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德軍事經濟思想和偉大實踐

論朱德軍事經濟思想和偉大實踐

王鬆

朱德是人民軍隊的“總司令”，也是人民軍隊軍事經濟工作的“紅管家”。他和毛澤東並肩戰斗，共同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軍隊軍事經濟思想及領導制度，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和在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裡，如何打破敵人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發展壯大人民軍隊的軍事經濟這一重大問題。建國后，朱德提出了經濟建設是基礎，國防建設是保障的思想，為軍事經濟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方向。朱德軍事經濟思想及其蘊含的科學的立場和方法，是我黨我軍寶貴的精神財富。朱德的軍事經濟實踐活動，為我們樹立了人民軍隊紅管家的楷模。朱德倡導和踐行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作風，是我黨我軍的政治優勢，我們必須在新的形勢下發揚光大。
一、在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實踐中，朱德和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並肩戰斗，創建了人民軍隊的軍事經濟制度，奠定了我軍軍事經濟工作的理論基石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對新生的工農紅軍，實行一次又一次的殘酷“圍剿”。如何打破敵人的“圍剿”，發展和壯大人民軍隊的軍事經濟力量，是人民軍隊面臨的嚴峻考驗。具體來說，有兩個問題亟待解決：一是在思想上，紅軍內部濃厚的舊軍隊思想還存在，嚴重地妨礙了人民軍隊的發展。有一些舊軍官出身的人，過不慣艱苦生活，留戀舊軍隊軍官的所謂“三金”（金牙、金戒指、金絲眼鏡）“五皮”（皮鞋、皮挂包、皮鞭、皮武裝帶、皮綁腿）和“四菜一湯”的特殊生活待遇。二是在物質上，由於敵軍圍困，軍民的日用必需品和現金非常的缺乏。
朱德是人民軍隊軍事經濟工作的卓越開拓者和領導人之一。在開辟中國革命道路的實踐中，朱德從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的國情出發，著眼於長期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裡工農紅軍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探索著中國特色的軍事經濟發展道路。朱德率南昌起義軍余部南下途中，從戰爭的實際中，提出了一系列軍事經濟思想：要找一塊既隱蔽又有群眾基礎的立足點﹔紅軍要發動群眾，打土豪，籌糧款﹔籌款和繳獲的物質要全部歸公等等。井岡山會師后，毛澤東和朱德並肩戰斗，逐步建立了人民軍隊的軍事經濟制度。1928年5月，在組建紅四軍軍事、政治領導機構的同時，毛澤東、朱德特別對部隊內的經濟機構的設置作了原則性的規定：“紅四軍的經濟組織可分為執行、計劃、監督三部。計劃籌款與全軍預算及分配支取問題原則由黨的委員會負責，監督經濟則由上級的士兵委員會負責”，軍需處每月公布一月收支情況，由士兵代表審查，軍需處長出席報告負責答復解釋之責，如有毛病則處罰負責人。執行部則軍部有軍需處，團部有輜重隊，營連有經委會。在井岡山根據地，朱德和毛澤東為紅軍規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內容涉及到紅軍經濟生活的許多方面，成為干部戰士的行動准則。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朱德始終如一地堅持黨對軍事經濟工作領導制度。朱德要求部隊的各級黨組織“在給養上發展生產，想辦法解決衣服鞋襪等”、“注意飲食冷熱，疾病困苦等問題”並將這些工作作為鞏固與提高部隊素質和黨支部發揮核心作用應具備的條件。他要求要善於識別和任用軍事經濟管理干部，要加強對軍事經濟管理干部的教育和考核。對軍需處、軍醫處、副官處的干部要加強教育，定期考核，提高思想和業務素質，增強戰斗力。
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提出的一系列關於加強黨對軍事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的思想及所創建的一系列制度，在我軍歷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它從根本上保証了人民軍隊經濟工作的正確方向，體現了黨委集體領導、職能部門分工負責和戰士監督經濟生活的辯証統一，展示了人民軍隊軍事經濟工作的鮮明特色，奠定了人民軍隊軍事經濟工作的理論基石。
二、提出“依靠人民、依靠鄉村、依靠鄉村政權”的方針，指明了在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裡，人民軍隊打破敵人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是發展壯大人民軍隊軍事經濟的根本途徑
南昌起義后，朱德率部隊轉戰湘、粵、贛三省交界一帶堅持斗爭。為了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保証軍事經濟供給，他堅持“依靠人民、依靠鄉村、依靠鄉村政權”的方針，和湘南的農民運動結合起來，組織召開民眾大會，宣傳南昌起義的意義、目的，號召群眾組織起來，拿起武器，實行土地革命。他們深入農村，不僅得到了群眾擁護，革命力量還得以生存與發展。
