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軍事思想初探

朱德的軍事思想初探

龔希光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朱德的一生。是偉大的一生、光輝的一生。他對黨、對祖國、對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巨大的貢獻。其中最重要的貢獻無疑是在軍事方面。朱德的軍事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中國共產黨對於人民軍隊、人民戰爭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的共同認識的基礎上，由朱德進行理論概括的關於建軍、用兵、治軍等軍事問題的科學的指導思想。本文僅對其主要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建 軍

朱德在1922年入黨時就有豐富的軍事斗爭經驗，是我們黨內最早對武裝斗爭有正確認識的杰出人物之一。1925年，他在德國留學期間，向黨要求去蘇聯學習軍事，表示願意“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熱衷於在城市中搞群眾運動，對武裝斗爭的重要意義缺乏認識，自己不要軍隊，隻幫助人家做政治工作。朱德認為這種做法，實在很蠢。后來，他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指出：“中國搞土地革命，必需要有武裝力量”，“軍隊是革命的主力”。

朱德在參加共產黨以前，已是滇軍的著名將領。他對舊軍隊的腐敗有深切的了解，深知不能依靠這種舊式軍隊達到革命的目的。他對德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紅色前線戰士同盟”有深刻的印象，認為這就是新型的工人階級的軍隊﹔他還學習、考察了蘇聯紅軍的軍事、政治制度。1926年回國后，積極投身於軍事運動，致力於新型人民軍隊的創建工作。南昌起義前，他遵照黨的指示，到江西南昌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以掌握這支武裝力量。他對軍官教育團的學員採用新的教育方法，除進行軍事訓練外，還注意進行政治教育，講述中國革命問題、農民問題、社會問題，發展共產黨員﹔並派學員到附近縣做群眾工作，開展工農運動，幫助地方建立工會和農民協會。從這裡可以看出，朱德一開始就把進行政治教育和使軍隊同民眾運動相結台作為改造舊軍隊、創造新型的人民軍隊的主要內容。后來，這個軍官教育團的一部分學員，被分配到地方，成了黨的地方工作的骨干﹔一部分隨朱德參加南昌起義，成了紅軍的骨干。南昌起義軍主力在廣東潮汕地區失敗后，朱德率領起義軍余部轉戰湘粵贛邊境，處境十分團難。為了保存力量，創建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期間，朱德創造性地對部隊進行了多次整頓。整頓思想，進行前途及堅定革命意志的教育﹔整頓組織，整編部隊，重新登記黨團員，成立黨支部，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加強基層工作﹔整頓紀律，要求部隊學會做群眾工作，規定募款和繳獲要全部歸公。此外，還提出了新的戰術，開始從正規戰爭向游擊戰爭方向轉變。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共產黨的領導，良好的群眾紀律和軍事紀律以及新的戰術，這些就是朱德領導的早期人民軍隊的主要特征。由此，部隊逐步擺脫了困境，保留了這批“革命的種子”，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湘南起義，使革命武裝由1000多人迅速發展到10000多人，於1928年4月，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實現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井岡山會師，建立了當時最強大的一支工農武裝——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他們為紅軍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以后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929年12月，毛澤東、朱德、陳毅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在閩西古田鎮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提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建軍綱領。朱德把從南昌起義到紅四軍九大這一段時期，稱之為人民軍隊的“創建時期”。

朱德不僅一貫重視軍隊的政治建設，而且一貫重視軍隊的軍事技術和戰術訓練，注意軍事建設。1931年7月發表的《怎樣創造鐵的紅軍》，是比較全面地反映朱德建軍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獻。它進一步指明了紅軍的性質、任務、黨的領導、政治訓練、軍事技術訓練、紀律等問題，發展了古田會議精神。它不僅對紅軍在政治上、軍事上的成熟和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還駁斥了取消派對紅軍的誣蔑，論証了在農村環境下建立新型的工農軍隊的實際可能性。

抗日戰爭中，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已經成長為完全成熟的新型的人民軍隊。在黨的七大上，朱德作的《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中，更明確地把我軍的建軍原則概括為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點，而貫穿這三點的一個總原則，“即是從人民出發，為人民服務”，這也就是毛澤東指出的我軍的“唯一的宗旨”。

在毛澤東、朱德等率領下，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的錘煉，我軍終於成為一支與人民血肉相連、堅不可摧的隊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朱德說：“我們共產黨人能夠創造這樣的人民軍隊，是足以自豪的。”

