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早期革命實踐與紅軍長征
朱德早期革命實踐與紅軍長征
蒙秀瓊
朱德早期革命實踐主要包括辛亥革命、雲南起義、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以及南昌起義、湘南起義等。朱德早期革命實踐，大部分時間足跡所至多在川、滇、黔三省，與紅軍長征大部分時間所歷區域大體一致。朱德作為紅軍長征的總司令，其早期革命實踐對紅軍長征能順利通過此三省並勝利實現北上抗日戰略目標有何關系？本文試圖在此方面作一探究，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一、早期革命實踐
1909年11月，朱德考人雲南陸軍講武堂，同年參加同盟會，開始其革命生涯。朱德學習成績優異，術科尤為出眾，1910年7月與范石生、楊蓁、董鴻勛等被選調到特別班學習。畢業后，被分配到蔡鍔領導的新軍19鎮74標當排長。受同盟會之令在步兵標開展宣傳工作。朱德深入士兵中，幫其寫家信、讀家書﹔在新軍中提倡上下一致，主張廢除打罵體罰士兵的制度﹔還參加了在步兵標中有廣泛基礎的哥老會。【溫勇、馬志強、王雲：《朱德的早期革命實踐及其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人民網，2006年12月10日。】
1911年10月30日（舊歷九月初九），昆明重九起義爆發，朱德率部攻打總督衙門。11月中旬，朱德率隊參加了雲南軍政府援川軍。行軍途中，朱德嚴令部隊執行蔡鍔頒發的“守紀律、愛百姓、戒貪倖、勤操演、敦友愛”五條訓令。【《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頁。】12月，援川軍佔領四川省敘府、自流井（今屬自貢市）。1912年4月，隨援川軍返滇。
1913年夏天，朱德因“在雲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戰斗中指揮有方，戰功卓著”升任營長，率部鎮守雲南邊境的臨安（今建水）、開遠、蒙自、個舊一帶，在此與帝國主義和土匪進行了長達兩年的斗爭。為適應復雜斗爭環境的需要，朱德創造了在特殊的地方、用特殊的方法、進行特殊戰斗戰術和聲東擊西、神出鬼沒的機動靈活的流動作戰方法。
1917年7月，護法戰爭爆發，朱德被任命為旅長。其時，川、滇、黔各軍首領之間以及川軍內部各首領之間，借護法之名爭權奪利，混戰不止。朱德認為：“天天打仗不是個辦法，老百姓太苦了，作為軍人也不能這樣盲目地打下去。”提出“撤回部隊，還政於民，川滇和解”的主張，並和金漢鼎等致電唐繼堯，要求息戰回滇。【《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頁。】但唐繼堯置之不理。朱德因此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態，在黑暗中摸索。1921年2月，朱德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影響下率部與其他滇軍一起返回昆明，參加驅逐軍閥唐（繼堯）戰爭。1922年反唐戰爭失敗，朱德離滇入川，拒絕了軍閥劉湘、楊森的師長之位，到上海尋找代表中國前進方向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朱德也婉拒了孫中山要其重整滇軍討伐陳炯民之請。當其終於不辭辛苦找到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並被拒絕入黨之時，毫不氣餒，決定遠渡重洋，留學歐洲，研究社會主義，繼續探求救國救民之道。1923年朱德在德國經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立志終身為黨作軍事運動。
1926年朱德回國參加北伐革命，策動四川軍閥楊森擁護國民革命﹔1927年初朱德到江西朱培德的第3軍，幫助其籌建和訓練軍官教育團，並在朱培德倒向反動陣營前將軍官教育團第3期學員提前畢業分派到各地工會農會，為中國革命保存了一大批干部。1927年7月，朱德利用在滇軍中的威望，為南昌起義作了詳細的准備工作。
1927年8月，朱德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軍南征潮汕失敗后，朱德在危境中以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頑強的革命意志，保存了革命火種，並率余部進入湖南農村，於1928年初組織領導了著名的湘南起義。1928年4月率湘南起義軍上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為中國革命開辟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正確道路。
