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貢獻(節錄)

試論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貢獻(節錄)

常喬章

朱德在軍事理論方面，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總結了中國長期革命戰爭的經驗，系統地提出了建設人民軍隊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軍隊為骨干，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建立農村根據地，進行人民戰爭的思想。”“他為革命軍隊制定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實行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戰斗的速決戰，把戰略上的劣勢轉變為戰役、戰斗上優勢，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一系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在建國以后，他提出必須加強國防，建設現代化革命武裝力量(包括海軍、空軍以及其他技術兵種)和發展現代化國防技術(包括用於自衛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導思想。”決議中說，毛澤東“論述中國革命戰爭問題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証法的最光輝的范例。”

決議的以上論述再次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毛澤東軍事思想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這一體系至少包括：人民軍隊建設﹔人民戰爭思想﹔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國防建設﹔戰爭觀及方法論，即軍事辯証法這樣幾個組成部分。朱德在這些方面都有自己的一系列論述。本文圍繞這些大的問題，作一些扼要的例舉。

一、關於人民軍隊建設的理論

1、關於人民軍隊的性質。性質，是一種事物區別於其它事物的根本屬性。對於一支軍隊來說，其性質如何，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打開《朱德文選》，開篇即是《怎樣創造鐵的紅軍》。朱德指出，紅軍是工農的軍隊，也可以說是一切勞苦群眾的軍隊，紅軍的歷史任務是奪取政權，建立和鞏固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權，使無產階級及一切勞苦群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得到解放。這裡所說的工農的軍隊、一切勞苦群眾的軍隊，開宗明義地說明了我軍的性質。朱德對我軍性質最詳盡、系統的敘述是在1945年黨的“七大”會議上。他在《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中指出，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把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訓練起來，保衛人民利益，替人民服務的軍隊。人民的軍隊，因為和人民在一起，對外就能有效地保衛祖國，對內就能保衛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權利。人民的軍隊，內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它對軍隊以外的人民，也是民主的，是軍民一致的，所以能夠一掃軍閥制度。我們的軍隊具備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點。它是民族的，因為它始終站在反對外國侵略者的立場，具有保衛祖國的至高無上的熱情。它是人民的，因為它是從人民當中來，始終是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奮斗。它是民主的，因為它是軍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人民的軍隊，當兵的和當官的都是自願來的，不論是八路軍、新四軍現在所實行的那種志願兵制，或者將來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所要實行的義務兵制，都是建筑在與人民的意志相符合的基礎之上的。

2、人民軍隊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把我軍建設成新型人民軍隊的首要條件。朱德認為，要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完成人民軍隊的歷史使命，必須始終堅持軍隊“無條件地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土地革命時期，他就指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工農紅軍隻有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才能完成它的偉大任務。”抗日戰爭時期，他明確指出：“八路軍、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軍隊”，我們帶兵是靠黨組織來保証，連裡有支部、有黨員。支部在行政管理方面、了解敵情等方面要起保証作用。連長應把支部當作帶兵的核心、領導的核心。他不僅注重在理論上闡述黨對軍隊的領導，而且在組織上重視予以落實。1937年8月，紅軍改編時，曾根據國民革命軍的統一編制，實行單一首長制。實踐一段時間后，出現了某些個別分子不願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的現象。根據朱德等人的建議，是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恢復因受國民黨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先后任命了各師、旅政治委員，恢復了師、旅政治部和團政治處，以保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實現。

3、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我軍的政治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對軍隊實施領導而在軍隊中進行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它將為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提供根本保証，為激發官兵積極完成各項任務提供精神動力。朱德認為，作為人民軍隊，“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是部隊建設的兩個重要方面。隻能都搞好，不能隻搞好一個。”要通過政治工作，啟發和提高指揮員戰斗員的無產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認清本階級的利益，努力於本階級的政治任務，與敵人作決死的斗爭，去達到消滅敵人、解放本階級的目的。為此，他強調，建軍的第一個問題是“政治建設”，“不僅政治機關、政治干部要做政治工作，軍事機關、軍事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

