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軍工建設思想探析
“世界上一切戰爭，就決定於兵器的變遷”
王安中
朱德是人民軍隊的創建者和卓越領導者之一，在我軍的發展壯大過程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1947年中央工作委員會在西柏坡開展工作以后，朱德除擔負中央工委的日常工作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軍工生產領域。在他的領導下，人民軍工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為我軍前線部隊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在打敗國民黨軍隊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大縮短了解放戰爭的進程。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又結合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先后提出了一些符合國情的軍工建設思想。對這些思想進行探討，不僅有助於深化對朱德軍事思想的理解，而且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人民軍工的重大作用。
一、從戰略層面認識軍事工業在戰爭中的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長期的革命歷程中，軍事工業伴隨著人民軍隊的壯大而逐步發展，然而受戰爭環境、經費、技術人才等因素的制約，軍事工業曾經長期處於分散狀態和較為落后的發展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為彌補武器裝備方面的短板，人民軍隊更加注重發揮戰略戰術的作用。在十大軍事原則當中，隻有一項與軍事工業相關，但也是將重心放在武器裝備的繳獲而非制造層面，即：“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頁。】軍事工業的發展沒有受到應有重視。
朱德較早認識到軍工生產的重要性。在黨的七大所作的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中，他對八年抗戰的軍事斗爭歷史經驗進行了總結。其中提到：“幾年來在解放區戰場，我們最困難的，是部隊裝備和各種軍用器材問題。”解決辦法是：“第一，奪取敵人武裝來武裝自己，幾年來都依靠這個原則發展自己，維持戰力﹔第二，就地取材，華北煤鐵之豐富，鐵道鐵軌之破壞與利用，大大便利我們自己去制造武器，能普遍使廣大民兵發展地雷戰術的緣故，就在這裡﹔第三，自己從敵偽手中奪取部分機械，拼湊起來，建設小型的輕便軍事工業﹔第四，這些軍事工業，常成為敵寇‘掃蕩’的搜尋目標，必需分散隱蔽配置，加強必要的武裝保護，達到不間斷地制造以供給前線。”【《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頁。】這表明，朱德已經意識到，隨著戰爭的發展和推進，部隊武器裝備不能再完全依靠前線繳獲，更應當注重通過軍工生產來保障前線武器彈藥的需求。
朱德認為軍工生產對戰爭勝負起著重要作用。1947年12月，在華北各解放區兵工交通會議的開幕典禮上，朱德提出：“在我們革命戰術上說來，我們就是靠人，也還要靠武器。由梭鏢換步槍，由步槍換機槍，由機槍換炮。農民用梭鏢就可以搞起來，你說它的作用不大？但反過來說，我們的隊伍都有很好的武器，你看它的作用是不是更大？……世界上一切戰爭，就決定於兵器的變遷。”因而，朱德將軍工部門視為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兵工生產就是在后方出汗打倒蔣介石。兵工是不是軍隊？是很好的軍隊，是在后方打蔣介石的一種隊伍。這就是軍火工業的偉大作用。”【《朱德軍事文選》，第636頁。】
針對我軍指戰員重視部隊的作戰意志和勇氣，忽視武器裝備作用的現象，朱德堅決地予以批評：“現在的戰爭是要用武器來殺傷敵人。在我們的戰術說來，白刃戰很重要，但這是不得已的。一般地來講，還是武器殺傷敵人為最好，不單是用人拼。”由此，朱德主張多造炮彈、炸藥：“如果我們有了很多炮彈、炸藥，不管他蔣介石也好，美國也好，都可以把他趕走的。”【《朱德軍事文選》，第636、638頁。】
