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新中國成立前后的“農業社會主義”問題

再論新中國成立前后的“農業社會主義”問題

歐陽軍喜

[摘要]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共對“農業社會主義”進行了批判。批判的重點有一個變化過程：先是批判破壞工商業和土地分配上的絕對平均主義，之后轉到批判脫離工業、隻要農業來搞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最后重點批判“在互助組內逐漸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財產，來達到農業集體化”的主張。這種批判及其演變與當時中共所面臨的問題及國際局勢的變化有關，反映了中共在探索向社會主義過渡過程中的認識演變。

[關鍵詞]農業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1948年至1953年，中國共產黨開展了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這一事件曾在改革開放初期引起過討論。論者指出：那種認為中共指導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和思想是“農業社會主義”的觀點是錯誤的﹔把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左”的思想當作“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也是錯誤的。【參見王小強：《農業社會主義批判》，《農業經濟問題》1980年第2期﹔肖夢：《關於批判“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問題》，《農業經濟》1981年第1期﹔薛莘：《科學社會主義，還是農業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5期。】此后，一些專門討論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文章和著作也提及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參見胡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3期﹔於光遠著述，韓鋼詮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讀史筆記》，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66—68頁。】新近又有學者認為，新中國成立前后圍繞“農業社會主義”的爭論，實質上是如何對待農民的權利和以地權為核心的農民的財產權。【參見雷頤：《建國前后的“農業社會主義”風波》，《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2009年第4期。】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共對“農業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批判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它本質上是一個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問題，反映了中共在新的國際、國內及黨內局勢下對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個問題的思考和探索。因此，從探索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角度重新考察、分析新中國成立前后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應該是有必要、有價值的。

一

在西方思想史上，“農業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主要是指那種通過稅收改良土地所有制的主張，斯圖亞特·穆勒和亨利·喬治都是“農業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圖書資料部編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外國百科條目選譯》，東方出版社，1985年，第144頁。】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譜系裡，列寧曾經使用過“農業社會主義”和“農民社會主義”的概念。他把費邊社的“地方公有社會主義”稱為“農業社會主義”，把民粹派的社會主義稱為“舊時農民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0頁﹔《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頁。】中共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所使用的“農業社會主義”概念既不是西方思想史上的“農業社會主義”，也不同於列寧所批判的“農業社會主義”或“農民社會主義”，它有著獨特的內涵，並且中共在不同時期內對這一概念的闡釋也不盡相同。

中共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最初是針對解放區土地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左”的偏向提出來的。鑒於當時各解放區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現了錯誤劃分階級、侵犯工商業及亂打亂殺的現象，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要批判“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當時各地“左”的現象比較普遍。董必武說，毛澤東花了三天時間才把西北的同志說服，也隻有毛澤東出來說話，才能抵得住當時的那股勁兒。參見薛暮橋、楊波主編：《總結財經工作迎接全國勝利——記全國解放前夕兩次重要的財經會議》，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第354頁。】他說：“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人民日報》1948年5月10日。1960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收錄了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但刪去了“農業社會主義”一詞。胡繩認為，之所以刪去這個稱呼，大概是因為“反對農業社會主義”很容易在字面上引起誤解，使人以為是反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胡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不過，結合新中國成立前后黨內圍繞“農業社會主義”展開的批判和爭論來看，之所以刪去“農業社會主義”一詞，主要是因為毛澤東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這一點在下文中會進一步加以說明。】顯然，此時毛澤東所講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主要是指兩個方面：一是破壞工商業﹔二是在分配土地上的絕對平均主義。這裡所謂的工商業，包括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和一切小的和中等的資本主義成分。4月29日，毛澤東在批轉薄一波關於工商業問題的報告時，又把那種“認為工商業均帶封建性”“不斗工商業，不能肅清封建，滿足群眾要求”的思想稱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並強調“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05頁。】隨后，薄一波於當年5月在華北金融貿易會議上提醒大家，不要侵犯工商業，也不應過分強調平均，否則會形成“農業社會主義”。【薛暮橋、楊波主編：《總結財經工作迎接全國勝利——記全國解放前夕兩次重要的財經會議》，第363頁。】周恩來在6月也撰文強調，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是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或極端平均主義的經濟方針的”。【《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頁。】同年六七月間召開的華北工商會議則批評了“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公營企業上的反映，如工資政策上的救濟觀點、平均主義，工廠經營管理上的供給制、機關化和用人上的唯成分論，等等。【中央檔案館編：《共和國雛形——華北人民政府》，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153頁。】

