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德“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論朱德“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江泰然

朱德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和戰略家，人民軍隊的締造者和最高統帥，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在漫長的歲月裡，他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朱德不僅在人民戰爭、人民軍隊建設方面，而且在黨的建設、根據地建設、統一戰線、經濟建設等方面，有著許多創新和輝煌的建樹。朱德的一生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三個歷史階段，對於他半個多世紀革命生涯的研究，涉及面無疑是寬廣的，本文僅截取一個側面，即對朱德提出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作一探討。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是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集中全黨智慧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探索建設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如果說毛澤東的探索還主要是側重於理論方面和宏觀建構，那麼朱德的探索則側重在實踐方面和微觀操作。朱德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對國際局勢進行戰略觀察、對國內情況進行調查、了解和分析基礎之上的。早在1955年6月，朱德就曾提出，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情況，不能什麼都照搬外國的﹔1963年3月，朱德進一步提出，“我們要找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965年12月30日，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的第二十四次會議上，朱德再次提出，現在“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一、“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主要內涵

(一)搞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

建國前夕，朱德就提出：革命的終極目的是發展生產。發展生產是中國人民的要求，隻有發展生產，人民的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1949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華北局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8周年大會上，朱德強調經濟建設乃是全國勝利以后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號召全黨必須特別認識經濟建設的重要性。1950年3月，在全國勞動局長會議上發表講話，又提出我們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發展生產。之后，他對這一問題還作過多次論述，諸如，要考慮怎樣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產方面，要把大家的積極性引導到農業、工業、手工業生產上去，要盡快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主義強國。1955年6月提出，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情況，不能什麼都搬外國的，目前我們國家還很窮，資金不多。我們隻能根據主客觀條件，根據需要和可能來決定我們的方針。“文革”時期，中國經濟建設遭到嚴重破壞，朱德在自身處境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仍然關心並大聲疾呼發展生產。直到逝世前幾天，還對李先念說：“我看還是要抓生產，哪有搞社會主義不抓生產的道理？”

(二)搞建設必須按客觀規律辦事，要把經濟搞活，中央宜放權於地方

1953年，朱德明確指出，搞建設要密切結合我國的實際，全面估計主觀力量和客觀條件，防止工作中盲目冒進的傾向，同時也要防止停滯不前的現象。搞建設要從實際出發，不能要求過高過快，我們隻能從現有的水平出發，穩步前進，腦子太熱了，結果事與願違。搞建設還要從我們的底子出發，計劃指標要切合實際。總之，經濟建設必須按客觀規律辦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能順利發展。針對經濟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朱德又提出了搞活經濟的主張。1957年1月，同薄一波談到：應該把大部分的地方工業放給下面去搞，並規定適當的利潤比例，使之能擴大生產，也可以調動各地的生產積極性。中央不能集中得過多過死，要使地方的積極性都發揮出來，這樣就能夠辦很多事。同年4月，朱德向中央報告在外地視察的情況，建議中央對地方的機械工業不宣統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樣的機械廠都收歸中央管理。在財政體制改革問題上，朱德多次提出逐步建立中央、省、縣、鄉四級財政制度，使之各有獨立性，便於發揮地方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朱德作書面發言，指出把工業、商業和財政的一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和企業，是十分必要的。

(三)提出發展商品經濟，把農業納入商品生產之軌道，重視流通在商品生產中的作用

1957年11月，在全國山區生產座談會上，朱德作了《必須重視山區建設》的講話，特別強調，山區建設的方向，應該是把山區原來的自給自足經濟發展成為全國統一經濟的一部分，同全國經濟相交流。1960年4月，朱德在視察貴州、四川、河南三省情況后，寫信給中共中央、毛澤東，提出“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性的生產，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4年4月23日，朱德又在寫給中共中央、毛澤東的視察報告中強調指出，隻有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發展了，農業才能為工業提供更多的原料，為國內市場和對外貿易提供更多的商品，才能更好地實現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才能使農村經濟進一步活躍起來。60年代初，朱德還提倡全黨同志都要學會做生意。他認為發展商品生產，搞活經濟首先應該搞活流通，“有買有賣經濟就活了”。他曾對商業部門明確指出，要把經濟搞活，要搞活市場，促進流通﹔主張縣與縣之間、社與社之間多進行物資交流。多次強調利用作為個體經濟的小商小販、行商走販的力量和優勢，肯定他們對搞活流通的作用。

