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昌起義到上井岡山：朱德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庹平
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締造人民軍隊的起點。南昌起義軍南下失敗后，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朱德在率領起義軍余部艱辛輾轉作戰的途中，在領導湘南起義的偉大軍事實踐中，積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譜寫了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光輝篇章，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杰出代表。
一、“留得一點人”：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保存和發展上萬人的新生人民軍隊
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中國武裝革命的基礎。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必須要有一支自己獨立領導的人民的軍隊。朱德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是從保存南昌起義軍余部這支重要的革命火種開始的。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直接領導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余人，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時期。
具有杰出軍事指揮才能的朱德，在南昌起義的醞釀、准備、發動以及起義軍南下軍事行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圓滿完成了黨交給的艱巨任務。在起義軍南下廣東的軍事行動中，朱德先是擔任南下先遣司令，成為開路先鋒，接著指揮第二十軍第三師和第九軍教導團配合其他主力在瑞金、會昌與國民黨軍激戰，打垮了敵軍兩個師。【參見《朱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頁。】他還指揮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和第九軍教育團共約4000人在三河壩與約兩萬人的敵軍激戰三天三夜，大量殺傷敵人。在掩護主力進軍潮汕之后，於1927年10月6日撤出三河壩。
南昌起義軍南下失敗后，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朱德挺身而出，主動擔負起保存和發展新生人民軍隊革命火種的重任。這時候，朱德想到的是：“我們隻要留得一點人，在將來的革命中間就要起很大的作用。”【粟裕：《激流大海——回憶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日。】針對起義軍余部軍心渙散，官兵離隊現象十分嚴重的情況，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德適時進行了三次整頓，即安遠縣天心圩整頓、大余整編和崇義縣上堡整訓。這三次整頓，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各個連隊中去，依靠他們做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對部隊進行革命信念教育，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還進行了軍事整訓，大大提高了新生人民軍隊的生存和發展能力。這就是著名的“贛南三整”。雖然南昌起義軍余部隻有七八百人，但是這些人都經過了嚴峻考驗，是大浪淘沙保留下來的精華，是新生人民軍隊不滅的革命火種。朱德領導這支軍隊，於1928年1月發動湘南起義。經過湘南起義，南昌起義軍余部發展到2000余人，同時還組建了三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1928年4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農軍萬余人主動撤出湘南，轉移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兩支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下轄第十、十一、十二師。根據1929年9月1日陳毅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朱德和毛澤東會師后部隊的組成情況是：“朱部二千余人，湘南農軍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1928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紅軍第四軍。“這兩支部隊的會合，就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為紅軍中的骨干和核心，從而進一步發展了井岡山的斗爭，奠定了中國紅軍和中國武裝革命的基礎。”【《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7頁。】
歷史充分証明，朱德保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裝力量。歷史告訴我們，有了朱德參加南昌起義，才有朱德保存和發展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及其領導的湘南起義，才有朱德帶領上萬革命武裝上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才有中國工農紅軍中的“骨干和核心”紅四軍的誕生，進而為中國共產黨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奠定了革命武裝基礎。
