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形成與發展的重大貢獻

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形成與發展的重大貢獻

趙萬須

朱德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是人民軍隊的創建者和卓越領導人，他的豐功偉績永遠銘記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心間。從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后，朱德在與毛澤東半個世紀的同舟共濟中，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貢獻了卓越智慧。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創造參與者、堅定擁護者和模范實踐者。朱德在貫徹實事求是的軍事路線和軍事辯証法，開創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創建全新的人民軍隊，探索國防現代化建設等方面，都有許多建樹，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朱德是創立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參與者

朱德在64年的軍旅生涯中，從舊軍隊轉向人民革命陣營，成為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經歷過辛亥革命、護國戰爭、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等重要階段。毛澤東軍事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朱德是創立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這個集體的重要成員。

朱德是我們黨早期少有的軍事人才之一。1909年朱德抱著強兵救國的願望報考雲南陸軍講武堂，開始了軍旅生涯。1911年在昆明參加辛亥革命中初露頭角，被指定接替連長職務，次年任雲南講武堂教官。其后至1919年，先后任滇軍營長、團長、旅長，參加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剿匪游擊戰斗，還參加了護國、護法戰爭，不僅積累了帶兵經驗和提高了指揮作戰的能力，還使他經受了先期民主革命的洗禮。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他感到“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為了追求真理，1922年他拋官棄職到德國留學，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研究外國軍事歷史。1925年根據黨的需要赴蘇聯學習紅軍的建軍經驗和作戰方法，他在那時就提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的游擊戰思想。這一歷程為朱德進一步堅實了革命政治和軍事理論的基礎，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形成的萌芽之一。

朱德是最早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領袖之一。在中共重慶地委軍委領導下，1926年為策應北伐戰爭，朱德同楊闇公、劉伯承籌劃和發動瀘州、順慶起義，由此開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武裝革命斗爭。1927年，他參加領導在我軍歷史上具有奠基地位的“八一”南昌起義。之后，率領起義軍余部轉戰閩粵贛邊界地區，運用游擊戰術同敵人展開斗爭。在此期間，對部隊進行了整訓，加強了部隊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提出革命軍除打仗外，還要做群眾工作、支援工農革命運動﹔強調嚴格群眾紀律，規定募款和繳獲要交公﹔進行軍事訓練，提出從打大仗轉變為打小仗、從打硬仗轉變為打有把握仗的新戰略戰術，等等。1928年初，與陳毅等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發動湘南起義，成立蘇維埃政府，實行武裝起義與土地革命相結合﹔在組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同時，組編了3個師和兩個獨立團的農軍，積極支持當地的群眾武裝組織赤衛隊，使三種工農革命武裝組織相互配合支持。8個多月的偉大革命實踐，不僅探索了武裝革命的道路，還對於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嘗試。1928年4月，朱德率領工農革命武裝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會師，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他擔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在武裝斗爭的實踐中，與毛澤東一起領導指揮紅軍在井岡山地區獲得了三次反“會剿”的勝利。從此，朱毛紅軍聞名全國。

朱德是土地革命戰爭的重要領導人。1930年8月以后，朱德先后擔任人民軍隊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大多就是通過朱德指揮付之實踐的。1930年底朱德與毛澤東共同研究，採取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取得了第一次反“ 圍剿”作戰的勝利。在第二、三次反“ 圍剿”中，堅決擁護支持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採取“先打弱敵”的作戰方針而獲得勝利。特別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毛澤東被排斥出紅軍領導崗位的情況下，朱德堅持了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運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作戰的經驗，從國民黨軍隊進攻時採取新戰略的實際情況出發，運用大步進退、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等原則，與周恩來一起共同指揮紅一方面軍獲黃陂、草台崗大捷，創造了紅軍成立以來一次殲敵數量最多的伏擊戰范例，取得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使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隊伍有了新的發展。在這個時期，他寫出《怎樣創造鐵的紅軍》、《怎樣指揮和掌握隊伍》、《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等文章，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人民戰爭、人民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方面的形成功勛卓著。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朱德堅定支持毛澤東獲得中央軍事領導的地位。在長征過程中，朱德作為最高軍事首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紅軍總司令，積極支持和貫徹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戰略戰術，與毛澤東共同指揮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勇奪瀘定橋等經典戰役。他及時研究、總結戰役、戰斗的經驗教訓，撰寫了《天蘆戰役中追擊之模范與不追擊之失策》等多篇軍事文章。在領導和指揮紅軍同國民黨軍浴血奮戰的同時，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徑進行堅決斗爭，維護全黨全軍的團結，維護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核心地位，為紅軍取得長征的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