(四)主張對外開放，加強國際合作，外貿工作要“以進養出”、“以出帶進”

1954年7月7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我們要鞏固已經取得的勝利，就是要靠發展經濟。同其他國家做生意，要平等互惠，這樣就能更好地發展我們的經濟。1956年2月，在訪蘇期間，兩次同我駐蘇使館官員談話，指出要加強同德、捷等國的經濟合作，利用他們的工業潛力來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之后還多次強調，要買進國外的先進技術，運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同年4月27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時說，關於國際關系問題，應加強和蘇聯以及東歐兄弟國家的貿易，換回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朱德還提出對各國開放，包括對西方發達國家、對日本、對第三世界國家開放，這也就是說既要同社會主義國家搞貿易，也要發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並充分利用香港、澳門這兩個自由港陣地。鑒於我國的國情，在外貿工作中，朱德提出了“以進養出”、“以出帶進”的主張。早在1952年，朱德就提出了必須保証對外貿易的平衡，並力爭部分出超。1956年又強調要多組織出口。1957年同葉季壯談話：要把外貿當作支援國家建設的大事來看，隻強調自己制造，不要進口，這不是先進思想，而是保守思想。之后在江蘇視察時又指出：要多搞出口產品，大門是關不住的，總要和世界市場打通關系。

(五)提倡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加強山區建設

朱德認為，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體經濟都應該同時並存。保留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農民才願意多生產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這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針對1958年全國刮“共產風”的情況，朱德1959年提出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各自生活，這樣農民才有生產積極性。1962年又強調小生產不能取消。針對農業單一化的弊病，朱德多次提出在重視發展糧食生產的同時，發展農業多種經營。隻有這樣，農、林、牧、副、漁才能全面發展。對全國各地如何合理地利用土地，朱德也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50年代末60年代初，朱德結合視察中的各地情況，給黨中央報告，認為浙江、上海、江蘇、安徽的自然條件十分好，農副業產品極為豐富，交通運輸便利，應該把它們發展為以糧為主的綜合性區域經濟。兩廣自然條件好、陽光足、水分多，可發展山林和竹子。西藏可以辦國營牧場，開發礦產資源，種植適合高寒地區的作物。雲南應發展熱帶經濟作物。新疆、青海、內蒙古和東北等高寒地區，要多種深根作物。海南島要早點開發，並優先發展熱帶經濟作物。等等。朱德還多次指出大力發展山區的生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區要根據地形的不同，適宜長什麼就種什麼，不要強求一律。

(六)認為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部分軍用工業應及早轉為民用工業

1956年4月25日，朱德向中共中央報告了他訪問蘇、波、捷、德、匈、羅、蒙七國的情況，認為國際局勢已發生根本變化，世界戰爭是可以防止的。我們能爭取到相當長時期的和平建設的條件。1957年1月5日與薄一波談話，進一步指出，短時期內，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因此，相當數量的軍工廠可以改為民用工業，軍隊也應該大大裁減。之后又多次提出，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一部分軍隊可以搞生產，同時還應該把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結合起來。在這裡，朱德實際上提出了把國防建設與和平建設結合起來的問題。1957年3月到重慶視察時又致函中共中央、毛澤東：兵工廠轉民用生產，或兵工廠與民用生產相結合的問題，遲早非解決不可。要轉還是早轉好。

