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軍隊政治工作思想述略
朱德軍隊政治工作思想述略
董志銘
朱德特別重視戰爭的政治要素，一貫倡導和支持軍隊政治工作。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朱德始終重視人民軍隊的政治建設，積累了豐富的軍隊政治工作經驗。回顧總結朱德對軍隊政治工作的探索和建樹，對新時期新階段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工作理論同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實踐相結合的方向，提高運用軍隊政治工作理論解決部隊建設的現實問題，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一、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保持人民軍隊性質和宗旨的根本保証，是軍隊建設的一個根本原則，也是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的成功經驗。朱德在領導軍隊和指揮戰爭的實踐中，始終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當成軍隊建設的核心內容和軍隊政治工作首要任務。
(一)堅持正確的建軍路線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年輕的共產黨能不能在農村鞏固地建立紅軍，怎樣建立紅軍？在這個關乎黨和革命生死存亡的問題上，朱德既反對否認黨能在農村建立紅軍的錯誤思想，也不同意把中國紅軍“完完全全變成一支象蘇聯紅軍一模一樣的軍隊”的教條主義思想，而是堅持了一條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建軍路線。
1928年4月, 朱德率部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創建了紅軍第4軍。此舉壯大和發展了井岡山根據地，是黨的事業走向興旺發達的光輝起點。1929年12月, 朱德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積極協助毛澤東召開了紅4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他認為，這次會議的決議是中國工農紅軍建設的綱領，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政治指南。1931年7月,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反“圍剿”期間，朱德根據古田會議精神，和會后一年多來的紅軍建設經驗，提出創造鐵的紅軍是共產黨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之一，闡述了人民軍隊必須置於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紅軍必須“無條件地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工農紅軍隻有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下才能夠完成它的偉大歷史任務。這就准確地概括了黨和軍隊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是人民軍隊唯一的領導力量，軍隊必須完全地無條件地置於黨的領導之下。1940年8月, 朱德在總結八路軍和新四軍成長壯大的經驗時明確提出：“黨是軍隊的絕對領導者，是革命戰斗任務完成的保証者。一切黨的路線與政策，在部隊中都要經過黨的組織去執行。”
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在指導現代化、正規化的國防軍建設期間，多次強調政治工作要保証黨的領導，並賦予以新的時代內涵。1951年9月,他在海軍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海軍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是要在海軍中保証黨的領導，要使全體人員具有忠於人民、忠於祖國的思想和嚴格的革命紀律。此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要保証全體指戰員學會現代化的海軍技術。” 1954年4月,他在軍事學院舉行國家考試時對學員發表講話，旗幟鮮明地批評了極端危險的“軍黨論”思想，指出：“認為黨是軍隊創造出來的，政權是軍隊建立的，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 “全軍每一個黨員、每一個干部都必須明確認識：軍隊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建設和發展起來的，是在黨的領導之下戰勝了敵人的，黨是軍隊的領導者，軍隊是黨發展革命和鞏固革命勝利的工具，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軍隊。就是說：全軍每一個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忠實地服從黨的領導，堅決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成為黨和人民的工具。”
