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的形成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探索中的制度創新
——論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的形成
李慶剛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教育發展程度受制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1953—1954年、1957—1958年先后出現升學難問題。劉少奇根據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精神，提出多種形式辦學，盡量滿足學生讀書或升學願望，同時在學校提倡勤工儉學。鑒於全面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合格人才，劉少奇認為還需要在教育制度上進行改革，要有步驟地實行半工半讀的教育制度。經過不斷思考與試行，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思想逐步形成。通過半工半讀，將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緊密結合，既滿足了學生升學要求和工人提高文化水平的願望，也成為國家培養建設人才的一條好路子。
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也基本建立起來。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急需各級各類教育培養大批合格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當時國家經濟財力無法支持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張，這就導致大量中小學畢業生無法升學而走向社會，參加勞動就業。教育供給和需求之間懸殊巨大，成為人民內部矛盾在教育領域的一個突出體現。為解決這一矛盾，劉少奇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並加以倡導。這是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探索中提出的重大制度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指導意義。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教育領域的升學難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也渴望文化翻身，但教育發展程度受制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教育一般說來取決於生活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48頁。】1950年6月，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周恩來指出：“目前，大學還不能大量地擴充與發展，高等教育隻能根據我們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頁。】不但高等教育如此，其他各級各類教育也都隻能根據經濟的發展而發展。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需要大批建設人才，而經濟發展落后的國情卻制約著教育事業的發展。薄一波指出，包括科研、教育、工程技術、衛生、文藝等各條戰線上的高級知識分子，1949年僅有6萬多人，1955年增加到10萬多人。1952年底全國總人口近5.75億人，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1580萬人，其中科技人員僅42.5萬人，全國平均每萬名人口中不到7個半科技人員，每萬名職工中也隻有269個科技人員。這與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的要求相差很遠。當時，中國高等學校每年隻有幾萬名畢業生。中國平均每1萬居民中隻有5個在校高校學生，蘇聯是86個，波蘭是50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就更多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353頁。】1952年7月，周恩來深有感觸地說：“一談到建設，就感到知識不夠用，需要很大的提高。我們的大學畢業生也少得很，今年七湊八湊，才湊到兩三萬人，而我們每年平均卻需要10萬人。”【《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頁。】由此造成了這樣一個困境：一方面，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教育培養大批合格的建設人才﹔另一方面，培養大量合格的建設人才需要雄厚的經濟基礎。這在當時是一個很難解決的矛盾。
當然，由於中國人口多，基數大，學生入學人數和比例在新中國成立后迅速提高。1956年，小學生達6346.6萬人，是1949年的2.6倍﹔初中生438.1萬人，是1949年的5.3倍﹔高中生78.4萬人，是1949年的3.8倍﹔中等技術學校學生53.9萬人，是1949年的7倍﹔中等師范學校學生27.3萬人，是1949年的1.8倍﹔大學生40.3萬人，是1949年的3.5倍。【顧明遠總主編：《中國教育大系·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教育》(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8—1639頁。】小學數量也有很大增長。新中國成立前全國小學數最高年份達28.93萬所，1951年則發展到50.11萬所。但這是教育補償性增長的表現，當補償達到一定水平后，教育的擴張就明顯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1951—1957年，全國小學數量在50萬至55萬所之間徘徊。