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作者:    發布時間:201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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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吳殿堯

我們今天所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在老一輩革命家艱辛探索的基礎上進行的。他們在探索中的經歷和經驗,他們曾經有過的思考和決策,有些已經鑄入我們偉大的事業,有些經過實踐的檢驗或歲月的流逝已經離我們遠去,但對我們來說都是寶貴的,可資學習和鏡鑒的。本文述及的,是朱德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之一,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一、從中國國情出發的思考和建議

(一)正確判斷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確定中國發展戰略

一個國家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大環境。正確認識時代特點和判斷國際形勢,是正確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前提。新中國成立不久就發生了朝鮮戰爭,這場戰爭被看作是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個陣營的較量,當時出現一種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看法﹔我們黨內也有一種“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認識,考慮問題不免於“要准備打仗”,它影響著我國建設發展的思路。朱德在朝鮮戰爭進入和談階段與戰爭結束后不久,在世界還處於兩個陣營的冷戰的狀態下,就提出世界大戰不容易打起來,難以打起來,起碼有十幾年和平建設時間,中國要利用這段和平時間抓緊建設﹔認為世界的趨勢是要走向和平共處、和平競賽,新的工業技術飛速

發展,中國要掌握新的技術成就,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朱德的這一認識,較早見於19547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512月至19564月,朱德率中國黨和政府代表團先后訪問東歐五國、蘇聯和蒙古,訪問期間出席蘇共二十大。通過出訪和對世界局勢的觀察,他認為:世界大戰很難打起來。至少十二年內世界大戰是打不起來的,如何把國民經濟發展起來,應該是我們的方向。又說:“可能爭取到十幾年的和平建設時間。現在我們需要的就是技術。要盡快學習最新技術。現在是一個工業技術發展的新時代,是原子時代和電子時代,是全面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的時代。要掌握最新技術成就,才能使我國的經濟迅速地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出訪回國后,朱德在給中央報告中說:“國際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相信我們能夠爭取到相當長時間的和平建設的條件,十二年以內是可能爭取完成三個五年計劃的。”

這以后兩年間,朱德在同一些部委和省委負責人談話時,多次講到世界大戰

十幾年內打不起來,要放手發展生產。

朱德對時代特點和國際形勢的分析,是從實際出發的深刻的前瞻性的認識,是對二次大戰后世界發展趨勢的預見。但當時黨內的主流看法是:最近的一二十年到五六十年,將是世界發生翻天覆地偉大變化的時代,我們這一代人將要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斗,要准備打仗。朱德的意見不僅沒有被重視,類似的看法在“文革”中被作為“三和兩全”修正主義思想受到批判。

(二)發展對外貿易、開展國際合作

基於對時代特點的認識和國際形勢的判斷,朱德從50年代中期起就積極主張大力發展對外貿易、開展國際間的合作。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前的十年間,他就這個問題講了70多次,幾乎是逢會就講,一有機會就講。這是他對50年代初在被封鎖的情況下的“一邊倒”思維和片面強調“自力更生”的大幅度修正。他的基本看法是:

——和平共處時代就是“商戰時代”。“現在是世界化了,不能關起門來。”“不能閉關自守”﹔“隻有對外貿易發展了,我們中國在世界上才有地位,我們應當有這種地位,我們也可以這樣做,而不必關起門來自給自足”。

——自力更生不是不要進口,不要進口不是先進思想,是保守思想,不能關門搞建設,有些人膽子太小。“在國際貿易上,我們的胃口應該放大些”, “現在總的發展趨勢是大出大進”。

——不僅要發展對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貿易,也對亞非拉友好國家,對日本、西歐甚至美國開展貿易,“堅持平來平去的原則”。以后英國、美國和日本的機器會賣給我們的,甚至會大批地賣給我們。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那麼多外匯支付。因此,我們要大量地出口多種產品,以換取外匯。

——以出養進,內銷要服從外銷。有些東西,隻要能夠換到外匯,寧可國內緊一點,拿它出口﹔要多搞出口物資,換回我們所需要的東西。要使廣大群眾把雞毛蒜皮的東西都節省下來出口。出口貨物貨源的方向不僅是農產品、還有水產品、畜產品,各種工藝品、手工業品,以及礦產品,如鐵礦、煤礦、有色金屬等。要大力扶持和組織農、副、土產品的生產和收購,特別是山區的產品,如藥材等。還要有計劃地培植和組織亞熱帶作物,如菠蘿、椰子、劍麻、橡膠、咖啡、木棉、胡椒、香料等。還可以組織一部分機器和成套設備出口。