朱德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卓越軍事統帥。抗日戰爭爆發后，朱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在華北廣泛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他全力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斗爭，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結合戰爭實踐撰寫了《論抗日游擊戰爭》等大量文章、電報，全面論述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思想及重大意義，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許多戰法。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系統闡述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本觀點。在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協助毛澤東指揮了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最大規模的人民解放戰爭。1947年秋，他到華北前線指導晉察冀野戰軍作戰，先后取得了清風店戰役和石家庄戰役的勝利，對扭轉晉察冀戰局起了重要作用。在實戰中，總結提出了關於攻堅戰和大規模殲滅戰的若干戰術指導原則，為加速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武裝革命的第一槍，到新中國成立后建設現代化的國防和軍隊，我軍從無到有、從弱到強，這個艱苦卓絕的發展歷程和偉大的軍事實踐，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產生、發展和不斷豐富的實踐基礎。朱德長期擔任人民軍隊的總司令，協助毛澤東謀劃軍隊建設、運籌戰爭、指揮數百次重要戰役戰斗。縱觀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進程，朱德人在其時，身當其事，力盡其中，他將自己的膽略、智慧、經驗、知識、力量等都融入凝聚著全黨全軍智慧的毛澤東軍事思想之中，既成就了朱德的光輝業績，又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新的實踐基礎。

二、朱德為毛澤東軍事思想形成與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朱德在這長達半個世紀的革命戰爭和革命建設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回答了在中國這個特殊條件下，開創武裝革命道路、建設人民軍隊、進行人民戰爭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他提出的軍事思想，或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觀點作出精辟闡述，或是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觀點認識實際問題，或是與毛澤東軍事思想觀點交相輝映，或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觀點在一些方面豐富和發展，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組成部分和有機內容。

參與探索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中國進行武裝斗爭的意識，朱德頭腦中萌發、形成得比較早。他1909年開始軍旅生涯，在辛亥革命時參加了雲南昆明的“重九”武裝起義，為走武裝斗爭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他在德國、蘇聯留學時，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考察戰爭，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思考，決心“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

在探索以建立革命根據地為中心的中國武裝革命道路上，朱德是這次偉大實踐的杰出代表之一。1925年，朱德在蘇聯學習時，教官問他回國如何打仗，他提出“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的思想。這一思想，與1927年7月毛澤東提出的農民武裝要“上山”，“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領導下，朱德與周恩來、賀龍等在8月1日共同發動和領導了南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進行武裝革命的第一槍。8月7日，毛澤東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論斷。南昌起義軍一味地以大規模正規戰的方式南下，打到廣東還是失敗了。血的教訓使朱德感到：“我軍應當到農村去，不應當去打大城市。”從此，朱德和陳毅率起義軍余部輾轉湘粵贛邊區進行游擊戰爭，消滅當地的土匪武裝，幫助農民生產，對廣大農民進行宣傳教育，組建農會，同時恢復黨組織，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了最初的嘗試。1928年1月在湖南宜章組織了湘南暴動。之后的3個月裡，不僅以武裝暴動建立了宜章、永興、安仁等6個縣的蘇維埃政府，還成立了湘南蘇維埃政府，發表了政綱、宣言和通電﹔組建了3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插標分田”的土地革命運動，開始大規模的根據地建設。“開創武裝斗爭同土地革命相結合的新經驗，這是湘南起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它在某種程度上是接受了南昌起義失敗教訓的結果。”朱德等人在湘南根據地建設的實踐，雖然受“左”傾錯誤的指導而最后失敗，但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探索，是對毛澤東在1927年8月9日提出的“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據五六縣，形成一個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計劃的偉大實踐，為創建井岡山根據地以及其他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

朱毛兩支革命武裝會師井岡山，對中國革命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自此，毛澤東和朱德並肩指揮紅軍作戰，共同總結作戰經驗，一起研究確立作戰方針，朱德和毛澤東的名字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朱毛紅軍”開始聞名天下。朱德關於“要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面，有黨的活動，有群眾的活動。這樣才是在切實基礎上面造成的公開割據，才可以保得住，展得開，不至曇花一現”的思想，是對毛澤東武裝割據思想中關於“有很好的群眾”、“很好的黨”的內容的具體化、實踐化。朱德與毛澤東等人為建立鞏固的紅色根據地，率領紅軍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浴血奮戰，同時也同黨內的各種錯誤進行了不懈的斗爭。經過幾年血雨腥風的洗禮，最終形成了“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正確的中國革命道路。

