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斗爭中的重要作用
徐寶來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克吉安后，贛西南革命根據地30多個縣連成一片，建立了中共江西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中央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蘇區迅猛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極為震驚。蔣介石立即從大勝的中原大戰調集兵力，向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發動大規模“圍剿”。這次“圍剿”，成為南京政府統一指揮下的全局性行動，企圖在半年內消滅紅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指揮紅一方面軍進行了五次反“圍剿”，共消滅敵人13.2萬人，繳獲各類武器7.5萬多件，中央蘇區日益擴大，紅軍隊伍不斷壯大，由3萬多人發展到10余萬人。身為紅一方面軍總司令、中革軍委主席的朱德，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戰略上，堅持“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
1930年10月25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到新余羅坊，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作出“誘敵深入”的重要決策。此前的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而“誘敵深入”就是針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確定的戰略方針。“誘敵深入”，就是當優勢強敵扑來時紅軍先向根據地內退卻，避開不利於紅軍的決戰，以保存實力，然后依靠根據地內民眾的支持和有利地形，在運動中發現和造成敵人的弱點，集中兵力待機破敵。在羅坊會議上，毛澤東首先指出：“在強大的敵人進攻面前，紅軍決不能去冒險攻打南昌，必須採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選擇好戰場，創造有利條件，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實行人民戰爭，把敵人放進來，才能集中力量消滅敵人。”【《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頁。】
朱德在講話中完全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指出：在強大的敵軍已經在南昌、九江周圍集結的情況下，決不能冒險去打南昌、九江，隻能實行“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東渡贛江，在革命根據地消滅敵人。經過毛澤東、朱德的耐心說服，會議統一了認識，一致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10月30日，羅坊會議正式通過了1、3軍團協同作戰一起東渡贛江、實行“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為以后打破國民黨軍第一、二、三次“圍剿”制訂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羅坊會議是紅軍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會議一結束，紅一方面軍在“誘敵深入”的正確作戰方針指導下，立即投人第一次反“圍剿”的准備工作，於12月連續取得了龍岡、東韶兩個勝仗，殲滅張輝瑣、譚道源等部15000人，繳獲各種武器12000余件，還繳獲電台等其他軍用物資，俘獲師長張輝瑣，粉碎了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
第一次反“圍剿”是中國工農紅軍建立后殲敵最多、戰果最巨大的一次戰役，也是紅軍向運動戰轉變過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意義十分重大。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央給中國紅軍及各級黨部訓令》中說：“紅軍一、三集團軍與江西勞動群眾，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的一致行動，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結果，他們在偉大的中國革命史上，已經寫上了新的光榮的一頁。”【《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頁。】
在第二次反“圍剿”中，朱德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不贊成“分兵退敵”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蘇區到四川去建立新蘇區的主張。他根據第一次反“圍剿”的經驗，認為雖然國民黨軍隊比紅軍多六、七倍，但是，隻要實行“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依靠人民群眾，利用對方的弱點，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打破第二次“圍剿”是完全可能的。