——以進養出,多進口一些原料或半成品,生產或加工再出口,而不是光靠國內的原料,搞轉口貿易,增加外匯收入。

——重視廣東廣州市等沿海城市對外貿的作用,指出這些城市有外貿傳統和經驗,有貨源和出口通道。他每年冬季到廣東視察都要看廣交會籌備情況,他指出:歷史上廣州市是一個商業上出口和進口的商場﹔廣東是全國對外貿易一個很重要的出口基地,同各國通商很好的口岸,廣東的生產,應該從保証出口方面著想。

——對外貿易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配合國家和平外交活動的重要武器之一。有助於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他提出:“要學習外國的經驗,也要吸收過去我國商人的某些經驗。要注意了解國外生產和供需情況”。要建立研究國際市場情況的專門機構。

(三)中國國情復雜,不能過於集中,要因地制宜

建國初期,由於缺乏國家管理和建設的經驗,各方面工作都請了蘇聯專家,這些專家按照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考慮我國各項制度的建立,許多方面形成大一統的格局和政策,很快就暴露出諸多問題。朱德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中國地大人多,國情復雜,應當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不能過於集中,該統的統,不該統的不要統,否則,生產關系就會妨礙生產力的發展。

朱德認為,政府不能各行各業都去管。早在19553月他就提出:有些生產任務,中央要讓給地方,地方要讓給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不能什麼都由中央包下來。有些不需要控制的商品,應讓它有點自由市場,自己出賣,不要控死。有幾樣東西必須給農民——針、線、火柴、鹽。副食品、地方特產、蔬菜等,不要統,要組織他們進行生產,或在舊的基礎上加以擴大合營,並逐漸給以新的技術改進,既不要花多少錢,又解決了需要。同時養活了一批人。

在工業管理體制問題上,他認為,國營工業和地方國營工業應該明確劃分,並注意發展地方性的小工業和手工業,以配合國家工業的發展。他提出: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地方去搞。不要因為有總積累就不願意交下去,這是不相信群眾,這樣控制得太死了。他對工業部門的負責人說:你們過去有壟斷思想。現在是社會主義時代,如果把原料和產品都壟斷起來,是要吃大虧的。隻想自己搞,不讓人家搞,這是保守思想。他指出: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要注意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協調配合﹔一方面中央投資和地方自籌資金,來大力發展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工業,另一方面還要充分利用手工業社、供銷社、農業社的力量,來發展集體所有制的地方工業。

關於國家財政體制,他也認為不要統得過死。否則會限制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劃分出地方預算至少擴大了國家財政收入,節約國家開支。由於地方獨立預算,也就加強其精打細算的責任心,不會亂花。195411月他在全國財政廳、局長會議上講話時又指出:處理地方與中央、局部與全體、集中統一與因地制宜的相互關系上,中央要照顧地方,盡可能解決地方的困難﹔地方則應照顧全局,從全局出發。

關於國家金融體制,他早在19525月就提出:國家設總銀行,總銀行下要設商業、工業、農業銀行。不久,他致函中央和毛澤東,建議成立全國性農業銀行的組織,除建立農業銀行之外,還應逐步准備建立起工業銀行、基本建設銀行、商業銀行、合作銀行,及對外貿易銀行,以加強對各部門的業務活動﹔並使總行更便於執行總的調劑職能,和進行監督。

(四)在發展大工業的同時,手工業要保留,並加以發展

第一個五年計劃把發展重工業作為重點,這是朱德完全贊成的方針。他對鋼鐵、煤炭、石油等原料工業的發展,對鐵路、公路交通的建設都十分關心,有過許多具體、切實的指示﹔但同時,他對一種輕視和忽略手工業的傾向十分警惕,多次強調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力主給予保護並大力發展。