二、用 兵

朱德有豐富的用兵經驗和較高的軍事理論修養，很講究用兵的方法，重視研究戰略戰術，強調“高級干部要注意戰略戰役，一般同志要注重戰術”。他認為在革命戰爭中紅軍積累了不少實際經驗，可是因為環境關系，一般缺乏理論研究。革命軍人不學習軍事理論，僅僅局限於狹隘的作戰經驗是不夠的。他形象地把作戰經驗比作一大簍子錢，是散的﹔而上升到理論的戰術就象錢串子一樣，可以把那些散的錢都串起來，用的時候，要用哪個就拿哪個。但是，他也反對把理論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看待，反對機械搬用。他主張從實踐和理論的結合中來提高軍事技術，使實踐和理論融合起來”。

朱德用兵的特點之一，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1942年12月，他在延安軍事學院第一期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想做成幾件事，隻有老老實實，實事求是，這是八路軍的傳統方法。一切最好的戰略戰術，都是實事求是，合乎辯証法的。”他把用兵之道概括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問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並指出：“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新法”。

中國革命戰爭實際情況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長時期內革命的力量弱於敵人的力量。朱德認為以弱軍勝強敵的主要軍事手段之一，就是進行游擊戰爭。他對游擊戰術有深入的研究。1927年秋，他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及時從正規戰向游擊戰方向轉變，採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的戰術，打垮了前來追擊的國民黨軍許克祥部六個團。井岡山會師后，又和毛澤東一起，運用游擊戰術粉碎了湘贛敵人的多次“進剿”和“會剿”，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龍源口等地多次重大的勝利。在中國，是否重視游擊戰爭，實際上是對革命的長期性、艱巨性有沒有正確認識的問題。建軍初期，一部分政治上比較幼稚和受“左”的思想影響比較嚴重的人，總想攻打大城市，而不重視游擊戰爭，認為游擊戰游來游去永遠搞不成全國蘇維埃。朱德和毛澤東則與之不同，他們基於對中國革命的正確了解，抵制了“左”的錯誤領導，根據實際情況，堅持了游擊戰爭，並總結了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抗日戰爭初期，朱德發表了《論抗日游擊戰爭》這部重要著作，全面地、系統地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性質、意義、作用，游擊隊的組織方法，游擊戰的戰術原則，活動方針等問題。這部著作集朱德游擊戰爭思想之大成，對於指導抗日游擊戰爭的順利發展，充分發揮游擊戰爭的戰略作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朱德用兵的特點之二，是靈活多變，不拘泥於固定的格式。他認為：“事物是變動的，情況是遷移的，決不容有一成不變的老章法來指揮軍隊。”他總是根據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包括地形)等五個要素的具體條件和敵我力量對比的具體情況來決定戰略戰術。戰爭諸要素發生了變化，戰略戰術也要相應地變化。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最艱苦困難的環境中，創造了自己的戰略戰術，這種革命的戰略戰術之特點就是：在敵人顯然強大於革命勢力的時候，採取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在革命勢力日益發展，革命隊伍日益強大的時候，逐漸轉到正規的戰略戰術。”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紅四軍擴大為有40000余人的紅一方面軍，根據地的范圍也比井岡山時期大大擴大了。因此，當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第二，第三次軍事“圍剿”時，朱德和毛澤東採取了統一指揮，集中兵力，調動敵人在運動，中各個殲滅的運動戰方針。革命紅軍“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在作戰中又根據不同情況，採用不同的戰術原則，粉碎了這三次“圍剿”。在國民黨軍發動的第四次軍事“圍剿”中，朱德和周恩來又根據新的情況，在根據地邊緣地區連續兩次採取大兵團伏擊戰，取得了東坡、黃陂兩次戰役的偉大勝利，再次粉碎了敵人的“圍剿”。這一時期，紅軍的主要作戰形式是運動戰。

抗日戰爭時期，戰爭的五要素起了新的變化。朱德說：當我們由內戰進入抗戰時，面對著的敵人是日本軍隊，我們便不固執內戰的經驗，而是加以必要的改變和提高，充分研究敵情來下決心，來決定戰法。”這時，游擊戰爭又被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和毛澤東曾設想要在全國發展1000萬游擊武裝，進行抗日游擊戰爭。1937年8月11日，他在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的國防會議上發言強調：抗日戰爭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戰，發動民眾甚為重要﹔游擊戰是抗戰中的重要因素。8月22日及24日，在陝西洛川縣馮家村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兩次就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發表意見，主張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到前方后，應注意保存兵力，但保存的方法應是積極的、向前的、發展的。我們的工作中心是支持華北，重點在爭取太行山及其以東地區。持久戰不能單憑消耗，主要是發動群眾，軍事上是發動廣大的游擊戰爭﹔即使友軍都退下來，我們也能在華北支持。10月，在山西前線接受美國記者艾格妮絲·斯沫特萊的訪問時又指出：抗日戰爭，在戰略上我們打的是持久戰，戰術上打的是速決戰，而避免陣地戰，混合使用運動戰和游擊戰。解放戰爭時期，又把作戰形式發展為陣地戰。