4、實行嚴格的紀律。從我軍初創時期起，朱德就重視人民軍隊的紀律建設。1927年南昌起義后，他率領起義軍南下，在遭到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的情況下，他利用戰斗間隙對部隊進行了三次整頓，在上堡整訓時，“首先是整頓紀律”，要求部隊指戰員必須嚴格遵守募款和繳獲的物資全部歸公等項規定，違者繩之以紀律。這樣一來，部隊的“紀律性加強了，戰斗力也提高了。” 1931年7月，朱德在一篇文章中說：“紅軍的紀律是根據整個的階級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爭的必需而制定的。”“自覺地遵守紀律的精神的養成和提高，就是使各個指揮員戰斗員的忠實勇敢，服從紀律，匯合成為全軍的忠實勇敢，服從紀律。有了這樣自覺地遵守紀律的紅軍，就是鐵的紅軍。”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對軍隊的紀律建設更為重視，說“紀律要嚴密。沒有嚴密的紀律，兵就帶不好。紀律是什麼呢?是不是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呢?主要是這些，但又不僅是這些。過去的三大紀律，不損害老百姓的利益，這是群眾的紀律﹔打土豪歸公，這是經濟紀律﹔服從命令是軍事紀律。過去靠這三條帶了幾年兵頂了事。現在的紀律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規定了的一切事項一定要執行。這就是我們的紀律。大家都遵照規定的辦法去做，就有條不紊。”1949年4月，朱德在對第四野戰軍高級干部所作的報告中說，大軍南下，“政策、紀律執行得好，勝利就來得快。我們要會打仗，又要會執行政策、遵守紀律。這樣才能團結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才能獲得全國的勝利。”他把軍隊執行紀律的狀況與軍隊素質的優劣、革命的成敗密切聯系在一起。

二、關於人民戰爭的思想

朱德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豐富表現在：

1、闡述了進行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必須是為了群眾，又依靠群眾的道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依托小塊根據地，採取波浪式推進政策，不斷地打擊和消滅敵人，鞏固和擴大了革命根據地，其基本經驗就是實行了廣泛的人民戰爭。朱德在談到中央蘇區反“圍剿”勝利的原因時指出：“一、二、三次反‘圍剿’，是中國很好的革命戰爭經驗。主要一點是在於依靠群眾。三次反‘圍剿’，我們都是為了群眾，又很好地依靠了群眾。” 1938年，他在論及抗日游擊戰時說，抗日游擊戰爭，本質是抗日的游擊運動，離開了群眾，就根本談不上抗日游擊戰爭，而抗日游擊戰爭的全部秘密就在於它是一種群眾運動，一種群眾抗日自衛的武裝斗爭形式。1945年，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一文中，更明確地說，“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就是群眾戰。”50年代初期，朱德在談及邊防工作時說，“海防工事是必要的，不能輕視這項工作。但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群眾，隻有廣大人民群眾武裝起來，進行人民戰爭，不管敵人從天上來，還是從海上來，一概逃脫不了人民群眾設下的天羅地網。”

2、闡述了進行正義戰爭的骨干力量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反映在軍隊建設上，體現為軍隊作為戰爭的骨干力量，要深深扎根在民眾之中。以抗日戰爭為例，朱德認為，“抗日游擊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武裝宣傳者和組織者，抗日游擊隊與民眾的關系，好比魚和水的關系一樣，魚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長大，抗日游擊隊有了群眾依托才能生存和長大。魚一離水就死，抗日游擊隊一離開群眾也就無從生存。”朱德在這裡具體闡述的是抗日游擊隊，實際上人民的軍隊無論在什麼時候、也無論執行什麼任務，其生存、發展都不能脫離人民群眾。

3、闡述了進行正義戰爭必須實行整體戰。人民戰爭的重要之點是進行整體戰。以抗日戰爭為例，朱德闡述說，要善於運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有自己的事情做，學生、工人、農民、商人、教職員等等各人盡其所長來做工作。他又說，實行抗日戰爭，要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知識出知識，有槍炮出槍炮，團結得象同胞兄弟一樣。隻有把全國一切生動力量動員起來，隻有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才能在基本上改變敵強我弱的形勢，熬過相持階段，轉入反攻。所有的民眾必須動員起來，所有的智力和體力必須用到抗戰中去。朱德的這一段論述，實際上也就是人民戰爭的整體戰思想。

