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昌起義到湘南起義看朱德軍事戰略思想的轉變

從南昌起義到湘南起義看朱德軍事戰略思想的轉變

朱惠芳　 鄺若剛　 徐寶來

1927年8月至1928年1月，短短五個月，我黨相繼領導和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湘南起義。這期間，朱德的軍事戰略思想逐漸成熟。他認真汲取南昌、秋收和廣州三大起義的經驗和教訓，根據主客觀條件的變化，積極調整和轉變戰略思想。

一、武裝斗爭的方向由城市轉移到農村

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開了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的先河，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在廣大群眾沒有出路的時候，為全國樹立了新的革命旗幟。但這次起義也有深刻的教訓：沒有直接到當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卻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南下廣東，奪取海口，准備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結果失敗了。
1927年9月上旬，南昌起義部隊在廣東大埔三河壩分兵后，遭遇到國民黨反動軍隊5個師4萬余人的重兵圍攻，部隊嚴重減員，由南下時的2.4萬人銳減到2500多人。在率領部隊由粵西向贛南進軍途中，朱德就認識到，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起義部隊攻打大城市，進行大規模正規戰是沒有出路的，我軍“應當到農村去，不應當去打大城市”①[①《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頁。]。
當時，下面的部隊絕大部分都不是朱德的老部隊，領導起來有困難。在此千鈞一發之際，朱德分析當前敵我情況后作出正確決策，決定率部隊盡快離開三河壩，甩開敵人重兵，擺脫險惡環境，避免全軍覆沒。這時，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離隊了，大約走了300多名士兵和軍官。但留下來的是革命的精華，革命意志更加堅定了。
10月7日，起義軍在廣東茂芝全德學校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朱德、周士第、陳毅等20多人參加。會上，朱德把大家的意見歸納為四條，其中第二條是：我們要保存這支軍隊，作為革命種子，就要找一塊既隱蔽又有群眾基礎的立足點。湘粵贛邊界地區，是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個三不管地帶，這一帶農民運動搞得早，支援北伐最有力，我們應當以此為立足點。會議作出了“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①[①《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頁。]的決議。為了落實茂芝會議決議，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部隊進行了天心圩整頓、大余整編和上堡整訓，史稱“贛南三整”。“贛南三整”雖然隻有20天左右，但使部隊得到了休整，明確了方向。
在天心圩軍人大會上，朱德語重心長地對戰士們說：有的同志問我，以后該怎麼辦？我的回答是打游擊。同志們應該明了現在的形勢，敵強我弱，敵大我小。國民黨隻能控制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對於偏遠的農村，敵人是鞭長莫及，無法統治的。我們就是要到農村去，與農民兄弟結合起來，積蓄和發展革命力量。有的同志又問，國民黨反動派天天追剿我們，隻怕是站不住腳。關於這點，請大家不必擔心。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在中國豢養了不少的走狗，這些軍閥從來就是勾心斗角，協調不起來。為了各自主子的利益，也會發生狗咬狗的軍閥戰爭。隻要戰爭爆發，敵人就無暇顧及我們，使我們的力量能夠得到發展。朱德的一席話，撥雲見日，使戰士們豁然開朗。
上堡整訓重點整頓了紀律。在此之前，朱德、陳毅一直很重視部隊的紀律。轉戰途中，在信豐發生過少數不良分子鼓動戰士搶當鋪的事情。這非常不利於起義軍扎根農村。朱德、陳毅抓住這件事對部隊進行紀律教育，諄諄告誡大家：“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沒有紀律是不能生存的。”②[②《朱德傳》，第111頁。]起義軍到上堡后，除行軍、打仗外，還要深入農村發動群眾，打土豪分財物。規定了募款和繳獲的物資要全部歸公，隻有沒收委員會才有權沒收財物。整訓后，廣大官兵逐漸自覺遵守部隊紀律，與農民群眾打成一片。
1927年11月26日至28日，朱德在湖南汝城主持召開湘南粵北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史稱汝城會議，進一步闡明：要堅持在湘南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共產黨要以農村為陣地，組織廣大農民，開展武裝暴動，從農村轉向攻打城市，最后孤立和消滅反動派。會上，朱德從汝城縣委書記何日升的情況匯報中獲悉，同年8月，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在汝城遭受“8.15”失敗后，余部立即轉移到該縣濠頭苦竹坳后方營，先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補充團、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第一團，在湘粵贛邊大山溝頻繁活動，9月24日至29日，先后攻克桂東、汝城縣城，處決了反動縣長、科長和清黨委員等20余人，並成立了汝城縣蘇維埃政府。朱德認為這是堅持農村斗爭的成功典范。