(七)重視科學知識和知識分子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並提出“依靠技術建設國家”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朱德就曾指出，要把一個多災多難的中國建設好，我們的科學知識不夠，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1949年6月19日，在中華全國第一次科學籌備會成立大會上講話：中國要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科學的發展是很重要的。科學工作者要團結一致，共同完成建設新中國的大業。不久，他又提出了“依靠技術建設國家”的觀點。1951年又提出學習技術、尊重技術、掌握技術。1956年4月25日向中央的報告中說：現在世界正處在工業技術革新中，必須運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術，對此我們必須十分重視。1958年4月2日，在全國煤礦四級會議上講話，針對當時存在的片面強調政治挂帥，忽視科技的偏向，朱德提出應加強科技的研究工作，進行技術革命，政治和技術結合，生產才能更快地發展。此后，在各種場合，他多次強調了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農村中和工礦企業中最大的需要就是革新技術。1960年10月31日，在聽取北京第一機床廠負責人匯報時說：你們要多搞新的尖端技術，採用當代的新技術，趕上世界先進技術水平。在這裡，朱德實際上觸及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命題。“文革”當中，朱德處境不佳，但他仍然關心知識分子，多次囑咐有關部門要團結和保護好知識分子。

二、“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提出的原因

(一)出身農家，從小即領悟出“稼穡之艱難”的真諦，具有深厚的民本思想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李家塆(今丁家塆)一個貧苦佃農家裡，祖籍廣東省韶州府(今韶關市)，屬客家人，清嘉慶時遷居儀隴，世代農耕。5歲時，朱德就開始上山拾柴、割草，幫助家裡干些雜活。放學后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這些勞動，不僅鍛煉了他的身體，而且使他得以接觸下層，親眼目睹中國老百姓在兵荒馬亂中過著水深火熱般的生活。朱德的祖父母、父母、伯父母、叔叔等都是勤勞朴實的農民。母親鐘氏，勤勞儉朴、寬厚仁慈，長年種地紡紗，操持家務，一生未脫離勞動。她生朱德前一分鐘還在灶上燒飯，臨終前仍不輟勞作。正是這樣的家世，培養了朱德勤勞的習性和堅強的意志﹔正是他的母親，給了他一個強健的身體，並使之積累了同困難作斗爭的經驗。朱德在瀘州期間，閱讀了不少歷史書籍，從他讀過的《三國志》親筆眉批中，我們不僅可以體味他那恤民之思想，也可以看出他對經濟建設的重視。當然，人不可超越階段，朱德青少年時期，中國尚處在一片混亂之中，他那時不可能具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的因素，更不可能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然而，他出身農家，一生從戎，知百姓生活之困苦，拯救黎民於水火之宏大抱負，就不僅僅體現在輝煌建樹的軍事上，也體現在一貫重視實踐、重視經濟活動、重視人民疾苦上，體現在建國前尤其是建國后如何搞好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上。

朱德提出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其核心是一切為了中國人民。1955年5月提出，不論對內貿易、對外貿易，都要時刻想到人民的需要，為人民服務。1958年4月視察農業機械化研究所時指出：離開了群眾就沒有力量。隻有和群眾一條心，和黨一條心，我們的事業就會更快地發展。1960年3月，回到闊別50余年的故鄉，對儀隴縣負責人說：你們要老老實實辦事，關心群眾生活，有事多和群眾商量。1965年在三屆24次人大常委會上，再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朱德出身農家，知“稼穡之艱難”，具有深厚的民本思想﹔也隻有這樣，才能明確地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二)一生戎馬，深知經濟因素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從未放鬆對經濟的研究

