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抗戰中的偉大精神風范
朱德在抗戰中的偉大精神風范
孫業禮
70年前，中國人民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朱德在抗日戰爭中功勛卓著，舉世公認。他在抗日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精神風范是抗戰精神的重要內容，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傳承和發揚。
抗戰伊始，堅持北上抗日，強調紅軍抗日救國的責任擔當
抗戰伊始，朱德就支持中央的抗日方針，一直堅持北上抗日。七七事變后第七天，朱德就為紅軍奔赴抗日前線寫下了這樣的誓言：“我輩皆黃帝子孫，華族冑裔，生當其時，身負干戈，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何以為人！我們誓率全體紅軍，聯合友軍，即日開赴前線，與日寇決一死戰，復我河山，保我民族，保衛國家，是我天職！”
此后，他在《為東下抗日告同胞書》和《留別西北同胞書》中又寫道：“我們抱定了最大的決心，要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不把漢奸賣國賊完全肅清，決不停止。”“要以我們的頭顱和熱血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把漢奸鏟除干淨”。
正是有了無數像朱德這樣的中華兒女前赴后繼，中國人民才能迅速匯聚起氣勢磅礡的力量，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感天動地的反抗外來侵略的壯麗史詩。
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抗擊侵略、救亡圖存，是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的共同意志。朱德在中共中央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為推動國內和解、團結抗戰，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他多次強調國共兩黨和全國軍隊團結的重要性：全國人民需要這種團結，國民黨的大多數黨員需要這種團結，共產黨、八路軍堅決要求這種團結。抗戰初期，他真誠團結友軍，積極配合正面戰場作戰，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敵后戰場和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局面。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面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反共軍事“摩擦”，朱德表現出高超的斗爭藝術，既堅持了原則，又以誠懇的態度和靈活的方法，團結了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
始終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抱有必勝的信心，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朱德始終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抱有必勝信心，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決定。他指出，“中國要打敗日本，必須靠全國的工人和農民的力量。唯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開展這場群眾運動。”“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
他與彭德懷等率領抗日將士揮師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迅速打開敵后抗戰新局面，建立了支持長期抗戰、奪取最后勝利的重要戰略基地，圓滿落實了中央布局，為挺進敵后、開辟華北抗日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困難時刻、危險面前敢於擔當重任
朱德的忠誠，在黨內、軍內有口皆碑。他“視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對革命事業有高度的責任心和積極性，以革命之憂為憂，以革命之樂為樂，赤膽忠心。”他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困難時刻、危險面前敢於擔當重任，為了民族的解放，不辭辛勞。
全面抗戰爆發時，朱德已年過半百。但從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到1940年5月回到延安期間，他一直戰斗在抗日的最前線。他先后奉命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不久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為國共合作抗日立下汗馬功勞。他和彭德懷部署平型關戰役，后又配合忻口會戰，並指揮八路軍各師實行戰略展開，挺進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他率八路軍總部向太行山區挺進，指揮八路軍和部分國民黨軍粉碎日軍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九路圍攻”，指揮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反“掃蕩”斗爭。1940年7月，他還和彭德懷、左權共同指揮了“百團大戰”。
勤於學習、善於總結，多次撰寫文章，概括、總結戰爭經驗和戰略戰術
朱德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對戰爭進程作出了全面、客觀的分析，他堅定地認為“日本並不是那麼可怕的魔鬼”，我們能夠打敗日軍。他提出，“抗日戰爭必然是持久戰”。“持久戰，主要是發動廣大群眾，軍事上是發動廣大游擊戰爭。”他特別強調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作用。他撰寫的《論抗日游擊戰爭》和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一起，成為八路軍、新四軍和全國抗日軍民堅持抗戰的重要思想武器。
他善於總結戰爭經驗。每次戰役結束，他都要總結經驗教訓。他還多次撰寫文章，概括、總結戰爭經驗和戰略戰術。在黨的七大上，他所作的《論解放區戰場》的報告系統總結了黨領導抗日戰爭的基本經驗，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艱苦朴素、清正廉潔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戰場上屢建奇功，自身也不斷發展壯大。而肩負要職、功勛卓著的朱德卻總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艱苦朴素、清正廉潔，始終以一名普通士兵和勞動人民普通一員的姿態出現，給人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印象，連一向挑剔的西方記者也由衷贊嘆。
當時訪問過延安的記者根瑟·斯坦因寫道：“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將軍，兵士們敬愛那個六十歲的老農民，像父親一樣。”愛潑斯坦說：“五十八歲的朱德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從他的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他是一個勇猛善戰的指揮員和身經百戰的戰略家。相反，他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父親，在干完一天艱苦而又令人滿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開紐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談起話來面帶安詳的微笑，充滿成熟而又淳朴的智慧。”美國記者約翰·羅德裡克寫道：“我首次拜會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國西北的延安。作為共產主義軍隊的總司令，他在‘棗園’的生活是極之儉朴的。他當時約六十歲，就好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一樣。他親切的臉孔，時常挂著笑容，使最懷批評性的訪客也會消除敵意和顧慮。”
朱德的家書更是他高尚情操的體現。全面抗戰開始后，他急切地寫信詢問自己的兩位母親是否還健在，同時希望培養自己的子侄輩們上革命前線。他寫道：“至於那些望升官發財之人，決不宜來我處﹔如欲愛國犧牲一切，能吃勞苦之人，無妨多來。我們的軍隊是一律平等待遇，我與戰士同甘苦已十幾年，快愉非常。”不久，他的外甥來到山西，得知兩位母親仍然健在，但都已八十高齡，家中經濟非常困難，他隻能向川中好友戴與齡借貸二百元寄到家中，稍盡心意。朱德對家人的關心愛護和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為每一個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樹立了楷模。
總之，朱德在偉大抗日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精神風范，集中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和崇高品格，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既是偉大抗戰精神的組成部分，也是對偉大抗戰精神的生動詮釋，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朱德思想生平研究會會長）
（來源：《北京日報》2015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