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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朱德對軍隊政治工作的貢獻
劉學民
朱德在軍隊政治工作方面的思想和實踐，是他一生諸多建樹中的重要方面，本文擬對此作一些介紹和考察。
(一)“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
政治工作是生命線，是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等首先提出的。1934年2月，朱德在中央蘇區召開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的演說中說：“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我們不僅要加強前方兵團的政治工作，同樣要加強預備隊、游擊隊的政治工作。”為什麼政治工作有這樣的重要性，朱德在這次大會致詞中的一段話可以作為解釋。他說：“我們的紅軍從游擊隊到現在大規模的正規紅軍，這是從政治工作和黨的領導得來的。如果沒有政治工作，沒有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會產生紅軍的。紅軍因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証他能為本階級利益而犧牲的，他才是英勇無敵的百戰百勝的紅軍。”可見朱德是從兩方面來認識這種重要性的。第一，紅軍具有堅定的政治目標，是為本階級的利益而存在，不是為打仗而打仗，所以要靠政治工作保持正確的方向。后來他在《論解放區戰場》中說的“八路軍、新四軍既把為人民服務、保衛祖國作為宗旨，則政治工作便成為這種軍隊的靈魂”，體現的也是這種認識。第二，實踐証明政治工作對保証軍事勝利是重要的。這樣的認識結合了理論與實踐，因此是有堅實基礎的。
“生命線”這個比喻，是對政治工作重要性的總的概括，在思想上和實踐中都還需要具體化。朱德的一些觀點、主張便具有把總的概括具體化的特點。例如，他強調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務是保証黨對軍隊的領導和實現黨所賦予的任務。在《創造鐵的紅軍》一文中他指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工農紅軍隻有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才能夠完成它的歷史的偉大任務。”1958年8月，他在《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一文中說：“無產階級軍隊絕對服從無產階級利益的最忠實的代表者——共產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朱德不但強調黨指揮槍這個原則，他本人也是堅持這個原則的典范，這一點在反對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朱德還認為，軍隊的政治工作在保証完成戰斗任務和軍隊建設時，特別要保証學會技術。1950年5月10日，他在空軍政工會議上指出：“你們政治工作人員要作保証。不僅要保証空軍的成員忠實可靠、勇敢堅定，還要保証他們學會技術，把政治和技術很好地結合起來。”1951年9月，他在海軍政工會議上也講了類似的話。
另外，朱德從戰爭勝負的政治因素這個角度，提出要注意政治戰爭。1938年，他在《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指出：“我們應當認識政治要素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我們每個政治家，每個抗日軍人，每個有民族覺悟的黃帝子孫，都要竭力於注意抗日的政治戰爭”。朱德還具體提出了抗日戰爭中政治戰爭的三個要點，(1)部隊內部的團結，(2)團結人民群眾，(3)瓦解敵軍。這實際上是政治工作的三原則，與毛澤東講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三原則完全一致。
(二)“贛南三整”中的政治工作
認識到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明確基本的宗旨、原則和任務，還要在實踐中身體力行，實際地推進政治工作的發展。朱德的政治工作實踐十分豐富，1927年秋天，他和陳毅領導的“贛南三整”，便是他早期軍隊政治工作成功的實踐。
“贛南三整”，是指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失敗后，朱德率領一部分主力千裡轉戰，進入贛南山區后連續進行的三次整頓——天心圩整頓、大庾整編、上堡整訓。它們與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同為軍史上的重要事件。
天心圩整頓 當時，朱德率領的起義部隊余部是由二十五師、九軍教導團和潮汕失敗后退下來的人員三部分收攏在一起的，七零八落，沒有組織。經過頻繁的戰斗和長途行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四面受敵，飢寒交迫。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有繼續要求走的。部隊面臨著頃刻瓦解的局面。朱德意識到部隊必須立即整頓，而要整頓則須先從思想整頓開始。10月初，他在天心圩召集軍人大會，說明革命形勢和任務，指出最終勝利的前途，以鼓舞和堅定信心。他在動員時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1917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一個‘1917年’的。隻要能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陳毅后來說：“朱德同志的這次講話，是講了兩條政治綱領，我們對部隊進行宣傳教育，就是依據這個綱領作些發揮工作”。陳毅說的兩條綱領是指堅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革命必須自願。經過這次政治動員和行軍途中的政治工作，部隊穩定下來，開小差的大大減少。雖然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離開了部隊，但留下來的人的政治素質有了很大提高，是革命的精華，后來有許多人成了人民軍隊的高級將領。30年后朱德在答政治學院負責同志問時謙虛地說：“有這樣一回事。你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應該把它看作是集體的事業，看作是黨的領導。當時我所講的，也並不是我個人獨到的見解，而是革命的經驗。在當時的情況下，需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分析革命形勢，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隻有這樣，才能堅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隊要鞏固，就要經常在部隊中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黨的組織。”
大庾整編 10月份爆發的粵桂湘系軍閥混戰，使國民黨軍隊放鬆了對起義軍的追擊，朱德、陳毅利用這個間隙，領導部隊在大庾整頓黨團組織和整編部隊。這次整頓重新登記了黨團員，調整了黨組織，成立了黨支部，並發展了一批新黨員。當時黨員約五六十人，不到群眾的十分之一，朱德依靠這些黨員去鞏固部隊，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使這支七八百人的隊伍思想更加統一，更有戰斗力。粟裕說：“那時候我們還不懂得應當把支部建在連上，但是實行了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各個連隊中去，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這是對於這支部隊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個措施。”大庾整編還撤銷了原軍、師建制的空架子，將部隊編為一個縱隊，下屬三個支隊。這些組織措施成為“這支部隊改造的重要開端”。