朱德用兵特點之三，是重視軍隊與民眾相結合，不斷地發展著軍隊與民眾相結合的形式。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就十分重視發動群眾，組織赤衛隊，工農暴動隊，配合紅軍作戰。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動員群眾的面更廣泛了，軍隊和民眾相結合的特點就顯得更突出、更重要了。軍隊支援人民的斗爭，維護人民的利益﹔人民則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其他方面支援軍隊，而且在軍事行動中直接配合軍隊作戰。軍隊與人民的全面配合一直貫徹到戰場上、戰役上、戰斗上去。從戰爭的全局到每一個具體戰斗，都體現了軍隊與人民深相結合的特點，終於逐步形成了以八路軍、新四軍為骨干的，最廣泛地發動和組織人民參加的，實行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的一整套人民戰爭的組織形式和戰略戰術。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威力，終於比人們預料更快地取得了1949年歷史性的偉大勝利。

朱德用兵特點之四，是重視戰役、戰術的指導。1933年6月，他發表《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一文，針對紅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戰術指導。抗日戰爭初期，八路軍初到前線，為了避免敵人對我軍進行奇襲與合擊，1938年1月，他和彭德懷提出了：“在敵分進合擊中，應在諸支隊暴露的外翼側實行機動﹔應突擊敵之后尾而不是先頭部﹔對敵進攻保持高度的突然性質，迅速解決戰斗，迅速轉移突擊方向﹔行動極端秘密，利用昏暗夜間接近敵人，戰斗過程主要是白刃戰﹔在主要方向突擊時，對次要方向以游擊隊襲擊以迷惑之”等十六條戰術原則。為了粉碎日軍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九路圍攻，他與彭德懷作出了以一部兵力鉗制各路進攻之敵，集中主力相機擊破其一路的作戰方針，取得了勝利。武漢失陷后，在國民黨軍隊加緊制造軍事磨擦的情況下，及時提出了既不能喪失原則立場，又不破裂統一戰線的斗爭方針，在華北前線親自領導粉碎了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時，又繼續保持了與國民黨方面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系。1939年，華北抗戰局面已經打開，為了爭取主動，就利避害，他又在總結抗戰兩年來的經驗教訓時，提出了抗日根據地機動戰的各項原則，為我抗日根據地廣大軍民打退敵人的“掃蕩”、圍攻，提供了有力的戰術武器。

解放戰爭時期的戰略進攻階段，朱德再次親臨前線，指導晉察冀部隊進行石家庄戰役，取得了攻克敵人堅固設防的較大城市的經驗，指出：“這次勝利，繳獲很多，但最大的收獲是我們提高了戰術，學會了攻堅，學會了打大城市”，並且總結出攻堅戰的一套戰術。以后，我軍進攻濟南等大城市，都採取了這些戰術，效果很好。接著，他又提出了對付國民黨主力部隊的新的運動戰戰術指導思想。他把國民黨主力部隊比著大魚，指出，它上鉤后，要讓它在水裡擺來擺去，把它弄疲勞了再扯上來，以免被它弄斷釣索。他說：“從釣小魚與釣大魚的辦法不同來看，就可以理解打弱敵與強敵、打小敵與大敵的不同。打小敵、弱敵，可以用比較簡單而直接的辦法﹔但打大敵、強敵，必須定出系統的斗爭方針，戰斗開始必須懂得擺布它，懂得用迂回曲折的辦法”。朱德對於戰術問題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論述。戰術是為戰略服務的，戰略目標確定以后，就需要有戰術的研究和提高，否則戰略目標也難以實現。作為我軍的軍事統帥，朱德把主要精力用在指導部隊進行實際斗爭上，必然要加強對於戰役、戰術的研究．朱德在這方面有特別重大的貢獻。