如何才能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呢？朱德認為，一方面要對廣大群眾進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激發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另一方面，則必須深入地開展土地革命，關心和解決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紅軍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開展工農武裝割據。1929年，紅四軍打下龍岩后，紅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和政治部主任陳毅聯名發布《紅軍第四軍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從今年起，田地歸耕種的農民所有”，改變了過去井岡山《土地法》的土地所有權屬於蘇維埃政府而不屬於農民，農民隻有所有權的規定。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土地革命的廣泛開展不僅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而且廣大貧苦農民的革命性和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正是這樣，人民軍隊才獲得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立於不敗之地。
紅軍長征途中，路過許多少數民族聚居區或多民族雜居區。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紅軍實施了適合少數民族地區特點的軍事經濟政策。朱德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紅軍還提出在少數民族聚居地，一般不打土豪和征發籌措物資和經費。在向少數民族買糧時，自覺遵循“自願”、“足價”和依靠當地政府和群眾的原則，細致地做好工作。在廣大群眾特別是少數民族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紅軍戰勝了由於國民黨圍追堵截所造成的嚴重的軍事經濟困難，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意圖。
抗日戰爭爆發后，朱德率領八路軍各部在山西一帶實行戰略展開后，立即命令各部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在政治上，著重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經濟上，立即取消苛捐雜稅，實行減租減息，並沒收漢奸大地主的土地﹔在軍事上，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發展游擊戰爭。減租減息政策的貫徹，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激發了他們的抗日和生產的熱情，為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壯大了人民軍隊的軍事經濟力量。1939年，晉察冀邊區牟平縣在民主改革和減租減息后不到一個月，就有幾百人參加八路軍。在八路軍新參軍的戰士中，減租減息翻身農民佔84％。
解放戰爭時期，朱德將解放區的經濟建設作為爭取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他要求各解放區積極發展戰時經濟，把解放區人力、物力、財力科學地調配和組織起來，把土改、生產和支前緊密結合起來，既照顧到軍隊的需要，又注意到人民負擔的可能性，實行以戰養戰。使解放區內部各階層和衷共濟，共同解決困難、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支援前線。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朱德注意及時糾正“左”的錯誤，實行保護解放區內私營工商業的政策，允許其在一定條件下發展，以獲得我軍作戰緊缺的物資，改善和調劑人民生活。經過軍民的共同努力，解放區經濟在激烈的戰爭中不僅沒有衰敗，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億萬群眾的革命積極性空前提高，在戰爭中承擔了后方建設、軍需物質籌措和戰勤保障等一系列繁重任務，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應該指出的是，新生的中國紅軍是以蘇聯紅軍為師的。然而，中國又有其特殊的國情，這就要求黨既要學習蘇聯紅軍的經驗，又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回答和解決人民軍隊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朱德在黨的七大上深刻總結了人民軍隊長期軍事斗爭實踐的經驗，他認為，蘇聯紅軍是工人武裝暴動，有國家，有城市來養活它們的軍隊，組織軍隊，創造軍隊去打仗。這和中國情況不同，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國的紅軍“沒有自己的國家，同時又沒有城市，而是在鄉村”。因此，“軍隊來自人民，取之人民，依靠人民打仗，依靠人民養活，不是靠國家養活”。人民軍隊的軍事經濟工作堅持“依靠人民、依靠鄉村、依靠鄉村政權”方針，而不是依靠國家、依靠城市，正是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軍事經濟工作才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朱德對人民軍隊軍事經濟經驗的精辟總結和科學概括。
三、提出開展對日經濟戰爭的戰略思想，豐富了黨的持久抗戰的理論，拓展了抗日游擊戰爭的作戰樣式