為了引起全黨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危害的重視，同時也為了規范全黨對“農業社會主義”的認識，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以“新華社信箱”的形式發表了題為《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的文章。文章指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准，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人民日報》1948年8月7日。《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一文由胡喬木起草，經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審定，1948年8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之后又分別發表在1948年8月解放社編輯的《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標准本）》、1948年9月解放軍東北軍區政治部出版的《學習》第10期、1948年香港出版的《群眾》周刊第2卷第31期、1948年香港出版的《正報》第3卷第2期和1949年5月解放社編輯的《農業建設問題》等報刊或文件集中。】顯然，“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平均主義，但並非所有的平均主義思想都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早在1929年，毛澤東就批評過紅軍中存在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並認為這種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1頁。】不過，那時毛澤東批評的絕對平均主義是指物質生活上的平均主義，此時所講的絕對平均主義是指土地和財產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后者具有反對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卻不具備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因為土地改革只是廢除封建階級的私有財產，沒有廢除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且在客觀上還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如果超越反封建主義的界限，把農民平分封建土地財產的革命誤解為實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就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所以，此時在中共的話語裡，“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專指那種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平均主義思想，其具體表現就是破壞工商業和土地分配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還回答了為什麼“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文章指出：絕對平均主義的結果，不但會破壞封建的土地財產關系，而且會破壞資本主義的財產關系，這樣就會打擊生產者的積極性，使社會生產力大大降低和后退。另一方面，絕對平均主義試圖把已經發展了的和正在發展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經濟，還原為封建時代小農式的社會經濟，把已經發展了的和正在發展的工商業，還原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是違反社會歷史的發展、違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使之后退的。所以這種想法和這種做法，乃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人民日報》1948年8月7日。】顯然，中共是從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和發展生產力這一點出發，來批判“農業社會主義”的。這與當時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有關。其時，革命戰爭仍然是黨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服從於、服務於革命戰爭的需要。因此，批判“農業社會主義”對發展生產以保障前線供給和鞏固新解放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思想理論層面看，此時中共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是建立在兩種認識之上的。其一，土改后農村中發生新的階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允許的。土改后，一部分人因努力生產又善於經營可能逐漸富裕起來而成為新的富農，另一部分人因生產條件不利或不善於經營可能會陷於貧困而變為新的貧農或雇農。這就涉及一個如何對待新式富農的問題。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曾經實行過鼓勵新富農和富裕中農的政策，這對於穩定中農、發展解放區農業生產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解放戰爭后期，在一些已經完成土改的地方，有人提出今后不應再提倡新式富農。對此，毛澤東指出：“說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農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提倡新式富農的目的和俄國革命后保存富農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國富農經濟不佔重要成分，糧食供給主要依靠中農、貧農，並不是依靠富農，我們鼓勵吳滿有一類人之目的，在於這樣能夠穩定新舊中農，刺激其生產。如果過去這是需要的，現在這種情形仍未改變，不能說這種需要已不存在。如果中國的某些地區有依靠富農糧食供給的情形，那就鼓勵富農經濟更加是需要的了。”【《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7頁。】顯然，提倡新式富農既是為了發展生產，也是為了穩定中農。也就是說，隻有允許農村中出現競爭和分化，才能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把農業經濟廣大地發展起來。“抱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看不見土地改革后這種可能的社會變化，看不見這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仍將存在，而以為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后，就能夠造成全體農民在經濟上與生活上的平等或劃一，否認或者反對這種競爭和分化，結果就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成為一種反動的空想。”【《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人民日報》1948年8月7日。】

其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允許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發展，這是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的一貫主張。他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中多次強調過這一點。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還引用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文中有關發展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有利的論述，強調“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並批評了黨內存在的民粹主義思想。【《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2—323頁。】《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一文繼續強調發展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並指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試圖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社會主義，與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和太平天國領袖們的思想相類似。

