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關於軍事技術地位的思想述論

朱德關於軍事技術地位的思想述論

劉祖愛

[摘要]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朱德深刻地認識到軍事技術在人民軍隊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對軍事技術普及和發展傾注了極大精力，促進了人民軍隊軍事技術的不斷發展。朱德對軍事技術重要性的認識是其軍事技術思想的根本基礎。他強調指出：西方軍火和軍事技術在中國的傳播，使中國的戰爭日益近代化﹔提高軍事技術始終是人民軍隊建設的要件﹔掌握軍事技術是人民軍隊實施正確戰術的基礎﹔勇敢加技術，人民軍隊就戰無不勝。這些重要思想，對於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防現代化實踐中，朱德深刻認識到軍事技術在人民軍隊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對軍事技術普及和發展始終傾注了極大精力，推動人民軍隊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在《朱德軍事文選》中“軍事技術”出現26 次，並有諸多系統的論述。由於朱德對軍事技術重要性的認識是其軍事技術地位思想的根本基礎，因此，本文旨在從文獻和歷史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朱德關於軍事技術在人民軍隊整體建設、戰術改進和戰役戰斗中的作用等領域的思考，總結朱德關於軍事技術地位的思想，拓展朱德軍事思想研究領域，並為新形勢下人民軍隊的建設工作提供歷史借鑒和方法論指導。

一、革命任務艱巨和軍事技術落后並存是人民軍隊創建后面臨的客觀條件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歷史環境、革命戰爭年代革命根據地經濟技術落后對人民軍隊發展的制約，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軍隊亟需現代化與落后的社會經濟技術文化之間的矛盾，是朱德軍事技術地位思想產生的社會基礎。

（一）世界軍事技術的快速發展與人民軍隊使命任務的艱巨性

朱德所在的時代，世界軍事技術快速發展。飛機、坦克、自行火炮及多種保障車輛用於戰場﹔固體推進劑火箭，地地、地空、空空和反坦克等導彈武器，被德國用於二戰打擊英國﹔原子彈被美國投向日本廣島和長崎。二戰后，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競相將新科技成果用於軍隊建設，不斷提升軍隊武器裝備科技含量，不斷提高軍隊的質量水平，力求保持其在世界范圍或某一地域內的軍事優勢。西方國家快速發展的軍事技術通過種種途徑在中國緩慢傳播。

朱德科學地把握近代以來西方國家軍事技術的發展趨勢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他指出：“技術落后的中國，在戰爭中逐漸採用進步的技術已有半個世紀以上，採用日本德國的戰術也將近半個世紀。固然現在中國軍閥所採用的技術和戰術，還遠不及帝國主義，但因有帝國主義在后面經常地供給和幫助，使中國的戰爭日益近代化。中國的新式武器來自各國，類型也日益復雜化。”（《 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頁。）如在20 世紀30 年代，正是依靠德國的軍事技術轉移，國民黨軍隊裝備了大量德制武器，小到步槍、鋼盔，大到坦克、飛機和高射炮等。先進的技術和裝備加強了國民黨軍隊的近代化水平，有助於抵抗日軍侵略的同時，也使其在對內鎮壓革命時更佔優勢。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作戰對象不僅有國內的反動統治勢力及其背后的西方勢力，還包括直接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軍隊。針對國民黨軍隊及其背后的帝國主義勢力採用大炮、飛機等先進武器對紅軍進行的大規模軍事“圍剿”，紅軍必須熟悉先進武器的性能和戰術，才能打敗敵人。因此，朱德指出：盡管紅軍有游擊戰爭的經驗和旺盛的攻擊精神，“但現在革命戰爭的規模日益擴大，單憑紅軍的英勇沖鋒固然不夠，單憑紅軍已有的戰爭的經驗也不能滿足客觀的需要，必須特別加速戰術方面的進步，預備在全國范圍內作戰，並且要預備直接與帝國主義作戰”，紅軍要“適應革命開展時期的新的需要，初步預備鐵的紅軍的技術和戰術”。（《朱德軍事文選》，第 70頁。）隨著革命的深入和人民軍隊面臨的戰爭規模的擴大，人民軍隊必須提高軍事技術並不斷改進戰術。