4、闡明了主力兵團、地方兵團、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實行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與非武裝群眾相結合，這是人民戰爭思想在我國革命戰爭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對此，朱德也作了詳盡闡述。他認為，主力是部隊的骨干力量，“民兵和自衛軍是不脫離生產的，主要擔任保衛自己家鄉的任務。”“地方軍站在主力兵團和民兵之間，它擔任一個縣或幾個縣的保衛任務，……我們是根據地方軍生於斯、長於斯、祖宗墳墓於斯的鄉土熱情，加強它去完成保護地方的抗戰任務。”“主力在戰斗中常處於不時集中、不時分散的狀態中，主力必須與地方軍、民兵相結合，才能使自己更強大，更有力地打擊敵人，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互相配合，這樣造成了三者的有機聯系，在最嚴重情況下可實施主力地方化、群眾化的原則，以達到有利的分散﹔反之，如在情況便利發展時，則民兵、地方軍又可在一定條件下集合起來，配合主力或轉化為主力，去完成更大的發展任務。”這種“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在戰爭年代証明是有效的，在和平歲月裡也是適用的。

三、關於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我軍的戰略戰術，是在人民戰爭和人民軍隊的基礎上，總結我軍作戰的豐富經驗逐步形成的。人民的軍隊實行人民戰爭，由此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它是在承認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充分利用敵之劣點和我之優點，充分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以求得生存、發展和勝利的戰略戰術﹔是把唯物辯証法運用於作戰指揮，從戰爭實際出發，不拘一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人民群眾的掩護之下，造成敵人的錯覺，調動敵人就我范圍，乘敵之隙，揚長避短，趨利避害，敵變我變，以靈活機動為特點的戰略戰術。朱德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方面有較為系統的論述，主要表現為：

1、闡明了戰術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朱德十分強調戰術的重要性，要求部隊打仗時，要做到“勇敢加戰術”。以解放戰爭時期的石家庄戰役為例，石家庄解放不久，朱德在對晉察冀野戰軍干部講話時指出，“戰術對你們萬分重要，是你們的‘補藥’。你們的作戰經驗很多，但就象一大簍子錢，是分散的﹔戰術就是錢串子，可以把那些錢都串起來，用的時候，要用哪個，就拿哪個。不要把經驗老是散著裝在簍子裡背著，成了包袱，用不上。”他在另一處談到軍隊建設時說：“首先要求同志們學習戰術”，“要經常研究敵人的戰術，研究如何打它，如何避開它的長處專找它的弱點打，如何才能干干脆脆地殲滅它。”

2、強調運用唯物辯証法研究戰略戰術。在長期的軍事生涯中，朱德注重從實際出發，研究運用戰略戰術。還在1933年他就明確指出：“紅軍軍人要以唯物的辯証法來研究運用戰術。首先要知道事物是變動的，情況是遷移的，決不容有一成不變的老章法來指揮軍隊。我們的作戰決心必須根據任務、敵情來定下。任務、敵情、地形既然是時常變換的，因而我們決心就不同，而運用戰術的原則也就更不同了。”在黨內、軍內如此明確地提出用唯物辯証法的觀點來研究戰略戰術，這是朱德的一大貢獻，也是最早的領導人之一。