整體來看，此時中共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與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關於社會過渡的設想是一致的。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中強調，民主革命勝利后，中國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決不會建立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中國將走一條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為此，中國在革命勝利后的一段時間內，仍將保護工商業，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為過渡到社會主義做准備。《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指出：“我們在土地改革后，一定要走上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而決不能走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一切共產黨員必須鞏固自己關於發展生產的觀點，而在土地改革中的一定場合以及土地改革之后，必須特別對於貧農和雇農，認真的進行發展生產的教育。”“必須用這些提高生產的教育和發展生產的活動，以掃除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並由此得以順利地完成其他為當前革命所必需的工作。”【《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人民日報》1948年8月7日。】可見，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是建立在經過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上的，其最初的出發點是發展生產力，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准備條件。

二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開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重新解釋了“農業社會主義”。他說：“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隻要農業來搞什麼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但不能由此產生誤解。將來在社會主義體系中農業也要社會化。”【《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39頁。】這段話包含了兩個層面的意思：其一，社會主義不可能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必須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之上﹔其二，土地改革后的農村經濟仍然是分散的、個體的經濟，維持這種農民土地私有制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但是在將來應該向合作化方向發展。事實上，這兩點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已經提過，《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一文也有明確的論述。區別在於：如果說此前毛澤東對“農業社會主義”批判的重點在於絕對平均主義的話，那麼此時他批判的重點則在於脫離工業、隻要農業來搞社會主義。在毛澤東看來，那種不要工業基礎，試圖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通過農民互助合作走向社會主義的思想就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是反動的，必須加以反對。

強調工業是社會主義的基礎，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說過：“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46頁。】1944年8月，他在給秦邦憲的信中又強調：“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15頁。】因此，把批判“農業社會主義”的重點指向那種脫離工業、隻要農業來搞社會主義的傾向，是符合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的。

不過，此時毛澤東重新解釋“農業社會主義”，主要與中共所面臨的任務與國際局勢的變化有關。隨著解放區的不斷擴大和許多城市的解放，管理城市、發展工業的任務被提上議事日程。1948年7月，毛澤東提出要改變過去經濟建設以農業生產為重心的情況，“在解放區提高生產，必須是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並重”。【《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72—373頁。】九月會議開始具體系統地討論經濟建設問題，劉少奇在會上強調，經濟建設問題是個新的問題，要有系統地搞出點東西來，不然可能犯“左”傾或右傾錯誤。【《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頁。】毛澤東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重新解釋“農業社會主義”的含義的，這既是為了糾正黨內存在的忽視工業與城市的傾向，也是在為即將到來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做思想准備。可見，對“農業社會主義”批判重點的轉變，與中共面臨工作重點轉移有關。

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是在國際局勢發生變化以及斯大林懷疑毛澤東是“第二個鐵托”的背景下調整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毛澤東認定全世界“正向著蘇聯所走的道路前進，階級社會的歷史快要完結”。【《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56頁。】在九月會議上，他表示完全同意莫洛托夫和日丹諾夫對國際局勢的估計，即“以蘇聯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過反動力量”，“而且還在繼續發展”。【《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32頁。】對於中共來說，無論是從意識形態還是現實利益考慮，都必須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然而，也就是在這期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產生了分歧，南斯拉夫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矛盾公開爆發。1948年6月，南共被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7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決定，表示“完全同意”情報局會議通過的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並認為南共“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印：《南斯拉夫問題資料》第1輯，1956年，第100頁。】中共此舉無疑是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惑，爭取蘇聯的援助和信任，因為此時斯大林對中共和毛澤東也持懷疑態度。“鐵托事件”之后不久，斯大林在與其支持者的私下談話中表達了對毛澤東的疑慮。斯大林認為，毛澤東“有某種很特別的觀點，一種農民的觀點。他好像害怕工人，讓他的軍隊遠離城市”。【〔俄〕亞歷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輝等譯：《毛澤東傳》（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36頁。】為了消除斯大林對自己的負面印象，毛澤東表示他完全支持情報局對鐵托的批判，並在思想上與布哈林劃清界限，與斯大林保持一致。斯大林與布哈林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布哈林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應當是一種緩慢的有機“長入”的過程，主要任務是加速農民經濟的發展，吸引農民參加合作社，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斯大林主張通過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所批判的那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正是一種類似於布哈林的主張。1949年初，毛澤東在與米高揚會談時說：斯大林對鐵托在南斯拉夫搞民族主義的批評，對於他本人來說，“是極其寶貴的”﹔蘇聯發動的對德波林和布哈林的批判，“幫助了我們同我們這裡的理想主義者作斗爭”。【王福曾譯：《俄羅斯公布的一九四九年初毛澤東與米高揚的會談記錄》（下），《黨的文獻》2014年第3期。】可見，毛澤東調整對“農業社會主義”批判的重點，與蘇聯對南共和布哈林的批判有關。

