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在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上的發言及其杰出貢獻

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在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上的發言及其杰出貢獻

庹平

抗日戰爭時期，朱德經常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等黨的重要會議①[①根據已知資料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等至少在100次以上。]，參與黨中央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討論和決策。他在黨的重要會議上的發言中提出的許多獨到見解，產生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杰出貢獻。

一、對中國共產黨重大軍事戰略決策的杰出貢獻

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在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上提出許多重要的軍事思想和主張，對中國共產黨重大軍事戰略決策產生的積極影響和發揮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提出八路軍要爭取在華北持久抗戰的第一個前途等建議，對中國共產黨確定正確的持久戰戰略方針和作出相應的戰略部署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之際，朱德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上，闡述了八路軍應盡早開赴華北並在華北堅持持久抗戰的思想。在這次會議上，朱德明確提出，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戰，應該是持久抗戰，並就此作好戰略部署。他指出：我們不能速決，希望持久戰。如何進行持久戰呢？主要是解決我們的中心與主導應該放在何處。他認為，在用兵上，不能平均去部署，要把八路軍作戰的“中心擺在支持華北”，“重心爭取在太行山及其以東”①[①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4日。]。如果“局勢變化，可能我們有一部去綏東”②[②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2日。]。在作戰方法上，八路軍不能拼消耗，“持久戰單憑消耗是不可能的”，而“主要的是發動廣大群眾，軍事上是發動廣大游擊戰爭。”他認為，八路軍要爭取在華北持久抗戰的第一個前途，要在國民黨軍隊還能抵抗時，及早布置工作來爭取這個前途，如果能做到，就能爭取在華北的持久戰，即使友軍都退下來，而八路軍也能在華北支持。當然，也可能八路軍被迫退出來，但是，即使出現這種局面，也能增加支持的時間。他還在具體分析日軍和八路軍各自優勢的基礎上，認為八路軍一定能夠在華北堅持持久抗戰。他指出：“日本武器比較好，但戰斗經驗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八路軍善於打游擊戰爭，“華北方面地勢上也有可能發展游擊戰爭”。那麼，八路軍怎樣才能在華北堅持持久抗戰呢？朱德認為，關鍵在於依靠群眾的支持，要做“爭取群眾工作，首先爭取〔華北〕這一萬萬人。”因此，他特別強調，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后，“隻有積極的活動，才能發展抗戰。”其他工作人員也要跟進去，這是爭取前途勝利的重要一環。③[③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4日。]在深刻闡述上述思想觀點的基礎上，朱德建議黨中央“應估計到我們能牽制敵人，起偉大作用”﹔八路軍改編后“出動不能停頓太久，不要讓人家（指國民黨軍隊）敗了，不好”，要早上前線，謹慎用兵，積極地廣泛發動游擊戰爭。④[④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2日。]
朱德的上述思想和觀點，對洛川會議確定正確的持久戰戰略方針和作出相應的戰略部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思想和觀點，與毛澤東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澤東在會議的發言中也認為，“我們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⑤[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周恩來贊同毛澤東關於對形勢要有持久戰的估計。⑥[⑥《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頁。]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意見基本一致的情況下，洛川會議正式確定了持久戰戰略總方針，確定了八路軍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①[①《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頁。]這一具體的戰略方針，確定了八路軍應展開於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的作戰部署，確定了八路軍在敵人后方擔負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二）准確把握抗日戰爭戰略反攻的時機，提出進行全國性戰略反攻的具體建議，推動抗日戰爭勝利進程
全國性抗戰進入第8個年頭，在抗戰快要接近勝利的時候，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國先后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2顆原子彈。蘇聯也於8月9日宣布對日宣戰。次日，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揮師百萬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兵分4路進攻日本關東軍。在這種國際形勢十分有利於促進中國抗戰盡早取得勝利的情況下，1945年8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楊家嶺召開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著重討論時局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闡述了蘇聯參戰后的形勢和黨的方針、任務，並認為蘇聯參戰，使抗日戰爭進行最后階段，還明確提出“現在同蘇聯紅軍配合作戰，是痛快的。具體如何配合，還要等戰爭的展開。