參與創立和發展人民軍隊建設思想。中國工農紅軍創建初期是一支以農民為主體的武裝隊伍，為把它建成一支由共產黨絕對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軍隊，在土地革命戰爭中以朱德和毛澤東的名義發了許多文電，強調加強人民軍隊的建設。關於建立人民軍隊的一些方針、原則，許多是由朱德和毛澤東共同研究確定的﹔有的是毛澤東有一個基本思想，朱德進一步豐富內容﹔有的則是朱德進一步的創造，為形成毛澤東軍事思想提供了重要內容。1927年9月底，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受挫后對部隊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為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建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初步的基礎。與此同時，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失敗后，朱德率領起義軍余部轉戰湘粵贛邊界，為創建新型的人民軍隊，在1927年10月至11月進行了天心圩整頓、大余整編和上堡整訓，即著名的“贛南三整”。“三灣改編”和“贛南三整”這兩個重大事件，在時間上相近，在作法上類似，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根據這些建軍的新經驗，在古田會議前夕，朱德與毛澤東、陳毅等共同研究部隊建設的情況，由毛澤東代表紅四軍前委在“古田會議”上作的關於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報告，就人民軍隊的政治、思想、作風、紀律等方面的建設提出一些鮮明的原則、觀點，成為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朱德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建軍學說，結合紅軍的實際，對紅軍的性質宗旨任務、黨的領導、政治工作、革命紀律、人和武器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了深刻的闡述，使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內容更豐富。早在1931年他就鮮明地提出，中國紅軍必須具備“六個基本條件”（紅軍的階級性、無條件地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政治訓練、軍事技術的提高、自覺地遵守鐵的紀律和要有集中的指揮統一的訓練）。強調紅軍的戰斗力不僅是靠軍事技術的條件來決定，最主要是靠他的階級政治覺悟。“紅軍的編制必須力求進步，要有統一的訓練，集中的指揮”。1945年他對人民軍隊建設問題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精辟的認識：“紅軍建軍以來，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即具備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點。”“這三大特點，事實上也即是建軍的三原則。”並具體闡述了三原則的內容。他堅持反對在建軍問題上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以及取消主義等思想。

在人民軍隊建設中，朱德在1934年還提出“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 的觀點，1940年提出“黨是軍隊的絕對領導者”的觀點，必須通過加強智力、體力、技術全面素質的訓練來提高部隊戰斗力的觀點，努力提高紅軍的軍事學術和各級干部的指揮藝術的觀點，必須嚴格進行紀律建設的觀點，等等，為人民軍隊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寶庫。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這些觀點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參與創新和發展人民戰爭理論。在武裝革命實踐中，朱德注意發動、組織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依靠人民群眾進行戰爭，積極探索進行人民戰爭的形式。這一思想不僅貫穿於他的許多軍事理論著作裡，而且體現在豐富的戰爭實踐中。他非常重視建立廣泛的群眾性的武裝組織，早期有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后期有民兵和自衛軍，組織他們以多種方式打擊反動軍隊和武裝，以此配合軍隊作戰。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他感到黨領導的武裝斗爭必須同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採取農民游擊戰爭的形式。在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堅持斗爭期間，每到一地，他就把部隊以連或排為單位分散開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直至發動湘南起義，很快使革命武裝由一千多人迅速發展為一萬多人。湘南起義軍攻取湖南耒陽的戰斗，成為人民戰爭的雛形。上井岡山后，朱德和毛澤東一起，從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實際需要出發，廣泛組織赤衛隊、工農暴動隊等群眾武裝。實際上，井岡山的斗爭“完全是軍事斗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以全民的軍事化來抗擊反動派武裝“進剿”的戰爭，逐步演變為廣泛的人民戰爭。