【《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頁。】而同一時期，高等學校、中等學校數量總體增長不明顯，有時甚至下降。解放前全國高等學校數最高年份達207所，院系調整開始后的1953年變為181所，直到1956年才發展為227所。中等專業學校數解放前最高年份達1626所，解放后直至1957年，除了1952年達1710所外，其它年份都低於解放前的數字，1957年僅為1320所。中學方面，解放前最高年份初高中學校總數達4266所，高中及完全中學是1654所﹔直至1956年，高中及完全中學數才第一次超過解放前，發展為2029所，初高中學校總數為6715所。【《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965、981、1000頁。】有限的教育資源特別是中等教育資源，不合理的中等教育結構，成為制約學生升學的一大瓶頸，也使得中等學校的選拔功能特別突出。與此同時，社會經濟發展的有限體量，一時難以消化吸收大批無法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1953—1954年出現了一次全國性的升學難。1953年，小學畢業生數是293.5萬，初中招生數是81.8萬，小學畢業生不能升學的比例是72.12%﹔初中畢業生數是39.8萬，高中招生數是16.1萬，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學的比例是59.55%。1954年，小學畢業生不能升學的比例是62.82%﹔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學的比例是66.14%。【金一鳴：《中國社會主義教育的軌跡》，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頁。】
盡管隨著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加速推進，教育規模特別是中等教育規模有所擴張，但仍滿足不了廣大中小學畢業生升學的願望。1955年9月，廣東省委給中央報告提出，廣東現留在社會上的初中畢業生有11.6萬余人，既無法升學，也很難找到工作。兩年來政府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動員其參加農業生產，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此，就必須改變現在所辦初中僅是為了考高中深造的教學方針。如果能把初中當作初級農業技術學校來辦，增加一些農業技術課，這樣學生可以明確思想，畢業后就是回鄉參加農業生產，而且有了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可以彌補體力勞動差的缺陷，並為合作社所歡迎。劉少奇對此批示“這個建議值得考慮”，同時又指出：“問題是要確定我國目前農村和城市義務教育的目的，同時又要不妨害升學。課程的安排是要保証實現這個目的。”可以看出，劉少奇開始關注升學難問題，但還沒有足夠重視。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給廣東省委等發出的批示中指出：“不應當把初中改變為任何形式的技術學校。目前我國中小學教育存在著教育與生產脫節，學生不僅缺乏勞動觀點，還缺少基本的生產知識、技能，這顯然是和中小學教育目的不相符合的。因此當前的問題不是去考慮改變中小學的性質，而應是研究如何克服教學脫離生產的偏向。”【《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325頁。】
此事尚未解決，1957年、1958年又出現了升學難。據估計，1957年春，高小畢業生有4/5不能升初中，初中畢業生有2/3不能升高中和中等專業學校，高中畢業生有1/3不能升大學﹔1958年春估計，高小畢業生2/3不能升學，初中畢業生有一半不能升學，高中畢業生有將近一半不能升學。據上海第六女子中學當時統計，該校畢業生，共有20%升學，10%就業，而不能升學就業的佔70%。【陳桂生：《現代中國的教育魂——毛澤東與現代中國教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升學難、供需矛盾在教育領域中的數度出現，不能不引起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二、劉少奇探索解決教育供需矛盾的思路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提出了新形勢下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應堅持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於教育問題，他指出，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一方針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1957年上半年，劉少奇先后到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廣東等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宣傳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並針對廣大中小學生升學難問題進行了專門分析研究。這時，劉少奇提出的辦法，主要是提倡多種形式辦學，解決學校不足的問題，盡量滿足學生讀書或升學願望。而在無法滿足升學願望的情況下，畢業生也要做好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准備。