二、早期革命實踐為紅軍長征提供了熟悉地情、民情、軍情和戰略戰術方面的基礎
(一）朱德熟悉雲貴川地情，為紅軍長征提供了地利條件
孫子兵法雲：“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朱德早期革命實踐足跡所至均在雲貴川三省之內，故朱德對其三省地情極其熟悉，這為紅軍長征在此地域內積極轉戰、取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等戰役的勝利，實現北上抗日目標提供了地利條件。
據朱德年譜記載，1909年至1922年間，朱德先后6次往返雲貴川邊。
第一次，1909年春，朱德為報考雲南講武堂，從成都步行經川南樂山、宜賓、滇北昭通、會澤至昆明。
第二次，1911年冬，朱德隨援川軍第一梯團從昆明出發向川南宜賓、瀘州前進，並於12月佔領宜賓、自流井（今自貢）。
第三次，1912年朱德隨援川軍離川返滇。
第四次，1916年朱德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6支隊，離昆明北上，兼程奔赴瀘州前線參加護國戰爭，並在納溪以靈活機動戰術大敗袁世凱征滇軍。此后駐瀘州4年。
第五次，1920年，朱德率部從瀘州移師昭通，次年2月率部回昆明，參加反唐繼堯戰爭。
第六次，1922年3月，唐繼堯乘滇軍北伐之際突襲昆明，朱德等出走滇省，渡金沙江，經四川會理抵川南南溪。
1935年1月，國民黨將領龍雲、劉湘、陳誠在往來電文中就根據朱德熟悉地情對紅軍行軍目的地作出了准確判斷。劉湘電雲：“朱、劉、聶是四川人，對川軍有關系“，由此斷定“紅軍必人川與徐、張會合。”【《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頁。】龍雲電雲﹔“紅軍多系江西客籍，除朱、羅在滇軍做過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故“紅軍如人滇，過路是上策，割據是下策。”【《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頁。】熟悉地情對紅軍長征中具有轉折意義的四渡赤水戰役則更為重要。眾所周知，“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走路的時間通常多於作戰的時間”“、“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是運動戰的基本特點。雲貴川邊河流眾多，水流湍急，山勢陡峭，地形復雜，道路崎嶇，且部署有川、滇、黔軍和國民黨中央軍幾十萬，被蔣介石稱為“絕地”。紅軍能在如此“絕地”發動聲東擊西、忽南忽北的大規模運動戰並取得勝利，跳出敵人包圍圈，若沒有朱德極其熟悉此間之地情，實難想像。
1935年1月，遵義會議提出紅軍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僅3天后，朱德為首的中央軍委就制定了實現這一基本方針的具體任務是：“1.由鬆坎桐梓遵義迅速轉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過赤水，奪取蘭田大渡口江安之線各渡河點以便迅速渡江。2.在沿長江為川敵所阻，不得渡江時，我野戰軍應暫留以上川南地域進行戰斗，並准備渡過金沙江，從敘州（今宜賓）上游渡河”【王廷科：《紅軍長征研究》，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頁。】。在這份詳細的作戰計劃中，朱德估計了兩種可能性，一是順利渡江北上，一是渡江受阻后則應渡金沙江北上。戰情的發展與朱德估計的幾乎完全一致，其戰略預見的准確性極髙。這是因為朱德對此間地情極其熟悉的緣故。據呂黎平老將軍回憶：“在討論過長江的軍事會議上，是朱德、劉伯承建議從赤水北上，選擇瀘州、宜賓之間的江面作渡江點。因為朱德、劉伯承曾在川軍任過職，了解這段江面較寬，水流較緩的情況”【呂黎平：《回憶在歷史轉折關頭的朱德》，參見《全國第二屆朱德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勛業永存》，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當然也正是因為四川軍閥劉湘知道朱德熟悉川南，必選瀘州過江，為了不讓紅軍在四川建立根據地，才在土城戰役中令川軍拼死抵抗，致紅軍土城之戰失利，在瀘州過江計劃未能如願。據國民黨第6路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郭勛祺在陸軍大學的同班同學李以劻回憶：