對於進行人民戰爭的思想，朱德在革命戰爭實踐中從理論上逐步明晰。他在1931年指出：“共產黨正確地決定實行土地革命、爭取群眾的策略，逐漸把游擊隊轉成為紅軍，逐漸擴大加強紅軍的力量，開始組織大規模的革命戰爭，去消滅軍閥混戰”。使紅軍認識到“群眾力量的偉大，紅軍必須與群眾密切地聯合起來。”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朱德等提出：“應武裝全蘇區勞動群眾，分布在各個戰線上，鉗制敵軍，分散、疲憊與瓦解它的兵力，使紅軍各個兵團，得以行動自如。”。這些思想充分地融入毛澤東在1934年提出的“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的人民戰爭理論中。1937年9月抗日戰爭爆發不久，朱德就提出要“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他強調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是“群眾戰”，基本戰略是實行軍隊與民眾相結合。1938年初他提出“抗日游擊戰爭是抗日的大眾戰、民兵戰”的論斷﹔強調在敵人后方“創造許多抗日的小塊根據地”﹔根據敵機械化部隊的特點，“在其主要聯絡線上，積極動作起來，斷其交通，絕其供給。”。在抗日戰爭中，朱德十分強調民兵建設，提出“建立數量廣大而質量高的民兵，是我們堅持敵后抗戰的重大軍事任務。”並深刻闡述了加強民兵建設的意義、原則和方法。抗戰期間，革命根據地的民兵創造和運用麻雀戰、地雷戰和地道戰等形式，配合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堅持敵后抗戰，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參與創立和發展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在土地革命時期，朱德和毛澤東攜手並肩進行探索，從實際出發，在戰爭實踐中逐步形成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在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三次“進剿”的過程中，他和毛澤東把紅軍的作戰經驗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成為指導紅軍開展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他和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指揮紅軍經過三次反“圍剿”作戰，積累了豐富的游擊性運動戰的作戰經驗。特別是當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后，與周恩來指揮紅軍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創造了在根據地邊沿地區進行大兵團伏擊戰的重要經驗，使紅軍在指揮藝術、作戰經驗、軍事理論上有了新發展。在遵義會議后進行的“四渡赤水”戰役中，朱德憑借諳熟兵法和熟悉當地的情況，在制定作戰計劃以及作戰部署方面起到了主要指揮者的作用。他堅持以“秘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的思想，協助毛澤東指揮三萬紅軍轉戰在雲貴川高原上，同幾十萬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戰，創造出聞名於世的“四渡赤水”經典戰例。朱德立足紅軍作戰的實踐進行軍事理論研究，1933年在《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中提出：“無論大兵團小部隊在進攻中每一動作，都要選定主要突擊方面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這一方面來決戰”、“在戰略上要尋找敵人的主力、在戰術上要找尋敵人的弱點”等紅軍游擊性運動戰的六個原則。朱德對紅軍作戰經驗的科學總結，是對毛澤東戰略戰術原則的補充和豐富，之后被毛澤東概括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

當全國抗戰爆發半年后還沒有舉國一致的抗戰戰略時，1938年1月朱德鮮明地提出“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戰略思想。他在綜合分析抗戰形勢后得出“從持久戰中去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的正確論斷。他還以發展的觀點從政治、經濟、軍事和國際關系等方面對中日雙方進行了對比，堅信能夠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了“戰略的防御與戰術的進攻”、“戰略上以弱抗強，戰役上以多勝少”、“持久的消耗戰”、“爭取主動”、“節約防御的兵力”和“統一指揮與機動”的戰略與戰術﹔他在1938年初發表《論抗日游擊戰爭》，詳細闡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諸要素，全面論述了政治戰爭、經濟戰爭、人員戰爭、武器戰爭、交通戰爭的觀點，提出抗日游擊隊的戰術，並概括出“小股進退，分支襲擾，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晝伏夜動，聲東擊西，有意暴露，及時隱蔽，利害變換，毫不猶豫，拿定火色，轉入外線”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毛澤東在日后完成《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的光輝著作中，就吸收了朱德的一些軍事觀點，提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戰略思想，並依據這個思想為我軍規定了“能夠而且必須在戰略的防御戰之中採取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在戰略的持久戰之中採取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之中採取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朱德指出，人民軍隊的用兵方法是“隨機應變，變化無窮。”強調根據不同情況採取相應的作戰方法。解放戰爭中我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當奪取敵人盤踞的大、中城市成為必須破解的課題時，他深入部隊前線調查攻城作戰的能力，提出“以陣地戰的進攻戰術為主要方法，有組織、有步驟地去進攻，用坑道作業接近堡壘，用炸藥爆破，加以炮擊，各個摧毀，採取穩扎穩打的辦法。”指導晉察冀部隊取得石家庄戰役的勝利，這一攻城戰術在全軍推廣運用之后加速了戰爭進程﹔1948年5月，他到華東野戰軍進行指導，提出消滅敵人主力部隊的“釣大魚”戰術，等等。每當戰爭進程發展到關鍵地步，他總能根據不同的作戰對象提出不同的作戰方法，為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戰略戰術的貢獻是最杰出的，他在1925年提出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觀點，不僅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毛澤東軍事著作中出現過多次，就是在1964年毛澤東還特別強調：“打仗沒有什麼巧妙，簡單說就是兩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中戰略戰術的精髓。