此時，毛澤東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是建立在列寧關於工農聯盟的思想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基礎之上的。列寧指出：“從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隻有完全恢復運輸業和大工業，使無產階級能夠拿出為農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經濟所必需的產品來交換農民的糧食，小農和無產階級的聯盟才能完全正常和鞏固。”“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隻能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0、542頁。】毛澤東對此極為認同，他在與米高揚會談時說：“工業在中國的經濟中隻佔10%。有工業就說明中國有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如果不考慮這一點，我們就可能犯錯誤。中國經濟中其他90%是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個體農民經濟，所以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者。全中國的3.6億農民或9千萬農戶中，貧農農戶佔67%。在解放區，農民得到了土地，領導他們的是工人階級。但是如果我們不發展工業，不能給農民工業產品，那就不能保証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俄國的經驗啟迪我們，應當給農村的不僅是土地，而且還要有城市的商品。”【王福曾譯：《俄羅斯公布的一九四九年初毛澤東與米高揚的會談記錄》（下），《黨的文獻》2014年第3期。】在毛澤東看來，工業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工人階級，發展工業同時也意味著工人階級力量的壯大和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鞏固。離開了工業，社會主義也就不能實現。由此，發展工業就成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總是把工業化的實現與向社會主義過渡聯系到一起。龔育之注意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將革命進行到底》這篇新年獻詞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在展望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未來前景時，毛澤東總是把兩個轉變相提並論：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變為社會主義國家。【龔育之：《黨史札記：一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1頁。】

根據毛澤東對“農業社會主義”的重新解釋，各地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也相應地做了調整。中共中央華北局在繼續反對以平均主義為特征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同時，加強了對干部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教育，其主要內容就是向干部說明：“新民主主義建設的主要問題是發展生產，使中國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主要是在私有的個體經濟基礎上走合作社的道路。而農業社會主義、是錯誤的反動的。”【《加強華北農村工作中共中央華北局指示各省集訓農村黨員干部訓練內容以新民主主義建設為主》，《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東北局在1948年12月通過的《關於東北今年農業生產的基本總結與明年生產任務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來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決定》指出：“在發展了的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首先是發展國有化的大工業，乃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目的，也是我們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的基本任務。忽視了這個，錯誤地認為不依靠高度發展的國有化的工業，不依靠大批農業機器，而僅僅依靠目前的變工互助，就可以避免農村中的階級分化，就可以很快地走到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集體化，這是一種十分有害的空想。今春某些地方，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要求而提出的‘農業合作社’及‘合伙種地’、‘共伙房’、‘大把菁’（農民中一種伙種、伙分、伙吃、伙用的辦法）、‘集體喂馬’等，就是這種錯誤思想的反映。這些錯誤思想的基本根源，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業生產中的反映。必須堅決克服與肅清這種思想，才能正確地實現毛主席所指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解放社編：《農業建設問題》，1949年，第40—41頁。】