1931年4月30日，蘇區中央局東固會議一致肯定了毛澤東、朱德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還通過了毛澤東、朱德精心制定的整個戰役中連續作戰的方案。
紅軍按照“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從5月16日至31日，在由西至東的800裡戰線上橫掃千軍如卷席，連續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廣昌、建寧5個勝仗，共殲敵3萬多人，繳槍2萬多支，還繳獲了糧食、西藥、電台、彈藥等大量軍用物資。
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的指示信中贊揚說：“一、三集團（軍）二次沖破敵人的‘圍剿’，14日之內轉戰四五百裡，戰敗敵人在八師以上，這種偉大的勝利，是無可比擬的。”【《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頁。】
二、理論上，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指導紅軍提髙作戰能力
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來得快而且突然，紅軍沒有得到必要的休整，要打破超過自己10倍的30萬敵軍的大規模“圍剿”，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為了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提高軍隊素質，強調集中指揮和統一訓練，以增強紅軍的戰斗能力，朱德撰寫了《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並在中共蘇區中央機關報《戰斗》上連載。文章從紅軍的階級性、黨性、政治訓練、軍事技術、紅軍紀律、統一的訓練與集中指揮等六個方面論述了怎樣創造鐵的紅軍。
第一，確保紅軍的階級性。朱德指出：紅軍是工農的軍隊，也可以說是一切勞苦群眾的軍隊。
第二，紅軍無條件地在共產黨領導下。文章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和工農紅軍成長的過程來論述：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工農紅軍隻有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才能夠完成它的歷史的偉大任務。”“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經過紅軍中的政治委員在政治機關（政治部與政治處）實行它的領導作用。
第三，“政治訓練的重要”。朱德在文中說：“紅軍的政治訓練是啟發和提髙指揮員戰斗員的無產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認清本階級的利益，努力於本階級的政治任務，與敵人作決死的斗爭，去達到消滅敵人、解放本階級的目的。
朱德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1934年2月7日，朱德在瑞金“中國工農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開幕式上致辭，指出：我們的紅軍從游擊隊到現在大規模的正規軍，這是從政治工作領導得來的，也就是由黨和無產階級領導起來的。如果沒有政治工作，沒有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會產生紅軍的。紅軍因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証它為本階級利益而犧牲，才是英勇無敵的百戰百勝的紅軍。
第四，“軍事技術的提高”。朱德一向重視不斷提髙紅軍的軍事技術。要求紅軍在戰術方面必然超過敵人，在技術方面必然學習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識，以便找出從敵中間得到新式武器時，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第五，“自覺遵守鐵的紀律。”文章說：“自覺地遵守紀律的精神的養成和提高，就是使各個指揮員戰斗員的忠實勇敢，服從紀律，匯合成全軍的忠實勇敢，服從紀律。有了這樣自覺地遵守紀律的紅軍，就是鐵的紅軍。”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揮和統一的訓練”。文章指出，要使紅軍的行動在任何情況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滅它的敵人的武裝。【《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頁。】
在國民黨軍隊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規模空前進攻的時候，朱德發表這篇文章，對提高紅一方面軍乃至整個紅軍的作戰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對以后紅軍的建設也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三、戰術上，運用游擊戰、運動戰的戰術