戰爭不但是軍事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戰爭的力量，包含著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但是，隻有物質力量才是最基礎的東西。朱德認為：一切戰爭，離不了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個要素。基於對戰爭諸要素的辯証關系的科學分析，朱德在提出對日本侵略者開展政治、人員、武器、交通戰爭的同時，又提出了對敵開展“經濟戰爭”的戰略。
朱德是對敵實施經濟戰爭戰略的設計師。朱德從經濟方面深刻分析了戰爭對中日兩國的深刻影響，揭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屬於中國的這一客觀規律。朱德對中日兩國的經濟力量進行了分析，論述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原因。朱德明確指出：日本雖然是帝國主義，但它的經濟實力有限。發動侵略戰爭，日本經濟上“得不償失”，日本是一個小國，根本無法支持長期戰爭。中國是一個原料很豐富的國家，隻要施行正確的戰時經濟政策，發展國民經濟，發揮軍事經濟潛力，一定能大量消耗敵人的軍事經濟力量，最后贏得戰爭的勝利。
如何實施經濟戰爭呢？朱德敏銳地分析了日寇高度機械化裝備的弱點，認為越是高度機械化的部隊，越是依靠於后方的接濟。因此他提出，抗日游擊戰爭在經濟的作戰方面，“是消耗日寇由國內運來的資財，盡量地消耗和奪取日寇的車輛、彈藥，摧毀其交通運輸和兵站等等。”朱德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和廣大的抗日游擊隊，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動員廣大群眾實行堅壁清野，最大限度地疲困敵人的士氣、消耗敵人的人馬資材，使其前線不能得到補充，戰地又無以征發，而失去其長期戰爭的能力，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在發展和壯大軍事經濟實力方面，朱德提出人民軍隊必須堅持四個原則，在經濟上來發展自己：第一，取之於敵。沒收日本在游擊區域的財產及奪取日軍輜重、糧秣及其它資財。第二，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第三，要取得當地民眾經濟上的援助。第四，要節省，要過艱苦的生活。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許多軍事家、政治家隻重視現實的軍事經濟實力，而忽視軍事經濟潛力及轉變，導致戰爭指導步入歧途。國民黨內的投降派鼓吹的“武器不如人，戰必敗”的陳詞濫調，正是重蹈了那些人的覆轍。朱德作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家、軍事家，深刻地總結了近代以來中國軍事歷史的經驗教訓，科學地分析了抗戰以來中日兩國軍事經濟力量的消長變化，科學地把握了敵我軍事經濟力量的發展趨勢，從理論上駁斥了“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思想。朱德的經濟戰爭的戰略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拓展了抗日游擊戰爭的作戰形式，豐富了黨的持久抗戰的理論。
四、倡導在戰斗和訓練的間隙開展大生產運動，解決軍隊自身的物質需要，減輕人民的負擔，體現了人民軍隊在養兵方面的新發展、新創造
朱德是陝甘寧邊區生產運動的倡導者。1940年以后，由於日本侵略者的殘酷“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嚴密經濟封鎖，人民軍隊的經費和給養面臨極其嚴重的困難。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朱德提出：“一切必須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賴國民黨政府的接濟上。堅決與敵人經濟封鎖作斗爭，打破國民黨物質限制我軍發展的陰謀，使共產黨力量的不平衡走向平衡”。從而達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
1940年5月，朱德從華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他雷厲風行狠抓經濟工作，措施有力，很快使邊區經濟工作出現了新面貌。朱德分析了發展邊區經濟的困難和有利條件，指出發展邊區經濟的具體途徑：一是開展農村生產運動，廣開副業門路﹔二是組織生產和供銷合作社﹔三是培養技術干部，歡迎各種人才到邊區工作﹔四是提高邊區工人的政治和業務水平，從中選拔干部﹔五是做好統一經濟的工作。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採納了他的意見，做出《關於開展邊區經濟建設的決定》和《關於財政經濟政策的指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生產動員大會上指出：“朱總司令最近曾到我們邊區各地、各工廠參觀過，貢獻我們很多寶貴意見，對於我們明年的生產建設是有作用的”。
為了減輕邊區人民的沉重負擔，朱德竭力提倡軍墾屯田，“軍隊實行屯田是朱德倡導的”。朱德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許多解釋，並且親自踏看南泥灣，親自組織南泥灣的開辟工作。朱德調第359旅到南泥灣墾荒屯田，並多次去南泥灣作調查，向指戰員講解軍墾的意義，幫助解決各種實際困難。在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朱德雖然日理萬機，仍擠時間參加勞動，不僅學會了紡毛線，還親自開荒種菜。他種的菜品種多，產量高，引來不少的人參觀，或索取種子，或討教經驗，起到了示范作用。通過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延安經濟情況趨於好轉。朱德、彭得懷下令改善前方廣大指戰員的生活，自1943年1月1日起，每人每天增發食油二錢，每月增長津貼費五角，每年發洗臉毛巾兩條。