三、治 軍

帶兵是治軍的一個重要問題。正確的帶兵方法，反映正確的建軍思想，是提高部隊素質的重要保証。

朱德認為帶兵必須加強共產黨的領導，“軍政干部一定要團結，不能鬧獨立性”。為了加強黨的領導，解決好各級軍政之間的關系，1941年8月，他在《黨是軍隊的絕對領導者》一文中指出：“為著保証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就得使黨與行政的關系正確地建立起來。行政系統對黨組織的關系，應當是：行政系統必須遵守與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決議，完成黨所給它的任務。黨組織對行政的關系，應當是：黨的路線、黨的決議，必須經過行政系統來執行，來體現﹔黨組織必須尊重行政系統。”他還要求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在戰斗、生產和群眾工作三個方面起模范作用。

朱德帶兵非常重視正確處理官兵關系。他有感於舊軍隊中官兵不平等的軍閥作風，造成官兵對立的情況，特別強調在人民軍隊內部要實行民主的、官兵平等的原則。他指導我軍開展了尊干愛兵運動，使士兵尊重干部，干部愛護士兵。人民軍隊實行極其嚴格的軍事紀律和群眾紀律。官兵平等，最重要的是在紀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指出：“紅軍的紀律，指揮員與戰斗員都是一樣地遵守，與白軍的紀律專為壓迫士兵而設，絕不相同。”在艱苦的戰爭年代，朱德要求部隊不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生活待遇上也實行官兵平等的原則，並以此作為紅軍與白軍不同的一個鮮明的特點。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副對聯：“紅軍中官兵夫薪餉穿吃一樣，軍閥裡將校尉起居飲食不同。”這種官兵平等的制度，對於人的尊嚴受到褻瀆的白軍士兵和受剝削、受壓迫的廣大勞苦大眾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在紅軍這樣一個親切而平等的革命大家庭裡，盡管生活十分艱苦，但誰也不願離開。朱德說：“那個時候，到我們部隊來的多，逃跑的非常少。”這是紅軍裝備差而戰斗力強的一個重要原因。

練兵是治軍的又一個重要問題。朱德很重視並善於練兵，使我軍始終保持著很高的政治、軍事和身體素質，能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完成艱巨的任務。他主張“練兵必先練心”，練心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紅軍的戰斗力，不僅是靠軍事技術的條件來決定，最主要的是靠紅軍的階級政治覺悟、政治影響，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瓦解敵人的軍隊。”並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抗戰初期，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取消了政治委員，他看到部隊政治工作因此而受到損失的情況后，即與彭德懷、任弼時向中央建議恢復原有政治工作制度。

朱德重視政治思想工作，不僅為了糾正各種錯誤傾向，更著眼於充分發揮每個指戰員的主觀能動性。他對部隊的要求不僅僅是服從命令聽指揮，而是每一個指戰員都要成為革命的自覺的戰士。他主張在軍隊內部實行軍事民主，練兵應“以上下合作的群眾路線，代替由上級包辦的軍官干部路線。”他尤其注意培養廣大指戰員的革命主動性。他要求下級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同時，又要求他們做到機斷專行。他說：“服從命令與機斷專行這兩件事是不沖突的，……紅軍要絕對執行命令，同時要養成機斷專行的自動性。”在革命主動性的基礎上二者是可以統一起來的，“因為有了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官兵之間相互的了解與團結，所以人人自覺自動，在一個意圖之下，機動靈活，奮勇殺敵。”

朱德善於發現廣大指戰員身上的積極因素，看到他們的英雄氣概。抗日戰爭時期，他提出要在八路軍、新四軍中開展新英雄主義運動，號召廣大指戰員向共產主義戰士發展，成為大公無私的、新式的、革命的英雄。這種新的英雄，視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僅可以犧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猶豫地貢獻出自己的生命。他認為：“隻有具備共產主義的高尚品德和偉大氣魄，才能具有徹底的革命觀點和群眾觀點，才能開展新英雄主義運動。”新英雄主義運動的開展，把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水平和對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都提到了新的高度。以后，新的英雄在我軍中大批涌現：為中國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為八一軍旗增添了燁燁光輝。