3、實事求是，根據不同的革命戰爭任務確定不同的戰略戰術。在中國革命的不同階段、在人民軍隊成長、壯大的不同時期，朱德為我軍提出了一系列戰略戰術。紅軍時期，他提出“戰略要尋找敵人的主力，戰術要尋找敵人的弱點”，[14]“迅速、秘密、堅決”是紅軍戰術的主要原則，尤其是在井岡山斗爭中，他與毛澤東等同志共同總結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針。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在《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專題論述了抗日游擊隊的作戰原則和活動方針。其原則是，積極，主動，集中，進攻，迅速，秘密，堅決。就是積極地行動﹔力爭主動地位﹔集中自己的力量﹔突然襲擊地向敵人進攻﹔高度的運動性和靈活性﹔出沒無常，聲東擊西，“游”則敵不知我所往，“擊”則敵不知我突來﹔堅決果敢地採取行動，避免任何的動搖和猶豫不決。其活動方針是：破壞敵人后方交通，破壞倉庫，襲擊飛機場﹔暴露敵人的企圖﹔震恐敵人的軍心﹔破壞敵人的政權，恢復自己的政權﹔分散敵人兵力﹔破壞敵人的經濟、給養﹔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1939年7月，朱德又將敵后抗日根據地游擊作戰原則概括為：“小股進退，分支襲擾，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晝伏夜動，聲東擊西，有意暴露，及時掩蔽，利害變換，毫不猶豫，拿定火色，轉入外線。”1945年，朱德在中共七大的軍事報告中，高度概括了建立在人民戰爭基礎之上的我軍的戰略戰術原則，這就是實行內線與外線的靈活作戰，夾擊敵人﹔對於敵人的包圍實行反包圍，對於敵人的“掃蕩”實行反“掃蕩”，對於敵人的“蠶食”實行反“蠶食”，對於敵人的封鎖實行反封鎖﹔對敵人力爭戰略指揮和戰役指揮的主動權，力求擺脫被動地位，而反轉逼敵處於被動﹔以反復穿插打破敵之“反轉電擊”，以分散掩蔽、靈活轉移、尋求敵之弱點，打破敵之縱深包圍﹔以我之集中，殲滅敵之分散，襲擊敵之集中﹔以軍民大破壞，打破敵之封鎖分割，以民兵和分散之小分隊相結合之地雷戰，打破敵之梳篾搜索﹔以數個地區之配合出擊，援助友鄰區，打破敵之合圍“掃蕩”堅持平原游擊戰以援助山區，堅持山地游擊戰以支持平原﹔使主力靈活轉移，進行或准備適時之勝利反擊，地方軍則就地堅持，就地游擊，與敵人扭打糾纏消耗敵人﹔以武裝工作隊的形式，作為到敵佔區開辟工作、恢復工作的銳利武器，把各種抗日斗爭的方式帶到敵人營壘裡去動搖敵人之心臟，實行非武裝斗爭與武裝斗爭相結合。

解放戰爭的戰略反攻階段，朱德提出了殲敵主力的“釣魚戰術”，即要用“引”的辦法，它來攻，我就退，有條件就阻擊一下，沒有條件就不阻擊，把它拖得很疲勞，彈藥也消耗得差不多時，再用大部隊去奔襲消滅它﹔進入戰略決戰階段時，也即在1948年中央召開的九月會議上，確定了要在主要將領中樹立起打帶決定性的攻堅戰，以及一次消滅敵人兩三個兵團的大會戰的思想。朱德在會上具體提出，將來我軍同國民黨軍戰略決戰性大會戰，有最大的可能在徐州進行。

以上所述，是朱德在人民戰爭戰略戰術方面的代表性觀點。這些觀點，是在血與火的戰爭實踐中凝結出的全黨全軍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集體智慧，它極大地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內涵。

四、關於國防現代化建設

新中國誕生后，國防建設的實踐呼喚著國防建設理論的指導。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實際情況出發，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的需要，總結軍事斗爭和國防建設的實踐經驗，創立了國防建設理論。這個理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國防建設理論，包含的內容很多，如國防建設的地位作用、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國防建設的道路，以及戰略方針的確定、武裝力量的建設，等等。朱德在國防建設方面的論述也很豐富。

1、適時提出建設現代化國防的任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朱德指出：“取得了全國政權，就有了自己的國家，就要搞好國防”。搞好國防建設，重要任務之一是建立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1950年9月，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朱德在會上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我們必須建設一支十分強大的、足以擊退任何侵略者進攻的現代化的國防軍。隻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衛已經獲得的勝利果實，才能保衛正在進行的和平建設。”1953年8月1日，它在出席首都軍民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26周年大會時又說，涉及國防建設的內容很多，但最根本的還是要把軍隊建設好，他要求“人民解放軍必須認清自己肩負的嚴重的歷史任務，一分鐘也不要忘記加強自己的力量。”建國初期，我軍軍種和兵種不全、力量薄弱，他強調要抓緊空軍、海軍及裝甲兵、工兵、炮兵、鐵道兵等特種兵的建設，以便盡快形成陸海空三軍為主體的國防現代化防御體系。