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原則，在戰斗和訓練的間隙，實行軍隊自己生產，解決軍隊自身的物質需要，來減輕人民的負擔，是朱德軍事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這也是人民軍隊“在養兵方面的新發展，新創造”。這個新發展、新創造，對於保持我軍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提高我軍的戰斗力，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五、提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是密切關聯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鞏固基礎，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的重要思想，豐富了黨的國防經濟建設理論
建國后，朱德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問題。朱德多次深入各地，開展調查研究工作，聽取各方意見和建議。對於如何認識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豐富了黨的國防經濟建設理論。
建國初期，國際國內出現了極為嚴峻的形勢，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不久台灣海峽局勢緊張。在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后，國際形勢逐漸緩和下來。朱德敏銳地把握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特點，他認為，從國際形勢看，十年八年打不起來，“國際形勢有了緩和”。國際形勢趨向緩和，對於中國即將開始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無疑是有利的。朱德對國際和國內形勢准確把握，確定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關系的認識前提。在此基礎上，朱德深刻地論述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辯証關系，他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主，國防建設為輔，國防建設應和民用工業結合”的主張，他明確提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是密切關聯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鞏固基礎，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的思想。他認為兩者不是平行的，而是互相適應。朱德從科學技術在現代國防建設的重要作用的視角，論述了集中更多的資金加強經濟建設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沒有國家的工業化，就談不上國防的現代化。特別是現代的國防建設，是建立在最新的科學技術和最新式的裝備上，這就需要有充足的資金來建設強大的現代工業基礎。國防開支應根據國家經濟發展和國際局勢大致有個適當的比例，和平建設時期如果國防費用過高，必然會阻礙經濟建設的發展。因此，我們應盡量減少軍費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資金來加強經濟建設。朱德提出對軍隊實行整編，壓縮軍隊人數，將部分軍人轉到生產中去，參加國家經濟建設。我們不光要用軍隊把敵人打敗，還要用軍隊把中國建設起來。
20世紀50年代初期，全黨開始重視國防經濟建設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首開先河進行論述。作為毛澤東的老戰友，朱德對如何發展國防經濟建設的問題開展了深入的調查研究，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見的思想觀點，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國防經濟建設的思想。
六、倡導平戰結合、軍民結合的方針，拓展了國防工業發展的新路徑
新中國建立初期，朱德分管軍工生產。人民解放軍開進北京后，立即接管了傅作義部的軍械所。按照朱德的指示精神迅速地把它改造成一座具有一定生產規模的兵工廠。抗美援朝期間，全國各地兵工廠集中力量，制造了大量的火炮和炮彈，有力地保証了戰爭的勝利。1951年6月，黨中央派中國軍工代表團赴蘇聯，與蘇方商談援助我國軍事工業建設等問題。在談判期間，朱德曾親自指導代表團處理談判中的棘手問題，使談判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此后，在全國各地相繼建成了一批現代化的新式兵工廠，使我國走上了軍事工業現代化的新台階。
朱德特別重視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發展國防工業，加快武器裝備的現代化的步伐。1951年6月，他提出：要建設坦克、飛機、大炮、槍、光學、化學、子彈工廠以及煉油廠、造船廠等，以適應國防的需要。當軍工生產有了一定基礎時，朱德對軍工生產提出發展尖端武器的高要求。1956年4月，他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現在世界正處在工業技術革新中，武器必須運用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術。1957年8月，他在參加國務院討論第二個五年規劃的會議上提出，要發展尖端武器，要研制原子彈和導彈。這一主張，當時得到周恩來的肯定，他說：“朱老總講得好。你有了兩彈（原子彈、導彈），人家對你就不同了。這對科學技術有好處，尖端和基礎是有密切關系的”。后來經過中國軍民的艱苦奮斗，朱德關於發展尖端武器的主張逐漸成為現實。