軍工生產從來就是和后勤運輸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朱德高度重視軍工生產與后勤運輸之間的協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勝利而告終，朱德從后勤保障角度對蘇聯勝利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我們說蘇聯的勝利是一個什麼勝利呢？就是后勤准備得好，准備了幾十萬門炮，有大的，有小的，有打遠的，有打近的。……這個勝利，就是靠后勤、兵工、運輸搞得好。”【《朱德軍事文選》，第688頁。】朱德認為，解放戰爭中國民黨部隊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后勤體系不夠強大：“敵人就靠飛機送。靠飛機送，他們也不一定完全收到，有時倒被我們收著了。他那樣的支前也不行，新式的裝備也好，現代化的裝備也好，拿在國民黨手裡就打敗仗，拿在旁人手裡就打勝仗。為什麼呢？他的條件也不壞呀！就是因為他用火車沒有鐵路，用飛機沒有那樣多飛機場，用汽車公路很少。所以現代化戰爭，就必須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他沒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所以就用不上。”【《朱德軍事文選》，第688頁。】朱德強調：“現在的戰爭是現代化的戰爭，現代化的戰爭離開后勤工作去打仗是不可能勝利的，要靠補充得很充足，有計劃的運輸。因此，就要把后勤的一切工作准備好。准備好了還不行，還要把戰爭所需要的各種物資按時送到前方，並且還要夠用。所以后勤工作能做得很好，我們就一定能打勝仗，不然就堵不住敵人的進攻。”【《朱德軍事文選》，第687頁。】
二、以前線實戰需求確定軍工生產導向
解放戰爭之初，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根據地的軍工生產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大規模建設兵工廠顯然緩不濟急。此時我軍面臨的作戰形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已不僅僅是抗戰時期以游擊戰為主的作戰形式，而是轉變到以運動戰為主。到了解放戰爭中后期，陣地戰和城市攻堅戰也成為重要作戰形式。作戰形式的轉變對軍工生產提出了新的要求。
針對作戰形式轉變所引發的武器裝備需求的變遷，朱德進行了深入思考。早在抗戰勝利前夕，朱德在檢閱炮校實彈射擊時就提出了建設迫擊炮分隊和改革兵工的設想。在給中央軍委的信中，朱德提出：“一、現在與敵、偽、頑戰斗時，經常遇到碉堡及運動戰中的臨時土工作業，我軍往往不能取得最后勝利。二、現時，近一年內的階段，應做到在每團配屬一迫炮連、小團一迫炮排之編制，以便應付當前之敵。三、各級首長，應組織炮隊，作為組織現階段的軍隊的初步條件，將來以迫炮作基礎，轉到各種炮的組成。四、要組織炮隊，必先決定我們前后方的兵工廠的性質。我意，目前兵工廠其實是修械廠、子彈廠，應以修理各種炮及機槍步槍等並多造迫炮彈為宜。如能多造，可解決打碉堡問題。”【《朱德軍事文選》，第553頁。】
為了解什麼樣的武器裝備更符合我軍作戰需求，朱德深入前線，發掘作戰中涌現出來的新鮮經驗。石家庄是解放戰爭中我軍攻克的第一座國民黨軍隊堅固設防的大城市，武器裝備的配置與使用是進攻作戰中的一大難題。早在開戰前，朱德就親自到一線部隊召集炮兵和工兵會議，討論武器的技術使用問題。他要求軍工部門將炸藥和炮彈配足：“兵工局必須有突擊月（十一月、十二月兩月）加工制造，開晝夜班，派員去做工人運動，配合前線，並准備攻石門（石家庄市的舊稱——引者注）后的大量補充。”【《朱德軍事文選》，第624頁。】當石家庄戰役勝利結束后，朱德又在第一時間對作戰中武器彈藥的使用效果進行了評估，認為此次戰役獲得勝利的重要原因是：其一，炸藥使用得很好，很普遍。很多連隊會用炸藥炸開突破口和開辟通路。在炮還不很充足時，攻城應該把使用炸藥放到第一位。打手榴彈的技術也很重要。在打退敵人的反沖鋒，特別是在巷戰中，顯示了手榴彈的巨大威力。其二，炮兵起了很大作用。通過集中幾十門炮打一個突破口，學會了使用炮。炮、炸協同，打開突破口﹔炮、炸、步又協同，突破口打開后即佔領前沿，並鞏固了突破口。【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628頁。】朱德還將攻克石家庄的經驗予以推廣，建議攻打臨汾借鑒這一經驗。
從前線獲得的實戰經驗讓朱德的軍工建設思路逐步清晰，他提出：最近石家庄、元氏攻堅之經驗以手榴彈為主，炸藥及炮彈助之，三者充分配合，充分准備，數量很多，足用，則堅可下。【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633頁。】因此朱德一再強調手榴彈、炸藥、炮彈生產的重要意義，認為炸藥、炮彈、手榴彈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639頁。】他解釋道：“為什麼要講到生產手榴彈這樣重要？就是我在上面說的，我們的近戰戰術要靠手榴彈。……現在國民黨主要工事是碉堡，一個母碉，周圍有四五個子碉，外面有外壕，一二丈深，我們打近仗與它相距一二丈遠，恰恰是手榴彈打到的地方。打近仗別的東西不起作用了，隻有手榴彈起作用。……我們要打北平、張家口，就要多造手榴彈，有了一百萬顆手榴彈，就可以開始打。炮彈也要造一二百萬發，炸藥造一二百萬斤才夠用，而主要的是手榴彈，少了就不行。”【《朱德軍事文選》，第637頁。】