（二）捍衛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理論上的堅定往往決定著行動上的自覺。朱德就是這樣，一旦認識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正確性，就將其作為軍隊建設和使用過程中所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身體力行。正是他這種理論和實踐的緊密融合，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一步步深入黨心軍心。
1935年8月長征途中, 紅一、四方面軍分兩路北上。朱德在非常復雜的黨內斗爭情況下，一方面同張國燾反黨分裂活動進行堅決斗爭，一方面進行艱苦細致的說服工作，努力團結紅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9月，張國燾提出南下行動方針，並煽動一部分不明真相者批評黨中央率紅一軍、紅三軍北上是分裂逃跑，還對擁護中央北上方針的朱德、劉伯承進行圍攻。朱德一再說：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反對北上。我是擁護北上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10月，張國燾宣布要仿效列寧和第二國際決裂辦法，成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朱德表示：你這種做法我不贊成。我們不能反對中央，要接受中央領導。對宣布他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朱德嚴正表示：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這以后，張國燾多次逼迫朱德公開反對中共中央，要朱德斷絕與毛澤東的一切關系。朱德說：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的關系。他深入到部隊中做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復宣傳黨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正確性和加強黨的團結的重要性。他還對左路軍所轄的原紅一方面軍的一些領導干部說：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的。１２月，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給已經抵達陝北的毛澤東等發去電報，認為加強紅一、四方面軍的密切聯系萬分需要，“尤其是對敵與互相情報即時建立”。並通報所掌握的敵情。徐向前后來評價說：“朱德同志堅決反對另立‘中央’，對張國燾也起了有力的制約作用。朱德總司令在黨和紅軍中的巨大聲望，人所共知。也隻有他，才能同張國燾平起平坐，使張不敢為所欲為。自從張國燾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對台戲。”由於朱德等人的努力，也由於南下方針帶給紅四方面軍的損失以及共產國際的干預，張國燾后來不得不取消“臨時中央”，同意重新北上。
1936年6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朱德抓住這個機會，騎馬６０裡趕到甘孜迎接賀龍、任弼時等。晚間，與他們長談，介紹張國燾搞分裂的情況，商談如何防止干擾，實現北上。從而避免了黨和軍隊分裂，保証了黨中央戰略轉移目標的實現。
二、把政治工作視為人民軍隊的靈魂
軍隊政治工作是黨為實施對軍隊的領導而進行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是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和發展方向的根本保証，是激發官兵積極完成各項任務的精神動力。在探索和確立人民軍隊政治工作這一重要地位和作用問題上，朱德做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貢獻。
（一）深化“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思想
在黨和軍隊的歷史上，1932年就有了“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的提法。但這一思想真正發生廣泛而深刻影響，主要還是兩年后在瑞金召開的中國工農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作為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軍事委員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朱德，出席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在開幕式上致詞說：“我們紅軍從游擊隊到現在大規模的正規紅軍，這是從政治工作領導得來的，也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領導下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政治工作，沒有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會有紅軍的。紅軍因有政治工作才保証能為本階級利益而犧牲，才是英勇無敵的百戰百勝的紅軍。這是過去政治工作的偉大成果。”他提出不僅正規紅軍需要正確的政治工作訓練，還要規范赤少隊、游擊隊的政治工作，使他們成為真正的紅軍后備軍。會議期間他反復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我們不僅要加強前方兵團的政治工作，同樣要加強預備隊、游擊隊的工作。”在朱德的大力推動下，“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這一建軍原則於1938年載入《八路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從而使政治工作在軍隊建設中的地位以法規的形式得以確立。