井岡山會師后，朱德積極投入到根據地的各項建設中去，在政權建設、軍隊建設、土地斗爭、經濟建設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1928年底，紅四軍為打破湘贛敵人的封鎖，堅決實行儲糧備戰。朱德同大家一起，經常下山挑糧，每次上下山要走五六十裡的崎嶇山路。同志們因他年紀大，工作忙，一再勸他不要參加，總勸他不住。朱德特意在他自己的扁擔上寫上“朱德記”三字，仍然同大家一道下山挑糧。從此，“朱德的扁擔”這一生動感人的事跡就在根據地廣為流傳。紅軍初創時期，朱德雖軍書旁午，但仍不放鬆部隊的經濟建設如吃穿問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等等政策，無疑義的是正確的。”從毛澤東的這一論述中，我們對朱德重視根據地經濟建設亦可窺見一斑。

在繁忙的軍務中，朱德始終沒有忘記研究經濟工作，在他的許多論著中都論述了做好經濟工作的重要性。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從當時的戰爭實際出發，認為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不僅是軍事戰爭，政治戰爭，也是一場經濟戰爭。因為“經濟是作為政治、軍事、文化的基礎的東西。”經濟工作做不好，就無法保証抗日戰爭的勝利。他相信，“隻要我們的人民和軍隊有吃有穿，我們就能夠勝利。”為徹底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朱德及時地提出了“南泥灣政策”，使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米糧川，成為陝北的江南。這一政策的提出和獲得成功大大推動了陝甘寧邊區以至各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解放戰爭時期，朱德曾用較多的時間過問冀中地區的經濟工作，在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合作化事業、貿易、銀行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意見，對冀中的經濟建設起了推動作用。1948年8月，朱德在所撰的《對於解放區經濟建設與發展生產的意見》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由五種經濟成分構成：1．國有經濟﹔2．公營經濟﹔3．合作經濟﹔4．公私合營經濟﹔5．私人經濟。這同建國初期的經濟構成的實際是一致的。朱德一生從事軍事活動，但相伴而生的是注重經濟因素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戰爭年代，朱德重視軍工生產，這是由戰爭的特點和環境決定的。建國后，在大力發展經濟時，他不拘形式，從實際出發，經過反復調查、分析，提出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部分軍工企業可以轉為民用。軍轉民用可以說是朱德“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朱德不放鬆經濟研究和探索的結果。也隻有這樣，才能明確地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三)實地考察，全面掌握經濟建設的第一手資料，及時提出有關發展生產的主張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在土地革命時期的根據地建設包括經濟建設方面，朱德都是重視實際、不尚空談的。“南泥灣政策”的提出，就是朱德實地考察的一個光輝的范例。從1941年初到1943年秋，朱德七次勘探、考察和視察南泥灣，反映了朱德一生注重實際、獲得發展生產第一手材料的求實作風。解放戰爭中期，他之所以對冀中解放區提出一系列的真知灼見，與他的身體力行同樣是分不開的。建國后，中國處在一個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產的重要關頭，朱德作為中央領導人，雖身居高位，但仍不辭辛勞，為了國家的建設，為了人民的生活，踏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僅從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視察就達27次，平均每年在外視察近90天，走遍了除西藏、寧夏、台灣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他是視察走訪地方最多的中央領導人。每到一處，都要聽取匯報，從農村到城市，從干部到群眾，對各行各業都進行了解，並針對不同的視察對象提出不同的經濟建設主張。1957年上半年，朱德到廣西、廣東、雲南、四川、陝西等地視察，在肯定這些地方農業生產搞得不錯之外，還就其目前存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像關於對外貿易的問題，他認為幾年來兩廣、滇、川等省的對外貿易是有發展前途的，局面已經打開，出口物資的品種和金額逐年增長，1957年出口任務還可增加一些。像關於工業的問題，他指出首先是兵工生產如何同民用生產結合起來。為此，朱德建議把二機部和一機部、電機部合並，設備和人員統一調度，平時可以多生產些民用品，戰時主要生產軍用品。其次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礦產資源。為此，他又提出合理地利用礦產資源，讓地方政府和群眾去開採，這對國家對社會均有好處。