早在建國之初,朱德在代中央起草的一個指示中就指出:“手工業生產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對手工業的政策是扶助、改進、推廣和保護的政策”。對各種手工業“必須嚴格保護,不得侵犯,否則會嚴重脫離群眾,並大大地阻礙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在“一化三改”中,朱德強調: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所以能夠存在,是由於它有著自己的許多特點:首先,手工業能利用當地原料與大工廠的廢料。其次,手工業有大機器工業所不能代替的技術。第三,手工業產品可供給當地需要。那種認為“國家工業發展了,手工業就不需要了”的看法是不對的。

以后,朱德多次出席有關手工業工作的會議,到各地視察、聽取匯報,也總是把手工業情況作為一項內容,他特別強調,手工業可以吸納大量就業人口,能養活我國二千多萬手工業者﹔可以為大工業提供輔助性產品,有助於活躍城鄉經濟,因此要給手工業提供原料和市場。國家工業、地方工業都要幫助手工業,不要擠垮他們。他指出,手工業生產的品種要多,數量也要多,質量還要好,這樣才能打開銷路市場,同時,還要大量出口。他還多次指出:手工業是一種特有的技藝,應該長期保留下來,應該保護發展各種工藝美術行業。有很高手藝的老師傅,應該受到國家和人民的尊重和愛護,給他們優待。希望他們不要保守,把高明的手藝傳給青年后輩,否則“人亡藝絕”,絕技就要失傳了。

(五)要重視山區建設,農業要因地制宜,多種經營

朱德當年所說的山區,多是指今天我們所說的老(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邊(區)、窮和西部地區,他很早就看到山區建設在整個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提出要重視開發建設並提出許多具體的措施。

朱德自小生長在川東北的山區,對山區農民的生活和生產很了解。建國后,他一直關心農業生產,關心山區的發展。195510月,他寫信給家鄉的儀隴縣委,囑咐他們:在農業生產中,除生產米糧外,要注意搞多種經營,多種經濟作物,向多種經營發展,除了養蠶、種果樹、養雞、鴨、兔等以外,還要注意種茶、種藥,這方面是有條件發展的。桐油、豬鬃是儀隴縣特產,也是出口物資,不但可以增加農民收入,而且可以增加國家外匯。對全國農村,他也是這個想法,認為:農業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糧、棉、麻等生產外,對於蠶絲、茶葉、藥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類等多種多樣的生產,以及其他各種副業生產,也應該高度注意。

1957年春夏,朱德到湖北、廣西、海南島、廣東、雲南、四川、陝西、山西以及東北三省視察,與各地黨政負責人談山區問題,他一再指出:在山區可以發展很多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如棉花、條藤、土紙、藥材、酒廠、小鐵礦、小煤窯等等。山區不搞小型廠礦和發展各種經濟作物,人就活不了。這年11月,他在中央召開的全國山區生產座談會上作《必須重視和加強山區建設》的講話,說:山區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很大的潛在力量,千萬不要低估了山區的價值。如果不把山區的富源開發出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困難的。因為山區約佔全國面積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和糧食產量都分別佔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山區有無窮的自然財富,不僅有山林竹木、山貨藥材等產品,而且有各種各樣豐富的礦藏。因此,山區的生產潛力是十分巨大的。山區的許多產品,不僅國內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資。開發山區還可以解決城市和平原地區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又說:山區的建設方向,應該是從山區原來的自給自足經濟發展為全國統一經濟的一部分,同全國經濟相交流。山區的建設發展起來,山區的富源一定會源源不斷地開發出來了,貢獻給全國的建設事業。

由於重視發展多種經營,朱德多次出席有關家畜飼養業、水產養殖業、漁業、畜牧業、蠶絲、茶葉生產等業界的會議,發表講話給予支持和指導。他的思想,已經不是停留在傳統的農業,而是把第一產業擴展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雖然當時沒有三個產業的概念,他的發展主張即是這種思想元素。

(六)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

朱德在新中國剛成立時就指出:搞建設主要靠自己,不是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而是要把自力更生看作是主要的。他一貫主張要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勤儉持家,勤儉辦一切事業。這是從中國是個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這一國情出發的,是從中華民族具有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出發的,從人類長遠發展必須愛護環境、節省能源出發的。他認為,中國還不富裕,需要勤儉﹔即使富裕了,也還需要勤儉,因此,他寫下這樣的話:“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勤儉建國家,永久是真言。”他還說:“我們黨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隻有我們才能用這麼大的力量和時間來改造社會,不但要改造經濟,而且還要改造思想意識和道德風尚。舊習氣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舊習氣也很容易。如果不養成朴素節約的習慣,生產無論怎樣發展,人們的欲望也是難於滿足的。”