“1940年於重慶市山洞，他（郭勛祺）對我談及赤水土城戰役，說當時劉湘深怕紅軍聚首瀘州、宜賓渡過長江，號召全軍官兵抱必死決心，奮勇阻截，因紅軍參謀長劉伯承、總司令朱德是四川人，足智多謀，地形熟悉，如入川南之后，川局當不堪設想。並說：“如果當時川軍被打垮，紅軍一定向瀘州渡江，就不會后來渡金沙江、大渡河，走雪山草地了”【《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頁。】。正如此，紅軍才有后來的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演繹了這一史無前例的光輝戰例。四渡赤水后，紅軍從滇北到金沙江，渡金沙江到所走路線則與朱德當年所走路線完全一致。正如朱德在自述中所說：“（1922年），我帶領一連逃難的士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正是后來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的路線。”【《朱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頁。】這使紅軍能少走彎路，節約了時間，搶在圍追堵截的敵軍到達之前從容渡過了金沙江。
(二）熟悉雲貴川軍情，使紅軍長征能在軍事上“知彼知已”
西南軍閥產生於護法戰爭時期，其后因防區制的形成逐漸強大並為防區的擴大而連年混戰，尤以四川軍閥混戰為甚。
“四川軍閥混戰，以防區制為其禍根﹔而防區制的形成，由來也漸。所謂防區制，就是各個軍閥在所駐區域內，不僅可以截留稅款，把持捐稅，任意征發，而且可以委任行政財政官吏，對老百姓生殺予奪，為所欲為。每個防區就成為一個獨立王國。這本是軍閥割據局面下的惡劣現象，但使之形成制度，則是1918年熊克武在任四川靖國軍總司令時，令各師餉款就地劃撥確立的。”【《四川軍閥史料》第二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頁。】
自此以后，直至1932年“二劉”之戰結束，四川幾乎無歲不有內戰，每經一次戰役，防區即有一次變動，而每次戰爭之起源，又均為爭奪防地。1932年天津大公報有一篇社論雲：“査川,省養兵百萬，巨酋六七，成都一地，分隸三軍，全省割裂，有同異國。其最大特色為兵愈打愈多，帥時離時合，亦友亦仇，隨和隨戰，要之，萬變不離其宗者，為擴張私利，保存實力，誅求無厭，剝削地方。”【《四川軍閥史料》第二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頁。】
朱德出生四川，自投身軍界一直在滇軍中任職，從班排長漸至團旅長，因滇軍與川、黔軍歷來關系密切，且在民國時期為爭奪西南王曾相互間混戰經年，故朱德對西南軍閥之形成以及其演變、各派軍閥之強弱、布防情況、作戰特點以及與中央軍及各地方軍之間的關系應是了如指掌，對國民黨新老軍閥之割據本質認識也極深，故常能利用國民黨中央軍與地方軍之間的矛盾和猜忌，對不同軍閥採取不同策略，以減少紅軍損失。在紅軍長征中對粵系、滇系、川系都採取隻過境不深入的策略，使粵系陳濟棠、滇系龍雲、川系楊森等軍閥都採取表面上圍追堵截紅軍以敷衍塞責、實則暗送紅軍過境的策略，大大減少紅軍損失。如1935年5月，中央紅軍飛奪瀘定橋、跨越大渡河后，蔣介石部署川軍，企圖將紅軍困死在雅安地區。為此，蔣介石急電楊森，促其速派精銳部隊到滎經、天全、蘆山一帶防堵。與朱德有舊的楊森既懼英勇善戰的紅軍，又恐中了蔣介石的借刀殺人圈套，遂派其侄楊漢忠與朱德聯系，提出“互不侵犯要求”。朱德決定利用楊森以分化瓦解敵人，遂復信道：“…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殊甚嘉許，已按來意，飭敕敝部先頭部隊與貴軍切取聯系”。雙方遂達成互不侵犯協定。后楊森履諾，令楊漢忠在滎經讓路，楊部朝天放槍以掩人耳目。於是，中央紅軍滎經縣境基本無戰事，順利通過楊森防區，使敵人在天全、蘆山、寶興碉堡未成之時倉促應戰，給紅軍打下天全、蘆山、寶興以及迅速北上創造了有利條件。
紅軍長征過西南時，對實力較弱的以雙槍著名的黔系軍閥則採取硬碰硬的策略，兩佔婁山關和遵義城，並強渡烏江痛殲黔軍﹔而對實力較強的四川軍閥劉湘部則實行避其鋒芒的策略，如土城戰役中，川軍全涌而出，源源不斷地增援，我軍主動撤離。
在長征中，朱德還積極利用與敵軍髙層將領之間舊關系，使紅軍能順利通過其防區。朱德系雲南講武堂出身，長年在西南地區從事早期革命活動，與雲貴川軍閥龍雲、劉湘、楊森、鄧錫侯、王家烈等有較深的關系，與國民黨將領朱培德、王均、楊如軒、范石生、楊池生等有同學之情，這對紅軍長征能順利通過其防區有重要作用。
(三）熟悉雲貴川民情，使紅軍長征能制定正確戰略策略
朱德出生佃農，具有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天賦。雖貴至紅軍總司令，但始終保持普通勞動者的階級本色，終其一生，均能密切聯系群眾，與群眾同甘苦，共患難。“行軍路上，他經常把馬匹讓給傷病員和女同志騎，自己跟著隊伍行進，幫戰士背槍、背行李、挑擔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總司令，稱他老伙夫、老頭、同志哥，他都親切應答，樂呵呵的，瞬間就和大家打成一片。過草地時，為了尋找能吃的野菜，他親自找藏胞調査，並率先帶人去挖，嘗過后才讓
