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德的人民戰爭思想與戰略戰術

論朱德的人民戰爭思想與戰略戰術

王志軍

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朱德在長達70余年的軍事生涯中，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戰爭實踐經驗，而且提出了一系列軍事理論原則，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人民戰爭思想與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朱德軍事思想的核心內容。本文擬就朱德人民戰爭思想的形成過程、理論體系以及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特色，加以考察和分析。

一、朱德人民戰爭思想的形成過程

朱德戎馬一生，先后經歷過辛亥革命、討袁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后又為國防現代化建設傾注心血。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依靠人民群眾進行人民戰爭，始終是朱德研究和指導軍事問題的根本指導思想。回顧朱德的軍事生涯，不僅可以追尋其人民戰爭思想形成的歷史軌跡，而且有助於深入理解其人民戰爭思想的原理與精髓。

（一）從投身軍界到成長為滇軍名將，朱德在早期的軍事實踐中初步認識到了爭取民眾的重要性，其人民戰爭思想得以萌芽。1909年，23歲的朱德投考雲南陸軍講武堂，開始投身軍界。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朱德參加了雲南昆明的“重九起義”，先后任排長、連長，隨滇軍入川討伐四川總督趙爾豐，開始了其基層帶兵生涯。朱德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們當排長，老百姓看著就很威風，可是我們又擔心人家害怕，就到處給人家講好話。人家還說我們紀律好。”這說明朱德在其軍事生涯一開始，就已經初步體會到了軍隊守紀律、愛護百姓的重要性。1913年，已任滇軍營長的朱德率部駐扎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以游擊戰的方法與當地的叛亂武裝部落和土匪作戰。在兩年的時間裡，朱德不僅掌握了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而且在剿匪過程中進一步認識到了民眾配合的作用。1937年，他在延安同美國記者尼姆·威爾斯談起當年剿匪時所用的特殊戰術時講到：“一般來說我和民眾的關系很好，這給我很大幫助。”

此后，朱德又先后參加了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多次指揮所部以少勝多，成為滇軍名將。隨著戰爭經驗的豐富，朱德對於戰爭要師出有名、要爭取民眾支持等有了更深的感受。在護國戰爭中，滇軍在兵力上遠遠劣於對方。在這種情況下，朱德鼓勵部屬：“我們反袁是義師，他們是師出無名。所以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對於這段歷史，朱德曾回憶說：“我們隻有六千人，抵著敵人十幾萬，打得很苦。那時，就是專靠打游擊戰，專靠民眾擁護，不完全陣地戰。在整個中國打出了名。” “在這一次維護革命力量的‘護國軍’的階段，革命者已經懂得做統一戰線，譬如和改良主義的合作。同時也知道了要群眾（這是辛亥革命時還沒懂得的事）。” 然而，在此后川、滇兩省的軍閥混戰中，滇軍由於師出無名，再也無法像護國戰爭那樣到當地人民的熱烈支持，接連遭到失利。軍閥混戰的黑暗現實和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使朱德思想上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狀態。為此，他想從歷史典籍中尋找答案。1918年前后，他廣泛閱讀了《史記》、《三國志》、《前漢書》、《后漢書》等歷史書籍，開始從戰爭與政治關系的角度來認識問題。他在《史記·秦本紀》秦穆公兵敗於崤山一條旁，批注：“師屈(曲)為老”﹔“師出無名，焉得不大敗！”他對於《三國志》中記載的曹操敢於以弱小兵力討伐董卓加以稱贊，稱其為“成大事者起兵以義”。

軍事家往往善於對戰爭經驗加以理性的思考和總結，朱德也不例外。顯然，朱德從戰爭實踐中已經初步認識到，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義與不義）之分，正義戰爭能夠得到民眾的支持，因而容易奪取主動權﹔相反，師出無名則得不到民眾的擁護，軍隊作戰就會遇到很多困難，甚至遭到失敗。雖然此時的朱德還未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還不可能從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角度看待人民群眾的作用，對戰爭與政治的關系也只是朴素的認識，但他已懂得了爭取民眾的重要性，懂得了戰爭要“師出有名”，可以說其人民戰爭思想已經萌芽。