1957年3月20日，劉少奇在聽取湖南省委匯報文教工作時指出：學校歷來都是民辦的，清朝隻有些書院是國辦，其余都是民辦的。而我們採取全部由國家包下來的政策，這樣國家負擔不起。辦學校可以採用多種形式，不僅國家辦學，工廠、機關、農村合作社等社會團體也可以辦學，私人也可以辦學。另外，小學帶帽班(在小學裡附設初中班)、民辦業余補習學校等也要搞。總之，要多種形式一起上，才能解決學校不足的問題。【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750頁。】3月21日，劉少奇又強調，“現在除了國家辦學校以外，還可以集體辦學、互助辦學，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職業者辦私塾”，“總之，就是走群眾路線，由群眾去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頁。】。3月22日，在長沙市中學生代表座談會上，劉少奇就學生關心的“今年有許多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學，是正常現象還是不正常現象？是長期現象還是暫時現象？是好事情還是壞事情？”等問題，有針對性地作了回應。他認為，中小學畢業生不能全部升學，而轉入生產第一線是正常和長期的現象，各地對於不能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必須採取負責的態度，區別情況做好統籌安排，“採取城鄉人民集體辦學等辦法，再辦一些小學、中學，或者採用自學小組和補習班等辦法，組織學生自學，為日后參加生產勞動或升學准備條件”。但這面臨著將來如何就業的問題。所以，“最主要的辦法還是幫助不能升學的學生就業”。國家機關、事業和企業單位以及城市裡的服務行業，可以招收一些職工。但就全國來說，“最能夠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面是農業。所以，從事農業是今后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后就業的主要途徑”【《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280頁。】。劉少奇對那種認為畢業后從事生產勞動“丟人”“沒出息”“沒有前途”的認識進行了糾正。他指出，從事農業生產勞動是光榮的事情，是大有出息大有前途的。青年人在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后也要繼續學習，將來有機會還可以上大學。同時，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必須重視和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培養正確的勞動觀念。
根據以上講話精神，195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劉少奇親自修改定稿的《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社論，發出黨和政府的聲音，回應群眾的關切。劉少奇就此在給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信中指出：“各地學生和教員以及家長，為了升學問題，情緒都十分緊張。在沒有聽到認真的解釋以前，不少學生准備在不能升學時鬧起來，在聽到這種解釋以后，不少的人也覺得下鄉種地是有前途的，不丟人的。因此，現在十分需要有這樣一篇文章。”【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752頁。】這一社論文章，“它所提出的主題，是當時全國人民普遍關心的大問題”，“全國各大報都刊登了，各級黨組織統一了思想，以此作為進行工作的依據和武器”【《一份重要報告的來歷》，《人民日報》1980年5月15日。】。這對解決教育領域的矛盾和安撫群眾情緒發揮了積極作用，取得了良好社會反響。
隨著調查的深入，劉少奇意識到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留在學校繼續求學的學生也面臨著困難，很多家庭無力負擔子女上學。他注意到，一些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勤工儉學，減輕經濟負擔，這是一個好辦法。於是，他於1957年5月5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提倡勤工儉學，開展課余勞動》的文章，指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勤工儉學的傳統，“《三字經》上不是記著‘如負薪，如挂角，身雖勞，猶苦卓’的話嗎？”周恩來、鄧小平等都有留法勤工儉學的經歷，“那時不是約有兩千個青年去到法國，在那裡用半工半讀的方法尋知識，求學問嗎？”【《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1頁。】他認為：“開展課余勞動，提倡勤工儉學，有可能成為解決學生學習費用困難和普及教育的一個重要途徑。”【《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頁。】劉少奇所說的勤工儉學、半工半讀，是從學生開展課余勞動的角度說的，學生還是以讀書學習為主，課余勞動為輔。提倡學生勤工儉學、課余勞動，既解決了經濟困難，又能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一旦日后不能升學，畢業后即投入生產勞動，較快地適應社會。應該說，5月5日劉少奇的這篇文章與4月8日他為《人民日報》改定的社論是“姊妹篇”，其中所論述的主題和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思路，互相貫通，互為補充。
作為政治家，劉少奇考慮問題既著眼於當前，又放眼於長遠。鑒於全面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合格人才，劉少奇認為勤工儉學的措施和方法，雖然對於促進教育發展和學生升學、就業有一定促進作用，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需要在教育制度上進行改革。
1957年11月，劉少奇看到一份資料上刊載的《美國大學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讀》的報道以后，覺得很有借鑒作用，立即批示：“此件送團中央一閱。中國是否可以個別試辦？請你們研究。”【轉引自黃崢：《劉少奇同志提出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歷史過程》，《教育研究》1985年第9期。】劉少奇的這一想法，得到毛澤東的贊同。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明確指出：“一切中等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試辦工廠或者農場，進行生產，做到自給或者半自給。學生實行半工半讀。”【《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頁。】