就思想理論而言，此時黨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仍然是在毛澤東所設想的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框架中進行的，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如何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不過，此時黨對私營資本主義的態度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在九月會議上，毛澤東一面強調要宣傳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一面又強調要提國營經濟，要講社會主義性質這種話。也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出了主要矛盾的問題。他說：“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45—146頁。】1948年10月，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信中說：“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77頁。】盡管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還在強調“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9頁。】盡管劉少奇把黨內存在的那種“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農業社會主義的傾向”，並認為它是“錯誤的、反動的”，【《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11頁。】但他們同時強調：世界資本主義已經被打敗，而中國革命是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力量同資本主義力量進行斗爭的一個部分，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要逐步地增加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以便逐步地、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意味著中共在強調工業化基礎的同時，開始偏離毛澤東關於保護農民土地財產私有制的最初設想，從而為迅速向合作化過渡埋下了伏筆。

三

從1948年九月會議以后一直到1951年間，中共對“農業社會主義”批判的重點始終是那種脫離工業、隻要農業的思想。為了克服這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1950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組織地、縣兩級宣傳部部長學習社會發展史，“同時有計劃地組織大家參觀太原煉鋼廠、農具制造廠等，使大家具體地體會到工人階級與城市的領導作用”。之后又成批地組織勞動模范和積極分子到天津、太原參觀工廠和工業展覽會，“這樣開始在一部分先進群眾中，打破了‘農民打天下，農民坐天下’的糊涂思想，以及在生產技術上、城鄉關系上的保守思想”。【《陶魯笳文集》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第86頁。】然而，自從1951年4月山西省委提出“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之后，中共對“農業社會主義”批判的重點再度發生變化。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華北局提交了一份《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報告認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民自發力量也發展了，“富農方向已經是農民自發的一個趨勢”，因此“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的趨勢”。而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15、316頁。】針對這一報告，4月下旬，華北局召開了一次華北農村互助合作會議，討論要不要動搖農民的私有基礎，要不要試辦以至推廣農業生產合作社。會議認為，“現階段隻有保護農民的私有財產才能克服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不管農村階級如何分化，即使富農以階級姿態出現，也不能普遍組織動搖私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杜潤生主編：《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冊，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第131頁。】7月3日，劉少奇在對山西省委的報告的批語中明確表示：“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313頁。】此后，中共對“農業社會主義”批判的重點開始轉向“在互助組內逐漸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財產，來達到農業集體化”的想法和做法。這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當時主要體現為“吃大鍋飯”“伙大家”。【例如，1952年2月湖北省浠水縣蘭溪鄉成立互助組時，把全組田地、耕牛、農具、菜園都伙起來，伙種伙吃，不評工、不記分，收的糧食按人分配，全組桌子、椅子以及小家具一律伙著用，缺衣服的統一制發。他們的口號是：“生產平等，生活平等！”結果搞了17天就垮了台。參見史敬棠等編：《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第438頁。】時論指出：“‘吃大鍋飯’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物。這種平均主義思想又往往是由於向農民不正確地宣傳社會主義而引起或助長了的。”【熊劭雍：《正確宣傳社會主義》，《展望》1952年第20期。】

此時劉少奇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沿襲了毛澤東此前的基本思路。其理論依據依然是社會主義不可能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而必須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由於互助組並沒有改變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而且一般使用的仍然是落后的生產工具，因此整個農村的經濟仍然是小農經濟狀態。1951年7月經過劉少奇修改的華北局向中央所做的《關於華北農村互助合作會議的報告》指出：“目前的互助組織是以個體經濟（私有的）為基礎的，在自願兩利下的集體勞動組織，故不能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直接地發展到集體農場。因為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和使用機器耕種以及土地國有為條件，沒有這些條件，便無法改變小農的分散性、落后性，而達到農業集體化。”“山西省委在目前提出在互助組內對私有財產不是鞏固，而是逐漸動搖、削弱以至否定，並企圖由此走上集體化的方針，是錯誤的，是根本違反互助組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等價原則的。”“現在即提出限制富農政策來阻止和避免農村階級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對發展農業生產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對的。上述錯誤思想的實質，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134—135頁。】可見，劉少奇及華北局的觀點符合毛澤東一再強調的不能脫離工業來搞社會主義的主張。