二、武裝斗爭由部隊單獨作戰到與工農運動結合

革命戰爭是人民的戰爭，戰爭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眾。朱德認為，南昌起義失敗的另一沉痛教訓，就是起義軍沒有和江西的農民運動相結合，而去了廣東單獨作戰。武裝斗爭的重點轉移到農村后，單靠正規部隊，人數少，供給不足，地形不熟，孤軍作戰是必然要失敗的。如何使部隊站穩腳根，立於不敗之地呢？1927年11月初，南昌起義部隊在崇義上堡整訓時，朱德要求大家在農村做群眾工作，發動農民鬧革命。11月下旬，汝城會議提出了由革命軍打先鋒的農民暴動計劃。朱德再次強調：起義軍要以農村為陣地，組織廣大農民，拿起武器，開展武裝暴動。反動派搞白色恐怖，我們就搞赤色恐怖，成立黑殺隊，白天分散生產，晚上秘密行動，集合殺反動派﹔必須立即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以及農會、工會、商會、婦女、共青團、學生等群眾組織。朱德在汝城等地頻頻出席地方召開的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疏通正規部隊與地方黨組織、農民自衛軍的聯系，並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一四〇團的名義發出布告，號召窮人們團結起來，打倒新老軍閥，打倒地主豪紳。汝城會議結束時，朱德還送給汝城縣委書記何日升戰馬一匹、望遠鏡一副，送給代表湘南特委書記陳佑魁出席汝城會議的郴縣縣委書記夏明震駁殼槍兩支，鼓勵他們更加廣泛地發動群眾，開展工農武裝斗爭。
在汝城期間，朱德、陳毅率部深入農村，開展打土豪和練兵擴軍運動，教群眾學唱“打倒列強”、“無產階級得解放”等歌曲。朱德說：德國有個馬克思，曉得團結是力量﹔全國工農大聯合，無產階級得解放。經過宣傳發動，數百青年紛紛報名參軍，補充新鮮血液，壯大革命隊伍。
12月10日，起義軍由汝城到達廣東仁化董塘時，召開了數千人的群眾大會，朱德發表講話，鼓勵群眾起來革命。當晚，朱德連續秘密召開第五區農民協會、農民自衛軍骨干會議，決定發動董塘暴動，嚴懲地主惡霸、土豪劣紳。在農軍的配合下，起義軍連夜出擊，一舉逮捕了土豪劣紳33人。次日，召開數千人的公審公判大會，處決了譚學雲等24名罪大惡極者。這次暴動，點燃了粵北武裝斗爭的熊熊烈火。1928年1月4日，朱德、陳毅率部由韶關回師董塘，發動農民武裝一舉攻佔了仁化縣城，幫助籌集經費2000多元和一批槍彈，整編了仁化農軍。這樣“仁化成了北江暴動的中心，與南雄、始興、曲江、樂昌的一部形成割據的局面，被稱為第二個海陸豐。”①[①《中共仁化縣地方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9頁。]
1月12日，湘南起義在宜章一打響，不到一個月工夫，就有十多個縣響應起義，100多萬農村人口行動起來了。1月31日，在廣東樂昌坪石，起義軍和宜章農軍聯合迎戰國民黨許克祥部，取得坪石大捷。
這些，都是朱德汲取南昌起義失利的沉痛教訓、實現軍隊同工農運動相結合的輝煌戰果。
在湘南起義中，朱德非常重視組織和武裝工農。他幫助宜章、郴縣、耒陽分別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獨立第三師、第七師、第四師，成立了永興赤色警衛團、汝桂邊區游擊大隊、桐梓山工農游擊隊等，工農武裝人數達3.4萬余人。這樣，形成了正規軍、地方軍、游擊隊三位一體的人民武裝體制。同時，為其解決武器裝備、加強領導和訓練，使其在配合軍隊作戰、開展土地革命、保衛勝利果實中發揮巨大作用。