朱德認為，隻要軍工生產足夠努力，就沒有攻不破的敵人堡壘：“二十年來我們在軍事上所苦惱的，即對敵人堅固設防的城市無法攻破，但近半年來學習的結果，已經能夠攻破敵人較大的堅固設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個試驗成功的，然后陸續攻克了洛陽、濰縣、開封、兗州等城市。隻要我們在軍工生產上努力，今后不會有什麼攻不破的城市。”【《朱德軍事文選》，第666-667頁。】朱德的上述思路，得到中共中央的認同，從而成為解放戰爭時期我軍軍工生產的指針。1948年8月，中共中央在回復華東局的電文中指出：“關於軍工生產計劃，你們採取一般的停止槍炮，集中力量生產彈藥，並提高質量的方針是對的。惟在彈藥上仍望你們集中更大的注意力於增加生產八二迫擊炮彈及八二加重迫擊炮彈，六O、五O小炮彈，手榴彈及工兵炸藥並提高其質量上面。”【《中共華東局關於兵工生產計劃問題給軍委的報告及軍委批復電》（1948年8月），《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第4卷，中國兵器工業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頁。】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較為嚴峻，除常規戰爭威脅外，國外對華核訛詐時有發生，為此朱德將關注重心轉移到尖端武器的研發和制造方面。1956年9月4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將來的戰爭是核子戰爭，隻憑人的數量和槍炮是不行了，要有戰略的預見性。”【《朱德年譜（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8頁。】次年8月，在國務院“二五計劃”討論會上，朱德提出發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彈和導彈的主張。1960年10月18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朱德再次強調：“我們的軍隊一定要下決心用尖端技術武裝自己。如果我們的軍隊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裝好，再加上先進的裝備，那就會成為天下無敵的軍隊。”【《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59-760頁。】
在戰場火力較量中，選擇符合戰爭形態的武器裝備將對戰爭結局具有重要影響，在整體軍工生產能力不如對手的情況下，採取不對稱發展模式是最佳策略。解放戰爭期間，朱德不斷從戰場實戰中總結經驗，適時調整軍工生產的導向，採取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減少了槍炮的生產而側重於彈藥，我軍軍工生產才在基礎極為薄弱的情況下戰勝了擁有完備軍工體系的對手。而新中國成立后常規戰爭的威脅減弱，核武器成為他國威懾我國的重要手段，此時發展核武器、導彈等尖端武器才能夠有效維護國家戰略安全。
三、提倡統一計劃下的軍工生產企業化
解放戰爭之初，由於我軍各戰略區之間的聯系並未完全打通，為保障武器彈藥供應，各解放區都建有相對獨立的軍工生產體系。即使在各個解放區內部，軍工生產也未能完全劃一，晉察冀解放區甚至在團一級機構都設有單獨的后勤保障體系。
中央工作委員會抵達西柏坡后，通過對我軍華北地區軍事工業的調查研究，朱德發現條塊分割、管理不統一是制約軍工生產發展的最大障礙。管理不統一，不僅武器制式存在差異，還導致產品質量差、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為此，朱德致電毛澤東：“把分散的軍工生產（主要是炸藥和炮彈生產）統一起來進行，不僅滿足晉察冀軍區的需要，還要支持其他軍區。”【《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頁。】除此之外，朱德還提出要統籌軍工資源的調配，在原料、技術人才、管理制度等方面優化配置：“山東缺煤、鐵、硝、磺等原料，由太行幫助解決煤、鐵，五台幫助解決硝、磺﹔太行缺乏的TNT及外來材料，由山東、五台幫助解決。膠東因原料關系，應抽調工人、機器到平漢路西生產。太行因技術人員少、任務大，各區除已定調給之人員外，應盡可能的幫助。太行管理制度已走上正規，亦有幫助各區之義務等。”【轉引自王榮麗、周艷芝、楊格婷：《試論西柏坡時期朱德在發展軍事工業中的歷史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8期。】軍事工業的全面統籌協調，打破了生產的地域局限，改變了各解放區各自為戰的局面，實現了軍工生產力量的整合，成為我軍軍工在短期內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在強調統一計劃之下，為發揮各兵工廠的生產積極性，朱德大力提倡解放區兵工廠採取企業式的管理方式。由於歷史原因，各解放區兵工廠大都歸口軍事機關直接管轄，管理上採取軍事化方式，工廠干部職工也大多援用部隊的供給制。