（二）軍事技術落后是人民軍隊建設中面臨的長期問題

在以人、武器和編制體制為基本要素構成的軍事系統中，軍事技術通過滲透到各要素中來影響整體系統效能的發揮。隻有在具有相應戰斗精神、足夠軍事知識和熟練使用武器裝備技能的人的主導下，採取合理的軍事戰略戰術，才能實現三者的有機結合，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軍事系統的功能﹔同時也隻有人的科技素質不斷提高，才能不斷推進武器裝備的進步和編制體制的調整完善以及戰術的創新，從而提升軍事系統的效能。人民軍隊在成長過程中，曾長期面臨政治優勢明顯但軍事技術落后的問題。

第一，兵源以農民為主，科學文化水平不高。朱德指出：“中國紅軍是在土地革命發展和深入的過程中生長和壯大起來的。它的主要的組織成分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雇農、貧農及中農。”（《朱德軍事文選》，第 67頁。）“廣大的農民，因為科學常識的欠缺，他們隻知道擦槍油，不認識‘果子露’。一旦要求他們使用最新式的武器，自然是艱苦的工作。”（《朱德軍事文選》，第 146頁。）這些入伍的貧農、雇農及中農，雖然政治上較堅定，但幾乎都是文盲、科盲，這就決定了這支軍隊本身科學文化的先天不足和軍事技術普及的困難﹔同時，頻繁的戰事導致了人民軍隊訓練的缺乏和軍事技術水平低下。這種現狀，嚴重制約紅軍的發展。因此，要教會農民出身的軍人熟練使用新式武器既十分必要又難度很大。

第二，受限於落后的經濟技術條件，人民軍隊的武器來源主要靠繳獲。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蘇區、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多地處邊陲，經濟技術落后，幾乎沒有近代工業，隻有一些家庭小手工業、小作坊，以自給自足為主的小商品經濟佔有極大比重，加上敵人的經濟、軍事封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武器來源，除少部分簡單武器彈藥靠自制外，主要靠戰場繳獲。從人民軍隊創建至新中國成立，人民軍隊的武器裝備絕大多數都是從敵人手中繳獲的，敵人的武器裝備是中國共產黨軍隊武器裝備的主要來源。可以說，凡是敵人軍隊擁有的武器裝備，都可能為人民軍隊所繳獲而出現在人民軍隊的裝備中。因此，為了充分利用繳獲的技術裝備，就必須加強對自己現有裝備、敵人的技術裝備，甚至世界軍事技術裝備有足夠的了解。然而，在初創時期，紅軍基層對新繳獲的武器和設備常常不能妥善處置。如 1930年 12月，在龍岡戰斗中紅軍第一次繳獲了一部無線電台。有幾個工農出身的戰士，以為是無用之物，把發報機、充電器、蓄電池和馬達全都給砸了。幸好被人制止，才保住了一部收報機和殘缺的發報機。無獨有偶，紅軍在 1933年的第四次反“圍剿”中殲滅了敵人三個師的兵力，繳獲了大量武器，但“打掃戰場的負責同志，還帶有游擊主義的習氣。自己所需要的拾起來，其余的不管。把輕機槍拾起來，重機槍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拋棄舊的。有些將一部分個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來，不管全部機器，因而遭到損壞，以致每繳獲一種戰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朱德軍事文選》，第 135頁。）

因此，在經濟技術落后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軍隊要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既要從根據地經濟技術落后的實際出發，又要著眼於對手當時及以后戰爭中軍事技術和裝備的新情況，科學把握軍事技術和裝備在人民軍隊建設中的地位，並積極促進軍事技術和裝備的發展，這成為革命領導階層必須應對的時代課題。如果無視自身經濟技術落后的現實，倡導“唯武器論”或好高騖遠，就容易犯“左”的錯誤﹔相反，如果僅僅局限於現實，做“一個落后的劣勢武器的拜物教徒”（《朱德軍事文選》，第 360頁。），不重視軍事技術，不努力改進根據地的經濟技術，不大力提高人民軍隊的軍事技術水平和裝備水平，就會犯右的錯誤。二者都可能葬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前途和命運，從而葬送中國革命的前途。