不過，此時劉少奇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並沒有停留在互助組內出現的問題上，而是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把那種通過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走向社會主義的主張也當作“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加以批判，並認為：“這種農業社會主義比以前的農業社會主義進了一步，提高到系統化，有了理論，叫做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理論。”【《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84頁。】這就涉及一個如何看待合作社的問題。經過合作社走上社會主義，這是列寧的主張。毛澤東根據列寧的思想，也主張農業經過合作社的道路走上社會主義。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提出要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以逐漸地實現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頁。】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縣、區的合作社的領導機關。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2頁。】劉少奇也曾說過，“中國的農業也是可以經過合作社的道路逐步地前進到社會主義的”，但他同時強調，“對合作社在國民經濟建設中以及在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要這樣提出：沒有合作社，無產階級就不能在經濟上領導農民，不能實現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合”。【《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第40、54頁。】也就是說，劉少奇所講的合作社是在工業發展的前提下進行的，而且主要是消費合作社。可見，此時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對合作社的認識上存在分歧。正是這種分歧，使得毛澤東針對劉少奇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提出了不同意見。

得知劉少奇對山西省委的報告的態度后，毛澤東找劉少奇、劉瀾濤和薄一波等人談話，明確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認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第135頁。】1951年9月，毛澤東倡議召開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12月15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這份文件時寫道：“片面地提出‘發家致富’的口號，是錯誤的”，“在農民完全同意並有機器條件的地方，亦可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40頁。】此后，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開始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中共中央在強調要防止急躁的“左”傾錯誤思想的同時，也強調要反對那種“否認現在業已出現的各種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走向農業社會主義化的過渡的形式，否認它們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的右傾錯誤思想。【《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455頁。】各地黨組織盡管仍然強調要克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但對前一階段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中共邯鄲地委在一份報告中寫道：“土地改革后，為了克服當時障礙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單純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曾大力宣傳在民主革命階段保護勞動所得、保護私有財產、借貸自由、雇佣勞動自由、土地買賣自由、在特定條件下允許出租土地等，這在當時對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起了很大作用。但沒有在與克服單純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同時，加強組織起來的方向的教育，特別在農村生產已經得到發展、資本主義傾向已開始滋長之后，有的還單純宣傳‘發家致富’。有的地區在打井中因有單純任務觀點，光找富裕戶單打，並貸款扶持，動員群眾幫工，不自覺地走了富農路線。還有的雖然看見了資本主義傾向的發展，但在思想上也偏重了‘不可避免’，聽其滋長，而不去積極宣傳和發展互助合作。”【史敬棠等編：《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下冊，第261頁。】顯然，被劉少奇認為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提高互助合作”的主張不僅沒有受到批判，反而得到了肯定和提倡。

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完整闡述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同時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這三個提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6頁。】這實際上完全否定了劉少奇對“在互助組內逐漸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財產，來達到農業集體化”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批判。同年8月，劉少奇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承認華北局在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中存在問題。他說：“土改后集中一定力量糾正單純的片面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對的，對於掃清當時發展生產的思想障礙有好處。認識到在農村中引導農民組織起來、互助合作以發展生產，應成為土改后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但華北局在一九五○年的一個時期內曾因繼續反對單純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而過分強調‘發展生產，勞動致富’，則助長了下級干部和群眾的思想混亂。”【《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89頁。】從此，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不再被提及。

綜上所述，中共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最初毛澤東提出要反對“農業社會主義”，隨后劉少奇、薄一波等人接過毛澤東的話語，批判“農業社會主義”，並做了進一步的發揮。當劉少奇把那種通過提高互助合作走向社會主義的主張當作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來批判時，卻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反過來批判劉少奇、薄一波等人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在批判“農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分歧，本質上是“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分歧。劉少奇等人堅持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構想，堅持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因此反對過早動搖、削弱農村中的私有基礎，主張先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等到條件成熟時採取“突變”的方式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則因為時局的變化，根據列寧的合作社理論，形成了新的思路。他認為，當政治經濟條件都具備了的時候，就應當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主張採取“漸變”的方式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劉少奇之間的分歧被認為是新民主主義的首創者和新民主主義的堅持者之間的爭論【參見龔育之：《黨史札記：末編》，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頁。】。最終，劉少奇等人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不再堅持原來的那種主張了，中國也由原來設想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之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變成了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

本文是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淵源研究”(15KDA00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歐陽軍喜，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100084）

（責任編輯：趙鵬）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