現中國化，從而得以在這個東方大國生根發芽並開花結果，與其若干的價值觀、社會理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內容、形式在某種程度上的契合具有一定關聯，如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與社會主義理想、中國古代辯証思維方式與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等等。因此，在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過程中，對於急需新的思想資源以更新民族文化的中國先進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既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合理內容的批判武器，又是中國人實現民族自信和自救的精神倉庫。【參見程美東：《毛澤東創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文化基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對此，郭沫若曾深有所感：“在這兒我在王陽明學說中與近世歐西的社會主義尋出了一致點。王陽明主張‘去人欲而存天理’，這從社會方面說來，便是廢去私有制度而一秉大公了。在這兒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才可以握手，在這兒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東方文化才能魂歸正宅。所以在我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陽明，而同時更是信仰社會主義的。”【《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299頁。】也正因如此，劉少奇才說：“我們在當時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隨便接受的，而是經過了研究、考慮。和無政府主義者辯論之后，認為它確實是真理，確能救中國，才確定接受的。”反之，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在內的中共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具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也是其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養保障。在近代中國的大轉型時代，在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實踐中，其最為理想的訴求，則是企圖把中國的與西方的兩個價值系統中最好的成分，融化為一種“運作的、功能的綜合”。【參見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第78頁。】在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契合中開始奮斗歷程的中國共產黨人，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意義也在於此。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而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成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劉少奇在報告中將毛澤東思想稱為“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3、335頁。】這一評價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劉少奇對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重要性的深刻認知。如果說毛澤東思想的產生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那麼，在劉少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中，也體現出將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理論特色。最為典型的就是劉少奇1939年所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有十余處引用了中國傳統經典，以論証共產黨員修養的必要性、修養的內容、目標及途徑與方法，這些可以充分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在劉少奇整體理論素養中所佔的分量。

〔作者程美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100871〕

（來源：《黨的文獻》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