在毛澤東、劉少奇提倡和支持下，1958年2月，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在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中指出，在教育方面，今后要有步驟地實行半工半讀的教育制度。1958年4月，天津市委起草《天津市半工半讀學校(班)組織章程草案》，並選定天津國棉一廠為試點，籌建半工半讀學校。新中國教育制度開始邁出試點改革的步伐。
三、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的形成
劉少奇注重總結實踐經驗，發展自己的思想理論。經過一年多的集中思考，劉少奇在教育制度改革問題上的思路越來越明晰。
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劉少奇專門聽取了天津市代表關於試辦半工半讀學校准備情況的匯報，並同河北省、天津市的領導林鐵、黃火青等交換意見，闡明試行半工半讀的意義。他認為，工廠附設半工半讀的學校，可以加快培養大批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半工半讀，既不影響生產，又不影響工人生活﹔工人既能在生產實踐中學到生產技術，又能在學校中學到科學文化知識。會議進行期間，林鐵、黃火青等利用余暇商討如何貫徹劉少奇的指示，決定先派人回天津傳達貫徹，將國棉一廠的半工半讀學校建立起來。【辛華彬：《第一所半工半讀學校的誕生》，《天津日報》1980年5月17日。】
在天津籌辦半工半讀學校時，劉少奇關於教育制度改革的思想逐步系統化。1958年5月25日，劉少奇給毛澤東寫信匯報了他的想法。他說，他曾同周恩來、陸定一等人談過，“在實行現在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工礦機關的勞動制度外，是否可以同時實行一種半工半讀的學校制度和半工半讀的勞動制度？”“同我談過的同志都贊成我的意見，並願意在個別單位中先進行實驗”。毛澤東批示：“同意你的意見。”【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頁。】
1958年5月27日，天津國棉一廠的半工半讀學校舉行開學典禮。《人民日報》隨即作了報道，指出，“實行半工半讀，不但可以解決目前提高工人文化技術知識的問題，而且還可能為將來全面發展准備條件”，應該“逐步使這種形式成為我們國家辦教育事業的一種新的形式”【《舉辦半工半讀的工人學校》，《人民日報》1958年5月29日。】。
1958年5月30日，劉少奇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講話，涉及深層次的制度問題。劉少奇明確談了自己思想認識的發展軌跡。他指出，1957年他對解決學生讀書升學問題的方法是“搞勤工儉學，就是說要學生和青年不依靠國家和家庭，而依靠自己，設法讀書和升學。還有民辦學校，即組織群眾集體辦學，也是那個時候提出來的”。而現在，“這個問題，我最近又想了一下，又有所發展，就是搞半工半讀”。他指出：“我們國家應該有兩種主要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工廠農村的勞動制度。一種是現在的全日制學校教育制度和現在工廠裡面、機關裡面八小時工作的勞動制度。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還可以採用一種制度，跟這種制度相並行，也成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讀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讀的勞動制度。就是說，不論在學校中、工廠中、機關中、農村中，都比較廣泛地採用半工半讀的辦法。”【《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頁。】
可以看出，劉少奇提出“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與天津市舉辦全國第一所半工半讀學校，在時間上是同步的。天津的半工半讀學校無疑是按照劉少奇的設想試辦的，劉少奇思想認識的深化又得到實踐的推動。需要指出的是，天津第一所半工半讀學校是企業職工或成人的半工半讀學校，不是解決青年學生升學讀書的學校。但它的設立為創辦青年學生的半工半讀學校提供了經驗。劉少奇根據自己年輕時在保定育德中學半工半讀的經歷和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在學校裡面搞半工半讀的設想。他說：“現在是不是可以辦這樣的學校呢？比如新設的中學，可以蓋幾個作坊，配幾件機器和一些工具，使那些家庭無法供給上學的青年搞半工半讀。”他指出：“中等技術學校更可以半工半讀，某些大學也可以半工半讀。可以有全部半工半讀的大學，也可以在現有的大學裡面辦幾個半工半讀的班。要把這也當成一種正規的學校制度”﹔對於當時在江蘇等地出現的群眾自辦的農業中學，劉少奇認為，“農業中學就是半工半讀學校”，“現在是辦農業初中，那末初中畢業之后勢必要辦農業高中，高中畢業之后勢必辦半工半讀的農業大學。”【《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325頁。】把半工半讀當成一種正規的學校制度的表述，表明劉少奇對構建全國性的半工半讀教育制度有了明確的考慮。這一講話，可以說是我國社會主義教育史上涉及教育制度改革的開篇之作。
