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德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貢獻

論朱德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貢獻

袁德金

朱德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和組織者之一。他的一生革命活動的主要領域是軍事斗爭。從辛亥革命戰爭、雲南起義、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無役不與”，始終站在斗爭的前列，同中國人民一起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革命戰爭，為奪取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立下了豐功偉績。作為一個杰出的無產階級軍事家，朱德不僅有經緯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恢宏氣度和雄才大略，而且在軍事理論上有卓越建樹，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本文僅就朱德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貢獻，談一點個人看法，以求教於革命前輩和同志們。

一

戰爭是以最直接和最尖銳的方式表現矛盾運動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敵對雙方各種因素的相互對立，相互制約，以及在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轉化，形成了戰爭運動的發展過程。因此，戰爭和其他社會活動形態相比較，客觀的辯証本性表現得更為突出、更為典型。從l927午8月以后，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包括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建國以后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共長達25年之久，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宏偉壯觀的戰爭，而且是各種矛盾極為錯綜復雜的戰爭。正如毛澤東所說，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顯示了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為光榮的特殊的一頁。這就要求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者們必須學會辯証地思考問題，用科學的辯証思維方法去研究和指導戰爭，才能跨過硝煙彌漫的戰爭艱難歷程，到達勝利的彼岸。

l936年，中國革命戰爭經過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以后，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証法的高度，對紅軍十年血戰史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科學的理論總結，在深刻地揭示中國革命戰爭的各種矛盾及其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第一次提出了“軍事辯証法”這一概念，並以“軍事辯証法”為題，在陝北紅軍大學作了講演。這標志著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初步形成。其后，毛澤東雖然沒有寫出軍事辯証法的專著，但在他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一系列重要的軍事理論著作以及指揮作戰的大量文電中，都充滿了軍事辯証法思想。然而，毛澤東對軍事辯証法是什麼的問題一直沒有在理論上作明確的包答。

1958年，朱德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1周年時寫下了《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文章。在文中，他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作了科學的解釋，指出：“毛澤東同志系統地研究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特別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軍事著作中，著重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即軍事辯証法。”這就是說，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是毛澤東軍事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在我黨的歷史上，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研究雖然早在延安時期就已開始，但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作如此明確的解釋，這還是第一次。

朱德之所以能夠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作出科學的解釋，這並不是偶然的。這不僅和他具有豐富的革命戰爭實踐經驗有關，而且和他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一直堅持學習和運用唯物辯証法研究和指導中國革命戰爭這一復雜的矛盾運動也有極大的關系。朱德早年滿懷“誓將鐵血鑄中華”，“傾心為目志無違”的救國之心，積極參加過辛亥革命戰爭以及后來的討袁、護國、護法等戰爭。然而，早年的軍事生涯所遇到的曲折和失敗，使朱德一度“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狀態”，意識到依靠舊軍隊和老的軍事斗爭方法，無法拯救中華民族於水火之中。他開始探索、尋求。在德國格廷根大學，朱德學習了哲學，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等書﹔后來，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他又認真地研究了馬列主義，尤其是唯物辯証法，他的思想比在德國時又有了新的收獲，特別是對唯物辯証法的理解更加深刻了。1933年6月，即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正式開始前，朱德針對我們黨內少數人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等人在軍事上瞎指揮的形而上學的錯誤，明確指出：“紅軍軍人要以唯物的辯証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一些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同志，在延安時曾回憶說：“從前我們不懂什麼辯証法，(朱德)總司令就到處講。” 1941年，朱德又說：“唯物辯証法的哲學，是人類五千年科學思想的結晶。以此為依據，馬列主義者借以把握科學的一切部門。”可見，豐富的革命戰爭實踐經驗和較高的唯物辯証法的理論素養，以及注重把“實踐和理論融合起來”的優良學風，使得朱德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能夠理解得准確、深透，從而作出科學的解釋。