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配備干部，發展攻勢，准備幾十個旅打仗。”他要求對此考慮一個計劃。②[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617頁。]朱德在這次會議上也發了言，提出了要進行全國性的戰略反攻的建議。他認為毛澤東提出的“准備反攻，現在已成為實際”。也就是說，抗日戰爭的戰略反攻階段，從現在起已經開始了。他還就如何進行戰略反攻作戰問題，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戰略性意見。根據毛澤東提出的用36個旅向日軍發動進攻的戰略意圖，朱德建議在戰略反攻中要重點加強炮兵的力量。具體方法是：第一，要給這36個旅的每一個團配備一個炮兵連，以便解決日軍堡壘。第二，要結合整軍工作，整軍主要是整炮，讓炮兵先學迫擊炮，作為學平射炮的基礎。將來搞點新式炮，不會多，主要靠迫擊炮，會打的也多，要各方面注意。第三，要對炮兵配備老干部，配備炮兵學校生。第四，在具體作戰方法上，要集中兵力發動進攻作戰，以殲滅戰為中心。軍事上的集中，現在是集中在幾個軍區上，將來各戰略單位要有十來個突擊團，才能解決問題。還要充分發揮民兵在戰略反攻中的作用，內部靠民兵，外部靠突擊團。第五，配合戰略反攻作戰，其他工作一切都要趕上，不要遲。各方面都要有准備，特別是糧食和擴兵問題一定要解決好，因為打仗主要靠兵和糧食。他主張要在華中、山東、河南等地擴兵，那些地方人多，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讓老兵當干部。擴來的兵可以用迫擊炮、擲彈筒，作為補充。他還認為，盡管現在的困難還很多，但我們要加強勝利的信心，勝利是一定要得到的，通過戰略反攻作戰，黃河以北是我們無論如何要得到的。朱德的這個建議和主張，實際上被黨中央和毛澤東所採納。當日，毛澤東就蘇聯對日宣戰發表聲明，要求“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①[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頁。]1945年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各抗日游擊隊等人民武裝，向日偽軍發動全面反攻，殲滅拒絕投降的日偽軍數萬人。到年底，共殲滅日軍1.37萬多人、偽軍38.5萬余人，收復縣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了全面反攻和殲滅拒絕投降之日偽軍的重大勝利。
（三）及早預見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進攻延安的作戰方式，提出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准備應戰的具體建議，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並予以採納
1942年春，國民黨不斷挑起反動事件。中國共產黨根據周恩來提供的材料和所作的國民黨蔣介石准備發動新的反共高潮的估計，於4月17日向各地黨部及八路軍、新四軍負責同志發出《關於准備應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指出：“有各種材料指明，蔣及國民黨現正准備於日蘇戰爭爆發后舉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們必須准備團結全黨和人民適當的應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極大困難。”②[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頁。]5月3日，又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如何應對國民黨可能派軍隊向延安發動軍事進攻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朱德建議黨中央要對國民黨可能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作好充分的軍事准備。他說：自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國民黨已有反共的象征，現在國民黨的要人對抗戰已失去信心，蔣介石有可能與日本妥協。因此，我們要作好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軍事准備。他還提出了具體的戰略性意見：要估計國民黨“准備搞亂”，我們要作好“可能打起來”的准備，這種准備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要准備大打”，一旦國民黨軍進攻延安，我們要“採取內線作戰”。他還進一步分析國民黨軍的作戰方式說，國民黨軍胡宗南部有兩年來沒有打過，編了很多土匪部隊，十幾個師是老部隊。他們的進攻可能是閃擊戰。因此，我們要積極准備，作好相應的軍事布置。在兵力部署上，須從華北調來20個團，並邊區現有20個團，共40個團，就夠對付胡宗南。還要抽調一些人到部隊及群眾中工作。現在延安共有4萬人，民眾4000，商人2000。工作人員疏散以后有好處。多余的資材拖到保安去。朱德提出的這些建議，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在會上提議，為准備應付突然事變，加強陝甘寧邊區與晉西北的防務，統一軍事指揮，決定組織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以賀龍為司令員，關向應為政治委員，並決定晉西北成立中央分局，關向應為書記，林楓為副書記，分局直屬中央指導。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提議。會議還決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員會，葉劍英為主任，葉季壯為委員。5月13日，中央軍委發出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的指示。聯防軍成立后，中共中央於10月又決定原留守兵團與聯防軍司令部合並，加委蕭勁光為聯防軍副司令員。
國民黨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准備，乘1943年5月中旬共產國際決定解散之際，准備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果然不出朱德所料，6月，胡宗南從擔任河防的三個軍中調出兩個軍，准備以閃擊戰的作戰方式進攻陝甘寧邊區。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關於國民黨准備進攻延安的對策問題。朱德在會上發言，提出具體對策，指出：在軍事上要進行各個教訓的突擊運動。干部也要學好各個教練。主要是射擊、刺殺、擲手榴彈等技術教練運動。操練時隻要頭尾五分鐘的講話，主要是實地練習，不要夸夸其談的教條式的多講。還指出：在群眾進行自衛軍的軍事技術教育。毛澤東贊成朱德的建議，表示：“同意總司令意見，組織全軍的軍事技術教育，各機關學校組織自衛軍。”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43年7月13日。]結果，由於中國共產黨及時揭露國民黨的陰謀，由於解放區軍民積極動員起來准備保衛邊區和全國進步人士以及國際輿論的反對，這次反共行動於同年秋被迫停止，沒有形成大規模的軍事沖突。