半工半讀試點工作順利開展增加了劉少奇的信心，他投入更大的精力推進這項工作。1958年6月21日，劉少奇給時任勞動部部長馬文瑞寫信，希望在新建的工廠中試辦半工半讀。他說：“實行這種勞動制度和學校制度的工廠，就使工廠和學校完全合而為一了。工廠管理機關不只是要管理工廠生產，而且要管理學校教育。國家隻在工廠附近加建一些教室和集體宿舍，增加一些專業教員，所費不多，卻可以多辦中等技術學校和大學，大大發展我國的教育事業，多快好省地培養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促進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界限更快地消滅。”【黃崢：《劉少奇同志提出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歷史過程》，《教育研究》1985年第9期。】
1958年7月，劉少奇到天津視察時專門召開半工半讀教育座談會。他明確提出，除在職工中辦半工半讀外，也要在青年學生中試辦半工半讀，工廠企業要舉辦招收初中畢業生的半工半讀學校，落實他在5月份提出的設想。他說：“老廠子困難大一些，新廠子還沒招工，准備招工實行半工半讀。新開工廠除老師傅外，都招初中畢業生，四小時做工，四小時上課”，“學校工廠合一，工廠就是學校，學校就是工廠。”【《劉少奇同志關懷天津半工半讀教育》，《天津日報》1980年5月17日。】根據這一指示，天津市委成立了半工半讀領導小組，專門負責這項工作。1958年9月，天津市選擇感光膠片廠、電子儀器廠等十個企業，開辦青年學生半工半讀學校。此時，正值“大躍進”高潮，天津市各類半工半讀學校猛增到125所，學生達25000人【《劉少奇同志關懷天津半工半讀教育》，《天津日報》1980年5月17日。】。從總體上看，通過半工半讀，既滿足了學生升學要求和工人提高文化水平的願望，又可以將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緊密結合，成為國家建設培養人才的一條好路子。
四、思考與評價
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的形成，體現出強烈的問題導向和意識。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內，單一的全日制學校制度既滿足不了學生的升學意願，也使得畢業生無法很好地加入社會勞動。這一問題和矛盾在20世紀50年代數度呈現出來。這也使得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的指向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改革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狀況。
有學者指出，當青年尤其是受過教育的青年失業現象日趨嚴重時，人們常把失業問題歸咎於現行的教育結構，尤其歸咎於中等教育的學校類型和課程內容不當，認為“教育的多樣化”未能與“職業的分化”之間保持聯系。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實施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多樣化的中等教育可以在學校和工作之間建立一種更密切的關系”﹔受過職業技術教育的青年具有一定的專門知識和熟練技能，他們可以方便地參加工作而不淪入失業大軍。這是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所基於的假設之一。【趙中建：《戰后印度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頁。】這個假設，基本契合當時中國教育實際，劉少奇為解決學生不能繼續升學讀書而苦心孤詣尋求解決辦法，他提出的“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就是為了改革不合理的教育結構。他主張並推崇的半工半讀，實際類似職業技術教育。
問題的解決需要思想和制度的創新，思想上升為理論、制度加以固化才能更好地指導實踐。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一方面打破了過去隻靠國家投資、教育部門包攬辦學的局面，擴大了招生規模，提高了學生入學率，為更多青少年創造學習機會﹔另一方面，在不增加教育經費的前提下，減輕了家庭的教育負擔，讓年輕人有機會接觸社會實踐，增長閱歷，為踏入社會做好准備。可以說，這是探索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教育(包括勞動)制度、教育結構的一次改革嘗試，為改革開放后建立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體系提供了直接的經驗借鑒。
當然也要看到，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思想在內容表述上還帶有一些超前的理想主義色彩。比如，在論述關於開展半工半讀重要性的時候，認為實行這種制度有利於擺脫現代分工造成的片面性，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人”，“根據社會的需要或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這樣可以為人的全面發展准備條件。【《第一所半工半讀學校的誕生》，《天津日報》1980年5月17日。】另外，他還把半工半讀看作是“多快好省地培養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促進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界限更快地消滅”的一條途徑。
人人都受制於自己所處的歷史環境，對此今人不應過分苛責。正如龔育之指出的那樣，劉少奇的一些具體設想，“今天當然不能拿來照樣實施，而要根據今天的情況重新設計，關於改革設想的一些理論說明，難免受到那時思潮的影響。而表現出某些局限和缺憾，今天需要重新認識。但是，諸如教育制度改革要同勞動制度改革相聯系和配合這樣的深刻思想，無疑對今天我們進行的改革，仍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龔育之：《龔育之黨史論集》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頁。】
(作者李慶剛，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北京 100091)
(來源：《北京黨史》201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