二、“可以站得住腳”：繼毛澤東之后領導新生人民軍隊從進攻大城市轉向進軍農村
朱德對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痛記在心。后來，朱德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南昌起義“失敗的主要教訓，就是起義軍沒有和江西的農民運動相結合，而去了廣東。假如當時能夠利用軍閥內部相互之間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開展農民運動，解決土地問題，建立革命根據地，同時也改造起義軍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腳的”【《朱德選集》，第393—394頁。】。在吸取南昌起義失敗教訓的基礎上，朱德開始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新探索。
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從三河壩撤兵后，由於人數很少，軍心渙散，又面臨從四面八方扑來的敵軍壓境，隨時都有可能被消滅。在這種情況下，朱德首先想到的是，要設法甩開敵人重兵，擺脫險惡處境，以求得起義軍余部的生存。那麼，應該到哪裡去求生存呢？具有深邃戰略眼光的朱德，在認真總結南昌起義失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深刻認識到“我軍應當到農村去，不應當去打大城市”【《朱德選集》，第125頁。】。對於部隊今后的行動方向，他巳成竹在胸。為了統一認識，1927年10月1日，朱德在廣東饒平茂芝的全德學校召開有20多名指揮員參加的會議。有與會者回憶，在這次會議上，經過熱烈討論，朱德吸收大家的意見，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指出：“我們要保存這支軍隊，作為革命種子，就要找到一塊既隱蔽又有群眾基礎的立足點。”他進一步分析說：“湘粵贛邊界地區，是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個三不管的地帶，這一帶農民運動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們應當以此為立足點。”【《一次重要的軍事決策會議》，《饒平黨史資料》1982年第1期。】根據朱德的主張，會議作出部隊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在湘粵贛邊界地區尋找立足點的決定。這個決定，是繼1927年9月19日毛澤東在湖南瀏陽文家市裡仁學校召開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向羅霄山脈進軍的決定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進攻大城市轉向進軍農村的又一個極其重要的標志。幾乎在同一時期召開的這兩次會議作出的兩個決定，都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方向，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茂芝會議后，朱德又領導部隊進行“贛南三整”，官兵面貌煥然一新。1927年11月上旬，按照既定計劃，部隊離開大余縣境，進入湘粵贛三省交界處崇義縣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區。該地區就是朱德預想中的理想立足點。這是因為，在大革命時期，這一地區農民運動高漲，革命影響較深，群眾基礎較好﹔這裡是一片連綿不斷的山區，便於部隊隱蔽活動﹔此時，軍閥混戰方酣，湘粵贛三省的大小軍閥都卷入到這場戰爭裡去了。因此，朱德抓住有利時機，指揮部隊在這一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粟裕曾經回憶：“我們這支部隊隨即開始了對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在此以前，我們這支部隊隻知道打仗，現在也搞群眾工作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在崇義地區活動時間不長，大約二十天左右，意義是重大的。我們第一次把武裝斗爭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雖然這還是初步的嘗試。”【粟裕：《激流歸大海——回憶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日。】
三、“游擊戰爭是主要形式”：與毛澤東分別探索適合中國革命道路的游擊戰戰術
在領導南昌起義軍余部到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尋找立足地的同時，朱德還認真探索適合中國革命道路的游擊戰戰術。他精心指導部隊實行作戰形式的重大轉變，即由原來攻打大城市的正規戰，轉變為在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打游擊戰。
1927年11月，朱德領導部隊進入崇義縣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區后，就開始深入思考實行由正規戰向游擊戰轉變的戰略問題。在這裡，他精辟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認為現在“敵人是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是從大革命失敗后“才開始搞自己的武裝，人少，槍也少。要想戰斗打得贏，以少勝多，就要根據我們的條件，講求新的戰術”。【李奇中：《朱德同志教我們戰斗》，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革命史研究室編《南昌起義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0頁。】所謂“新戰術問題”，就是要從打大仗、打正規戰，轉變為打小仗、打游擊戰。【參見《朱德選集》，第394頁。】朱德還以其戰略眼光，作出了在今后革命戰爭中“農民的游擊戰爭是主要形式”【陳毅：《關於八一南昌起義》，南昌八一紀念館編《南昌起義》，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頁。】的科學判斷。