經過抗日戰爭血與火的考驗，朱德對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不斷加深和系統化。1945年4月，他在黨的七大所作的軍事報告中專門論述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他認為，軍隊的性質決定政治工作的性質。八路軍、新四軍既把為人民服務、保衛祖國作為宗旨，則政治工作便成為這種軍隊的靈魂。他還把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作用歸納為相互關聯的五個方面：第一，是在於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覺性，發揚他們愛國、愛人民和改造自己的熱情﹔第二，是在於團結本軍和友軍﹔第三，是在於團結軍隊和人民，提高人民祖國和民主主義的政治覺悟，幫助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第四，是在於從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敵人，使之喪失戰斗力﹔第五，是鞏固和提高軍隊本身的戰斗力，保証命令之執行，深入政治、軍事、文化、生產各方面的學習。他指出：“我們的軍隊之所以是人民的軍隊，所以能達到官兵團結和軍民團結，我們進行的戰爭之所以是人民的戰爭，所以能進行人民的戰略戰術，所以能打勝仗，都是和這種政治工作不能分開的。”
（二）反對空談政治的偏向
朱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在認識和分析重大理論問題時總是力求做到全面、准確。他一貫主張政治工作要與其他工作緊密結合，要把政治工作做到軍事工作中去，落實在軍事工作上，堅決反對片面強調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相脫離，甚至相對立的錯誤思潮。他認為，人民軍隊因為有共產黨領導，有良好的政治工作制度，所以從整體上說是有政治覺悟的，因而是勇敢的。但僅靠勇敢還不能戰勝敵人，還要掌握軍事技術和善於運用戰術。因為在敵人的飛機大炮面前，只是口頭空喊不怕，而不去研究對付它的科學方法，隻會使我們的戰士遭受無謂的犧牲。基於這種認識，他在建軍過程中一貫強調要擺正政治工作與軍事技術的關系，不能有所偏廢。1934年2月，他在中國工農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政治工作要保証新的戰術在平時學習好，戰時能夠運用，要保証命令百分之百地執行。” 1939年7月，他在總結八路軍抗戰兩年來的經驗教訓時指出：為了提高人民軍隊的素質，“我們不僅要依靠政治的進步，而且要依靠軍事的進步。軍事的進步，又需要政治的進步作為保障。” 1943年8月，他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軍事教育必須從實際出發》一文，指出資產階級軍事家強調技術決定一切的觀點不正確，應該改成“旺盛的士氣，還應該同掌握良好的技術結合起來”。對此，林彪不同意，攻擊他“違背了政治建軍的原則”。朱德不為所動，在后來作黨的“七大”軍事報告時，重申政治要與軍事技術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他指出：“過去我們軍隊中，有不尊重體力與技術的傾向，似乎以為軍隊隻要有了政治覺悟就夠了。這是很錯誤的。”他還針對某些空談政治而不重視軍事技術的偏向，提出了“勇敢加技術”的著名練兵口號，對部隊掌握良好的軍事技術、不斷提高戰斗力，從而使政治工作落到實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新中國建立后，朱德從軍隊建設的新形勢新任務出發，對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50年3月，他在空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空軍能不能建設好，掌握技術是個關鍵。在一定意義上，技術決定一切。”這就需要政治工作來保証。保証空軍成員忠實可靠、勇敢堅定，保証他們學會技術，把政治和技術很好地結合起來。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所有工作人員安下心來精通專業，使學員安心學習，團結愛護新干部和知識分子。1951年10月，他在裝甲兵干部集訓會議上指出：“政治工作要保証技術的提高。軍事任務要靠技術來完成。我們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把技術搞好。”
三、獨到的軍隊政治工作經驗總結
基於對軍隊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性質原則、內容特點的深刻把握，朱德創造了豐富的軍隊政治工作經驗。其中，不少經驗很有獨到之處，反映了他對人民軍隊建設規律的深刻總結。
（一）軍事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
朱德不僅自己積極開展政治工作，而且反復告誡軍事干部，特別是高級軍事干部，也要學會做政治工作。1948年5月，他在華東野戰軍第一兵團團以上干部會上講話說：“我們與國民黨軍隊所以不同，主要就是我們有政治工作。我們是人民的軍隊，不是軍閥的隊伍，人人應當尊重和參加政治工作。”“你們過去打的仗，一般打得很好，有老紅軍的傳統，但對政治領導、政治工作的認識還有不夠的地方。今后不僅政治機關、政治干部要做政治工作，軍事機關、軍事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我們部隊能打仗，就是靠黨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軍事指揮員要認識，隻有政治領導加強了，有堅強的政治工作，部隊才能鞏固，士氣才能提高，才能打勝仗。”