朱德主張從智力(提高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體力、技術三個方面進行練兵，反對孤立地突出政治工作而忽視其它工作﹔主張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政詒工作與技術工作的統一。他指出：“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是部隊建設的兩個重要方面，隻能都搞好，不能隻搞好一個”。他反對輕視技術工作，認為“技術是戰術的基礎，技術搞不好，戰術就無法搞好”﹔而戰術不好不但難以消滅敵人，還要吃大虧。他說，紅軍絕不懼怕敵人的飛機大炮，但是，又要承認敵人的飛機大炮確有殺傷威力。是要吃肉的。口頭上空喊不怕，而不去研究對付它的科學方法，隻會使紅色戰士經受無代價的犧牲。他還指出：“體力搞好了，拿槍就穩了，爬山、跑散兵都行了，這也就是技術”。1943年8月，《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他的《軍事教育必須從實際出發》一文，指出：我軍政治上具有優勢，而技術上則缺乏基礎，主張加強技術教育，“把旺盛的士氣同掌握技術結合起來”。這個正確的思想，在當時有的人理解不了，林彪就曾在一次會議上攻擊朱德的這篇文章是什麼“違反政治建軍的原則”。后來，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中回答了這個問題。指出：“過去我們軍隊中，有不尊重體力與技術的傾向，似乎以為軍隊隻要有了政治覺悟就夠了。這是很錯誤的。”

為了糾正長期存在的輕視技術的傾向，在我軍進行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時期，朱德把技術工作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來論述，強調：“在一定的意義上，技術決定一切”﹔“政治工作要保証技術的提高，軍事任務要靠技術來完成。此外，他還反對政治教育中的夸夸其談的空洞說教。然而，林彪沒有從總司令的教誨中受到教益。后來，他那種不尊重技術的思想與他逐步滋長的個人野心相結合，竟然發展成為“突出政治”、“政治沖擊一切”等一套荒謬主張，使部隊建設和黨的整個事業都蒙受了極大的損失。

隨著空軍、海軍、裝甲兵等新兵種的組成，我軍改變了由單一陸軍步兵組成的情況。這時，朱德敏銳地覺察到，在新情況下，過去的一套技術練兵方法不適用了。他指出﹔過去練兵主要是利用戰斗間隙完成一種或幾種技術、戰術訓練，這種方法適合於過去的情況，“但它不是正常的訓練方法”，“在向現代化、正規化前進的過程中，不能丟掉過去的優良傳統，也不能被過去的經驗所束縛”。他及時提出了適應現代化軍隊建設需要的實行統一訓練計劃的方針，要求部隊達到“統一指揮、統一制度、統一編制、統一紀律、統一訓練。一句話，使千萬人的行動統一起來。”朱德認為，實現軍隊現代化、正規化，還必須培養一支政治覺悟高、軍事素質好、專業能力強的干部隊伍﹔軍隊干部不僅要提高軍事、政治、理論、文化水平，還要學習技術、尊重技術，實現專業化。為此，他特別重視各軍事院校的工作。1954年3月，軍事學院基本系、情報系第一期學員即將畢業時，他被任命為國家考試委員會主席。親自對學員進行考核，並在講話中強調：“如果沒有一大批與現代化軍隊要求相適應的軍事的指揮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軍隊，同樣是不可能的。”朱德這些高瞻遠矚的指示，對指導新時期的練兵工作，對加速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步伐，無疑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養兵也是治軍的一個重要方面。朱德把對部隊進行教育，稱作精神營養，而注意衣食住行的滿足州是物質營養。在艱苦的戰爭年代，解決人民軍隊的物質營養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任務。一方面，他提倡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並且寧願軍隊自己困難些，盡可能不加重人民的負擔。另一方面，他歷來主張軍隊要參加生產，建設自己的家務，特別在1940年以后，由於敵頑雙方加強了對我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封鎖，使我軍在物質上發生了極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朱德創造性地提出了軍墾屯田的方針，要求部隊在不影響作戰和訓練的情況下，參加生產建設。他竭力提倡陝甘寧邊區軍隊進行工業、農業、運輸等方面的生產工作，幫助邊區建設。為了貫徹這個方針，他不但苦口婆心地作了許多解釋，並且親自踏勘南泥灣，親自組織南泥灣的開辟工作。1942年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積極推行“南泥灣政策”》，指出：“今天的南泥灣，已成了‘陝北江南’。於是‘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這個嘉名永遠與朱總司令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南泥灣政策”的成功，極大地推動了陝甘寧邊區及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克服了困難，支援了抗戰。

朱德的軍事思想，是中國革命軍事斗爭經驗的結晶，是朱德總司令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遺產。學習、繼承、豐富和發展這一杰出的軍事理論思想，必將加速人民解放軍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對未來的反侵略戰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

（來源：《朱德研究——紀念朱德誕辰100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南充師院學報社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