二、提高軍事技術始終是人民軍隊建設的要件

當時，農民出身的士兵因科學文化知識缺乏，對繳獲的武器裝備不重視、不熟練，亟須進行軍事技術訓練，讓這些入伍的雇農、貧農及中農逐步成長為繳獲武器的熟練知曉者、使用者、維護者甚至創制者。因此，提高軍事技術，就成為朱德思考的人民軍隊建設的戰略問題之一。

（一）提高軍事技術是創造鐵的紅軍的必要條件

在政治堅定、武器裝備非常簡陋的紅軍時代，朱德不僅把提高軍事技術列為創造鐵的紅軍的必要條件之一，而且重視用新軍事技術來武裝紅軍。1931年 7月，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中，朱德提出創造鐵的紅軍的六個基本條件，即“確定紅軍的階級性”“無條件地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政治訓練的重要”“軍事技術的提高”“自覺地遵守鐵的紀律”和“要有集中的指揮和統一的訓練”。其中“軍事技術的提高”居第四，其他五項條件實質均與政治建設有關。

他還強調：“紅軍在戰術方面必須超過敵人，在技術方面必須努力學習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識，以便我們從敵人中間得到新式武器時，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朱德軍事文選》，第 70頁。）這裡的“軍事技術”包括關於軍事武器裝備的知識和使用技能。紅軍隻有知曉武器裝備的戰場功能並能熟練使用武器裝備，才能真正重視武器裝備、軍事技術的價值。

針對擴紅中主要來自農民的士兵科學文化知識缺乏、軍事技術不熟練，以及紅軍未來可能面臨更新式武器的情況，朱德強調紅軍不僅要很好地使用現有的兵器，而且要更進一步地准備使用將來可能有的新兵器。為了改變眾多來自農民的紅軍戰士使用最新式武器方面的困難狀態，1933年 7月他指出：“加緊地方武裝的軍事、政治教育，提高紅軍軍事學術與創造百萬鐵的紅軍，是不可分割的任務”，而且“要從長遠的眼光來提高我們的軍事學術，要准備使用最新式的技術來武裝我們鐵的紅軍。這樣才能戰勝‘一直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隊”。（《朱德軍事文選》，第146、145頁。）這裡的“軍事學術”主要是軍事裝備使用技術和軍事戰術，“最新式的技術”主要是新式的軍事裝備。在人民軍隊初創時期，政治優勢明顯，而科學文化、軍事技術先天不足，紅軍戰斗力最主要的是靠階級政治覺悟、政治影響，發動廣大群眾，瓦解敵人的軍隊和進行殊死的戰場搏斗等政治因素。在這種狀況下，朱德把“提高軍事學術”“新式的技術”作為創造鐵的紅軍的必要條件，並強調紅軍戰士不僅要熟練掌握已經繳獲的武器裝備技術，而且要准備使用將來可能有的新兵器，就顯得更加具有戰略眼光。

（二）八路軍、新四軍要用科學方面的勝利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

抗日戰爭時期，中日力量相差懸殊：日本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強國，日軍憑借飛機、大炮、汽車、裝甲車等技術裝備優勢在中國橫行霸道﹔中國則是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都比日本落后的弱國，中國許多武裝力量甚至是用大刀、地雷、手榴彈、炸藥包等低級的武器，與現代化的日軍作戰。

為准備全面抗戰，1937年 5月，朱德在出席中共蘇區代表會議時就強調，紅軍要“提高軍事技術，加強軍事教育。世界所有新式武器，在抗日准備期中，我們要學會使用。飛機、大炮是會有的，不要等待那時才學習。要訓練摩托人才，輸送一二千名摩托人才到紅軍中去。隻有這樣，才有把握提高新的軍事技術，來戰勝敵人”。（《朱德軍事文選》，第 243頁。）同時 ,朱德積極謀劃八路軍前線兵工廠的建設問題。1937年 11月，八路軍總部發出指示，要求各師、旅、團、游擊支隊及地方政府和自衛隊都要招募技術工人，開辦修械所和炸彈廠，以解決迫切的軍械維修問題和制造地雷和手榴彈問題。從此，各抗日武裝開辦的修械所、修造廠、炸彈廠如雨后春筍，遍及晉、冀、魯、豫大地。在探索八路軍正確的戰略戰術和裝備保障方案的實踐基礎上，1938年初，朱德撰寫了《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闡明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是“抗日的大眾戰、民兵戰”，是軍事技術落后的中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主要因素，這種抗日的游擊戰爭不同於其他的游擊戰爭，這種大眾戰或民兵戰不同於正規武裝部隊的戰爭，是爭取戰爭最后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同時，朱德在文中還批評了唯武器論和輕視武器的謬論。在武器裝備發展上，朱德認為，“抗日游擊隊一方面要使用自己現有的武器，另一方面要奪取敵人的武器來使用。我們的前途，是要奪取敵人各種新型武器並且自己都會拿來使用”。（《朱德軍事文選》，第 360頁。）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對國民黨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將兵力主要用於進攻敵后抗日根據地﹔國民黨則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不斷制造反共磨擦。到 1941年初，由於日偽軍對各抗日根據地的殘酷掃蕩與搶奪，加之國民黨既定的反共限共政策，敵后抗戰因此進入非常艱難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面臨的主要威脅不是先進武器的缺乏，而是子彈、手榴彈等基本武器彈藥的嚴重不足。