三、黨對軍隊的領導由高層延伸到基層

南昌起義明確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政治方向，開始了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和軍隊的新時期，從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產黨獨立肩負起來。然而，南昌起義時，部隊黨的工作未能深入到基層和士兵中去。黨的組織不健全，隻有師以上設黨代表。如李碩勛為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黨代表，徐特立為第二十軍第三師黨代表。在上層領導機關和軍官中有少數黨員，在士兵中一般沒有黨、團員。
那時隻知道單憑幾個人打天下，不知道如何改造軍隊。譬如蔡廷鍇的第十師，是在革命勢力影響下拉過來的，因為沒有對其改造，結果關鍵時刻整師反水了。朱德率部隊從三河壩撤退時，有一個連的隊伍不辭而別，不知去向﹔有的散布失敗情緒，要求解散部隊。部隊有頃刻瓦解之勢，南昌起義留下的革命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危險。朱德認真反思其原因，認為這支部隊雖經北伐戰爭鍛煉，參加南昌起義后組織上被我黨掌握，但思想政治工作還很薄弱，仍保留著舊軍隊的不良習氣，尤其是南下受挫后，悲觀情緒嚴重。對於這支2500人的隊伍，它的命運前途，作為新九軍軍長的朱德，憂心忡忡、責任如山。在這危急關頭，他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挺身而出，擔當起領導這支隊伍的重任。
朱德沉著鎮定地開展了天心圩整頓，召集軍人大會，說明革命的形勢和任務，指出最后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以鼓舞士氣和堅定信心。朱德在會上深情地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願繼續奮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強！”“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一九一七年’的。隻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①[①《朱德傳》，第105頁。]朱德的這番講話，講了兩條政治綱領，即堅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和革命必須自願。朱德的講話，產生了強大的感染力，使廣大官兵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認清了方向，增強了必勝的信心。
其實，天心圩整頓就是黨的領導深入到基層和士兵的開始。在當時的情況下，迫切需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革命形勢，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隻有這樣，才能堅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隊要鞏固，就要經常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黨的組織。把黨的組織加以整頓后，同時又不斷發展新黨員，以此來鞏固穩定隊伍。
1927年10月底，部隊在大余進行整編，重點是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整頓了黨團組織，成立了黨支部。有共產黨員五六十人，黨員人數接近群眾人數的十分之一。那時候雖然還不懂得把支部建在連上，但是實行了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各個連隊去，選派了一些優秀黨員去基層擔任指導員，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這對部隊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朱德在率部與國民黨軍范石生部合作期間，仍然很好地堅持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為了統一領導在范石生部的第十六軍四十七師一四〇團、一四一團（張子清任團長）和特務營（何舉成任營長）這三支革命武裝，朱德等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軍軍委，陳毅任書記，還建立了政治部、黨支部，在連隊設立了政治指導員，並在十六軍其它機構安排共產黨員作為聯絡員。同時，在與范石生部的關系上，朱德堅持了組織上獨立、政治上自主、軍事上自由的三條原則，堅持“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黨什麼時候調我們走，我們就什麼時候走”①[①《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頁。]。
由此可見，朱德通過把黨對軍隊的領導從高層延伸到基層和士兵，加強了軍隊基層的黨組織建設和對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持了人民軍隊的本色、宗旨。