(七)發揮上海等沿海城市“母雞”的作用,採取自由開放政策

早在19518月,朱德在看了一個關於上海的調查報告后,致函當時的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說:上海有全國經濟地位,是城鄉交流、內外交流的總市場,不久還能發展。“應把它作為建設新中國的一個‘母雞’,在城鄉交流、內外交流的有利條件下,將原有的公、私工業和技術,在公私兩利、勞資兩利中生產出新的機器,裝備內地。”上海這樣的城市,除糧食、煤炭、油、鹽、棉布、鋼鐵,國家應予相當控制穩定市場外,其它各項“應採取自由開放政策”,“無論公私企業,公家讓其自由發展,鼓勵私人投資為好”。經過三大改造后,朱德仍然堅持以上海等沿海城市帶動內陸地區發展的作用,仍提出“沿海作‘母雞’”,指出:在國際局勢已經趨向緩和的情況下,充分地利用我國沿海工業的基礎是非常重要的。在目前和平共處時期,沿海地區的經濟事業有可能得到大大的發展。因此,忽視沿海工業的利用,不僅會推遲我國的建設時間,而且會使我們的建設事業和資金積累上都遭受到嚴重的損失。

(八)主張發展旅游事業

朱德極為重視要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把一切資源都開發出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來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從此出發,他很早就提出發展我國的旅游事業,他在1956年講到山區有極高經濟價值時指出,“廬山、黃山、莫干山等,風景優美,名聞世界,是很好的避暑和游覽勝地”。1957年八九兩月,他三次講到發展旅游事業問題。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談話說:要把所有的招待所、療養地和風景區的房子都充分地利用起來,成立國際旅行社,發展旅游事業,外國人也可以來旅游,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同城市服務部負責人在談到發展旅游事業問題時進一步說,甚至還可以考慮,把祠堂、廟宇等也修起來,一是為國內服務,二是對外開放,為外國人服務。同建筑工程部負責人談話時說:組織旅行社,接待游人,這樣可以賺大錢。這些主張也說明,他這時就有了發展第三產業的眼光,不同於把旅游當作“游山玩水”資產階級作風的“左”的看法。

(九)發展要尊重規律,訂計劃要留有余地

建國初,朱德就囑咐從事經濟工作的同志要學會掌握“社會經濟規律”,不要全憑主觀願望做事。他認為:訂計劃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把計劃訂得很高,結果完不成﹔訂低一點,超額完成計劃,大家做起來也有勁。這不叫“右傾”。

50年代中期,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勢下和加快建設速度的要求下,出現了急躁冒進的情況,提出一些過高過急的口號和計劃。對此,朱德認為:計劃還是要平平穩穩,按部就班地去做。加緊生產,搞好財政,使大家的生活逐步好起來,這是很需要的。他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不靠發展經濟建設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於取消了社會主義,這是右傾。”

以上,說明朱德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年代,就開始探索和思考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許多切實可行的建議和意見,但有些建議和意見由於“左”的偏向發生,未能付諸實現。

二、針對“左”的錯誤的思考和批評

50年代中后期,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中出現兩個趨向,一個趨向是實事求是的尊重客觀規律的,一個趨向是急於求成的夸大主觀能動性的。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1957年后,‘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佔了上風。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當時,朱德通過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左”的問題及其危害,曾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並力主糾正,他的意見和建議,反映了黨內一種堅持實事求是的正確趨向,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思考,可以說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基礎之一。