這種制度不論級別，不論工作表現如何，在物質利益分配上一律平等。在作戰部隊，供給制無疑在體現官兵平等，提高廣大指戰員戰斗意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生產和經營領域，供給制卻產生了一系列弊端，尤其在軍工生產領域，長期的供給制使得原材料浪費嚴重，成本意識缺乏，激勵機制喪失，產品質量無法保障。為了解決上述問題，1947年底至1948年初，朱德主持的華北各解放區兵工交通會議通過了《華北解放區兵工會議關於幾個問題的結論》，提出推行企業制：“就是經濟核算制，它應有非常的精確計算。其內容是生產的有計劃性，全面工資制，完善的工務制，精確的器材制，及訂貸投資等方式來合理的管理企業。”【《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第4卷，第610頁。】由於戰爭環境的制約，企業制在各解放區全面鋪開存在諸多困難，但朱德仍力主其成為軍工企業的發展方向。他認為：“太行、晉察冀向企業化道路前進，兵工與公營輕重工廠合組統一領導，互相補助，將一切家務整理好，成為核算制度、工資制度，是比較好的。”【《朱德軍事文選》，第639頁。】
朱德非常關注各大解放區兵工廠企業化的進展。在1948年底的全軍軍工軍械會議上，他專門就此談到：“加強科學的工廠管理。工廠中要建立企業制，企業制是有效的管理辦法。我們企業制也有些成績，成本低了，浪費減少了。今后更要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去做，以求今后半年中實行企業化管理，並做到生產專門化，以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現在各廠還有成品、半成品、材料等浪費，這是合理化安排不夠。”【《朱德軍事文選》，第684—685頁。】朱德認為，工廠企業化是在全面統籌、統一計劃的前提下開展的，過分注重本單位利益而忽視整體利益的企業化是不允許的。他對各種本位主義的企業化思想提出了嚴厲批評：“去年我們對企業化認識還不夠，今年討論一下，企業化了，可一化就成了各自獨立資本主義式的，這已經批評過。利潤是要正常的利潤，不是高價居奇。社會主義企業化就是國家給你成本經費，你交成品，當然有一定的利潤。另外一種是以廠養廠，這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是要有計劃、有組織的企業化。有的看樣子是企業化，其實是無政府的、自由的。能不要企業化嗎？不能。一定要辦得更好，資本主義的辦法要採取，但更要精密，要由我們的發展把一切工業都帶起來，照顧自己也照顧國家，這就是社會主義了。”【《朱德軍事文選》，第681-682頁。】朱德要求：“推行企業化要加強紀律性、集中性，工資要合理，反對平均主義，防止各自為政。”【《朱德軍事文選》，第685頁。】
在軍工企業推行企業化后，解放區各兵工廠此前供給制實施過程中的各種弊端基本得到解決，企業活力得到激發，企業職工主觀能動性大為增強，武器裝備的產量和質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四、力主軍民融合以實現平戰良性互動
平戰結合是軍工生產面臨的難題，和平時期如果保持龐大的軍工生產規模，勢必影響其他行業的發展，然而戰時軍工生產規模卻又要求短時間急劇擴張。如果不能恰當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將給軍工生產造成阻礙，也將使得民用產品的生產大受影響。
解放戰爭時期我軍軍工生產任務極其繁重，為最大限度保障前線武器供給，朱德提出大批量組織民營企業參與軍工生產：“陽泉民間做的手榴彈也很好，而且要多少有多少。‘手榴彈打勝仗’是做到了，敵人就怕它。可大量發動群眾替我們做，甚至做炮彈零件，不但可以降低成本，並且可以正確地扶持民間工業。民間工業應該好好搞，使其向上發展。”【《朱德軍事文選》，第680頁。】在中央工作委員會致各大區的電報中，朱德指出，現在炸藥之所以不能大量生產的原因主要是硝、磺、甘油等原料供不上。他認為，解決的辦法是：“立即發動大規模的群眾熬硝運動。凡能熬硝的地方，特別冀中、冀南、冀魯豫渤海及西北的許多地方，都要組織起來。要在今年五月以前完成今年所需要的硝。因到夏就不好熬。希望除完成各區原定訂一計劃外，全區要多產幾千萬斤硝，來適應戰爭需要。同時，利用農閑來熬硝，增加農民收人是公私兩利的。”【《中央工作委員會關於發動群眾大量熬硝給邯鄲等中央局的電報》（1948年1月13日），《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第4卷，第150頁。】此時朱德所考慮的是如何在短時間發動民間工業參與軍工生產的問題，通過對民間工業的扶持和大規模發動群眾，我軍軍工成功解決了戰時產能急劇擴張的難題。
1948年底，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朱德開始考慮戰后軍工生產的轉向問題，他指出：“軍工部門要動員起來完成這一光榮任務，注意發揮新接收工廠的潛力，更要注意使新收復城市的機械工業與農村配合起來，轉到和平工業要由現在開始，與合作社民間工業配合發展起來。”【《朱德軍事文選》，第683頁。】