朱德等人及時指出：“由於敵人對各根據地的殘酷摧毀與搶奪，由於國民黨既定的反共、限共政策，敵后抗戰正在向艱難與緊張的方向發展，一九四一年將是空前困難的一年。切實地貫徹徹底的自力更生精神，是戰勝民族與階級敵人的基本條件。……如把補充資財的希望‘寄托於國民黨蔣介石的身上’，則‘是極端錯誤的’。”（《朱德年譜》（新編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 1032頁。）

在朱德等的推動下，1941年 11月 7日，中共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指出：在敵我工業技術水平懸殊與根據地極不鞏固的條件下，“我們一無飛機、大炮、坦克，再則我們的步槍、機槍質量也差，子彈也日益困難﹔想要單靠我們自己力量辦到有極優良的步槍、機槍，有極充足的子彈，在目前條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談，更不必說飛機、大炮、坦克了”，“大規模建設軍事工業及希望新式武器之生產等，都是無實現可能的空想”。因此，“在目前條件下，兵工生產的基本方針應當是修理槍械、翻造子彈、特別是大量生產手榴彈、地雷等，大量發給軍隊、民兵及居民，以便到處與敵斗爭，以量勝質。假若對於大量生產這種群眾性的、較低級、較落后的武器忽視，而集中力量制造步槍、機槍、炮等進步武器，則將來一定會吃大虧的”。（《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四），兵器工業出版社 1993年版，第10、9頁。）至此，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發展武器裝備的有效的路線方針才真正確定下來。各根據地遵照軍委的指示，因地制宜，大量生產子彈、手榴彈、地雷等，根據地人民使用手榴彈、地雷開展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消耗了敵人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有力地保障了持久抗戰。

在抗戰后期，為迎接抗日反攻，亟須提高軍事技術，改進軍事戰術。1943年 10月，朱德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練兵既要練勇敢，又要練體力，還要練技術，三者缺一不可。雖然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優勢突出，但如果體力、技術不好，再勇敢也是空的。

朱德號召：“我們要培養很多神槍手，培養最好的炮手、最好的機槍射手，各種技術都要練好。”（《朱德軍事文選》，第 466頁。）在 1945年 4月中共七大軍事報告中，朱德強調：“為了准備反攻，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正規兵團、地方兵團與民兵自衛軍的訓練”﹔“為著戰略反攻，必須有新式的裝備，從現在起就要注意提高軍事技術，以便到時能夠使用。我們已經繳獲一些炮，現在就應好好學習炮兵技術和研究現代戰爭的戰術”。（《朱德軍事文選》，第 537頁。）

殘酷的軍事斗爭環境要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興辦軍事工業，提高軍事技術水平，改進軍事裝備。要建設軍事工業，首要的是大量吸引和有效使用專業技術人才和干部。1941年 4月，中央軍委發布《關於軍隊中吸收和對待專門家的政策指示》。《指示》強調，“一個軍隊沒有大量的專門家（軍事家、工程師、技師、醫生等等）參加，是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力量的組織的”，要求軍隊各級軍事政治機關必須深刻認識並切實執行，大量吸收同情我軍的專門家，“給以充分的負責工作，如工廠廠長、醫院院長等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6年版，第 637頁。）但是，實際工作中，很多工農兵出身的干部帶著有色眼鏡看待知識分子，有效使用專業技術人才和干部依然有限。為推進軍隊吸收大量專門家的工作，1941年 8月初，在慶祝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第一屆年會上，朱德號召：“把科學與抗戰建國的大業密切結合起來，以科學方面的勝利來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77頁。）這就改變了過去將軍事技術主要限於武器裝備的使用技術的做法，使其拓展到更廣泛的科學技術，即自然科學技術和武器裝備的研制、生產所涉及的基礎理論與基礎技術等。