二

列寧曾經把“觀察的客觀性”作為唯物辯証法的第一要素。採用客觀的觀點去考察和指導戰爭，這是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毛澤東在研究和指導中國革命戰爭時，總是從戰爭的客觀實際情況出發，就戰爭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來具體地考察戰爭，從中找出戰爭的規律，用以指導戰爭，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他認為戰爭指導者隻有採用客觀的觀點，從戰爭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來考察和指導戰爭，不帶任何主觀隨意性，才能使主觀指導符合戰爭的客觀實際情況，正確解決好戰爭中的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努力做到主觀和客觀相一致。在分析戰爭指導者為什麼在主觀指導上會犯錯誤的認識論根源時，他指出：“為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斗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

在中國革命戰爭實踐中，朱德正確地運用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採用客觀的觀點去考察和指導戰爭的軍事辯証法思想。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軍事報告中指出：“我們用兵的主張，可概括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第一句話是根據部隊武器裝備，第二句話是根據敵情，第三句話是根據時間地形各種條件，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新法。” “這是我們進行人民戰爭所創造出來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澤東同志的新兵法”。在這裡，朱德把毛澤東關於採用客觀的觀點去考察和指導戰爭的軍事辯証法思想概括的“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新法”，深刻的揭示了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是以唯物主義作為根本出發點和根本特征的。同時朱德對戰爭的客觀實際作了具體的說明，這就是不同的武器裝備、不同的作戰對象、不同的時間地形等各種客觀條件。採用客觀的觀點去考察和指導戰爭，也就是要從這些不同的客觀條件出發，離開了這些不同的客觀條件去考察和指導戰爭，必然會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中去。

朱德特別強調戰爭指導者必須要根據不同的作戰對象採取不同的作戰方法。他說：“要看清對象，是什麼敵人就打什麼仗。如果敵人是弱的，我們可以來一個猛沖。……但要解決比較頑強的敵人，用這一套就不一定有效。甚至還要吃虧。”他形象地把打強敵和弱敵所採用的不同方法，比喻為釣大魚和釣小魚。“從釣小魚與釣大魚的辦法不同來看，就可以理解打弱敵與強敵、打小敵與大敵 的不同。”朱德認為這樣做“是合乎辯証法的。”

朱德極為反對那種從主觀願望出發來研究和指導戰爭的唯心主義。他認為一切剝削階級的軍隊往往在戰爭中不可能完全做到從戰爭的客觀實際出發，他們一般“都要依照一個主觀的公式，既不問敵我力量對比，亦不問時間、地點和條件”，這必然要失敗。我們革命隊伍中也存在軍事上的教條主義，他們也不從戰爭的客觀實際出發，而從主觀願望出發。朱德指出：“教條主義的特點，就是不從實際出發，不從中國情況出發，而是……從主觀願望出發。”這種從主觀願望出發的唯心主義，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曾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在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血的歷史教訓時，朱德深刻的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完全是洋教條、……軍事上的教條主，伴隨著其他方面的教條主義，使革命受到嚴重損失。”這一血的歷史教訓永遠值得我們深思。

總之，朱德在考察和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過程中，一貫強調：我們的作戰決心、作戰方法必須根據任務、敵情和時間、地形等戰爭客觀條件來定下，而不能從主觀願望出發。這一思想在朱德的革命戰爭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早在井岡山艱苦奮戰，創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日子裡，朱德和毛澤東一道，指揮了許多戰斗。龍源口之戰，朱德親自率領部隊迎戰江西軍閥楊池生、楊如軒的“會剿”，由於朱德根據實際情況定下作戰決心，採取了正確的戰術。結果一舉殲滅敵一個團，擊潰兩個團，大獲全勝。勝利的當天，正逢傳統的端午節，勝利的喜訊傳遍了井岡山，到處響起了勝利的歌聲，有人編了這樣一首歌謠“朱毛會師在井岡，紅軍力量堅又強﹔不費紅軍三分力，打跨江西兩隻羊(指楊池生、楊如軒)”。