四、作戰方法由正規戰到游擊戰

南昌起義后，朱德率部由福建退到江西，開始被迫上山，被迫進行游擊戰爭，有把握的仗就打，沒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從而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還得到發展。朱德清醒地看到，廣州起義以后的東江紅軍，正因為沒有“游”這個正確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擊”，結果打硬仗，拼得干干淨淨，使自己遭到徹底失敗。
南昌起義軍這種戰略思想的轉變，是迫於當時總體上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被迫上山，被迫進行游擊戰爭的。
首先，通過日常的思想工作逐漸向官兵灌輸游擊戰爭的思想。每到一處立足點，朱德都要同官兵們講打游擊戰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使大多數指戰員在思想上懂得隻有上山才有出路，隻有打游擊才能救自己。起義軍在轉戰粵北贛南途中，尤其在上堡整訓、犁鋪頭正規訓練中，進一步明確了正規戰向游擊戰轉變的軍事戰略。
第二，重點加強游擊戰術的訓練。起義軍在江西上堡整訓時，每隔一兩天上一次大課，小課則保持天天上﹔在廣東犁鋪頭開展長時間正規化大規模練兵時，朱德對教導大隊隊長李奇中說，要抓緊一切機會來訓練部隊，讓大家經常學到新的作戰知識才行。在訓練時，朱德自己講課，將自己在雲南講武堂和德國、俄國學到的軍事理論，結合多年的實戰經驗，要求部隊拋棄舊的隊形，改為梯次配備的疏開隊形，以減少敵人火力的殺傷﹔要求指揮員重視對敵情的搜索和偵察，不摸清敵情不動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做到不靠近敵人不開槍。他反復強調，一定要讓每個同志牢牢記住，我們人少槍少，不能和敵人硬拼﹔要瞅住敵人的弱點，注意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由於講得形象生動，深入淺出，指戰員們很快就能接受，並融會貫通。
第三，通過實戰演練，形成了朱德獨特的游擊戰理論。在犁鋪頭練兵中，朱德根據自己的游擊戰爭經驗和認識，親手編寫出兩類教材：以游擊戰為核心的步兵操練和陣中勤務供給。他還提出了“強敵進攻莫硬打，抓敵弱點我猛攻，孤敵疲敵我圍殲，常遣精兵騷擾敵”①[①黃仲芳：《南天砥柱——湘南暴動紀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頁。]等游擊戰原則。這些作戰原則后來逐步發展成為紅軍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不僅為湘南起義做了軍事戰術准備，還為井岡山時期紅軍戰略戰術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四，在指揮作戰時，採取靈活多樣的游擊戰術。坪石戰役，許克祥率領6個團的兵力對付工農革命軍和宜章農軍共3個營的力量。朱德採取“與敵捉迷藏、避其銳氣、誘敵深入、致敵疲困、主動出擊、猛打窮追”的靈活戰術，使敵無喘息之機，一舉而殲滅之。攻耒陽城，朱德利用唐生智、白崇禧之間的矛盾，採用金蟬脫殼之計，悄悄撤離駐地，使唐生智與白崇禧兩支軍閥均誤認為對方是朱德部隊，結果互相誤戰一場。朱德評價這一仗打得“最奇怪”。驁山廟一仗讓敵人乖乖鑽進口袋，三面包抄出擊，將敵一舉殲滅。耒陽三公廟一仗，起義軍一個連隊化裝成白軍，打著“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的旗幟，以“慶功”為名，在三公廟召開群眾大會，乘各村土豪劣紳都紛紛參加，個個爭著上台表功之機，出其不意，將20多個首惡分子全部落網。起義軍第二次攻耒陽城，則採取草木皆兵的打法，收集稻草干柴，燃起沖天大火，在油桶裡放鞭炮，城外槍炮聲急，城內群眾嘩然，風聲鶴唳，起義軍迅猛佔領縣城。