二、對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及其實踐的杰出貢獻

全國性抗日戰爭開始后，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但是，由於沒有一個為兩黨所共同承認和正式公布的綱領去代替國民黨的統制政策，加以國民黨堅持片面抗戰的路線，這個統一戰線是不牢固的。如何堅持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一直面臨並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這個問題解決的成功與否，關系到抗日戰爭的成敗。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經常召開會議，研究解決這一問題。朱德在會議上多次發言，對中國共產黨如何堅持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張。
朱德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思想和主張，就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採取有效措施，爭取成為統一戰線的主體，並加強對全黨的說服教育，防止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闡述了黨的統一戰線策略，強調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保持黨和八路軍的獨立性。朱德不僅贊同毛澤東的這一主張，還提出中國共產黨要爭取成為統一戰線的主體。他明確指出：要“爭取獨立性。我們是主導體，需要爭取。從組織上、工作上迅速布置才能爭取。后方的人設法移向外面去，后方龐大點，分散到各地去。”①[①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2日。]在洛川會議結束后，中共中央於8月27日又組織了一次座談會，進一步討論在統一戰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兩黨互相吸引的問題，要在斗爭中來解決。”②[②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7日。]朱德贊同毛澤東的主張，並提出如何防止國民黨吸引共產黨的建議。他說：從蘇區派到白區去工作的同志，應該具備起碼的條件，就是自己要有階級覺悟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否則，就會糊裡糊涂被人家吸引。同時，在黨內要進行說服和教育，提高全黨的認識，要對這個問題引起警覺，要發揮吃苦耐勞的長處，打破酒色財氣，富貴功名的難關。他認為，廣大干部和黨員在革命過程中得到了鍛煉，有了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階級覺悟，我們是能夠吸引國民黨，並且是有把握的。①[①朱德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7日。]
那麼，怎樣才能爭取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主體作用呢？朱德認為要採取以下有效措施：
（一）要用馬列主義來解釋和宣傳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即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使廣大群眾對新三民主義產生信仰，進而爭取和團結廣大群眾。全國性抗戰開始后不久，為了鞏固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在1937年9月29日就提出國共兩黨需要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綱領。這個“共同綱領是什麼呢？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在8月25日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現在的問題，不是共產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問題，反而是國民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問題。”②[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頁。]一年后，朱德總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踐的經驗，在1938年9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又一個深層次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就是要進一步解決廣大群眾不信仰三民主義的問題。他說：三民主義是國共合作的樞紐。但是，現在群眾對三民主義沒有什麼信仰。我們要使群眾相信三民主義，就必須用馬列主義來解釋三民主義，充實三民主義的內容。同時，我們還要向全黨解釋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和我們為什麼擁護三民主義。他還建議將這一問題首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行解釋。實際上，這個問題也是毛澤東一直在思考和解決中的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並且最終由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得以解決。這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的：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主義比較起來，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相同部分，就是兩個主義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基本政綱，即1924年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同共產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是相同的。由於這些相同，並由於三民主義見之實行，就有兩個主義兩個黨的統一戰線。不同部分，體現在民主革命階段上一部分綱領的不同，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宇宙觀的不同和革命徹底性的不同等方面。由於這些不同，共產主義者和三民主義者之間就有了差別。在共產黨人，正因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有和自己的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之點，所以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否則就沒有這種可能了。這是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在民主革命階段上的統一戰線，孫中山所謂“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這種統一戰線。①[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87、688頁。]