（二）從遠涉重洋赴海外尋求革命真理到成為紅軍總司令，朱德的人民戰爭思想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初步形成。1922年，已脫離舊軍隊的朱德決定遠涉重洋，到德國去尋求革命真理。到達德國后不久，他就經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德國期間，朱德常常與黨小組成員討論和學習馬克思主義書籍，閱讀了《唯物史觀》等哲學著作，思想上收獲很大。在柏林，他曾參觀過紅色前線戰士同盟的閱兵式和野戰軍事訓練。當他看到人民對這支隊伍熱烈擁護，向他們捐獻了大量食品時說：“這是人民武裝的一次演習，一旦革命需要他們拿起武器，這就是一支強大的工人階級軍隊。看來，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軍隊，還要有人民的支持。”這是朱德投身共產主義事業以后，從革命戰爭的角度對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一次深刻認識。

1926年7月回國后，朱德受黨的派遣到川軍楊森部做統戰工作，開始踐行其“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的誓言。大革命失敗后，朱德與周恩來等人一起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起義軍南下廣州受挫后，朱德率領起義軍余部轉戰湘南，並領導了規模浩大的湘南暴動。此時，朱德已經自覺地把革命戰爭與群眾運動結合起來，清楚地意識到了發動群眾的重要性，並且掌握了發動群眾的方法，即開展土地革命。朱德在回憶湘南斗爭的歷史時說：“從此，我們的軍隊就和湖南的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這一教訓是：大敗之后重新整理隊伍，恢復元氣，轉變方向，深入農村，得到了群眾擁護，才得以生存與發展。”當年參加湘南起義的蕭克說：“（當時）朱德同志領導抓了兩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標分田’﹔一是組織宣傳群眾，擴大人民武裝。”朱德領導的湘南斗爭，為其人民戰爭思想的運用與發展提供了的重要的實踐舞台，這場斗爭與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斗爭遙相呼應，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戰爭的偉大開端。

在后來朱毛井岡山會師和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過程中，朱德人民戰爭的實踐不斷豐富，其思想也進一步發展。在井岡山斗爭中，毛澤東和朱德領導根據地人民深入進行土地革命，頒布了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從而可以更好地發動群眾以支援戰爭﹔在井岡山周圍各縣建立了赤衛隊、游擊隊，初步形成了主力紅軍、地方部隊與游擊隊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在戰略戰術上，主力紅軍與游擊隊配合作戰，這在游擊戰“十六字訣”中得到充分體現。1929年初，紅4軍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為了在新區站穩腳跟，朱德十分重視發動和組織群眾。1929年5月，朱德在給中共廣東興寧縣委轉東江特委的信中寫道：“割據還要踏實地去做，不要隻靠紅軍，過去瓊崖、海陸豐的失敗，就是單靠紅軍造成割據，忘卻了在敵人勢力下面去組織群眾和黨的秘密組織，以致我們的割據陷於孤立的狀態，遂為敵人包圍消滅。”他還組織部隊分兵發動群眾，並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嚴格要求部隊，處處維護群眾利益，在群眾中產生了很大政治影響。在此后的反“圍剿”斗爭中，朱德除指揮紅軍主力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粉碎敵人進攻外，還十分重視建立地方武裝與游擊隊，特別是在部署戰役戰斗時，注重以游擊隊的行動配合主力紅軍作戰。1933年5月，朱德發表了《黃陂東陂兩次戰役偉大勝利的經過與教訓》一文，特別指出了紅軍勝利的原因之一，是“游擊隊、獨立師、獨立團和地方工作配合紅軍作戰，有相當的成績”，並具體總結了游擊隊的作用，以及群眾在封鎖消息等方面對反“圍剿”勝利的貢獻。

經過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游擊戰爭以及后來的大規模反“圍剿”戰爭，朱德在軍事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人民戰爭思想，並且進行了初步的理論總結。雖然在這一時期朱德的軍事著作中沒有發現“人民戰爭”這一用語，但人民戰爭的思想滲透於幾乎每一篇著作，涵蓋了人民戰爭的基本原理、武裝力量體制、具體的戰略戰術等內容，這也說明朱德的人民戰爭思想已初步形成。