（三）人民解放軍隻有掌握了技術，才能戰勝敵人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戰略決戰的開展，我軍作戰形式由過去的游擊戰、有條件的運動戰向運動戰和陣地戰轉變，軍事技術、軍事裝備在戰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朱德對技術裝備作用的認識更為深刻。1947年 12月，他在兵工交通會議開幕典禮上指出：“世界上一切戰爭，就決定於兵器的變遷”﹔“現在的戰爭是要用武器來殺傷敵人”﹔“在我們革命戰術上說來，我們就是靠人，也還要靠武器。由梭鏢換步槍，由步槍換機槍，由機槍換炮”。（《朱德軍事文選》，第 636頁。）他在肯定人的作用的同時，強調要高度重視武器裝備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促進人民解放軍政治建設、裝備建設和軍事訓練、軍事戰術進步的有機統一。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軍隊的根本任務由武裝奪取政權變為保衛祖國的安全。面對非常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中國必須作相應的軍事調整：在軍事斗爭准備上，由過去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轉向未來打什麼仗需要什麼武器就發展什麼武器，即如何有效應對敵對勢力用大炮、坦克、飛機甚至核武器與我們作戰的問題。未來戰爭是諸軍兵種的聯合作戰，必然具有愈來愈高的技術構成，軍事任務要靠技術來完成。針對這一變化，朱德多次強調，空軍、海軍、裝甲兵等新式軍兵種能否建設好，技術具有決定作用。1950年 3月，針對技術在空軍建設中的重要性，朱德強調：“空軍能不能建設好，掌握技術是個關鍵。在一定的意義上，技術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別的都好，就是技術不好，那也不能完成任務。空軍作戰的勝負，有時往往是一分鐘一秒鐘的事情。隻有掌握了技術，才能戰勝敵人，不然就要為敵人所打敗。”“我們不但要學會使用和修理飛機，還要學會制造飛機。我們要努力研究科學，實實在在地把飛機工業搞好。三年五年之內，我們要由外行變成內行，並且逐漸地做到要有發明和創造。”（《朱德軍事文選》，第717—718、718頁。）　

這裡的“在一定的意義上”是指政治合格的前提下，這裡的技術不僅是使用和修理技術，還包括制造原理。1951年 9月，在各兵種司令員、參謀長及各軍區參謀長、軍訓處長集訓會上，針對“過去我軍沒有統一而嚴格的訓練”的歷史實際，朱德指出：“因為今后的戰爭，將使用大量的軍事技術與戰斗器材，並有大量的人員參加作戰，如果不能掌握復雜的武器技術和學會指揮諸軍兵種的聯合作戰，就不能戰勝敵人。”（《朱德軍事文選》，第 809頁。）

針對人民軍隊政治優勢明顯、技術卻先天不足，而軍隊現代化過程中技術構成越來越高的形勢，朱德強調在政治保障的前提下技術決定一切，軍人必須熟練掌握使用、維修和制造良好裝備的科學技術。此外，他還認識到先進的軍事技術不僅可以贏得戰爭，同樣可以制止戰爭。1960年 10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朱德強調：“我們的軍隊一定要下決心用尖端技術武裝自己。如果我們的軍隊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裝好，再加上先進的裝備，那就會成為天下無敵的軍隊。這樣就有可能迫使帝國主義不敢侵略我們。”（《朱德年譜》（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 1783頁。）

三、熟練掌握軍事技術是人民軍隊實施正確戰術的基礎

關於軍事技術對戰術的影響，恩格斯指出：“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14—515頁。）恩格斯從理論上闡述了軍事技術進步必然引起軍事戰術變化的趨勢。朱德和毛澤東等一道要解決的是，在長期的農村革命戰爭中，劣勢裝備的革命軍隊如何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的軍事問題。