（二）共產黨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和經濟基礎作本錢。朱德認為，共產黨既要有自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還要建立自己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這兩條，就談不上在統一戰線中發揮的主體作用。他在1940年12月1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統一戰線工作要有本錢有力量才能發展。我們愈有力量，對方便愈不敢惹我們，此外在黨的力量上，在經濟力量上都要建立基礎，才能開展統一戰線，才能建立三三制政權的基礎。②[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記錄，1940年12月13日。]
（三）要提高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在群眾中和在友軍中的模范作用。1938年9月26日，朱德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指出：共產黨要以天下為己任﹔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要像八路軍那樣發動全軍維持紀律，使八路軍在友軍中群眾中起偉大的模范作用。③[③朱德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9月26日。]
（四）要爭取中間力量。朱德在1940年5月2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詳細報告了最近在華北的國共磨擦問題，並站在統一戰線的高度總結經驗說：爭取中間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對頑固勢力也要爭取。他的這一觀點立即得到毛澤東的肯定。毛澤東插話說：“朱總司令的報告說得很對。我們還要爭取中間勢力。對頑固勢力也要爭取與分化，就是打了他們也還要爭取他們。不要把頑固派當做漢奸打，不能把中間派當做頑固派打。”④[④《朱德年譜》（新編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頁。]
（五）要採取“硬”的立場應對國民黨挑起的磨擦事件。朱德在領導華北抗日武裝斗爭中，針對國民黨頑固派挑起的磨擦事件，“堅持硬不破裂統一戰線，軟不傷政治立場的原則”，⑤[⑤《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841頁。]予以堅決反擊，挫敗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堅持和維護了統一戰線。用“硬”的立場應對國民黨挑起的磨擦事件，成為朱德堅持統一戰線的一個寶貴經驗。1941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應對國民黨制造的皖南事變問題時，朱德多次發言，建議黨中央要採取“硬”的立場，採取有力的措施堅決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一方面向全國宣傳三年來抗戰成績，因為這方面過去我們宣傳不夠﹔同時向全國說明皖南事變真相，痛罵國民黨。另一方面要乘他們向我們進攻時，順手牽羊地消滅他們一部分。但是這種軍事行動要有度，“軍事上主要是防御”。還要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主要是爭取軍官。朱德提出的這個“硬”立場的建議，結果被會議所採納。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指出：“隻有這種尖銳對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確的政策”，“才能團結全黨全軍，才能團結全國人民，才能爭取中間派，才能孤立已經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才能抵抗日寇與親日派的聯合進攻，才能抵抗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步驟，才能經過一個嚴重的斗爭過程之后，克服蔣介石的反動，達到爭取新形勢下的時局好轉（新的時局好轉）之目的”。①[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頁。]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關於目前時局復周恩來電時，朱德在會上發言，再次建議黨中央對國民黨蔣介石繼續採取“硬”的立場。他說：蔣介石目前不能繼續硬下去，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必須依靠帝國主義，在目前國際形勢下，也不能再硬下去，我們的態度也不能再軟下去，必須採取硬的態度。②[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41年2月23日。]

三、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協助毛澤東解決黨內是非問題的杰出貢獻