朱德不僅強調在研究和指導戰爭時要從戰爭的客觀實際出發，而且在軍事教育上也特別重視這一點。他說：“軍事教育和其他的事物一樣，必須從實際出發，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然不僅於事無補，有時反有害於事。比如說，我們的部隊目前需要教些什麼，怎樣教法，什麼人教等問題，都需要根據部隊的真實情況，提出解決的辦法。”又說：“隻有從實際出發才能正確地解決問題。其他事情如此，軍事教育尤然。”這些諄諄教導雖然是朱德在40多年以前所說的話，今天我們讀起來，無論是對搞軍事教育的人，還是搞其他工作的人來說，仍然都會感到十分親切。

三

全面性是辯証思維的基本特征之一。列寧說過：“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據此，毛澤東提出採用“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到正確的結論”的思想。在《論持久戰》中，他對中日戰爭的敵我雙方的各種相互聯系著的基本因素進行客觀的全面的分析研究，指出這些基本因素是抗日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斷﹔是貫徹於中日雙方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從而批判了“亡國論”、“唯武器論”、“速勝論”者看問題的方法的主觀性和片面性，認為他們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隻根據問題的一個側面、一個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夸大起來，當作全體看。

朱德認為戰爭自身是由多種辯証要素構成的一個整體。他在《論抗日游擊戰爭》中，對抗日游擊戰爭的諸要素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一切戰爭，離不了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個要素。在這五個要素的具體條件和敵我的對比之下來定出具體的戰略戰術，游擊戰爭也當然不能例外。”他特別強調在分析這些要素時，要善於把這些基本要素“密切聯系，配合運用”，即從客觀存在的戰爭諸要素的全面聯系中把握戰爭，全面地了解戰爭諸要素的矛盾關系及其各方面的全部特點。不能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隻見局部，不見全體。他指出抗日游擊戰爭首先是一場政治仗，這是因為，一切戰爭，都具備著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說。沒有政治要素的戰爭是沒有的。”所以，不能把中日戰爭看成是脫離社會政治而獨立存在的現象。但是，這並不是說，政治要素就是抗日游擊戰爭的一切。還應考察其它四個要素。例如，“作為政治的基礎看的要素——經濟”也不能輕視。隻有把戰爭自身所具有的五個要素看成是密切聯系的一個整體，才能使抗日游擊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朱德還從敵我雙方分析了戰爭中每個要素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點。戰爭是敵我雙方的對抗和較量，戰爭中的每一個要素總是存在於敵我雙方之中，從而構成矛盾關系的。敵我雙方的不同情況決定了戰爭中的每一個要素各自必然具有不同的特點，隻有進一步分析戰爭中的每一個要素在敵我雙方中所具有的不同特點，才有可能深入了解戰爭諸要素在總體上的內在聯系，並才能“用其所長，去其所短以戰勝敵人。”以政治要素為例，朱德認為抗日游擊隊在政治要素上佔優勢﹔相反，日本帝國主義則佔劣勢。因此，不能把中日戰爭自身所具有的五個要素平列看待，而應該看到，“抗日游擊戰爭，它的主要要素是政治要素。”我們應當認識政治要素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最正確、最靈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如果舍棄或忽視政治要素，“要想用粗劣的原始的武器來戰勝強敵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連自己本身的生存和發展都沒有可能。”

朱德還特別分析了抗日游擊戰爭中的人和武器兩個要素之問的聯系以及它們和其他要素之間的關系。對於戰爭中人的要素，朱德認為：“從人力的方面來說，每一個戰爭包含著人的質與量的戰爭。而人力的質，又應從政治要素和肉體要素兩方面加以考察。” “政治素質，關系於戰斗力和戰爭方法﹔肉體素質，直接關系於戰斗力。”對於武器要素，朱德認為武器在戰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敵人有著優良的武器，我們與敵人相比，當然居於劣勢，必須努力創造或從敵人手中奪取新型的武器來裝備自己，“不能做一個落后的劣勢武器的拜物教徒，如象紅槍會的某些師父那樣用念符咒、吃打藥等去擋炮子，那是無益而有害的”。但是，武器也不是萬能的。武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每一種武器有一定的效能，它要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其力量，它也有可能被制服的方法。特別是武器要素隻有和人這一要素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其作用。如果抗日游擊隊充分發揮人的要素的作用，“武器雖然落后，但是使用武器的人不應當落后”，善於利用時機，利用旺盛的攻擊精神，利用地形等條件配合起來，是完全能夠戰勝強大的敵人的。朱德把戰爭中的人和武器兩要素辯証的統一起來，堅持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軍事辨証法思想，對“唯武器論”者的根本錯誤進行了批判。他指出：“唯武器論者的根本錯誤，是在他們隻看見武器的一個要素，而完全看不見其他要素。”也就是說，“唯武器論”看問題的方法是片面的。