朱德認為，技術是戰術的基礎，技術搞不好，戰術就無法搞好。朱德對軍事技術訓練的重視，首先源於他對技術進步在戰術中作用的洞察。一方面，現代技術的進步，變更了戰術的原則。1931年 7月，他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中指出：“技術日益進步的現代，不僅在戰爭中特別加強了技術的作用，使用技術的知識訓練也復雜了，並且由於技術的進步變更了戰術的原則。”（《朱德軍事文選》，第 70頁。）　另一方面，熟練掌握軍事技術是人民軍隊學好戰術的前提。農村根據地經濟技術落后和人民軍隊的武器裝備主要來源於戰場繳獲，紅軍戰士文化程度偏低及其對現有技術掌握不夠，成為制約當時紅軍作戰的重要因素。朱德強調：“技術是戰術的基礎，技術搞不好，戰術就無法搞好。”（《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 1416頁。）“技術是戰術的基礎”這一論斷，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的重要論斷，而且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形成的歷史特點密切相關。

紅軍初創時期，朱德強調，對於剛“穿上軍裝的農民”，首先必須進行政治教育以提高政治覺悟，進行軍事技術訓練以熟練掌握現有武器的使用技術，然后進行戰術教育以知曉游擊戰術。其中軍事技術“應著重一些基本的東西”，包括槍支的使用、保管，刺刀的使用技巧等，這是根據當時紅軍主體構成的實際狀況而提出的戰略對策。朱德還根據人民軍隊面臨的作戰對象和作戰任務的變化，強調人民軍隊在弘揚已有的勇敢精神和游擊戰術經驗的基礎上，還要加強對現代軍事技術與戰術的學習。他指出：紅軍“要適應革命開展時期的新的需要，初步預備鐵的紅軍的技術和戰術”（《朱德軍事文選》，第 70頁。）﹔養成專門技術人才，“使他們能夠把使用各種新技術的部隊相互動作配合起來”（《朱德軍事文選》，第 147頁。）。1933年，當紅軍從國民黨手中繳獲一批新式的捷克式輕機槍時，他立即組織機槍訓練班，並親自主持訓練班，講授技術。

八路軍、新四軍時期，朱德指出：“抗日游擊隊隻能有刀、矛、短槍、手榴彈、步槍、輕重機關槍，最多隻有迫擊炮、小炮”﹔“中國的土武器如弩箭、挨絲炮、檜樹炮以及用迫擊炮彈埋在地下當地雷，用硝藥炸毀橋梁等等，我們都可以應用”。（《朱德軍事文選》，第 359—360頁。）因此，“首先應使每一個戰士能熟練地掌握自己的技術。用步槍的就應學好步槍的保管、使用，練好射擊、刺殺。用手榴彈的，就應學好投彈。其他如機關槍、炮等都應如斯。務使物有所用，人與技術密切地結合”。（《朱德軍事文選》，第 460頁。）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戰略防御與戰術進攻﹔戰略上以弱勝強，戰役上以多勝少﹔以人民游擊戰術的靈活運用，實現持久消耗敵人力量。

解放戰爭時期，為了攻堅戰和戰略決戰，朱德又及時強調加強炮兵、工兵的建設，並調整編制體制，加強了野戰軍的組建，為大兵團作戰提供了基本的技術和體制保障。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軍隊建設新階段的到來，朱德更加關注官兵對新技術的學習。1951年 10月，針對坦克、飛機、艦船等新裝備，朱德要求官兵學好一切相關的新技術。他強調：“技術不好戰術也不會好，技術好了戰術也容易學好。所以必須先將技術搞好，技術搞好了再講戰術，戰術講好了再講同各方面的聯系。技術不但要學會，而且要學得熟練，使用得很靈活。”（《朱德軍事文選》，第 818頁。）在人民軍隊訓練發展史上，朱德在抓技術訓練方面是出了名的。他不僅重視普通的共性的軍事技術訓練，而且重視技術兵種的專業技術訓練。