（三）從擔任八路軍總司令率部出師抗日，到1945年黨的七大做《論解放區戰場》報告，朱德的人民戰爭思想在抗日戰爭中形成系統理論體系。抗日戰爭是一場規模空前的民族解放戰爭，這為中國共產黨實踐人民戰爭思想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抗戰之初，朱德即率部進入抗戰前線，在太行山區進行了近三年的發動群眾、開辟根據地的斗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從而使他的人民戰爭思想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抗戰開始后不久，為了向全國人民以及黨內一部分同志宣傳人民游擊戰爭的作用，朱德結合斗爭實踐，寫下了幾篇重要軍事著作，較系統地提出和闡述了“民眾戰爭”、“大眾戰、民兵戰”等思想。在《抗敵的游擊戰術》（與彭德懷等合作署名）一書中，他首次提出了“群眾戰爭”的概念，認為“游擊戰爭的定義應該是群眾戰爭，是群眾直接參加抗戰的最高形式。”在這篇文章裡，還提出了動員民眾實行全民族抗戰的重大意義：“一個國家的生命，系之於全國人民的身上。一個戰爭的勝敗，也系之於人民的背向。”在《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一文中，朱德則提出了“弱國戰勝強國，必須要發動廣大的民眾戰爭”的觀點。1938年初陸續發表的《論抗日游擊戰爭》，是朱德在抗戰初期最重要的一篇軍事著作。在這篇著作裡，朱德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觀，深刻分析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個要素，指出抗日游擊戰爭的實質就是“抗日的大眾戰、民兵戰”，這個戰爭的“全部秘密就在乎它是一種群眾運動，一種群眾抗日自衛的武裝斗爭方式”。“抗日游擊隊能存在與發展，主要的是依靠著人民做自己的堡壘，而不專靠武器與地形。不要以為沒有好的武器就不能戰勝敵人。”這種群眾戰爭，要求建立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野戰軍與地方軍相結合，軍隊與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與非武裝群眾相結合，造成軍隊和人民的總動員﹔同時要求戰爭的領導者具有政治家的頭腦，善於把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經濟斗爭、思想斗爭密切配合起來。朱德的這些著作和文章，對人民戰爭思想的原理做了深刻闡述，對堅定人民群眾的抗戰信心，發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起了重要的具體指導作用。

在八年抗戰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軍民實行了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不但消滅和牽制了大量侵華日軍，而且革命力量獲得了空前的大發展。1945年黨的七大上，朱德總結敵后解放區軍民豐富的斗爭經驗，做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對抗日戰爭中黨的軍事路線進行了系統總結，也對人民戰爭思想進行了系統論述，鮮明地提出了“人民戰爭”這一概念，指出了“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就是群眾戰”，並對其特點進行了詳細概括，特別是提出“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戰爭、人民的戰略戰術，三者是一致的東西”。這是朱德對人民戰爭思想最系統、最全面的理論總結，這篇著作，也是其人民戰爭思想形成理論體系的重要標志。

二、朱德人民戰爭思想的理論體系

朱德人民戰爭思想極為豐富，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

（一）人民戰爭的基本原理——革命戰爭必須是為了群眾，又依靠群眾。1944年，朱德在編寫紅1軍團史座談會上曾講到：“主要一點是在於依靠群眾。三次反‘圍剿’，我們都是為了群眾，又很好地依靠了群眾。”這是朱德對人民戰爭原理所做的精辟概括。而這一概括，其實是朱德對戰爭與政治關系深刻認識的結果。

如前文所述，朱德雖出身於舊軍隊，但他較早認識到戰爭與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書中，他更是對戰爭與政治的關系進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政治戰爭”的概念，認為“一切戰爭，都具備著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說，沒有政治要素的戰爭是沒有的。”因此，朱德強調游擊隊要特別注意政治戰爭，因為我們進行的是革命的進步戰爭。進行政治戰爭，一是要整頓內部，鞏固團結﹔二是要以群眾為堡壘，把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使游擊隊和群眾之間達到魚水交融﹔三是要瓦解敵軍。朱德所提出的政治戰爭，其實就是利用正義戰爭的優勢，更好地動員和團結群眾，以開展廣泛的人民戰爭，從政治和心理上打擊敵人。因為正義戰爭是代表社會進步，是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因此正義戰爭是為了人民，是能夠爭取人民支持的，這是開展人民戰爭的根本前提。中國共產黨人堅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因此能夠充分相信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能夠放手發動群眾。而國民黨則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雖然他們也知道群眾的力量，但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這正如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中所指出的，“沒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對人民經濟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戰爭，國民黨統治區証明了這一方面。而解放區則証明了另一方面：實行了民主政治和對人民經濟生活作了改善，就必能實行人民戰爭。”