新中國成立后，朱德開始深入思考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在冷戰格局和核武器陰雲的籠罩下，很多新獨立國家為了維護來之不易的民族獨立，往往不能正確面對和冷靜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將發展軍事工業當做國家建設的優先選項。殊不知，如果將國家財富過度集中到軍工行業當中，國民經濟其他行業的發展資源會深受影響，軍事工業將失去持續發展的動力。在這個問題上，朱德有著冷靜思考和正確分析：“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是密切關聯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鞏固基礎，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沒有國家的工業化，就談不上國防的現代化。……為此，就應該盡量減少現役軍費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資金來加強經濟建設，以便給國防建設打下強固的基礎。隻有這樣，國防建設的速度才會真正加快。……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適應的。和平工業和戰時工業應該互相結合起來，使兩者能夠在平時為經濟建設服務，在戰時迅速地轉到為戰爭服務。”【《朱德軍事文選》，第848頁。】
為了解決軍工生產與民用生產之間的矛盾，合理配置軍工資源，寓軍於民，朱德1957年深入重慶、成都、雲南、廣州等地開展調査研究，試圖尋求軍民融合良性互動的最佳方案。朱德通過詳細調研后指出：“兵工生產在和平時期兼產一些民用物品或同民用生產相結合的問題，遲早非解決不可。”【《朱德軍事文選》，第850頁。】他還認為：“在這個時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舊的東西不斷被新的東西代替、更換，因此軍火裝備不宜大量生產、過多積壓。”【朱德：《我對主席指示的十大關系的體會和想到的一些意見》，《黨的文獻》2007年第3期。】為此他提出了兩種解決辦法：一是把二機部同一機部、電機部合並，設備和人員統一調度，平時可以多生產些民用品，戰時主要生產軍用品。二是把二機部的范圍劃小，把剩余的生產能力分出來轉向民用生產，二機部今后專搞原子武器等特種兵工生產。這兩種思路實際上都是最大限度地將軍事工業融入到民用工業當中，在和平時期減輕軍費負擔，戰時卻又能實現最大范圍和程度的動員。在朱德提議下，1958年2月全國人大批准一機部、二機部和電機部合並。
結語
為了建設好我軍軍事工業，朱德可謂是殫精竭慮。他深入一線，從前線戰場和國防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明確了軍工建設的方向和武器生產的重點，為我軍軍事工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朱德的軍工生產企業化方針，表明他寄望通過整體計劃和個體之間的有序競爭來實現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有機統一，體現了他對經濟發展規律的探求和發展方式的摸索。朱德辯証地把握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他所提出的軍工建設方針實現了富國與強軍的辯証統一，既不超出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又能為維護國家獨立提供必要的國防工業基礎，極富戰略智慧。
朱德的軍工建設思想，來源於他深厚的軍事素養和豐富的戰爭實踐，來源於他對軍事工業發展規律和軍事斗爭規律的深入觀察和透徹把握，符合當時的軍事斗爭實際，為我軍軍工建設提供了正確指針，不僅在解放戰爭時期有力地支持了前線戰場，而且對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經濟建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本文是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勝負背后﹔解放戰爭時期國共軍事工業之博弈”（12YJC770054）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勝負背后：解放戰爭時期國共軍事工業之博弈研究”（12YBB16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王安中，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湖南長沙410003〕
（來源：《黨的文獻》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