為了保証民用企業和軍用企業的互相結合，朱德特別強調要合理規劃，統一力量，平戰結合，軍民結合。朱德提出：“和平工業和戰時工業應該互相結合起來，使兩者能夠在平時為經濟建設服務，在戰時迅速轉到為戰爭服務。這就要有一個全面規劃”。根據朱德的建議，1958年2月，黨中央決定將主管國防工業的二機部同一機部、電機部合並，設備人員統一調度，平時盡可能多生產些民用品，戰時主要生產軍用品。朱德在合並后的第一機械部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中鮮明地指出：“把三個部合並起來，有利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事業的發展，使軍用生產和民用生產結合起來。”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逐漸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相互銜接的國防工業生產布局，在經濟建設全面展開的基礎上，國防工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七、率先垂范艱苦奮斗、勤儉建軍的方針，展現了朱德總司令的高尚情操
朱德是艱苦奮斗、勤儉建軍的模范實踐者。朱德作為出身新軍事學堂的舊式軍人，最可貴之處在於他不僅能創立人民軍隊的各項軍事經濟制度，而且能率先垂范，同戰士們同甘共苦，一起艱苦奮斗。
為了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在井岡山根據地，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實行軍隊內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廢除了薪餉制，實行官兵待遇平等，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為了解決紅軍的糧食問題，紅四軍司令部發起下山挑糧運動。朱德身為軍長，也穿草鞋，戴斗笠，挑了滿滿的一擔米和戰士們一道爬山。來回百多裡，翻山越嶺，頂風冒寒，非常辛苦。1928年11月，毛澤東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總結了紅四軍的經驗。毛澤東指出：“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陳毅當時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群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紅軍軍長那樣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隻能估量他是一個伙夫頭，同時到現在伙夫頭三個字恰成了紅四軍軍長的綽號。”因此，當時在紅軍中流傳著這樣一幅聯語：“紅軍中官兵伕薪餉穿吃一樣，軍閥裡將校尉起居飲食不同”。
朱德十分關心和愛護廣大官兵。他指出：“在物質生活上關心部下，這也是必要的，沒有最低限度的物質保証，工作是會受影響的”。他強調關心官兵的生活應考慮到三個原則：一是保持我軍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二是目前物質條件許可范圍，三是不致影響其它部隊和機關。長征途中，他身為紅軍總司令，經常把馬讓給傷病員騎，把僅有的口糧讓給傷病員吃。1937年9月，朱德在開赴抗日前線的途中，給四川的親屬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說：“至於那些望升官發財之人，決不宜來我處﹔如欲愛國犧牲一切，能吃勞苦之人，無妨多來。我們軍隊是一律平等待遇，我與戰士同甘共苦已十幾年，愉快非常。因此，無論什麼事都好辦”。短短一封信，正是朱德高尚情操的真實寫照。1940年，著名華僑陳嘉庚訪問延安，親眼見証了毛澤東、朱德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的事實。后來，他常對人說：“一黨之領袖其艱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欽佩”。從而得出結論：“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朱德在擔任黨、軍隊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后，依然生活儉朴，保持著普通勞動者的本色。朱德率先垂范艱苦奮斗、勤儉建軍的方針，不僅克服了我軍經濟上的困難，而且增強了人民軍隊內部的凝聚力，加強了我軍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在領導人民軍隊建設特別是軍事經濟建設的偉大斗爭實踐中，朱德充分表現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的氣魄、膽略和高超政治、軍事智慧，形成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風格，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為國防現代化建設做出的卓越貢獻，永放光輝，永載史冊！

（來源：《軍事歷史》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