1940年5月，朱德從華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后，黨中央之所以把他留下來，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他協助毛澤東解決黨內是非問題。黨內的是非問題是什麼呢？1935年的遵義會議和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都隻批判並糾正了王明的錯誤，而沒有來得及在全黨范圍對黨內歷次“左”傾和右傾錯誤思想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以往黨內指導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分歧繼續存在，並且有新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黨的團結和戰斗力。這就是當時黨內最主要的是非問題。另外，在錯綜復雜和惡劣的戰爭環境裡，因黨的教育工作薄弱，新發展的數十萬出身於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黨員，其思想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來不及克服，加以其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不高，缺乏對真假馬列主義的識別能力。為了統一黨的指導思想和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於1942年至1943年在全黨全軍范圍內開展一次普遍的整風運動。“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屆四中全會以后在黨內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路線及其表現形式——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①[①《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頁。]朱德協助毛澤東解決黨內是非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協助毛澤東搞好這次整風運動。
在協助毛澤東解決黨內是非問題中，朱德的杰出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在整風運動的關鍵時刻，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為統一全黨的思想，鞏固全黨對毛澤東不可爭的領袖地位的認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整風運動開始后，王明一直借口有病不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整風會議，實際上是在等待有利時機。當1942年底劉少奇回到延安和1943年3月張聞天從農村調查歸來后，王明認為時機來了。他對他們宣傳說，中央路線有錯誤，並要他們出來主持公道。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王明乘機繼續宣揚國民黨是民族聯盟，實行的是民主政治等觀點。這時，黨中央正准備召開七大，為了進一步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決定按照1941年“九月會議”的方式，繼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的路線問題。胡喬木回憶說：“由於王明認為抗戰以來黨的路線錯了，這次會議在繼續深入揭發批判蘇維埃運動后期的錯誤路線的同時，著重討論抗戰時期黨中央的路線是非。”②[②《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1頁。]
為了使中央高級干部認清王明錯誤的實質，朱德在1943年9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王明在抗戰以來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說：抗戰以后的王明路線的實質，是在統一戰線中不要領導權，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忽視游擊戰爭，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擊戰爭來發展自己的力量﹔對黨內，是站在共產國際立場來指揮中央，黨內關系也採取統一戰線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對外一切服從，對內“獨立自主”的特點。他還把王明路線與陳獨秀路線作比較，指出：第一，都不要革命領導權，甘願讓給資產階級﹔第二，不要武裝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這完全是空想﹔第三，看不起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而把資產階級的力量看得很強大﹔第四，忽視游擊戰爭，陳獨秀也罵紅軍是土匪﹔第五，怕統一戰線破裂，打爛家當，怕打爛就會產生投降心理。他們之間的不同點就是王明有共產國際招牌，穿上馬列主義的外衣，把人嚇住了。在這次會議上，朱德還十分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已產生了真正領袖，這就是毛主席。”①[①《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142頁。]
由於在如何認識王明錯誤的問題上，高級干部還沒有完全統一認識，還需要進一步學習和提高。194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關於整風檢查暫停，高級干部先行學習的決定。10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首先通報了這個決定，接著，他再次強調要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個宗派，並指出：“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教條宗派是經驗宗派的靈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②[②《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在這次會議上，朱德響應毛澤東的指示發言，從談自己的學習體會入手，深入批評“兩個宗派”。他說：“通過學習，客觀地看那些文件，有些問題也容易搞通。王明的教條主義、投降主義現在看來很明顯，他們隻知道外國，不知道中國。現在看清楚了，我們也要外國，也要中國，從實際出發都對，從教條出發都錯。經驗主義者懂理論少，自然要做教條主義的俘虜。”還說：“毛主席辦事腳踏實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在人家反對他時還能堅持按實際情況辦事﹔同時他讀的書也不比別人少，但他讀得通，能使理論實際合一。實踐証明，有毛主席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主席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主席辦事的本事。”③[③《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1頁。]朱德的這個發言，對把高級干部的認識統一到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上來，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胡喬木所說：“朱老總在黨內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長者，又與毛主席有著‘朱毛不可分’的關系。他以這種特殊身份講的這番話，對於政治局整風批判‘兩個宗派’，把全黨認識統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上來，發揮了重要影響。”