提出國防現代化建設理論。新中國成立以后，我軍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必須建立強大的現代化國防來適應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需要。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朱德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的一些思想理論：從1950年到1951年朱德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加強軍兵種建設的建議”、“加快建設海軍的防衛力量”的建議。他強調要“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要“精簡整編，提高部隊戰斗力”。他敏銳地認識到軍事建設需要由過去“比較低級的階段進到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的高級階段”這個大的戰略轉變，針對未來與敵人打仗將是一場現代化戰爭的實際，在軍隊建設、作戰指揮上及時提出了新原則、新觀念。譬如，“過去是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現在“就是要研究用什麼武器打什麼敵人。”這是和平時期軍事建設的重大革新。他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和所進行的戰爭，從各方面來說，都和過去不同了。如果不進行現代化、正規化的訓練，那麼就是有現代的裝備，也不能達到真正的現代化。”他提醒領導同志要充分地認識到“今后的戰爭，將使用大量的軍事技術與戰斗器材，並有大量的人員參加作戰，如果不能掌握復雜的武器技術和學會指揮諸軍兵種的聯合作戰，就不能戰勝敵人。”不僅如此，他還提出要“根據毛主席關於‘建設我軍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的指示，有步驟地把我軍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即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水平。”認真研究和解決我國武裝力量的總定額和提高軍隊質量問題、軍隊的組織編制和工作職責問題、加強部隊訓練和辦好軍隊中的各種學校問題、提高干部質量問題、有計劃地實施國防生產與國防工程建筑問題、建設現代化的后勤組織和工作問題、加強部隊中的政治工作問題、加強黨委的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問題等，這些思想理論不但對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之后的毛澤東軍事文章、文電中也時有體現。

豐富軍事辯証法思想。毛澤東在1936年對紅軍戰史進行科學的理論總結時，第一次提出了“軍事辯証法”概念，並以“軍事辯証法”為題在陝北紅軍大學作了演講，標志著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初步形成。此后，毛澤東沒有寫軍事辯証法專著，在理論上一直沒有對軍事辯証法是什麼的問題作明確的回答，只是在他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重要軍事理論著作以及指揮作戰的大量文電中，閃耀著軍事辯証法思想。1958年朱德在《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一文中，對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作了科學的解釋，指出：“毛澤東同志系統地研究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特別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軍事著作中，著重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即軍事辯証法。”明確指出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是毛澤東軍事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朱德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一直堅持學習和運用唯物辯証法研究和指導中國革命戰爭。1933年他就要求“紅軍軍人要以唯物的辯証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提倡運用軍事辯証法﹔他認為“事物是變動的，情況是遷移的，決不容有一成不變的老章法來指揮軍隊。”堅持發展論，反對經驗論﹔他提出“戰略要尋找敵人的主力，戰術要尋找敵人的弱點。”堅持重點論，反對盲目論﹔在兵力使用上，他提出“無論大兵團、小部隊，在進攻中每一動作，都要選定主要突擊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這一方向來決戰。”堅持集中論，反對分散論﹔他清楚地認識到“敵我力量的對比，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在持久抗戰的過程中，是必然會變動的，我們的力量會逐漸變強，而敵人的力量則會逐漸變弱的。”堅持運動論，反對靜止論﹔他判斷“凡是戰爭都是根據上述的五個條件——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來決定自己的戰略戰術。游擊戰爭更要根據這些條件，善於把他們密切聯系，配合運用，這即是很好的戰略戰術，這樣才能得到勝利。”堅持系統論，反對孤立論﹔他強調“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是部隊建設的兩個重要方面，隻能都搞好，不能隻搞好一個。”堅持兩點論，反對片面論﹔他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看什麼天候打什麼仗，在什麼地形條件下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堅持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等等。這些思想不僅與毛澤東提出的“採用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到正確的結論”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從實際情況出發，正確地揭示了戰略戰術中進攻與防御、集中與分散、主要與次要等兩者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