由此可見，朱德在《論抗日游擊戰爭》中所闡述的上述軍事辯証法思想，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的有關思想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論抗日游擊戰爭》是朱德抗戰初期的一部著作，其部分章節於1938年初就已發表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寫於1938年5月。不難看，朱德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確實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

列寧說過：辯証思維“要求從事物的發展……變化中來觀察事物。”發展的觀點也是唯物辯証法的一個重要觀點，毛澤東把唯物辯証法的發展觀點，運用於戰爭問題的研究，提出了研究戰爭“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的軍事辯証法思想。戰爭和其他社會活動有所不同，它並不是活的力量對死的物質的活動，而是兩股活的力量之間相對抗的一種特殊形勢的活動。因此，戰爭具有較強的變動性。毛澤東指出：“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戰爭的變動性，要求戰爭指導者在研究和指導戰爭時，必須要著眼其特點和發展。

朱德善於從變化了的戰爭客觀實際出發，不拘守過去的作戰經驗，不墨守陳規，靈活機動地指導戰爭，反對用“一成不變的老章法來指揮軍隊”。1933年，他就說過：“事物是變動的，情況是遷移的，決不容有一成不變的老章法來指揮軍隊。我們的作戰決心必須根據任務、敵情和地形來定下。任務、敵情、地形既然是時常變換，因而我們的決心就不同，而運用戰術的原則也就更不同了。”這就明確地說明，隨著戰爭客觀實際情況的發展變化，我們的作戰決心、作戰計劃也必須隨之改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原則。當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失敗后，朱德把起義軍余部的一部分帶出了敵人的包圍，轉移到敵人力量較弱而我們的群眾基礎較好的湘粵贛地區，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打破敵人的圍殲，保存並發展革命力量呢?朱德客觀地分析了形勢，把原來的正規戰轉變成了游擊戰。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由於這一重大轉變符合了戰爭的客觀實際情況的變化，從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我軍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后來，朱德在認真總結由土地革命戰爭轉入抗日戰爭的經驗時又指出，當我們由內戰進入抗戰時，面對著的敵人是日本軍隊，我們便不能固執內戰的經驗，而是根據變化了的敵情來決定戰略戰術。根據抗日戰爭時期的新情況，朱德又及時提出了小股進退，分支襲擾，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晝伏夜動，聲東擊西，有意暴露，及時蔭蔽，利害變換，毫不猶豫，拿定火色，轉入外線等這樣一整套充滿軍事辯証法思想的游擊戰術新原則，正確地指導了抗日游擊戰爭。

朱德還從兩種根本對立的思維方式上分析了人民軍隊和非人民軍隊用兵方法的不同。他指出：“非人民反人民的軍隊的用兵方法，不能不限於固定成規和固定格式。而人民軍隊的用兵方法，則是隨機應變，變化無窮。”“限於固定成規和固定格式”，就是軍事上的形而上學機械論的思維方式的表現：“隨機應變，變化無窮”是符合辯証思維方式的。因此，朱德極為反對那種閉眼不看戰爭客觀實際情況的發展變化，而固守“一成不變的老章法來指揮軍隊”的形而上學的機械論。他認為如果這樣做，必然使戰爭遭受挫折甚至失敗。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就是：當著敵人改變其作戰方法使之適合於同紅軍作戰的情況時，我們隊伍中的形而上學的機械論者，卻固守過去的作戰經驗，拒絕了解變化了的戰爭客觀實際情況，他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御，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后方打過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造成紅軍在戰略上的被動，使第五次反“圍剿”慘遭失敗。血的歷史教訓再次說明，戰爭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樣，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之中，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中國古代的大軍事家孫武曾經以水喻兵，他說：“兵形象水”，認為戰爭就象水那樣流動多變。因此，如果說被列寧稱為辯証法的奠基人——古希臘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把事物的發展變化比喻為一條川流不息的河流，斷言人不可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是真理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人也不能經歷兩次完全相同的戰爭。這是朱德軍事辯証法思想告訴戰爭指導者必須牢記的一個真理。