（二）建立健全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
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期間，朱德在指揮作戰的同時，還積極參與領導了軍隊政治工作的創建。他認為，政治工作不管多麼重要，如果沒有專人去管去做，發揮其重要作用就會變成一句空話。怎樣加強政治工作和提高政治工作的效能？首先就要建立起強有力的政治機關和政工干部隊伍，特別是要建立健全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因為黨“經過紅軍中的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政治部及政治處）實行它的領導作用。在政治委員指導下的政治機關，是蘇維埃政權的一部分，是黨在紅軍中政治路線及紀律的執行者”。鑒於政治委員責任的重大，他主張“必須十分注意政治委員的選擇，各級政治委員，要由最忠實、最勇敢、最堅決、最有階級覺悟的共產黨員來充當”。在包括朱德在內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艱苦努力下，從1928年7月黨的六大決定設政治委員和政治部開始，到1932年2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總政治部，一個自上而下的政治工作組織領導系統在我軍基本形成。
抗日戰爭初期，由於種種原因，在八路軍中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原有制度，使部隊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對此，朱德高度警覺，並於1937年10月與彭德懷、任弼時聯名向黨中央發去電報。他們指出：“部隊改編，政治工作人員的公開地位降低職權，因而影響到政治工作人員積極性降低，政治工作已經開始受到若干損失。而在各級指揮方面，仍有個別同志因改單一領導不大接受他人意見，多數單一首長感到自己能力不夠，致使軍隊建設上受到某些損失。”電報提出：“除教育干部反對地位觀念及輕視政治工作外，還需積極地從組織上得到適當地解決，以紅軍的傳統並以此傳統影響友軍”。黨中央毛澤東高度重視朱德等人的意見，很快就復電表示完全同意，並“請即速令執行”。八路軍各部迅速貫徹中央這一指示，到1938年初，全軍團以上單位的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都得到了恢復。
抗日戰爭勝利后，人民解放軍逐步轉入大兵團作戰。朱德在軍隊政治建設方面強調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克服軍隊內部的山頭主義、游擊習氣、本位主義、分散主義、軍閥主義傾向等，進一步從制度上完善黨對軍隊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此，他要求中高級指揮員都“要有堅強的整體觀念、全局觀念”，“反對個人英雄主義，提倡革命英雄主義”。他還強調說：“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是部隊建設的兩個重要方面，隻能都搞好，不能隻搞好一個。”因此，“軍政干部一定要團結，不能鬧獨立性”。
（三）“練兵先要練心”
朱德認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威力不在於脫離實際的空洞說教，而在於它同現實生活、同基層官兵的切身利益緊密聯系。在於它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廣大基層官兵正確認識自己的根本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戰。1931年7月，他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中指出：“紅軍的政治訓練與資產階級的軍隊的政治訓練根本不同之點，就是紅軍完全反對資產階級把政治訓練變為蒙蔽階級意識的欺騙工具，變成超階級的、完全不兌現的花言巧語。紅軍的政治訓練是啟發和提高指揮員戰斗員的無產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認清本階級的利益，努力於本階級的政治任務，與敵人作決死的斗爭，去達到消滅敵人、解放本階級的目的”。1943年10月，他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高級干部會議上作《論軍隊的管理問題》的報告，進一步提出“練兵先要練心”的重要思想。所謂“練心”，也就是通過政治訓練，提高官兵的政治覺悟。他說，勇敢是怎麼來的？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有階級覺悟，有了階級覺悟，無論物質條件怎樣差，和敵人一交手，還是很勇敢。而提高階級覺悟隻有靠政治工作來實現，這樣一來，便自然得出一個結論：練兵必先練心。練心就是做政治工作，練兵必先從政治著手。他認為，練兵必先練心，古已有之。但是，剝削階級講的練兵必先練心，是要讓士兵忘記自己本來的階級，一心想著統治階級的利益，反過來替統治階級壓迫老百姓。而共產黨人講的練兵先練心，是通過政治訓練，提高官兵的政治覺悟。政治覺悟不高，不知道為誰打仗，為什麼打仗，就沒有積極性。有了覺悟，就會有勇氣，有信心，有干勁。因此，必須採取一切有效的辦法，啟發廣大士兵的階級覺悟，要他們了解自己屬於什麼階級，為誰當兵。這樣，戰士們才能一心一意地跟黨走，才能刻苦地自覺地學習軍事技術，才能在戰斗中奮不顧身，勇於犧牲。