四、人民軍隊堅持勇敢加技術就戰無不勝

勇敢與技術，是一對辯証關系。它們既可能互相排斥，也可以互相補充或互相促進。能否實現勇敢和技術的辯証統一，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能否形成戰斗力的實踐問題。過去講戰術的兵書，往往側重如何進行戰斗的方法，隻講戰術，少講或不講勇敢和技術﹔歷來軍隊都講勇敢，卻經常與技術、戰術相割裂。朱德將勇敢與技術結合起來引入戰術之中，使戰術成為簡明而完整的概念：“勇敢加技術就等於很好的戰術。”（《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1320頁。）

勇敢加技術是現代戰爭條件下人民軍隊建設的戰略對策。戰爭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戰爭的結局﹔偶然性則給戰爭留有廣闊的活動天地，增大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所以，戰爭雙方的較量是物質力量、精神力量和智慧等因素的綜合較量。在人民解放軍成長過程中，如何快速將繳獲的裝備變成現實的戰斗力，既是人民軍隊經常面臨的現實任務，又是一項艱巨的長期任務。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朱德強調政治工作和軍事技術工作對於紅軍的極端重要性。在經濟技術落后的廣大農村，農民中文盲比例極高，由此決定了中國兵源的文化科技素質低下。1930年 4月，朱德和毛澤東在《加強體力與提高射擊技術的訓令》中指出：“我們紅軍作戰既沒有強盛的火力壓倒敵人，又沒有軍用化學可以制勝，全憑著已騰沸的熱血、誓死斗爭的決心和敵人肉彈相搏，用血去染成赤色區域。 ”但是，軍事技術和體力均須提高。《訓令》強調：“沒有健強的體力，就有萬分的革命精神和志願也無從施用﹔沒有良好的射擊技術，就不能在戰場上殺傷得多數敵人，而自己也就多受損失。因此，鍛煉身體增進體力，熟習瞄准增進射擊效能，是現在紅軍軍事訓練中的第一要著。”在朱德和毛澤東看來，工農紅軍戰勝敵人主要依靠革命精神和志願、強健的體魄及熟練的軍事裝備使用技能，三者缺一不可﹔他們還客觀地指出了紅軍政治上的優勢和體能、射擊技術上的劣勢，進而強調增進體力和增進裝備使用技能是“增進紅軍戰斗力的唯一要件”。（《朱德軍事文選》，第18、19頁。）

抗日戰爭時期，為提高抗日武裝的戰斗力，朱德更加重視軍事技術。1943年 8月 18日，他在《解放日報》撰文指出：“旺盛的士氣，還應該同掌握良好的技術結合起來。……但也必須看到，我們軍隊之所以會有如此旺盛的士氣，乃是依靠政治上的優勢，而技術上則缺乏基礎，這不單是我軍的裝備不如敵人，而且重要的是我們很多同志對現有技術的掌握還非常不夠。”（《朱德軍事文選》，第 460頁。）1943年 10月 16日，朱德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練兵要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要勇敢，一個是要有技術。這兩個東西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勇敢，你怕死，那就打不成仗。過去我們的紅軍很勇敢，很好，可是技術不夠高明。勇敢再加上技術，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那就更好了。我們練兵的目的，就是要使每個人又勇敢又有技術，這樣，打起仗來就有把握了。”（《朱德軍事文選》，第 463頁。）在注重人民軍隊勇敢的傳統優勢的同時，朱德更加強調技術在練兵中的地位以及練好技術對勇敢的彌補與強化功能。他指出：“一定要練好技術，有了技術就可以壯膽，就可以更加勇敢。隻要能夠把勇敢和技術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使最落后最膽小的人也能夠有效地打擊敵人，就達到了我們練兵的目的。”（《朱德軍事文選》，第 464頁。）朱德科學揭示了勇敢和技術之間互相作用的關系，明確了勇敢和技術是練好兵的衡量標准，有力扭轉了軍隊不尊重體力與技術的傾向。