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朱德人民戰爭思想的基本原理，也是其指導戰爭和軍事工作的出發點。20世紀50年代初期，朱德在談及邊防工作時說，邊防工事是必要的，不能輕視這項工作，但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群眾，隻有廣大人民群眾武裝起來，進行人民戰爭，不管敵人從天上來，還是從海上來，一概逃脫不了人民群眾布下的天羅地網。

（二）人民戰爭的總體方略——群眾戰。“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就是群眾戰”，這是朱德對人民戰爭的定義。在《論解放區戰場》這篇報告中，朱德還對群眾戰的特點進行了詳細描述，他指出：“這種群眾戰的特點，就是不但有人民大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協力，而且有人民大眾在軍事作戰上的協力。這種戰爭不是軍隊單獨進行的，而是以人民大眾共同作戰的靈活配合來進行的。這種戰爭是主力兵團與地方兵團的配合作戰，是正規軍與游擊隊、民兵和人民自衛軍的配合作戰。”這段話，其實已經指出了人民戰爭的總體方略──以多種力量和多種斗爭樣式相配合，發揮整體合力以戰勝敵人。

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特點，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裝與強大的敵人作戰。而為了戰勝強敵，就必須通過開展人民戰爭，通過動員多方面的力量，綜合發揮軍事與非軍事手段的整體合力來彌補軍力的不足。朱德在其多年的戰爭實踐中，對這種“合力制敵”的人民戰爭總體方略，有著深刻的理解。1940年7月5日，朱德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為爭取抗戰最后勝利而奮斗》的文章，總結了八路軍、新四軍反“掃蕩”的經驗：“我們實行了自衛隊、游擊隊和正規軍的配合作戰，使這三種武裝力量，都能充分地發揮它的作用。我們發動和組織了最廣泛的游擊戰爭，疲憊和迷惑敵人，造成正規軍最后消滅敵人的機會，最后粉碎敵人的圍攻。我們在正規軍中，曾適時地調劑了游擊戰與運動戰的分量﹔我們在游擊隊中，又曾融合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的連貫性，這就不斷地幫助了地方游擊隊的發展，同時又不斷地壯大了正規軍。”

解放戰爭時期，人民戰爭的規模更加宏大，毛澤東和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對人民戰爭的指導也更加爐火純青。1947年4月30日，朱德在河北阜平縣城南庄向晉察冀中央局干部們講話時，強調了“各地打勝仗的幾條主要經驗：第一，主要是土地革命，發動了群眾。為保衛土地，農民就要打仗，我們為人民服務，農民也不覺得打仗只是共產黨八路軍的事，這就有了打勝仗的基礎”，“第二，黨政軍民團結一致，光靠軍隊打是不行的”，“第三，我們的戰爭是人民的戰爭，依靠人民群眾，依靠民兵、地方部隊到處打敵人，到處有人打，把野戰軍騰出來專打殲滅戰”。這些話不但闡述了人民戰爭的基本原理，而且指明了實行人民戰爭的辦法——“到處打敵人，到處有人打”，這是對人民戰爭總體方略的生動概括。

（三）人民戰爭的組織形式──“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是指主力兵團與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民兵與游擊隊相結合，武裝群眾與非武裝群眾相結合﹔在斗爭樣式上，強調武裝斗爭與非武裝斗爭相結合。這種人民戰爭的組織形式，不但可以使人民軍隊集中多方面力量戰勝敵人，同時也是人民軍隊不斷發展壯大、能夠獲得源源不斷后備力量補充的最佳方式。