總之，僅從1956年到1966年的視察來看，朱德向中共中央、毛澤東等致函致電報告就達20多封，還寫出了十幾個考察報告，向中央反映了很多情況，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有不少建議還被中央採納。正是朱德堅持深入基層，做艱苦細致的調查，才能提出如此之巨的意見、建議﹔也隻有這樣，才能明確地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四)熟諳國情，反復強調把經濟建設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始終堅持發展生產的重要性

建國后，從中國國情出發，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已成為當時最大的政治。1958年1月1 1日在“南寧會議”上，朱德發言指出，1958年不但爭取工業和基本建設有更快的發展速度，還要爭取農業有更快的發展速度，這是目前帶關鍵性的一個問題。次日和農墾部長王震談話：我們國家大，很多東西以分散搞為宜。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要適當調配，該統的統，不該統的不要統。在八屆二次會議上說：“當前農村中和工礦企業中最大的需要就是革新技術。進行技術革新必須貫徹群眾路線，這樣才能做到多快好省。”1958年12月17日，在聽取河南省負責人匯報工作后指出：我們是不是能夠很快就實現共產主義了呢?條件尚不具備時，太急了，也是不行的。大煉鋼鐵有缺點，要從中吸取教訓，才能找到正確的發展出路。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些，不要忙。有的人總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發展都有個客觀規律，光想快不行。在舉國上下贊揚“三面紅旗”、“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聲浪中，朱德表現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態度。

朱德是一個農民出身的黨的領袖和軍隊統帥，他對中國的國情尤其是廣大農村是十分熟稔和知之甚深的。在辦食堂問題上，朱德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贊成辦食堂，說那樣會造成很大的浪費，而不吃大鍋飯，則可以節省很多東西。他主張保留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農民才願意更多地生產東西來供應市場。1959年7月，他還同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談到：“去年最大的兩件事，一是大煉鋼鐵，二是公社化，使國家和個人都受到很大的損失。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擔心，這麼多人的家是不好當的。如果去年不刮那麼一股風，不知能出口多少東西”。“有的人以為光憑人多就能把國家建設很快地搞起來，實際上是不行的。”“七千人大會”上，朱德在山東組發言時談到經濟建設問題時說：“要把大家的積極性引導到農業、工業、手工業生產上去，引導大家同自然作斗爭。但不能用那種幾十萬、幾百萬人齊上陣的辦法，不能那樣搞，而是要有組織、有計劃地搞。要使農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產的根本保証。”“文革”時期，朱德受到了錯誤的批判，但他堅持生產發展經濟的決心則沒有一絲動搖。他雖然身處逆境，但仍然關心生產，並提出了難能可貴的意見。正是朱德熟諳中國國情，善於獨立思考，不斷創新，才能無時無刻不強調經濟建設乃一切工作之重心﹔也隻有這樣，才能明確地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以上簡要地論述了朱德“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內涵和提出這一思想的原因。實際上，朱德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所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即使是經濟或與經濟建設相關的方面，也遠不隻上述七個部分。它還包括：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工廠實行廠長負責制，建立農業銀行，每年清明節全民植樹，發展旅游事業和重視民族工藝﹔重視成本、價格、經濟核算、產品規格和質量以及對剪刀差的科學認識。他還是新中國手工業事業的倡導者。朱德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提出，既有現實的因素，也有歷史的原因，還不隻本文所歸納的上述四個方面。朱德之所以能夠提出這一思想，概而言之，是因為他在戰爭年代，總是將經濟與軍事、政治連在一塊進行思索的﹔在和平建設年代，他則是將經濟同老百姓的生活、同中國基本國情、同世界發展趨勢連在一塊考慮的。總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提出，是朱德獨立思考、實事求是、身體力行、不斷創新的結果，也是朱德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勇氣的具體體現。1963年3月朱德首次提出的“我們要找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即“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與16年后即1979年3月鄧小平提出的，現在搞社會主義建設，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內涵基本一致。時光雖已逝去34年，但朱德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將閃現出永不磨滅的光輝。

（來源：《上饒師專學報》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