1927年12月上旬，朱德奉黨中央指示，率領部隊南下參加廣州起義。12月19日，當部隊抵達韶關時，與廣州起義失敗后撤出的200余人相遇，始知起義失敗。朱德將這200余人編人部隊后，率部轉移到韶關西北的犁鋪頭，在這裡進行休整和練兵，專門指導部隊學習打游擊戰的本領。根據自己掌握的軍事理論和實踐經驗，朱德親自編寫出步兵操練和陣中勤務兩類教材。教材規定將舊式疏開隊形改為遞次配備的疏開隊形，以構成陣前縱深的交叉火網，從而在戰斗上形成以少勝多的條件，減少密集隊伍在接敵運動中受到敵人火力殺傷。教材還提出了“強敵進攻莫硬打”、“抓敵弱點我猛攻”、“孤敵疲敵我圍殲”、“常遣精兵騷擾敵”等作戰原則。【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頁。】教材編好后，以教導隊為試點進行訓練。這些教材直到后來上井岡山以后，還是部隊戰術教育的重要材料。【參見李奇中：《朱德同志教我們戰斗》，《南昌起義資料》，第399、400、397頁。】在訓練中，朱德把全隊分為兩個連，進行對抗演習，並經常到現場親自指揮，親自講解，親自示范，他反復強調士兵要熟練手中的武器，要做到不靠近敵人不開槍，打不中不開槍。同時，朱德還要求指揮員在戰斗中知己知彼，重視對於敵情的搜索和偵察工作，不摸清敵人的情況不動手﹔我們“人少，槍也少。要想戰斗打得贏，以少勝多，就要根據我們的條件”，“不能和敵人硬拼，我們要瞅敵人的弱點。我們要注意避實擊虛的游擊戰術”。【李奇中：《朱德同志教我們戰斗》，《南昌起義資料》，第399、400、397頁。】從這時起，部隊開始實行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的轉變，不再打硬仗，而是開始打游擊，打一仗就退幾十裡，退到哪裡有一個比較好的機會就休息幾天。當時，在黨中央仍然重視攻打城市的正規戰的情況下，朱德指導部隊實行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的轉變，不是輕而易舉的。正如朱德所說：“當時士兵都想打大城市，認為這樣搞搞不成社會主義和蘇維埃。可見，由正規戰轉變為游擊戰，不是那麼容易的。”【朱德：《關於南昌起義、湘南起義和井岡山會師——同解放軍政治學院負責同志談話紀要》，《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
朱德之所以能夠在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作戰形式的轉變上敢於思考和善於探索，主要是因為他能夠認真汲取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早在1927年10月下旬，在天心圩召開的部隊全體人員大會上，朱德就強調指出：南昌起義“過去那個搞法不行，我們現在‘伸伸展展’來搞一下”【粟裕：《激流歸大海——回憶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日。】。為什麼這樣講？后來，朱德回憶這段歷史時，談到當時黨中央在指導方針上有問題，“不想打游擊，而是想搞城市起義”【粟裕：《激流歸大海——回憶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日。】﹔談到南昌起義軍事指揮上的失誤，“隻有北伐戰爭的經驗，沒有游擊戰爭的經驗”。他還談到指導南昌起義軍余部“伸伸展展”打游擊戰的重大意義：“我們由福建退至江西，開始被迫上山，被迫進行游擊戰爭。這有一個好處，從此以后即開始轉入正確的方向——游擊戰爭的方向。”於是，“戰術也變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沒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由於“方向正確，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還能得到發展”。【《朱德選集》，第125頁。】
朱德之所以能夠在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作戰形式的轉變上敢於思考和善於探索，還因為他早年在川、滇同北洋軍閥作戰時就善於運用游擊戰術，積累了豐富經驗。正如他自己所說：“關於游擊戰爭，我還有點經驗。過去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多。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採取了游擊戰爭的戰法。”1925年10月至1926年2月，朱德又在蘇聯專門接受過城市巷戰和游擊戰的軍事訓練，還專心研究過蘇聯內戰時期的游擊戰術，進而使他對於回國后如何打游擊戰有了成熟的想法，即“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朱德選集》，第126頁。】因此，當南昌起義軍這支新生的人民軍隊選擇適合中國革命道路的戰術時，朱德對如何指導部隊打游擊戰，已經駕輕就熟了。正如朱德在天心圩部隊全體人員大會上所說：“我有打勝仗的經驗，也有打敗仗的教訓，我們這支小革命部隊，以后不與敵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陳子堅：《南昌八一起義回憶》，《南昌起義》，第285頁。】后來，朱德率領湘南起義部隊上井同山與毛澤東部會合后，他又很好地運用自己的游擊戰韜略，在井岡山“開始有組織的游擊戰爭”。朱德說：“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朱德選集》，第126頁。】
幾乎在朱德領導南昌起義軍余部開始打游擊戰的同時，1927年12月下旬，毛澤東總結井岡山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深刻地認識到現在敵強我弱，不能用過去的那套戰法，更不能硬拼，強調紅軍既要會“打圈兒”，又要會打仗。“打圈兒”是為了避實擊虛，強敵來了，先領他轉幾個圈子，等他暈頭轉向暴露出弱點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淨利落，打得要有收獲，既消滅敵人，又繳獲武器。毛澤東還概括起來說：賺錢就來，蝕本不干，這就是我們的戰術。【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227頁。】