毛澤東、朱德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摸索、總結了游擊戰、運動戰“十六字訣”，用以指導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斗爭。毛澤東曾將它題寫成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裡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
1.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1930年12月16日，在第一次反“圍剿”中，“圍剿”軍被“誘”到中央蘇區腹地，紅軍轉入戰略反攻的時機已經到來，決戰即將開始。這一仗該怎麼打？先打對方哪一部分？朱德和毛澤東經過周密考慮，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先打左翼的張輝瓚部和第18師或離紅軍主力最近的譚道源第50師，因為張輝瓚、譚道源兩師是“圍剿”主力軍，是“圍剿”軍總司令江西主席魯滌平的嫡系部隊，張又是前線總指揮，消滅此兩師，“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紅軍實行中間突破，將敵人的陣線打開一缺口，使敵東西各縱隊被分離為遠距離的兩群。然后進行各個擊破，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打破這次大規模“圍剿”。
12月30日，龍岡山大霧彌漫。紅軍在彌漫大霧的掩護下悄悄地進入陣地，朱德、毛澤東進入小別山指揮所，居高臨下。由於紅軍行動秘密神速，群眾嚴密封鎖消息，張輝瓚部進到龍岡后根本不知道紅軍主力已在此隱蔽集結，錯誤地判斷紅軍主力尚在百裡之外，毫無顧忌地向龍岡推進。上午9時許，張師先頭部隊突然遭到紅3軍第7師的猛烈攻擊。張輝瓚錯誤地判斷，戴岳旅遇到的不過是游擊隊，不是紅軍主力，他既沒有及時地增援前方，也不戒備側翼，而是命令戴旅拼命抵抗。戴旅遭到紅軍三面夾擊，被紅軍全殲，張輝瑣成了瓮中之鱉。
2.避敵主力，打其虛弱
1931年7月，在第三次反“圍剿”中，朱德、毛澤東於28日率部到興國北部的高興圩休整。敵錯誤地判斷紅軍主力有西渡贛江的意圖，便集中9個師的兵力，分幾路向興國猛扑過來，企圖圍殲紅軍主力於贛江東岸。形勢如此險惡，紅軍該從何突破？朱德、毛澤東率部到達高興圩的當天立刻召開軍事會議，討論作戰方案。會議決議：實行“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分兩步走，第一步，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后由西而東，向敵之后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第二步，及敵回頭北向，必很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
8月13日，紅軍遭遇第一次反“圍剿”以來最危險的時刻，敵人從東南北三面對屯軍黃坡的紅軍主力形成密集的包圍圈，准備進行決戰。這時，如果決策和指揮稍有失誤，紅軍就會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朱德、毛澤東連夜在君阜一座廟裡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如何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朱德等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毛澤東意見，認為在此嚴峻的情況下應該避免同超過紅軍數倍的敵軍決戰，應該用一部分兵力牽制敵軍，掩護紅軍主力悄悄西進，隱蔽待機。按照這一作戰方針，8月15日夜間，紅軍主力終於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隱蔽在興國東北部白石、執邊的深山密林中。
第三次反“圍剿”在朱德、毛澤東正確的戰術方針指導下，紅一方面軍連續取得了蓮塘、良村、黃坡、高興墟、老營盤、方石嶺6次戰斗的重大勝利，共殲敵7個師3萬余人，擊斃敵旅長張鑾詔、第54副師長魏我威、參謀長劉家琪等軍官，繳獲各種武器2萬余件。
四、力量上，依靠群眾、擴大紅軍、發展蘇區
朱德說：“一、二、三次反‘圍剿’，是中國很好的革命戰爭經驗。主要一點是在於依靠群眾。三次反‘圍剿’，我們都是為了群眾，又很好地依靠了群眾。當時我們隻有5萬人，3萬支槍，粉碎了幾十萬敵人的三次‘圍剿’。”【《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頁。】
1.分兵游擊，發動群眾
1930年3月下旬，蔣介石忙於在北方准備同閻錫山、馮玉祥部作戰，贛南、閩西空虛，朱德、毛澤東利用這一大好時機，爭取群眾，打通三省聯系，實行“分兵游擊”的方針，對紅4軍、紅5軍、紅6軍的行動做了新的部署：以3個月為期，分散在贛南、贛西、閩西、東江、湘鄂輳等廣闊地域內，發動群眾，全面開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設政權，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把閩、粵、贛三省的蘇維埃區域聯系起來。【《前委通告》第3號，1930年3月18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同年6月，贛西南地區大力發展地方武裝，擴大紅軍，將各地特務隊擴大為紅軍第1、2、3、4縱隊。接著，又將贛西第20縱隊、11縱隊、四縱隊合編為紅20軍，有槍2000多枝。該地區有組織的群眾150萬，到1930年10月攻取吉安城時達到400多萬，武裝群眾100萬左右，擴大紅軍10萬，30個獨立團（每團千人），70團預備軍，並辦起一所規模較大的紅軍學校，學生七、八百人。【《江西的中央蘇區》，《特約通訊》1931年9月3日。】贛西南34個縣建立赤色政權，佔領縣城14個，整個紅色區域縱長400裡，橫寬300裡，有赤色群眾400萬。贛南地區將原來的第21至28共8個縱隊，編成紅20軍，陳毅為軍長，有槍2000多枝，下轄5個縱隊。這樣和閩西、東江、湘南、湘東、鄂南等幾塊紅色區域連成一大片。