上堡整訓 朱德說：“我們從南昌起義后，經過3個月的行軍和作戰，直至轉到上堡后，才算穩了腳。我們利用這一時機進行了整訓。首先是整頓了紀律，那時就規定了募款和繳獲的物資要全部歸公。”上堡整訓改變了起義軍的斗爭形式和斗爭策略。一是改變軍隊的任務，由單純的軍事斗爭改為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二是改變戰略戰術，從正規戰變為游擊戰，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活動。從11月初起，經過20天左右的整訓，使部隊發生了深刻變化。朱德說，“我們經過這次整訓，部隊走向統一團結了，紀律性加強了，戰斗力也提高了。”
“贛南三整”從軍隊政治工作的角度來看，是成功的實踐，在面臨潰散危險的形勢下，保存了革命的火種，靠的主要是革命政治理想的說服力，而這種說服力又是通過朱德的努力，通過黨組織的建立和健全帶動政治工作的開展，使指戰員們逐漸接受的。理想、制度、紀律這三個環節是“贛南三整”政治工作的要點，也是我軍政治工作的寶貴經驗。
(三)建立與健全政治工作制度
軍隊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是朱德政治工作實踐的又一重要方面。首先，他一貫重視這個問題。1931年11月，他在中國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紅軍問題的報告》中指出：“紅軍政治委員、政治部是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在紅軍中的直接代表，共產黨、青年團是紅軍不可分離的組織成分，必須樹立政治委員制度，健全政治部的工作，加強共產黨與共青團的組織以鞏固紅軍土地革命的利益，在紅軍中必須堅決執行。”1958年8月，他在《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一文中，講到我軍建立的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度、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制度的重要意義時說：“建立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証人民解放軍的革命性，保証人民解放軍在任何時候都有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奮斗目標，保証不斷地提高全體官兵的階級覺悟，使人民解放軍成為一支打不垮、壓不倒，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軍隊。”
其次，在實踐中他對我軍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起過重要的作用。抗戰開始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由於國民黨的干涉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員，將政治部改為政訓處，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職權，削弱了黨的領導，有的地方還出現了軍閥主義的不良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立即向黨中央建議，團以上部隊(包括獨立營)恢復黨代表制，旅設立政治處，師政治處改為政治部。中央立即答復：“關於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我們完全同意，請即速執行。惟黨代表名義不妥，仍應為政治委員。”於是，朱德、彭德懷分別委任聶榮臻、關向應、張浩為115、120、129師政治委員，還委任了一批旅團政委，於1937年10月2日報告了中央。10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對外以八路軍總政治部的名義出現。由於這一系列組織措施，削弱政治工作的傾向迅速得到了糾正。
好的思想，好的做法，隻有通過制度化才能作為一種傳統發揚下去，也才能變成大家的共同行動，不會因人因時而興盛或衰退。軍隊政治工作正是靠了制度化，才在我軍起到了廣泛的教育和保証作用。正如朱德在《中國共產黨和軍隊》一文中所說，我們黨“根據自己在實際斗爭中的經驗，而建立了紅軍的多種制度，這就是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參謀工作、供給工作、衛生工作等多種制度。這樣，才在我們的軍隊中鞏固了黨的領導，廢止打罵，建立與人民血肉不可分的關系，才保証了我們從游擊隊發展到正規軍，從無組織發展到有組織，從不統一發展到統一，從無紀律發展到自覺的紀律的建立，才能使我們黨的這支軍隊，在反革命無數次殘酷的進攻之下，不但不至於手足無措，反而鍛煉出我們獨立戰爭藝術”。
(四)不斷為政治工作注入新內容
朱德認為政治工作的地位和基本原則是不能變的，但隨著形勢任務和工作對象的變化，政治工作的內容和形式又是可變的。他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軍隊的任務和成員的變化，不斷為政治工作注入新內容，使政治工作更實際，更靈活，更有針對性。
在抗日戰爭時期，當戰爭進入第8個年頭，全軍將士奮勇殺敵，奪取最后勝利的時候，朱德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論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主義》，指出在我們的同志中，還有很多人沒有把新英雄主義和舊式的個人英雄主義區別開來，從而錯誤地認為英雄就是出風頭，爭名利，個人突出，在這種錯誤認識的影響下，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義事跡，被冷淡過去了，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朱德認真總結了軍隊政治工作中發揮共產黨員模范作用的經驗，特別是總結了抗日戰爭中涌現的眾多的英雄模范的經驗，號召開展一個英雄主義競賽運動，以創造出更多的英雄。他說：“這是教育群眾的重要方法，也是進行部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以群眾最熟悉和最欽佩的群眾英雄及其業績來教育群眾，以群眾英雄的活榜樣號召大家前進，這就打破了教條主義的空談，使教育產生出力量。”由於他的積極倡導，當時在八路軍、新四軍中，蓬勃地開展了群眾性的殺敵立功和努力生產的英雄主義競賽運動。
解放戰爭時期，他在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上作關於國際國內形勢報告時，提出了“政治工作要走群眾路線”，肯定了部隊剛出現的老八路、解放戰士和新戰士組成“三合一”班，開訴苦會，提高階級覺悟的自我教育的做法。就在這年冬季，許多部隊用訴苦會的形式進行階級教育，很快發展為以“訴苦”和“三查”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
建國以后，他在建設現代化和正規化的軍隊中，提出要“把政治和技術很好結合起來”，並要求政治工作要保証部隊學會技術。朱德為軍隊政治工作不斷注入新內容的思想和作法，使政治工作更切合實際，具有現實性。
（原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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