五

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正確地揭示和解決了戰略戰術中的一系列對立統一關系，如戰略和戰術、戰爭的客觀物質條件和人的自覺能動性，進攻和防御、集中和分散、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等等。這正是毛澤東用兵如神的原因所在。在這一方面，朱德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朱德認為戰術也不是孤立的，也有它的外部聯系和內部系。他說：“戰術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統一。”要運用好戰術，就必須要把握戰術本身的這種矛盾的統一。他在論述集中和分散、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對立統一關系時說：“無論大兵團、小部隊，在進攻中每一動作，都要選定主要突擊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這一方向來決戰。其他次等方向隻留出可以牽制敵人的兵力，但須積極動作吸引敵人的注意力向著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擊方向容易進攻。”這就把戰略戰術中的集中和分散、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對立統一關系，講活了，用活了。

對於人在戰爭中的自覺能動性的問題，毛澤東著重強調的是戰爭的客觀物質條件和人的自覺能動性之間的辯証關系，認為戰爭的客觀物質條件給戰爭的勝負提供了可能性。但“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能動性。因此，他要求在戰爭的客觀物質條件這一舞台上面，戰爭指揮者應充分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導演出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朱德正確地解決了在戰爭中服從命令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辯証關系。他指出：“服從命令與機斷專行這兩件事是不沖突的。決不能把機斷專行誤認為是違抗命令，也不能機械地執行命令，而拋棄機斷專行。”又說：“紅軍要絕對執行命令，同時要養成機斷專行的自動性。”自動性就是指人在戰爭中的自覺能動性。朱德把服從命令和發揮自動性兩者辯証地統一起來，認為兩者不可偏廢，這就使毛澤東軍事辯証法關於人在戰爭中的自覺能動性的思想在內容上得到了進一步充實。

朱德還較詳細地論述了戰術和技術之間的辯証關系。列寧指出：“戰術是由軍事技術水平決定的，——恩格斯曾把這一真理再三咀嚼以后送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嘴裡。”毛澤東對這一方面，論述的較少。朱德豐富了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在這一方面的內容。他首先肯定戰術是由技術決定的。認為“技術日益進步的現代，不僅在戰爭中特別加強了技術的作用，使用技術的知識訓練也復雜了，並且由於技術的進步變更了戰術的原則。”“技術不好戰術也不會好，技術好了戰術也容易學好。”“過去不知有多少可愛的同志作了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犧牲”，就是因為我們重視軍事技術非常不夠。同時，他強調必須加強戰術理論的學習。1947年12月，朱德在一次部隊干部會議上，針對有些同志不注重戰術理論學習的情況時說：“戰術對你們萬分需要，是你們的‘補藥’。你們的戰爭經驗很多，但就象一大簍子錢，是散的﹔戰術就是錢串子，可以把那些錢都串起來。”他認為隨著革命戰爭的發展，單憑紅軍的英勇沖鋒固然不夠，單憑紅軍已有的戰爭經驗也不能滿足客觀的需要，必須特別加速戰術方面的進步。真正使戰術和技術、技術和勇敢、技術和士氣相結合，就能戰無不勝。朱德如此善於掌握戰術中的各種對立統一關系，這不僅表明他在戰略戰術上造詣精深，而且表明他在運用唯物辯証法指導戰爭時，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朱德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雖然以上論述並不全面，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的貢獻是杰出的，也是不可磨滅的。今天，我們學習和研究這些貢獻，不僅對於進一步加深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理解，指導我們研究新的歷史時期的戰略戰術，促進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有重大的意義，而且有助於我們學會正確分析和處理“四化”建設中各種復雜的矛盾的科學方法。

（來源：《朱德研究——紀念朱德誕辰100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南充師院學報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