1930年9月，紅一方面軍決定攻打吉安，9月26日，贛西南特委和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立即組織數萬群眾首先包圍吉安城，准備第九次攻打吉安。9月底，紅一軍團、紅20軍分三路低近吉安，特委組織群眾成立起向導隊、赤衛縱隊、少先縱隊、沖鋒隊、糧食處、禾杆隊、破壞隊、運輸隊、救護隊、擔架隊，配合主力紅軍上前線。10月2日紅1軍團集結於吉水阜田，毛澤東、朱德下達進攻吉安的命令，分5路進發，軍民大會戰，配合密切，終於10月4日晚攻取吉安城。當晚毛澤東、朱德進了城。10月7日，在吉安城舉行20萬群眾大會，朱德出席了軍民慶祝大會，宣布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曾山任主席，方志敏、陳正人、彭德懷、毛澤東、朱德等53人為委員。同時隨即成立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朱德在大會上講話，號召擴大蘇區，擴大紅軍，准備迎接敵人新的進攻。他說，我們工人、農民，我們工農紅軍，要打他幾十個州縣，打天下嘛！這次打下吉安，使贛西南蘇區連成一片，對開展贛西南的革命斗爭、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30年4月5日《張懷萬巡視贛西南報告》，1930年10月7日《贛西南劉士奇向中央的綜合報告》。】
1962年3月，朱德到吉安視察，舊地重游，寫下了《憶打吉安》：“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圍群眾中。紅軍速到聲威振，一克名城贛水紅。”
2.消滅土圍子，贏得蘇區群眾
1930年10月14日，朱德、毛澤東發布訓令說：“土圍子炮樓是土豪最后營壘，不消滅這一最后營壘，許多的農民群眾還是不敢起來，為要肅清赤白對立，奪取廣大群眾，並捉得土豪籌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滅土圍子炮樓。”【《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頁。】瑞金、於都土匪猖獗，土圍子炮
樓成了靖衛團的頑固據點，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反“圍剿”斗爭構成威脅。紅35軍軍長鄧毅剛奉朱德命令，在瑞金、於都一帶發起拔土圍子戰斗。他身先士卒，沖鋒陷陣，用“棺材地雷”從地洞轟炸土圍子，連續拔掉幾十個地主豪紳負隅頑抗的堡壘，當場擊斃大土豪鐘運標，活捉鐘子先、黃華澤等200余個地主豪紳。為紅軍籌得很多槍彈、款子和糧食，還將打土圍子獲得的糧食衣物分給貧苦農民，保衛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在一次打土圍子戰斗中鄧毅剛不幸中彈犧牲。他的犧牲使蘇區群眾萬分悲痛，更感動了當地群眾，瑞金、於都一帶有十幾萬群眾自發起來奔赴前線，支援紅軍。
3.發展新區，鞏固中央蘇區
湘粵贛邊的汝城、崇義、桂東、仁化，是毛澤東、朱德、陳毅曾經活動過的地方。特別是汝城，曾被中共中央確定為湘南秋收起義的中心，又是湘南起義的策源地，有雄厚的革命基礎，大批革命群眾急需組織發動﹔胡鳳璋、何其朗兩股頑敵是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心腹大患，必須加緊除掉。1931年2月，張雲逸、鄧小平、李明瑞率紅7軍由廣西百色經湖南宜章、汝城、桂東、酃縣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紅7軍沿途宣傳紅軍宗旨，動員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參加紅軍。
彭德懷根據朱德和蘇區中央局指示，於1932年4至5月率紅3軍團在湘贛邊界開辟新的蘇區。4月17日，紅3軍團政治部在上猶營前成立河西道委，決定鞏固上猶崇義蘇區，加緊桂陽（即汝城）桂東之東等地工作，打通與湘贛省的聯系。接著，紅3軍團在崇義文英和汝城集龍、熱水、濠頭一帶建政擴紅，紅軍同湘粵贛邊區游擊隊約1萬余人，向胡鳳庫、何其朗部發起進攻，攻克汝城，掃清中央蘇區西部的最大障礙。紅3軍團第3師教導隊在汝城縣模范學校舉辦訓練班。學員畢業后分配到汝城、桂東、湯湖、上猶、崇義等縣工作，開辟蘇區新區。在彭德懷、徐策的幫助下，於集龍成立了汝城縣革命委員會，何本有任主席，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插標分田運動。何本有、廖炳南、謝發明、李熙成等大批青年投入到紅軍隊伍。
1931年6月，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部隊向北推進，到宜黃以南和南豐、南城、黎川之間，以及建寧、泰寧的閩贛邊界，在這些地區開展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和籌款、籌糧等各項工作。因為這一地區地勢偏僻，受敵人威脅較小，山地縱橫，無河川阻隔，最適宜造成新戰場﹔有糧款可籌，一年內不愁供給﹔群眾很多，可以擴大紅軍。並下達了要完成的任務。