基於這種認識，凡在公共場合，尤其在對士兵的講話中，朱德都盡力啟發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九一八事變后，發生了寧都起義。朱德十分關心這支獲得新生的部隊，起義軍剛開到蘇區石城地區，他就從瑞金趕到那裡做政治工作。據參加寧都起義的孫毅將軍回憶：“朱老總講了個把鐘頭，主要講了紅軍與白軍的區別﹔為什麼要當紅軍﹔為什麼要打白軍。他說，‘紅軍是代表廣大勞苦大眾的利益的，白軍是代表地主、土豪、資本家的利益的。我們當紅軍就是為了解放廣大勞苦大眾的。就像《國際歌》裡講的那樣，廣大窮人要坐天下。’他講的通俗易懂，大家很受教育。”
（四）政治工作者的身教重於言教
朱德重視“練心”，也非常講究“練心”的方式方法。在他看來，通過上課，由干部講是必不可少的辦法，但光靠上課是不夠的，關鍵是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干部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閑談中，在一起走路、吃飯的時候，用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去影響戰士們，這種影響有時比正式上課的影響還大。他認為，我們軍隊中的干部大部分是黨員，一言一行都代表黨的形象，對戰士們有著很大的影響。干部的政治熱忱可以影響士兵的政治熱忱，干部的階級覺悟可以影響士兵的階級覺悟。有熱忱有覺悟的干部，可以表現出許許多多的美德，如大公無私，互相幫助，謙虛好學等等，這就能起到很好的模范帶頭作用。而沒有政治熱忱不覺悟的干部，往往會暴露很多缺點，如自私自利，狂妄自大等等，也會起到不良的帶頭作用。朱德就是這樣一個身教重於言教的政治工作者，因而深得士兵們的尊敬和信賴。
（五）能否發動群眾是檢驗政治工作的標准
我軍政治工作之所以有力量，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堅持同群眾相結合。朱德曾總結說：“一、二、三次反‘圍剿’，是中國很好的革命戰爭經驗。主要一點在於依靠群眾。”基於這種認識，他把能否發動群眾作為衡量政治工作好壞的一個重要標准。在他看來，“隻有把全體群眾發動起來，投入實現某種具體任務的浪潮中，才能表現出群眾的偉大力量和從群眾中涌現出無數的英雄。如果沒有把群眾動員起來，工作還隻停留在少數人身上，則即使能造出幾個突出的人物，其作用和意義也是很小的。”因此，“紅軍必須與群眾密切地聯合起來”，使軍民關系“好比魚和水的關系一樣”。
怎樣才能與群眾密切地聯合起來呢？朱德認為“最主要的是靠紅軍的階級政治覺悟、政治影響，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瓦解敵人的軍隊。” 1935年5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彝族地區的冕寧縣。朱德在冕寧彝、漢群眾大會上講話，說彝、漢是一家，窮人要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和四川軍閥，才能翻身過好日子。他還以紅軍總司令的名義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布告》說：“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這個布告高度概括了彝族同胞受軍閥欺壓的痛苦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以及紅軍的嚴明紀律，在彝族群眾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彝族同胞的協助下，中央紅軍順利地通過大涼山彝族地區。依靠群眾與教育、發動群眾是一致的．當群眾還並不完全理解我黨我軍的時候，就先要教育和發動。當群眾提高了覺悟，知道紅軍是自己的軍隊，就會轉而積極支持我們，使軍民關系密切地聯合起來。為了使群眾覺悟起來，1939年1月，他要求每個戲劇工作者應善於利用群眾所愛好的形式來教育群眾，動員他們參戰。1940年7月，他又在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作報告，勉勵部隊文藝工作者更好地利用文藝的武器進行宣傳。他指出：“（1）一個宣傳家不必是一個藝術家，但一個馬列主義的藝術家應當是一個好的宣傳家。（2 ）我們的藝術作品不是給少數人看的，而是給中國廣大民眾和軍隊看的。我們必須認清對象，面向群眾，面向士兵。”
（六）軍事干部要講民主
民主是黨的群眾路線在軍隊建設上的具體運用，是有效開展軍隊政治工作的基礎。我軍政治工作之所以有力量，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牢固的官兵團結。而這種團結，隻有通過實行民主才能真正達到。由於我軍實行了民主，內部成員的思想和作風得到了改造，廣大官兵的革命熱情和創造精神得到了極大的激發。作為軍事干部實行民主的模范，朱德對軍隊民主建設意義的認識極為深刻。
民主一定要與領導相結合。朱德認為，軍事干部不能光講民主，放棄領導。如果這樣，就成了尾巴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他看來，所謂領導，就是“要善於分析下面的意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對於正確的意見，要領導大家去執行﹔對於不正確的意見，要教育說服，幫助他改正。”這是對毛澤東關於“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的運用和發揮。