2、國防建設要注重質量。國防力量的強弱，牽涉面很廣，就武裝力量來說，主要是通過武器裝備性能的先進與落后、人員素質的高與低、編制體制是否科學等因素反映出來。加強國防建設，在保持一定規模的前提下，必須把質量建設放在首位。1950年3月，朱德在空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把空軍建設好，必須掌握精干政策，從人員到組織都要精干。精干了不但可以提高效率，還可以省下一些經費，把錢用到更適當的地方去。朱德不僅在空軍的會議上這樣講，在海軍、裝甲兵、鐵道兵等單位召開的大會上也強調這一觀點。他的這種“精兵”思想，同我軍而今貫徹的注重質量建設，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

3、國防建設要走平戰結合、軍民結合的路子。50年代中后期，朱德頻繁地出訪、視察，對國防工業建設提出了許多建議。1955年年底至1956年上半年，朱德在結束對東歐的出訪而給中央寫的報告中，從世界形勢已經發生變化，世界戰爭可以防止這一認識出發，向中央建議，要考慮怎樣把國防建設同和平生產結合起來的問題，提出武器生產要同和平生產結合，特別注意發展戰時和平時都需要的精密器械和儀表工業。1956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朱德在發言中談到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時指出，國防工業應和民用工業相結合。從這之后，他到國內各地視察，又先后同當時的一機部長黃敬、副總理薄一波談話，強調軍工廠戰時要全力為戰爭服務，平時則要適當地為民用服務。又說，世界大戰短期內打不起來，因此，相當數量的軍工廠可以改為民用工業。他在呈送給黨中央、毛澤東的視察報告中說，兵工生產如何同民用生產相結合的問題，不僅在重慶、成都、雲南、廣州等地存在著，而且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他建議將有關部門合並以利統一調度，平時可以多生產一些民用產品，戰時主要生產軍用品。后來，中央採納了他的建議，將當時的一機部、二機部和電機工業部合三為一，實行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同時並舉的方針，使和平工業和軍事工業結合起來。

五、關於軍事辯証法

朱德在軍事辯証法方面的最突出貢獻表現在：

1、在黨內較早地提出了要以唯物辯証法研究軍事。還在1933年，朱德就鮮明地使用了“唯物辯証法”的概念，說要用唯物的辯証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當時，他在《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一文中，用辯証法的觀點具體分析了不同的任務、敵情、地形使用不同的戰術，進攻中主要突擊方向與次要突擊方向的選擇，戰略與戰術，實現首長決心與機斷專行等關系。解放戰爭的1948年，他再次強調打弱敵與打強敵、打小敵與打大敵，情況不同，方法也要改進，總之，打仗要講辯証法。后來，他在《星火燎原》第1卷中寫道：“毛澤東同志系統地研究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特別重要的是在他的軍事著作中，著重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即軍事辯証法。”

2、闡明了“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新法。”綜觀朱德的軍事理論，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他在黨的“七大”的軍事報告是他整個軍事理論的代表作。在這個報告中，他闡述的軍事問題涉及到軍事領域的方方面面，其中很著名的一段是對用兵主張的論述。他說，我們用兵的主張，可概括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他解釋說，第一句話是根據部隊武器裝備，第二句話是根據敵情，第三句話是根據時間地形各種條件，這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新法”。在這裡，朱德將用兵主張上升到了馬克思主義哲理的高度。時隔三年，朱德在《目前形勢和軍隊建設問題》的講話中又說，“要看清對象，是什麼敵人就打什麼仗。”“看什麼天候打什麼仗，在什麼地形條件下打什麼仗”。打仗，是人命關天的較量，來不得一點馬虎，必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朱德從其數十年的軍事生涯中概括出了切身體會，這個體會既是他個人的，也是集體的，更是他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大貢獻。

（來源：《朱德和他的事業——研究選粹》，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