果然，在毛澤東、朱德和臨時總前委的領導下，紅一方面軍主力部隊開進這些地區，不到一個月，分兵在贛東、贛南、閩西、閩西北的廣大區域內，發動群眾擴大根據地，籌集大量給養和經費，組建新部隊，整訓軍隊，為即將開始的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准備了條件。由於發動了群眾，擴大了根據地，毛澤東、朱德的巧妙指揮，進入中央蘇區巳兩個月的幾十萬國民黨軍隊東碰西撞，多次扑空，始終沒有找到紅軍主力實行決戰，陷入進退維谷之中。再加上蘇區實行堅壁清野，赤衛隊神出鬼沒，把敵軍搞得精疲力竭，暈頭轉向，如“盲人瞎馬，日暮途窮”，“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日食不飽，夜宿不寧，油鹽告絕，士氣低落，無力再同紅軍作戰，正所謂“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興國人民革命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頁。】
五、大局上，維護團結，爭取反“圍剿”勝利
1.妥善處理富田事件
1930年12月上旬，正當毛澤東在黃陂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討論第一次反“圍剿”作戰方案之際，在革命根據地內部發生了震驚一時的“富田事件”。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籟西南黨組織在1930年上半年開展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斗爭，這場斗爭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犯了嚴重擴大化錯誤，錯殺了一些同志。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和紅20軍少數領導干部，反對羅坊會議確定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錯誤地指責它是“右傾”、“逃跑”的方針，仍主張奪取中心城市。總前委派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所在地——吉安縣富田，進行肅清“AB團”的斗爭（實際上北伐戰爭后不久“AB團”早已解體）。
12月12日，紅20軍少數領導人帶領部隊在富田包圍當地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釋放被錯捕的人員，並將全軍拉到贛江以西地區。他們模仿毛澤東的筆跡，偽造了一封毛澤東給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的信。信中說，毛澤東要古柏把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打成“AB團”的主犯。字體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寫信，年月日也是用漢字，不用羅馬字和阿拉伯字。他們故意將這封偽造的信送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
紅20軍由贛江東岸拉到贛江以西的永新、蓮花一帶活動時，沿途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影響惡劣。朱德收到那封偽造的信后，一下子就看出了破綻，立即把這封信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笑著問朱德：“你怎麼還送給我呀?”朱德回答：“我不相信這封信是你寫的。”【《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270頁。】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認為，這些極端錯誤的行為嚴重地分裂了紅軍，隻能有利於敵人的“圍剿”，不利於紅軍的反“圍剿”，便於12月17日聯名發表《為富田事變宣言》，嚴厲批評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和紅20軍少數領導干部的嚴重錯誤，指出他們提出的錯誤口號是“分裂革命勢力”，並說：“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總前委的工作路線，完全與中央最近三全擴大會議的路線相符合。”宣言維護“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是爭取革命勝利唯一的正確策略。宣言明確表示：“朱、毛、彭、黃團結到底。”
接著，12月18日，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又聯名發表《給曾炳春等的一封公開的信》（曾炳春是紅20軍政委），堅決維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並指出：“誘敵深入”是整個一方面軍總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毛澤東同志個人意見，所謂反對毛澤東同志“右傾”，等於無的放矢。“目前決戰在即，凡是革命的布爾塞維克同志，應站在共產黨總前委領導之下，一致團結堅決消滅敵人，誰不執行這一任務，誰破壞這一任務，誰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270頁。】