顯而易見，在同一個時期，朱德和毛澤東一樣，率先探索並實踐適合中國革命道路的游擊戰，並在這種偉大的軍事探索和實踐中，清晰地看到了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方向，正如朱德所回憶的：“上山搞了個把月，覺得上山有出路。”【粟裕：《激流歸大海——回憶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日。】
四、“耕者有其田，當家作主人”：為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相結合提供鮮活的經驗
在農民佔全國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舊中國，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革命戰爭，實際上就是農民戰爭。因此，如何解決農民問題，成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的事關革命成敗的問題。朱德在領導湘南起義的過程中，很好地把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相結合，成功地使廣大農民成為湘南起義的主要力量。
在“贛南三整”期間，朱德運用黨的統一戰線策略，利用與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軍長范石生的同學關系，在部隊編制不變、組織不變、要走隨時可以走的條件下，同范石生部建立統一戰線，使部隊的子彈、被服、醫藥等方面得到很好的補充。1928年初，朱德率部離開范石生部，轉入湘南，於1月12日在宜章發動湘南起義。接著，南昌起義軍余部改稱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還招收了一批修筑粵漢鐵路的勞工參軍，隊伍發展到2000余人。在短短的三個多月裡，約有100萬人參加起義，革命風暴遍及20余縣。根據1928年6月共青團湘南特委徐林就湘南暴動經過向中共中央的報告，朱德領導的湘南起義，由於“有廣大的農民群眾來響應”，“湘南已經整個地動搖了”。【中共宜章縣委黨史辦編《湘南起義在宜章》，1987年內部版，第54頁。】
朱德領導的湘南起義，之所以能夠吸引如此廣大的農民群眾參加，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牢牢把握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相結合的大方向，並精心指導和推動土地革命隨著武裝斗爭而席卷湘南。在湘南起義發動前夕，1928年1月上旬，朱德領導南昌起義軍余部開進宜章縣境的莽山洞。在這裡與中共宜章縣委舉行聯席會議時，朱德十分明確地提出了要把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緊密相結合的行動方針和綱領，其中規定要“從湘南地區開始發動土地革命運動，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要“擴大革命軍隊，正式成立工農革命軍，發展地方革命武裝力量”。並規定土地革命的政治口號為“暴動起來！打土豪，分田地！暴動！鏟除一切封建勢力！”等等。【《湘南起義在宜章》，第103、104頁。】宜章暴動后的第二天，朱德在縣城廣場上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向來自工、農、商、學、兵各界人員五六千人發表講話，庄嚴宣布：“我們是工農革命軍，是共產黨領導的幫助窮人打天下的軍隊”，並號召“大家行動起來鬧革命，工農隻有自己掌握了武裝，徹底打到蔣介石等新老軍閥，實行耕者有其田，才能真正當家作主人！”【《湘南起義在宜章》，第29頁。】隨著起義的推進，朱德還相繼指導和幫助起義的各縣制定和頒布《土地分配法》，明確規定要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土地歸農民所有，要把地主豪紳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要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要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以保護中農的利益，避免分配中可能出現的混亂現象。此項工作由蘇維埃政府具體領導，土地委員會為合法的執行機構。《土地分配法》的頒布和施行，在湘南形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局面。徐林就湘南暴動經過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對湘南起義中在短期內“把土地分配好了(由縣蘇維埃政府把土地一律沒收交予鄉蘇維埃政府以局部的分配，凡參加農業勞動的都有分的，多寡以那裡蘇維埃政府所轄土地之多寡而定)”，給予了“湘南的暴動又開一個新的紀元”的高度評價。報告談到了分配土地對調動農民參加革命的巨大作用：“在未分土地以前，農民藏匿土豪劣紳，到分配土地以后，農民就不藏了。”這時，農民普遍地認為蘇維埃政府“是他們自己的政府，隨便做什麼事，要到蘇維埃政府裡解決去”。【《湘南起義在宜章》，第55頁。】
朱德領導湘南起義把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相結合的成功實踐，充分說明隻有通過武裝斗爭徹底摧毀封建土地制度，才能使農民的根本經濟利益得到保障，才能充分激發廣大農民參加革命的積極性，進而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才能有勝利的可靠保障。
綜上所述，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朱德不僅參與領導南昌起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起義軍南下失敗后，積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主張，積累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和同時代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偉大實踐，具有相通之處。
(作者庹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