五、根據地的選擇因地因時正確決策

朱德率部從三河壩撤退后，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的三個月裡，從廣東饒平→大埔→焦嶺→武平→江西安遠→天心圩→大余→崇義上堡→湖南汝城→資興→汝城→廣東仁化→韶關→樂昌→乳源→湖南宜章，千裡轉戰，走遍湘粵贛邊十余縣，一直在尋找落腳點，建立根據地。
朱德在選擇部隊落腳點時，著重考慮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群眾基礎、物產供給、時局戰事等有利條件。看能否讓部隊隱蔽、生存、發展，能否充分發動群眾，開展革命斗爭。
1927年10月上旬，朱德在饒平軍事會議上就提出，要在湘粵贛邊界地區、敵人兵力薄弱的三不管地帶作為立足點。11月上旬，選在崇義上堡，對部隊進行紀律整頓和軍事訓練。那時，崇義、上猶一帶是國民黨軍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的防區。朱德兩次給楊去信，希望楊“沓起眼皮，把上猶借他練兵三個月，他保証練一團人，就可以打敗蔣介石。”①[①《朱德傳》，第111頁。]楊如軒雖未作正面回答，但也沒有去騷擾起義軍。上堡整訓時，朱德在報上意外發現范石生部在與崇義相鄰的湖南汝城一帶，便決定同范石生合作，放棄了上堡這塊立足點。
朱范合作成功后，朱德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召開了策劃湘南暴動的汝城會議，計劃1927年12月中旬發動湘南年關暴動。朱德認為汝城農民運動搞得好，又有范石生部作隱蔽，決定以汝城為立足點。后因接到廣東省委指示，朱德率部南下支援廣州起義，以汝城為中心發動湘南起義的計劃暫時擱置。廣州起義失敗后，朱德就以粵北韶關犁鋪頭為據點休整，對部隊進行長期、大規模的軍事訓練，開展打土豪運動。
1928年初，蔣介石發覺南昌起義軍余部隱蔽在范石生部，立即下令要范解除起義軍武裝，逮捕朱德。朱德接到范石生的密信后，立即率部脫離險境。他最初准備按照廣東省委的意見，去東江同廣州起義余部會合。但部隊剛到仁化時，突然發現國民黨第十三軍的部隊切斷了起義軍往東江的去路。在這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朱德當機立斷地決定，折向湘南，去實現他醞釀已久的湘南起義。
朱德選擇在湘南開展革命活動，有兩個重要的有利條件：第一，這時南京政府同原來盤踞兩湖的唐生智的戰爭正在進行，一時都無力顧及其他方面，湘南空虛。第二，湘南的農民運動在大革命時期基礎很好，北伐軍首先從這裡經過，有良好的群眾基礎。
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農民的配合下，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發動湘南起義，攻佔宜章、郴州、耒陽、資興、永興等縣，並廣泛發動工農群眾，建立革命政權，開展轟轟烈烈的插標分田運動。同年3、4月間，在湘南特委“左”傾盲動路線的錯誤，嚴重脫離群眾，孤立了自己的情況下，由於寧漢戰爭結束，湘粵軍閥糾集7個師的正規軍及湘南地主武裝，從湖南衡陽和廣東樂昌南北夾擊，進逼湘南。敵我雙方力量十分懸殊，起義軍背腹受敵。為了保存工農革命軍，避免在不利條件下同敵人決戰，朱德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岡山的重要決策。此前，朱毛兩支起義部隊就有了聯系，朱德詳細了解了井岡山的地形、物產、群眾等情況后，十分滿意，尤其是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創建了根據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是屯兵作戰的好地方。但是，湘南特委強調湘南起義軍“守土有責”、“共產黨員應該不避艱險”，否定朱德向井岡山轉移的建議，強行要求以湘南全部武裝力量投入戰斗，同敵人血戰到底。朱德認為，大敵當前，應以保存革命力量為目的。他毅然決定將湘南起義軍移師井岡山，與毛澤東共建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與毛澤東兩支革命武裝力量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共同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新局面。

（朱惠芳，湖南省汝城縣人大常委會主任﹔鄺若剛，湖南省汝城縣史志辦主任﹔徐寶來，湖南省汝城縣史志辦副主任）

（來源：《朱德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