部隊吃。部隊宿營時，他不愛住深宅大院，喜歡往普通民房，常常不顧疲勞，走家串戶，訪貧問苦，和群眾交朋友，進行社會調查。他是了解戰士、了解人民的，所以講話生動實際。能把深奧的理論變成通俗易懂的語言，講到群眾心坎上，為群眾迅速接受和掌握。”【徐向前：《民族的驕傲、人民的光榮》，摘自《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正如朱德在自述中所說：“我本人身體健壯，可以和弟兄們共同生活，跟他們打成一片，從而獲得他們的信任。我總是堅持從各方面弄清敵人陣地的情況。一般來說我和民眾的關系很好，這給我很大幫助。”【《朱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頁。】
朱德是四川人，又長期在雲貴川生活和從事革命活動，對三地之民生狀況和民風民俗極其熟悉，這使其能在紅軍長征過此區域制定正確的政策策略，獲取民眾大力支持，使紅軍化險為夷，勝利
北上。
如紅軍長征過苗族瑤族地區和四川葬區時，如果總司令未了解其民生狀況和風土民情，必中國民黨之陰謀詭計。1934年12月，紅軍長征到達苗族瑤族地區時，反動勢力派出許多便衣密探混入紅軍駐地，放火燒房燒糧，散布共匪殺人放火之謠言盅惑民眾。朱德深諳苗瑤民眾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心理，深信其不可能甘願充當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遂下達令：各兵團首長及其政治部，應於到達宿營地后，及離開宿營地以前，嚴密巡査，並規定各班，一遇火警，凡我紅色軍人，務必設法看來及救濟被告難群眾。縱火奸細，一經捕獲，應即經群眾公審后槍決。”【《朱德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頁。】后來果真捉拿到了國民黨奸細，粉碎了國民黨妄圖挑撥苗族瑤族與紅軍的關系的陰謀。正如毛澤東在自述中說：“但是紅軍卻有辦法，他們巳安全地通過了貴州雲南的土著居民苗族人和瑤族人的部落地區並且贏得了他們的友
誼，甚至還從這些部落中吸收了一些兵員。”【《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頁。】1935年紅軍渡過金沙江后，蔣介石“圖謀封鎖朱毛於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區，根本消滅”，並電告西南國民黨軍大渡河方案：“共軍入此漢彝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絕地，必步石軍覆撤，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勛”。【陸平主編，《再生之獄——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長征》中，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09頁。】因彝民深受國民黨政府歧視迫害，對漢人成見極深，又聽了反動政府對紅軍的誣蔑俳謗之詞，故紅軍一到，皆堅壁清野，躲往山中。“彝族人過去一向仇恨漢人，漢人軍隊進入他們的境內，很少有不到重大損失或者不被消滅的。”【《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頁。】對此，朱德了解彝民長期受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反動軍隊欺壓、渴望平等、自由、自治的心理，遂頒布了通俗易懂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彝人太毒﹔苛捐雜稅重重，又復妄加殺戮。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舞人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設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頁。】詳細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平等政策和紅軍鐵的紀律，而且用行動加以闡釋。紅軍過彝區時，“不住民房，不拉民夫，賑恤貧乏”，朱德還親自帶領官兵幫助躲藏的彝民把糧食種上。彝民被感動，陸續回家賣糧給紅軍，有的給紅軍指路，有的因此參加了紅軍，使紅軍順利通過了從未有漢人軍隊通過的地區，先期渡過了大渡河，使國民黨的大渡河方案終成泡影。
(四）熟練地掌握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為指揮紅軍長征儲備了卓越的指揮能力