①[①《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為了進一步統一黨的高級干部的思想，鞏固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形成全黨服從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一元化領導，朱德還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開的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再一次明確闡述說：中國共產黨在20多年的奮斗中，已經產生了自己的領袖，這個領袖就是在歷史過程中鍛煉出來的在中國和世界上都承認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朱德還談了如何服從黨的領導的問題。他指出：“服從組織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機械的，一個是自覺的。”“如果自覺的話，對的要服從，不對的要討論執行，再向上申訴抗議，提出問題來，但組織原則一定要服從”②[②《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35頁。]。朱德的這些話，實際上是明確提出了要鞏固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全黨要服從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一元化領導。
由於朱德等的影響和作用，延安整風運動在全面深人研究和批評王明的機會主義錯誤的基礎上，鞏固了全黨對毛澤東不可爭的領袖地位的認識。朱德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重大貢獻功不可沒。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對朱德給予過很高的評價。薄一波回憶說：“關於朱總的評價問題，在延安整風時，毛主席最后說，朱總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偉大的戰士。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朱總是一個最偉大的人物。”③[③《話說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頁。]
（二）闡述了黨的建設中要注意正確處理的兩個重要關系，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建設理論
第一，要正確處理好黨的領袖與全體黨員的關系。1938年9月26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闡述了這一觀點。他指出：黨內團結要實行正確的自我批評，黨員要維持對黨的領袖的信仰，因此領導同志要有接受批評的精神，領袖要聽人家說自己好的話，同時還要聽說自己不好的話。④[④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38年9月26日。]
第二，要正確處理好學習馬列主義與學習軍事、科學等其他知識的關系。1941年12月1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闡述了這一觀點。他指出：我們黨的干部都要進馬列學院學習，這是很好的措施。但是，黨的干部“隻有馬列主義不夠”，要注意防止隻學習馬列主義而不注意學習其他“各種具體學問”的傾向，不要因為“馬列主義高於一切”，就不注重學習其他科學知識。他認為，在學習軍事知識方面，與國民黨的軍隊相比，我們還有差距，因此，他特別強調黨的干部在學習馬列主義的同時，還要學好軍事知識。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41年12月1日。]

四、協助毛澤東為徹底解決各抗日根據地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作出的杰出貢獻

太平洋戰爭前后，由於日軍的封鎖和災荒，由於國民黨軍對陝甘寧邊區進行重兵包圍和封鎖，由於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中止了對八路軍一切正常的配給等原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遇到了抗戰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困難。為解決各根據地面臨的十分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就在延安召開過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還發出了“自己動手”的號召。但因經濟困難到了極點，一年之內還不見大的成效。1940年5月，朱德從華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時，雖然邊區的財政經濟建設取得了某些成績，但財政收入仍然入不敷出，甚至各機關、學校、軍隊幾近斷炊。
回到延安后的朱德，看到如此嚴重的經濟困難，深知必須採取重大措施，才能扭轉局面。為了掌握第一手資料，摸清情況，找到解決經濟問題的正確答案，朱德邀請正在延安的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以及從事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幾個負責人，一同到各地去調查研究工、農、商各業情況，做到心中有數。正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建言獻策，積極主動協助毛澤東徹底解決各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困難。
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就如何徹底解決各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困難問題，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張。他的基本思想和主張，就是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用發展生產的辦法，來解決目前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1940年8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抗戰中的經濟困難等是可以解決的，中國將繼續抗戰下去，因為中國是一個大的農業國家。那麼，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呢？朱德提出，總的辦法就是發展生產。