(一)搞社會主義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光想快不行

1958年大躍進中產生一種共產主義很快就可以實現的看法,同時也刮起一股“共產風”。這年12月,朱德到河南省視察時對省委負責人說:“我們是不是能夠很快就實現共產主義呢?條件尚不具備時,太急了,也是不行的。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還需要補課。……人們總想走得愈快愈好,但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光想快不行。” 1962年,他在筆記本上寫對當前經濟工作與政策的幾點意見時,表達了同樣的看法:“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中國是一個半封建的底子,資本主義沒有得到發展。因此,過渡起來就比較慢,不像資本主義那樣快。”這種看法,是對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急於求成的撥正。當時沒有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認識,但是朱德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初步認識到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反對急性病,這是對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寶貴的規律性認識。在這個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搞生產建設“不能用那種幾十萬、幾百萬人齊上陣的辦法,不能那樣搞,而是要有組織、有計劃地搞。要使農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產的根本保証。不能安居樂業,如何增加生產?所有的人都要安居樂業。”“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當中穩步增加。辦不到的事,硬要去辦,還是辦不到,結果既傷了黨員,又失掉了群眾。客觀規律不能違背。”

(二)“吃大鍋飯”不行,還是要有家庭,讓人們安居樂業

1958年大躍進中刮起“共產風”,其特點之一是大辦公共食堂,讓群眾到公共食堂吃大鍋飯,造成極大的浪費,也打亂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同時出現一種取消家庭的極“左”主張和做法,一些地方讓男女分居集體宿舍,老人進養老院,孩子進托兒所,做飯鍋砸了去煉鋼,房舍不是充作公用就是閑置廢棄。對此,朱德多次發表不贊成的意見,他反復強調家庭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反對吃大鍋飯等違反經濟規律、違反社會傳統和群眾需要的搞法。他到河南、廣東等省視察時一再指出:人們在生活方面,總是喜歡多樣化,在生活上將來還是要有家庭的,一家人還是一家人。“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象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部隊,可以這樣辦。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系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他還說:人們沒有了家庭,生活資料不歸個人所有,就沒有勁頭搞生產。比如房子如果歸個人所有,就可以鼓勵群眾自己蓋房子。“社會主義是萬世基業,家庭也是萬世基業。”他還指出:“吃飯不要錢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費,不吃“大鍋飯”可以節省很多東西。隻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積極性。有人怕農民富了會發展資本主義,這種顧慮是多余的。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生活資料要歸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國家。全國六億人口誰包得了?不能沒有家庭,那麼多婆娘娃娃,不是家庭負責,誰能負責?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穩定鞏固。

類似的意見,朱德在1959年夏天出席在廬山會議時又一再講,還指出:去年,私人的壇壇罐罐都歸了公,使國家和個人都受到很大損失。現在應退回去,首先要把農民的家務恢復起來。可以允許公社社員搞些副業,增加收入。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有些擔心,當這麼多人的家是當不好的﹔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試驗了一下,他們知道在家吃飯比在公共食堂吃飯好,可以把糧食節約下來,把豬、雞、鴨喂起來。這樣,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這兩年我們隻強調最好是消滅私有制。現在保留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農民才願意多生產出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你不這麼搞,他就不生產。朱德認為有家庭才有社會穩定和諧,“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滿。養親教子的古訓,不僅現在適用,就是將來也是適用的”,我們中國還要保存家庭關系,實現“老有所終、幼有所養”,敬老養小,仍然是一種值得提倡的美德。他並且提倡要勤儉持家。

(三)應當讓農民致富,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群眾的生活越富越好

朱德在廬山會議前和會議期間,多次講: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農民富了怕什麼?反正成不了富農。這是有關五億人口安定的問題。他還說:“究竟是讓農民富,還是讓農民窮?許多干部還看不清這個問題。我看應該讓他們富,起碼應該超過過去的富農。應該讓他們一家一家的富,一縣一縣的富。不要怕他們變成資本主義,不會的。”他一貫認為,建設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要安居樂業,正業和副業兩不誤,就要有家庭。

1962年,他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講,要“使生產隊致富,農民致富。農民以后還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數人富,而是集體富,家家富,個個富,共同富裕”。他還說:“要讓農民富裕起來,隻有農民富裕了,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活躍起來。”而“左”的思想認為農民是小生產者,每日每時都自發產生資本主義,要農民發家致富會導致新的階級分化,主張幸福生活是削弱人民革命意志的福利主義、修正主義,要千方百計割小生產者的資本主義尾巴。

(四)全國要求一律,就沒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中止了本應進行的糾“左”,相反又大張旗鼓地“反右傾”,使得“大躍進”繼續發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愈加嚴重,工農業生產遭到更大破壞,市場供應日趨緊張,糧食供應更是嚴重不足,出現三年困難時期。朱德在廬山會議上和會后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林彪的惡意攻擊,但是他仍然堅持實事求是,提出與“左”的錯誤不同的意見。