對於戰術與技術、士氣與技術之間的辨証關系，毛澤東論述的較少，朱德豐富了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在這一方面的內容。他首先肯定戰術是由技術決定的，深刻地認識到“技術日益進步的現代，不僅在戰爭中特別加強了技術的作用，使用技術的知識訓練也復雜了，並且由於技術的進步變更了戰術的原則。”他認為，技術是戰術的基礎，是與戰術相通的，有了技術才可能設計出與之相應的各種戰術。對於技術與士氣的關系，朱德認為“有了技術就可以壯膽，就可以更加勇敢。”“假定我們能進一步地掌握技術，把旺盛的士氣同掌握技術結合起來，那末我軍的士氣必然會更加高漲，作戰能力與信心必然會更加提高”。真正使戰術與技術、技術與士氣相結合，就能戰無不勝。他認為我軍的最大經驗就是“有什麼槍就能打什麼仗 ”，“有什麼樣的敵人，就有打這種敵人的辦法。這一套經驗，是毛主席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的指導下所創造出來的。”朱德這些觀點，表明他運用唯物辯証法指導戰爭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使毛澤東軍事辯証法思想的內容更豐富、更科學。

三、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率先作出概括，並進行積極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

朱德一生中同毛澤東並肩戰斗，同舟共濟，對毛澤東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充分信賴，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和人民軍隊建設作出了豐功偉績。在幾十年戰爭實踐中，他對毛澤東軍事思想體會最深。他說：我們這支軍隊是在毛澤東和我們黨的直接領導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我們軍事上的勝利是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下取得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因此，朱德不僅率先對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了系統地概括，而且早在革命戰爭時期，他就注重研究和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用以指導自己和全軍的實踐活動，研究撰寫的關於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論著和報告，不僅為我們學習和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范，而且對於宣傳、普及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提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概念。“毛澤東軍事思想”這一概念是隨著“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而出現的。在我們黨的歷史上，1943年7月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后，軍隊系統在總結中國革命戰爭和軍事問題的經驗教訓的時，也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中國化的問題。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論解放區戰場》軍事報告中，首先提出和使用了毛澤東的“軍事路線”、“軍事理論”、“軍事體系”、“軍事學派”等科學概念。在當時提出和使用這些科學概念，是一個了不起的創新。它們是“毛澤東軍事思想”概念演變和形成的最初詞匯，為形成完整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概念奠定了基礎。1945年5月30日，朱德在黨的“七大”第十七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軍事問題的結論中，第一部分就是“關於毛澤東軍事思想問題”。他指出：“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軍隊的產生、發展、壯大要依靠農村，依靠根據地，依靠根據地的政權來養活。這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特點。”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據可查的第一次提出完整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概念。從此以后，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中共中央軍委的文件以及報刊文章中才開始出現“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概念，並為全黨全軍所公認和接受，一直沿用到現在。因此，朱德是“毛澤東軍事思想”這一詞匯的創始人。

率先對毛澤東軍事思想進行了全面概括。在全黨全軍，是朱德率先闡明了毛澤東軍事思想來源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又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實踐，闡明了其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二十四年來和全中國人民在一起，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斗爭，在這個斗爭過程中不但已鍛煉出了一條極堅強的政治路線，能夠解決中國政治問題，而且已鍛煉出了一條極堅強的軍事路線，能夠解決中國革命戰爭問題。這條軍事路線，正如政治路線一樣，其代表人物是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政治方針與正確軍事方針的結合，就造成了人民軍隊，造成了解放區，造成了解放區真正的人民戰爭，並使解放區戰場所進行的戰爭能夠取得不斷的、偉大的勝利。” “如果我們離開了毛澤東同志的政策，如果我們離開了人民群眾，則在強大的敵人面前，上述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們就不但不能壓碎敵人，並且早就被敵人所壓碎了”。