解放戰爭時期，朱德正式提出“勇敢加技術”的口號，指出勇敢加上技術就可以打勝仗。解放石家庄，就是“勇敢加技術”的結果。1947年 11月，晉察冀野戰軍挾清風店戰役勝利之威，乘石家庄守敵兵力空虛、軍心動搖之際，發起石家庄戰役。這是人民解放軍進行的重要攻堅戰役。國民黨軍隊曾得意地宣稱，石家庄是城下有城，憑工事可以堅守三年。這是一次難度很大的攻堅作戰，也是晉察冀野戰軍炮兵、步兵、工兵第一次協同進行攻擊大城市作戰。朱德對石家庄戰役十分重視，戰役前和戰役中，他都作了不少重要指示。他對炮兵、步兵和工兵協同作戰極為重視。就在這次戰役前，他提出“勇敢加技術”的口號，這個口號成了晉察冀野戰軍攻克石家庄的重要法寶。在總結打下石家庄的經驗教訓時朱德強調：“講究戰術，戰士們做到了‘勇敢加技術’。”（《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1286頁。）　1948年 5月，他認為，打有堅固守備工事之敵，“一定要靠技術，勇猛我們已經具備了，勇敢加上技術才是很好的戰術。因為，‘勇猛’隻能使我們靠近敵人工事，靠近了，沒有技術把它打開，不僅無益反而要吃虧”。（朱德：《在華東野戰軍第一兵團團以上干部會上的報告》，1948年 5月 14日。）　他指出：“沒有技術不行，勇敢加技術就是很好的戰術。學會了就是勝利。”“技術就是會打炸彈、打機槍、打炮、放炸藥、放步哨、當偵察、打坦克、打飛機，學精了就不亂來，打勝仗就更有把握。”（朱德：《在華東野戰軍第一兵團連、排、班及士兵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 5月 15日。）

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多次強調“勇敢加技術”的重要性。1951年 9月，在解放軍各兵種司令員、參謀長及各軍區參謀長、軍訓處處長集訓會議上，他指出：“今后戰爭的勝利仍然要靠勇敢，但不能隻靠勇敢，而必須使軍隊各種成員精通技術，使各級指揮員精通現代的指揮藝術和善於組織有計劃的作戰，使勇敢與技術相結合。勇敢加技術，就戰無不勝。”（《朱德軍事文選》，第 809頁。）1960年 10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朱德強調：“如果我們的軍隊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裝好，再加上先進的裝備，那就會成為天下無敵的軍隊。”（《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 1783頁。）

朱德提倡“勇敢加技術”，是因為進行任何戰爭，都離不開人與物的統一，隻有把作戰主體人與作戰需要的精神和有關的物質（包括武器和技術器材等）條件結合好了，實現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的統一，才能形成堅強的戰斗力。隻有勇敢，或隻有技術（含裝備），或隻有好的戰術，都是不完全的。朱德指出，在人民軍隊與敵軍的比較上，擁有先進裝備和好的戰術的國民黨軍隊就是常常因為勇敢的缺失而導致戰場失敗，而擁有無產階級勇敢本色的人民軍隊則正相反，常因一些部隊有忽視技術的傾向，影響了戰術的實施。所以，人民軍隊的建設要始終堅持“勇敢加技術”的建軍思想，在堅持政治訓練勇敢的同時，還要堅持熟練掌握軍事技術和裝備，實現勇敢與技術相結合，從而創造最有效的戰術。

綜上，朱德既重視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又強調技術是人民軍隊戰術的基礎 ,提出了“勇敢加技術”的人民軍隊建軍戰略思想。回顧過去，朱德的這些指導思想成功指導人民軍隊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防現代化建設。面向未來，這些思想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與方法論指導意義。今天，在人民軍隊長期處於和平環境、兵源多元化且文化素質明顯提高、科技強軍取得重大進展而國家安全形勢仍嚴峻的新形勢下，我們要以朱德的“勇敢加技術，就戰無不勝”的思想為指導，著眼於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既要密切跟蹤世界軍事發展趨勢，大力培養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重點抓好高水平專業技術人才和優秀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增強官兵軍事技術、武器裝備創新能力和軍事戰略戰術謀劃能力﹔又要在全軍興起學習信息化知識、掌握信息化裝備、提高信息化技能，以熟練使用人民解放軍的現有技術裝備、知曉對手的軍事技術裝備和戰略戰術﹔還要加強實戰化的戰斗精神訓練，實現戰斗精神訓練、軍事技術訓練和軍事戰術訓練有機統一，增強實戰能力，鍛造敢打仗、能打仗、打勝仗的人民軍隊威武之師。

〔作者劉祖愛，國防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湖南長沙 41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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