早在1913年夏天，朱德任雲南陸軍第一師第3旅步兵第2團第一營營長，率部鎮守雲南邊境的臨安（今建水）、開遠、蒙自、個舊一帶。那裡酷熱多雨，環境艱苦，斗爭也很復雜，不僅要時刻提防法帝國主義的侵襲，而且要經常到深山密林中追剿土匪。為適應復雜斗爭環境的需要，朱德創造了在特殊的地方、用特殊的方法、進行特殊戰斗的戰術和聲東擊西、神出鬼沒的機動靈活的流動作戰方法。
1917年護國戰爭勝利以后，朱德升任旅長，駐防瀘州。當時，四鄉土匪猖獗，朱德指揮部隊運用此種特殊戰術，歷時半年剿平了鄉間匪患。
1922年朱德反唐繼堯失敗后返川，四川軍閥劉湘、楊森等不僅未捉拿朱德，而且還以師長之位相邀，就是因為朱德的戰術出名。正如朱德在自述中所說：“所以對我為他效勞感興趣，是因為我的特殊戰術已經出名，令人害怕。我這一套對付專制軍隊很有成效的戰術，主要是駐在中印邊界時，跟蠻子部落和土匪作戰的經驗中學到的機動游擊戰術。”【《朱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頁。】
1925年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軍事時，朱德特別注意研究蘇聯內戰時期的游擊戰術，並有相當心得。當蘇聯教官問他回國后如何打仗時，他說：“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頁。】由於朱德善於“把這種游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裡得到的知識結合起來”，【《朱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頁。】可見，朱德在早期革命實踐中探索出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經過在德國、蘇聯留學期間的理論學習和思考已經相當成熟。
在井岡山時期，為了有效地對付敵人的“進剿”和“圍剿”，朱德將已思考成熟的戰略戰術經實踐檢驗后上升到理論，提出了有名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肯定。毛澤東同志在后來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稱贊“十六字訣”是“朴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聶榮臻：《忠誠革命貫平生，留得豐功萬古存》，《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至此，朱德在長征時期對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已是稔熟於胸，才使他在指揮大規模的運動戰四渡赤水之戰時胸有成竹、游刃有余。當林彪、彭德懷等部屬不理解時，他耐心解釋道：“為了有把握的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斗。因此紅軍必須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頁。】正是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使紅軍長征能擺脫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使紅軍大踏步地邁向金沙江。正如徐向前元帥所說：“朱德同志為革命戰爭而誕生，是掣畫軍事、駕馭戰爭的偉大能手。他自幼即喜好武事，愛讀兵書﹔長年的戰爭歲月裡，經常手不釋卷，熟讀古今中外兵法，創造性地運用到戰爭實踐中去。朱德同志從基層軍事單位干起，梯次成長，足智多謀，身經百戰，又具有極為豐富的戰爭實踐經驗。這兩個方面結合於一身，才使他能嫻熟掌握“戰爭的游泳術”，統帥軍隊，駕馭戰局，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徐向前：《民族的驕傲，人民的光榮》，《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總之，自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以3萬多人的劣勢兵力同數十萬敵軍巧妙周旋，反復較量。紅軍迂回曲折，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馳騁於川、滇、黔邊境廣大地區，迷惑敵人，調動敵人，困疲敵人，殲滅敵人﹔四渡赤水，威逼貴陽，乘虛入滇，巧渡金沙，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出敵不意，出奇制勝，從而打破了敵人的重兵圍堵，扭轉了紅軍被動挨打的局面，實現北上抗日戰略目標，與總司令朱德極其熟悉此地域之地情、軍情、民情和嫻熟機動靈活之戰略戰術有極大關系。
（來源：《朱德與人民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