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開始，朱德就非常重視游擊隊和地方武裝的建設，早在湘南暴動時就把繳獲的槍支撥出相當一部分給游擊隊。抗戰時期，朱德在指導民兵的建設上傾注了大量心血。1945年7月，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這篇七大的軍事報告中，對“三結合”武裝力量體制進行了詳細理論闡述和總結。他在報告中著重強調：“解放區部隊分為主力軍、地方軍、民兵自衛軍三大類。民兵和自衛軍是不脫離生產的，主要擔任保衛自己家鄉的任務。” “民兵一經組織起來之后，就配合正規軍作戰，或者自己獨立作戰。解放區人民的生產運動，民兵保衛的功勞很大，敵后許多據點的收復，民兵的圍困起了很大作用。”“同時民兵自衛軍還普遍地擔任著生產任務，這樣使戰斗與生產結合，武力與勞力結合，實施此種任務，便改造了農村中的許多舊有形態。地方軍站在主力兵團與民兵之間，它擔任一個縣或幾個縣的保衛任務，不僅擔任反‘掃蕩’的較大軍事任務，而且還應該為保護人民日常利益而戰斗，如掩護收割耕耘，搶救災荒之類。”“主力在戰斗中常處於不時集中、不時分散的狀態中，主力必須與地方軍、民兵相結合，才能使自己更強大，更有力地打擊敵人。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互相結合，這樣造成了三者的有機聯系。在最嚴重情況下可實施主力地方化、群眾化的原則，以達到有利的分散﹔反之，如在情況便利發展時，則民兵、地方軍又可在一定條件下集結起來，配合主力或轉化為主力，去完成更大的發展任務。根據這種辦法，就使八路軍、新四軍擁有二百萬以上民兵，作為自己的助手，作為自己的后備，這是他們經得起持久戰斗的原因的一方面，也是解放區軍事建設上偉大的成就。”當年朱德對“三結合”武裝力量體制的理論總結，今后對人民軍隊建設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三、朱德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朱德一生身經百戰，在用兵方法上具有很高的造詣，對戰略戰術的研究在其軍事著作中佔有相當比例。他對戰略戰術的總結，既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組成部分，同時又顯示出自身的特色。朱德對自己的用兵心得曾總結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他還指出：“這幾條用兵通則，還圍繞著軍隊與廣大人民結合的特點。”“一方面是以軍隊的作戰去援助各種人民的斗爭，另一方面又是用各種人民的斗爭（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交通的、軍事的）去配合軍隊作戰。軍隊與人民的這種全面配合一直貫徹到戰場上、戰役上、戰斗上去，這是我們進行人民戰爭所創造出來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澤東同志的新兵法。”上述這段話說明，朱德的戰略戰術思想既有符合同時代戰爭一般規律的通則，又有與人民戰爭特點相適應的獨特之處。

（一）發揮人民戰爭的政治優勢和群眾優勢，強調作戰的主動性。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朱德即為紅軍規定了戰術原則：迅速、秘密、堅決。朱德認為，紅軍之所以能夠達成秘密，是因為在根據地內部行動，有群眾的掩護，所以“敵人始終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數萬紅軍大規模的行動，能夠做到出敵不意襲擊敵人，這是確守秘密的証明。”朱德對此總結道：紅軍行動能力強，所以能迅速。有人民的支持，所以能秘密。有政治優勢，作戰勇敢，所以能堅決。由此可見，紅軍的作戰原則，完全是建立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的。

正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新型軍隊，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所以能夠積極主動地消滅敵人。人民軍隊的很多戰略戰術，都是建立在這個政治優勢基礎上的。抗日戰爭中，八路軍、新四軍能夠在敵后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就是這種主動性的體現。抗日戰爭初期，朱德在《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專題論述了抗日游擊隊的作戰原則和活動方針：積極，主動，集中，進攻，迅速，秘密，堅決。1939年7月，朱德將敵后抗日根據地游擊作戰原則概括為：“小股進退，分支襲擾，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晝伏夜動，聲東擊西，有意暴露，及時掩蔽，利害變換，毫不猶豫，拿定火色，轉入外線。”八路軍、新四軍由於群眾的大力支持和掩護，能夠以各種形式的游擊戰積極主動打擊敵人。而國民黨軍在抗戰初期派入敵后准備打游擊的部隊，卻很難在敵后立足，更無法進行游擊戰爭。正如朱德所指出的，“官兵與人民一致，人人想盡一切辦法打擊敵人，因此，八路軍、新四軍裡下的命令，隻要適合情況，辦得通，每次都是被正確地執行了的﹔有時也有辦不通的過時的命令，因為下面能夠適應情況，機斷專行，也可以避免損失。這就是我們戰無不勝的道理。”

（二）與多種力量與斗爭手段相配合，強調作戰的機動靈活、避實擊虛。中國革命戰爭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革命軍隊長期處於弱小地位，不僅裝備上處於劣勢，而且數量上也長期少於對手。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軍隊的戰略戰術一方面強調採取積極防御，另一方面則強調機動靈活、避實擊虛，“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特別是由於採取了“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這就為主力部隊這種飄忽不定的“走”與“打”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朱德對這種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極為重視。早在滇軍當旅長時，朱德就擅長翼側迂回，以少勝多。在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中，毛澤東和朱德在選擇殲敵目標時，就採取了避實擊虛的辦法，首先選擇戰斗力最弱的王金玨部作為首攻目標，首戰告捷后又向東橫掃，五戰五捷，打破了敵人“圍剿”。