在作戰中堅持實行軍事民主。軍隊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內容，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大民主上。朱德特別重視實行軍事民主。不管是在軍事技能的學習中，還是在戰術的運用上，他都強調實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和連隊開各種大、小諸葛亮會，以提高我軍的戰斗力和整體的戰術水平。1928年1月智取宜章縣城的勝利，就是朱德動員大家獻計獻策，最后綜合制定正確作戰方案的結果。更為典型的是1947年9月，他受中央委托到晉察冀解放區指導工作期間指揮的清風店戰役和石家庄戰役。其間，他發出“學習攻城”的號召，要求作戰部隊在戰前上下級干部先開會，戰時要開會，戰不下時又開會，討論仗如何打，堅如何攻，城如何破等具體戰術問題，實行群策群力。在戰役進行期間，他本人則不斷通過電話聽取戰況，及時給予指導和鼓勵。戰役勝利后，他不顧疲勞，趕赴晉察冀野戰軍召開各級指戰員座談會，認真總結攻打敵人堅固設防大城市的寶貴經驗，以便及時向其他野戰軍推廣。參加座談會的，大部分是來自戰斗第一線的連長、連指導員、排長和班長。朱德口問手記，同大家切磋研討，既總結攻堅戰斗的具體經驗，又從政治思想上進行啟發教育。歷史的發展証明，朱德倡導的軍事民主，對人民解放戰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七）用紀律保障政治工作的成果
軍隊紀律作為建立內部秩序、調節內外關系、實現政治上團結一致和提高部隊戰斗力的重要手段，歷來為古今中外的著名將帥所重視。朱德不僅重視軍隊紀律建設，而且還會在制定和執行紀律的目的、方法、對象和范圍等諸多方面，呈現出我軍自己的鮮明特點，保障了我軍政治工作的成果。
紅軍的紀律是自覺的鐵的紀律。這是朱德對紅軍紀律的本質及特點的高度概括。朱德認為，紅軍的紀律是紅軍的性質和宗旨的具體體現，與其他一切舊軍隊的紀律有著本質的不同。
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依歸。“紅軍的紀律是根據整個的階級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爭的必需而制定的”，是建立在維護人民利益基礎之上的，其內容的確定及其調整必須以最大限度地維護人民的利益為目的。基於這種認識，他特別重視群眾紀律的建設，並將其看成取信於民和協調軍民關系的有力杠杆。1930年3月，紅四軍轉戰贛南期間，他和毛澤東聯名發布《整頓軍風紀的訓令》，重申各官兵必須一律遵照三條紀律六大注意。“凡違反軍風紀者，無論大小，必於查究”。抗日戰爭爆發后，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他領導的八路軍中，又將“三大紀律”的第一條規定為“實行抗日救國綱領”。1947年10月，隨著戰爭的規模日益擴大和從國民黨軍隊中反正過來的戰士日益增多，他又與毛澤東等修改和重新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使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城市生產秩序得到了充分的維護。他反對軍隊埋怨人民群眾的錯誤情緒，號召把紅軍的優良傳統恢復起來。他還說，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勤務員，要在人民之下而不是在人民之上。軍隊打罵群眾就是勤務員打罵主人，主人就不會要你，軍隊就會脫離群眾走向失敗。
領導干部帶頭遵守和維護紀律。紅軍紀律建立的政治基礎是官兵平等。紅軍的紀律一經制定，“指揮員與戰斗員都是一樣地遵守，與白軍的紀律專為壓迫士兵而設，絕不相同。” 領導干部帶頭遵守和維護紀律非常重要。我軍的群眾紀律建設之所以在井岡山時候搞得好，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朱德和毛澤東等領導干部能夠率先垂范，“規定了什麼就自己首先遵守”。因此，“整頓紀律，轉變作風。要從上而下地整，守紀律要首先從上邊守，不要隻要戰士守。”
啟發官兵遵守紀律的自覺性。人民軍隊組織力量之鞏固，是建立在自覺的革命紀律上的。而這一紀律的基礎，則主要在於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啟發官兵的自覺性，使“全體軍人對於革命、對於抗戰建國事業抱有無限的忠誠與自我犧牲精神，因而能夠拋棄一切一己之私，一切以革命利益為前提” 。遵守紀律的自覺性,還在於指揮員對部下的關心。如果指揮員指揮正確，關心部下，甘苦共嘗，以身作則，大公無私，就會“因而獲得部下之愛戴，雖揮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紀律貴在嚴明。朱德一貫強調革命軍隊必須執行嚴明的紀律，要靠嚴明的紀律來保証政策的執行。戰爭年代，我軍之所以能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克服千難萬險，步調一致地去戰勝強大的敵人，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嚴明的組織紀律性是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朱德提出：“紀律是軍隊的命脈，每個軍隊的命脈就建立在紀律上面。”“賞罰公正嚴明，是革命軍隊中執行紀律的守則。”他認為，嚴明的紀律不是單靠少數共產黨員的黨性就能維持了的，必須群策群力。從彼此相互間不斷的批評教育中來提高群眾的覺悟，使紀律成為群眾所自覺地擁護的紀律，紀律才能維持。隻有群眾覺悟提高了，把紀律建立在真正自覺的基礎上，紀律才能鞏固。這樣慢慢地把遵守紀律養成了習慣，就不會感到紀律是一種束縛了。但對於少數不遵守紀律、違反紀律的人，就要給以紀律制裁。這樣從兩方面來夾攻，紀律才能鞏固起來。他主張在革命軍隊的紀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應有親、疏、厚、薄之分，不應有愛、恨、熟之別，不應有小團體觀念和本位主義。隻有大公無私，一視同仁”。他還分析了使我們染上一些制度不嚴、禮節不周的散漫習氣的社會歷史條件，提出要抓住新中國成立的契機克服不健康的遺留，建立嚴格的紀律生活，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建設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社會。
（來源：《朱德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