一種“左”的做法是,在“以糧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口號下,取消多種經營,取消商品生產,因為玉米是高產作物,到處種玉米。

朱德認為:糧食生產一定要過關,否則哪個國家也養不起我們這麼多人口。同時,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全國要求一律,也就沒有實事求是了。全國搞種玉米運動,就沒了因地制宜。“我國各地方的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很不相同,農作物的品種又非常繁多,農業生產一定要因地制宜。”

他下去視察時,仍然對干部宣傳要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區也有山區的長處,要根據地形的不同,從實際出發,適宜種什麼就種什麼,不要強求一律”。

(五)要保留集市貿易,允許長途販運

1960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朱德更多地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同基層干部群眾一起尋找克服經濟困難的辦法。特別是中央提出“十二條”后,他到農村特別注意自留地、手工業、集市貿易恢復的情況,他根據調查材料給中央寫信指出:最主要的問題是要在農業上實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責任制,以便加快農業建設速度,抽出較多的時間參加手工業和副業生產。他指出:縣以下的集鎮,與農村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集鎮上的手工業、飲食業、服務業等72行,對農民生產和生活至關重要。另外,近幾年,不少群眾的住房牆倒屋塌,急需加以修補。有些群眾還想把草房變成瓦房,這是群眾要求安居樂業的一種表現。因此,恢復和繁榮集鎮、組織建筑工人以及生產磚瓦、建筑材料等,必須引起各地嚴重注意。集鎮居民多為專業或兼業的手工業者,他們在歷史上就是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的。集鎮是手工與農業結合的紐帶。抓住這條紐帶,既有利於各類物資的集散,又繁榮了農村經濟,同時也增加了貨幣的流通。他還指出:國家規定“不許遠途販運”,這一條應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因為許多肩挑小販既是“販”又是“運”,對物資交流、互通有無有很大作用。雲南和四川一帶,由於交通不便,過去主要靠“馬幫”來運輸。今后若干年內,這種“馬幫”運輸仍然是不可少的。“馬幫”和騾馬店,可以由基層供銷社或生產隊去辦,農忙時務農,農閑時搞運輸。

(六)多搞點國際市場,不等於不是自力更生

1958年我國外貿出口出現下降的情況,朱德對此很擔心,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對外貿部長葉季壯說:對外貿易還是要做得大一點。我國的出口下降,是去年吃大鍋飯的結果。這是許多省都承認了的。對出口如果思想還搞不通,出口再減少,就會交不足貨的。他還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說:如果去年不發那陣瘋,不知要多拿出多少東西來出口。但是,現在還有人思想不通,責備外貿部外銷太多。而外貿部也居然承認錯誤。我這個人就是想多搞點國際市場,發展對外貿易,因為這樣才能促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快地發展。……有的人以為光憑人多就能把國家的建設很快地搞起來,實際上是不行的。

60年代開始反修斗爭,同蘇聯關系破裂導致更加強調自力更生,但同時開始注意發展同西方國家的貿易。朱德為此欣慰,他說:從外國進口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不等於不是自力更生。例如同日本做生意,他們的東西我們用得上,我們的東西他們也用得上,這是雙方的需要。

(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要一風吹擴大化

朱德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發言說:“這幾年,黨內斗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這種情況,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並說:“解決黨內問題還是要和風細雨,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還指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辦法。當然,敵人還有,一點警惕性沒有也不行。但是警惕得過分了,不符合客觀實際,就會出問題。”

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德有兩次談話,可以看作是他17年探索的總結性認識。一是,1965年年底,他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次會議上講話說: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1966年年初他又說:革命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是什麼樣子,人們都沒看見,不把社會主義搞出個樣子,大家還是不明確。生產搞好了,人也擺平了,生活也改善了,大家對社會主義就有信心了。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朱德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也中止了。他的許多正確的主張和建議,在文革“左”的浪潮裡受到沖擊批判。如今,我們看到朱德當年那些從中國國情出發、從客觀實際出發的主張、建議和意見,在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都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並能檢索到這些思想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間的思想理論聯系,給我們以啟示和指導。朱德的探索和思考仍活在我們的事業中。

(來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