朱德最先從理論的高度概述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內容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及每一部分的主要內容，並深刻地揭示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神實質。他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總括地說，就是人民軍隊的路線，就是人民戰爭的路線。”和“出奇制勝的人民戰略”。“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戰爭、人民的戰略戰術，三者是一致的東西”。他具體闡述說：“人民軍隊的路線”主要包括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任務，政治思想工作，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尊干愛兵及教育訓練等﹔“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就是群眾戰”，“這種群眾戰的特點，就是不但有人民大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協力，而且有人民大眾在軍事作戰上的協力。這種戰爭不是軍隊單獨進行的，而是以人民大眾共同作戰的靈活配合來進行的，這種戰爭是主力兵團與地方兵團的配合作戰，是正規軍與游擊隊民兵和人民自衛軍的配合作戰。”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實行內線與外線的靈活作戰”，以“反復穿插”、“分散隱蔽、靈活轉移、尋求敵之弱點，打破敵之縱深包圍。”“以我之集中，殲滅敵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襲擊敵之集中”等等。毛澤東同志的新兵法可概括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第一句話是根據部隊武器裝備，第二句話是根據敵情，第三句話是根據時間地形各種條件，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用兵法。”等等。朱德這些精辟的闡述，對於全黨全軍了解、學習和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帶頭宣傳和實踐毛澤東軍事思想。朱德不僅首先提出毛澤東軍事思想概念並對其進行了系統、精辟的闡述，而且也是最早號召全黨全軍學習、掌握和應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他在黨的“七大”軍事報告中強調：“我在這大會上特別號召同志們去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軍事學說，一如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說一樣。所有部隊、軍事學校、軍事訓練班，都必須以毛澤東同志的軍事學說作為基本教本，作為教育的靈魂，以便於在思想上加強武裝自己、戰勝敵人”他認為 “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從有紅軍一直到現在，經過內戰、抗戰兩個階段，是完成了，成熟了，什麼東西都有它的一套。”因此進一步強調：“我們大家要學習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徹底站在人民方面，為人民服務”。盡管在遵義會議后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軍事領導地位，但作為黨的領導人，在提倡學習、堅持毛澤東軍事思想上比較早、比較多的還是朱德。1938年他就指出“毛澤東同志曾經說明了一個有名的十六字的游擊戰術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一原則，雖是十年前的發明，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仍然是用得著的。”1940年6月，他在談到力避與國民黨軍摩擦時，提出我們的態度“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4年，他在延安的一個座談會上講話時說：“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觀點”，“毛主席的長處，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長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備好轉彎的步驟。”1950年7月，他發出“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號召，深有感觸地說：“歷史的經驗教育我們，必須遵循毛主席的軍事方針和原則去辦事。凡是違背了這些方針和原則的，就要受到嚴重的挫折。”堅信毛澤東理論的正確性。要求“我們人民解放軍的每一個干部，都要很好地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在他的號召下，全軍大力開展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推動了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活動的深入進行，為在新形勢下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起到了促進作用。

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形成和發展的貢獻是偉大的。今天，我們紀念朱德，不僅要緬懷、銘記他一生的豐功偉績，更重要的是要從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重大貢獻中得到啟示，以他為榜樣，勇於理論創新，進一步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首先，理論創新的動力來源於偉大的實踐。朱德之所以能夠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根本原因在於他積極參加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實踐。在新時期新階段，要繼承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必須積極投身到當代的偉大軍事變革實踐中去，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從新的軍事實踐中發展新的軍事理論。其次，隻有認真學習和深刻領會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神實質，才能創新軍事理論。朱德能夠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還在於他能夠堅定地堅持和准確地掌握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及其精神實質。我們應該像朱德那樣，認真系統地學習和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掌握其精髓，運用其原理，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豐富毛澤東軍事思想。其三，理論創新必須以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大膽探索。朱德以革命家的膽識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奮斗，從不顧及個人安危和名利地位，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新世紀新階段的偉大軍事變革中，我們應該大力繼承和弘揚這種精神，排除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的干擾，同各種錯誤思潮和反動理論作斗爭，在軍事理論創新上有所作為。其四，理論創新必須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朱德無論在指揮作戰還是領導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中，都自覺地堅持從實際出發進行籌劃，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待毛澤東軍事思想。我們今天在國防和軍隊建設過程中，隻有遵循事物發展的規律，摒棄固步自封、崇洋媚外等思想，破除條條框框的束縛，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才能創新新的軍事理論，在繼承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實踐中開辟新境界。

（來源：《全國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20周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