1940年8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困難，要解決經費問題，總的解決辦法，不是隻靠精減人，主要是邊區增加生產。邊區有糧食生產，還有各種出產，要增加生產，主要是政府要把工作做好。政府要從發展生產和發展商業等方面著手，實行有計劃的發展，這樣，才會有更大的收獲。他認為，延安地區對民眾的生產發展還不夠，建議還要從發展毛織物、從減少自衛軍的操練等方面來節省人力，增加生產﹔同時，要發展商業，如辦總的合作社，實行公營商業。具體辦法很多，如凡屬邊區生產能夠代替外來品的，都以土產代替，禁止入口。為了解決發展商業的運輸問題，他主張利用部隊的馬匹組織運輸隊，如第一二〇師可以大批的減少馬，用減下來的馬組織運輸隊。將來生產發展后，部隊的供給可以用貨物代替，不發錢。朱德提出的這些建議和主張，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1940年9月1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朱德的提議，專門討論了發展邊區經濟的毛織工業問題、鹽業問題、皮業問題、抽調人力參加工業和目前不要限制邊區經濟發展等問題。
194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毛澤東提出的陝甘寧邊區的工作問題。毛澤東在會議上指出：“整個經濟工作要實行自給的原則，邊區要實行六萬五千人的自給，要把經濟建設當作黨與民眾團體整個工作的中心，邊區黨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糧以決定征收九萬擔為好。”①[①《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208頁。]為了把毛澤東的意見落到實處，朱德在會上發言，提出了發展邊區經濟的5個具體建議。一、邊區地廣人多，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可收公糧11萬石，現在收9萬石不困難。農民要求一次收完，民眾最怕經常零星的要糧。二、抽毛羊稅（不用累進辦法）要快收，邊區能發展到2千萬頭羊崽。三、鹽的運輸方法要改良。鹽池到平圈山由公家運輸用大車，山路由民眾的牲口馱，沿途設運動站，政府設騾馬店、堆棧，開設醬菜園，制蜜棗。四、要發展林業和農業，要到外邊請工人自制木器，能做木碗、木杓、木桶等。五、提議中央決定到華北各地招收兒童1萬人，開辦職業學校及工廠，准備長期生產計劃。②[②《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993頁。]
在黨中央實行自力更生的自給自足的辦法，開展大生產運動初見成效后，朱德又進一步建議中央採取發行紙幣，增加資本，以發展生產的方針。他是在1941年3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這個建議的。他說：實行自力更生的自給自足辦法以后，各方面有了成績，現在要加緊檢查督促。關於紙幣問題，增發二百萬元是不多的，目前必須靠發紙幣解決問題。現在有些地方缺紙幣，生產方面更要增加資本。解決邊區的財政問題，總的方針是要從經濟方面來解決財政問題，使軍事、邊區與中央三方面合作，實行相當的調劑，使三方面有利，同時也不要擠倒商人。發展生產途徑很多：如毛紡織，過去由工業處壟斷，不能發揮下面的積極性﹔如生產鹽，三邊地區鹽池比四川自流井還好，能運出去可獲利很多，要用大力抓，組織群眾及部隊挖鹽運鹽。這個建議得到與會許多同志的贊同，他們稱朱德主張的發展政策，是積極的政策，方針是發展的方針，建議中央努力實行。毛澤東採納了這個建議，當即作出轉變財政方針的決定。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指出：“財政方針主要是發展的方針，手段是票子。應當轉變過去的緊縮政策，根據新的方針，立即實行新的政策。要決心立即投資生產事業，主要是投資鹽的生產。”①[①《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15、316頁。]
朱德關於如何徹底解決抗日根據地嚴重經濟困難的思想和主張，很多都被黨中央、毛澤東或者被陝甘寧邊區政府所吸收採納，直接或間接地成為指導抗日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方針和政策。他的這些思想和主張，在當時就得到很高的評價。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40年12月3日在延安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稱贊朱德對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貢獻了“很多寶貴意見，對我們明年的生產建設是有很大作用的。”②[②《朱德傳》，第609頁。]1942年12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開的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先后就生產問題作了三次講話，得到大會極高的評價，稱他的三次講話，“對每一問題都有獨到的見解，對毛主席提出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做了很好的補充。”③[③陝甘寧邊區黨高干會議情況，1943年1月24日。]
綜上所述，在抗日戰爭中，朱德經常在黨的重要會議上建言獻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主張和觀點，對黨的戰爭理論及其實踐、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及其實踐，以及協助毛澤東解決黨內是非問題和徹底解決各抗日根據地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貢獻。這就充分表明，從全國性抗戰一開始，到黨的七大召開前，朱德不僅作為八路軍總司令，獨當一面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開辟了華北敵后抗日戰場，立下不朽功勛，更重要的是，他還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經常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參與中共中央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討論和戰略決策，並發揮了重要作用，實際上成為協助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軍隊不可或缺的舉足輕重的成員。正因為如此，朱德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眾望所歸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進入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核心。

（庹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朱德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