由於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的堅決態度和說服教育，克服了“富田事變”造成的嚴重危機，維護了團結，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內部得到穩定和鞏固。確保了第一次反“圍剿”戰爭的偉大勝利。
2.在困境中盡心盡責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博古、項英、李德主持下的中央和中革軍委頑固堅持“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左”傾冒險主義，主觀武斷、死搬教條、獨斷專行，根本不尊重朱德、周恩來等前方最高指揮員，拒絕接受他們的正確意見，導致坐失良機，嚴重失利。朱德、周恩來以革命大局為重，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下仍然盡心盡責，堅定信念，一方面不斷向中央和軍委匯報前方的情況，提出建議，一方面又不得不執行上級的決策，隻能在實際運用時盡量考慮得周到細致，盡量減少因錯誤決策而造成的損失。朱德說：“‘失敗乃成功之母’，無論遭到多大的挫折，勝利終將屬於我們。”【《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頁。】
六、決策上，善於總結經驗教訓
對每次反“圍剿”戰斗的勝利或失利，朱德總是善於總結分析其經驗和教訓。
1.分析黃陂東陂戰役的經驗與教訓
1933年5月28日，朱德在《黃陂東陂兩次戰役偉大勝利的經驗與教訓》中認為：兩次戰役取勝的經驗：一是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一舉殲滅蔣介石嫡系部隊近3個師，從而粉碎了敵人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開創了紅軍大兵團山地伏擊戰取勝的戰例。二是隨著敵人戰略戰術的變化而改變紅軍的戰略戰術。例如，“敵人將3個縱隊縮編為兩個縱隊，將分進合擊之戰略，改為兩縱隊重迭作中間突破的戰略。”“前后兩縱隊重迭，以6個師的縱深配備行軍，長徑遂達三日行程以上。敵人完全未顧及到這點，只是企圖中間突破我紅軍陣線，佔領廣昌。”“我們的戰略以各個擊破為原則，以紅11軍箱制和吸引其先頭縱隊東進，待其通過四個師后，即截斷敵之后縱隊兩個師。”三是紅軍戰術迅速、秘密、堅決，出其不意，確保秘密。南豐撤圍后，紅11軍東出迷惑敵人，按期達到，敵人誤認為紅軍主力東移黎川，而紅軍主力則南進又轉向西進，很迅速地到達目的地。在邊區行動時，敵人始終不知紅軍主力所在地，數萬紅軍大規模襲擊之。四是游擊隊、獨立師、獨立團和地方工作配合紅軍作戰。獨5師、獨4師和各獨立團、各小游擊隊，開展破壞敵人交通橋梁、輜重，迷惑敵人，恐嚇敵人等游擊活動。包圍敵52、59師，讓主力紅軍襲擊成功，游擊隊在敵側背后頻繁活動，參加戰斗，步步防守，獲得俘虜及槍、子彈等。因此，“（1933年）2月27日，方面軍出敵不意，襲擊敵52、59兩個師於登仙橋、摩羅嶂、霍源、黃陂各地點，遂取得了將52師消滅，將59師消滅了4個團，敵兩個師長（李明、陳時驥）的空前偉大勝利。”【《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
缺點和教訓是，缺乏機斷專行的自動性。例如3月1日迎擊敵11師最為有利，但紅軍主力之一部隻派一部分兵力增援紅21軍解決大華山的一個團，其余集中待命。這一日，紅一方面軍已解決敵人兩個師，敵11師才趕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滅敵11師的好機會。但紅軍主力軍機斷專行不足，不能將部隊事先移到右翼。此
外，通信聯絡不及時。如3月1日11時為總攻敵11師，有許多部隊到午后才收到電報，時機已錯過，總攻未執行。敵人二、三縱隊的增援於2日達到河口附近，紅軍不能再行攻擊，隻得撤出戰斗。未能按時設置有線電話。專靠無線電通信，把它當成最重要的工具，而放鬆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這是一種最危險的現象。無線電易出毛病，還易泄露秘密。有線電話是指揮上最合適的工具，致使東陂、黃陂兩役不能適時指揮。未運用旗語。打掃戰場、辦理戰后事不盡責。很多武器、彈藥等戰利品未清收回去﹔對俘虜未做好回頭工作，為我而戰。
2.吸取第五次反“圍剿”的沉痛教訓
朱德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是博古、項英、李德主持下的中央和中革軍委“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他們剝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前方最髙指揮權，根本不尊重他們，拒絕接受他們的正確意見﹔主觀武斷、死搬教條、獨斷專行，導致慘敗。在后來的遵義會議上，朱德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伍修權回憶道：“朱德同志歷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遵義會議最后形成了決議，分清了紅軍戰略戰術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在前幾次反“圍剿”中取得勝利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
徐寶來，汝城縣史志辦公室
（來源：《朱德與人民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