1938年11月，朱德在為晉軍將校軍官講授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時，曾對如何爭取主動有過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朱德認為，在戰斗中，應“不固守一點，專找敵人的弱點和空隙，也就是它打我不打，它不打我打。”但這種戰略戰術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必須先使作戰部隊有政治基礎，每個戰斗員都知道為爭生存而奮斗。二是要有廣大的土地和人民，到處都可以建立根據地，“使游擊戰、運動戰配合起來，則側面、背面固可主動，而正面亦可依山勢或別的有利形勢，成為主動。”朱德的這段話雖然把八路軍的作戰原則明明白白地告訴了閻錫山的晉軍，但他們由於沒有人民戰爭的基礎，根本無法採用八路軍的戰術。

對此，朱德指出：“有兩種不同的軍隊，就有兩種不同的用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軍隊的用兵方法，不能不限於固定成規和固定格式。而人民軍隊的用兵方法，則是隨機應變，變化無窮。八路軍、新四軍的用兵方法，便是屬於后一種。”

（三）從敵強我弱的實際出發，強調勇敢與技術的有機結合。朱德是從基層指揮員逐步成長起來的，他對戰術在作戰乃至戰爭中的作用有直觀和深刻的認識。早在1931年，他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中，就提出了“紅軍在戰術方面必須超過敵人”的口號，但同時也強調，“紅軍的戰斗力，不僅是靠軍事技術的條件來決定，最主要的是靠紅軍的階級政治覺悟、政治影響，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瓦解敵人的軍隊。”這說明朱德既重視技術與戰術，同時又不把其作為決定戰斗力的唯一因素，而是強調政治優勢與技戰術的有機結合。在解放戰爭中，朱德又提出了“勇敢加技術，就是很好的戰術”。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如何以劣勝優一直是人民軍隊在戰略戰術上的難題。朱德對此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他特別強調尋找敵人技術兵器的弱點，然后以針對性的戰術避開敵之長處，攻敵之短。抗日戰爭初期，為解決對日作戰的戰術問題，朱德傾注了大量精力。他在給八路軍各部的訓令中，特別強調要以白刃戰攻擊敵人，因為“敵人的長處，主要是技術的優良，我亦避其長而攻其短，如深入到敵人后方或遠后方，在不意的方面突然施以猛襲，一開始就求得白刃戰，是避開敵人技術優勢的最好辦法。”在解放戰爭中，他提出了針對強敵要採用“釣魚”戰術，其出發點也是用有效的戰術手段減煞敵人優勢，最后消滅敵人。

另一方面，朱德也重視技術手段的掌握。1935年，朱德隨紅四方面軍長征時，為幫助指戰員了解敵空襲的危害並加以防護，特意撰寫了《對防空應注意之點》一文，指出：“我們不是拜物教者，不應絲毫懼怕。這些武器，要應用現代技術，及一切科學方法去對付它，才是出路。”隨著中國革命戰爭形勢的發展，當人民軍隊具備一定的軍工生產能力時，朱德尤其重視和強調技術手段的運用。解放戰爭時期，朱德多次主持召開解放區軍工生產與后勤保障會議，關注軍隊攻堅所需的炸藥、手榴彈等的生產與運輸。1948年12月26日，朱德在全國后勤工作會議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對“勇敢加技術”這一思想進行了闡釋。他指出：“現在的戰爭不但要勇敢，而且必須要有技術，勇敢加技術就等於很好的戰術(技術就是很好地使用現有的槍炮、炸藥、手榴彈等)。有了好的戰術，戰爭一定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朱德更加重視技術兵器與技術兵種的建設。1950年3月10日，他在空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強調：“空軍能不能建設好，掌握技術是個關鍵。在一定意義上，技術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別的都好，就是技術不好，那也不能完成任務。”

朱德關於人民戰爭思想及戰略戰術的論述，是他對長期革命戰爭經驗的總結，也是同毛澤東等戰友一起探索革命戰爭規律所得出的寶貴理論成果。其根本之點，在於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整體優勢，從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出發，以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實現以劣勝優，以弱勝強。這一思想，作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斗爭准備，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來源：《全國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20周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