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對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重要貢獻

朱德對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重要貢獻

溫樂群 彭才棟

朱德是我黨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新中國成立后，在參與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對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的組成部分，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研究。

一、社會主義社會應該以發展生產力作為中心任務

朱德一向極為重視發展生產力。在革命戰爭年代，黨的中心工作是武裝斗爭，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滿足根據地軍民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生產軍用品，相對於武裝斗爭來說居於次要地位。但是由於革命勢力長期處於劣勢，處於敵人的軍事、政治“圍剿”和經濟封鎖之中，不要說生產武器裝備，就連軍民起碼的生活需要都成問題。於是，發展經濟成為鞏固、建設根據地，支持武裝斗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所以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朱德就十分重視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在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時期的1941年，剛剛回到延安不久的朱德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以實行屯田軍墾為中心的一系列措施，克服了邊區經濟的困難，發展了邊區經濟。他具體策劃、指導了南泥灣的屯墾，為陝甘寧邊區軍隊發展生產、克服困難、渡過難關作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篇社論中特別談到：“朱總司令回延后，竭力提倡邊區軍隊進行工業、農業、運輸各方面的生產工作，以豐實的勞動，投入有用的活動，以減輕人民的負擔，改善部隊生活，密切軍民關系，幫助邊區建設。……為了實行這一正確主張，朱總司令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許多解釋，並且親自踏看南泥灣，親自組織南泥灣的開辟工作。……經過披荊斬棘，耕耘種植，今天的南泥灣，已成了陝北江南。”

隨著革命形勢的勝利發展，特別是在新中國建立后，朱德更加重視發展生產力，明確指出發展生產是革命的終極目的，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中心政策。他還針對我國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些失誤，及時總結經驗，提出了一些符合我國實際，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思想。

首先，朱德指出：革命勝利后，應該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中心任務。新中國誕生前后的日日夜夜，朱德在許多會議的發言、講話中，反復強調革命勝利后應該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任務，應該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47年12月，解放石家庄后，朱德在石家庄市工商界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指出“政策的中心是發展生產，每個人都要學會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后永遠是我們的天下了，生產要天天往上升，否則和敵人就沒有什麼不同了。” 1949年1月，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朱德更明確提出：在全國政權建立后，“一切要有正規建設的觀念，一切事情要用心辦好。……各種人將要轉到建設上來。”

不僅如此，朱德還深刻地指出發展生產是革命的目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他說：“戰爭是暫時的，生產是永久的”“打仗為了什麼呢?為的是生產建設﹔土改為了什麼呢?也是為生產建設。要徹底摧毀封建制度對生產力的束傅，以便把各種力量動員組織起來搞好生產”。新中國誕生前夕，他更明確地指出：“革命的終極目的就在於發展生產。為著支援當前尚未結束的解放戰爭，需要發展生產，為著建設新中國，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更需要發展生產，特別是發展工業。發展生產，發展工業，是中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階級的要求，也是我們黨的要求”。

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朱德認為，在革命取得徹底勝利后，要堅持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作為衡量和檢驗我們的方針、政策的依據和標准，一切有利於發展生產的政策和作法都應該提倡、支持和肯定。針對土改后，一些農民害怕發財致富的情況，朱德指出：“應該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產)才能往上長，以后一直往上長，才是興旺的新中國。”在了解到私人工商業資本家發展生產不積極情況后，朱德在華北工商業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是不怕私人資本發展，相反的，我們是怕這些工商業家不發展。他們不發展，國家的生產事業也會發展的更慢，並且使我們國家的稅收也會減少，人民也就會多受苦。如果發展的快，那我們的國家的生產事業可以很快的興旺起來。”與此相聯系，朱德認為工人生活的改善，工資的增加不能過快過高，因為“工人生活提得太高了，工廠就隻好關門。工資過高，對生產發展是自殺對策。”他認為：“許多工廠管不好的原因，一是不會管，二是工資高”，“隻知道發動工人改善生活，而不知道教育他們好好生產”。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朱德明確提出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心任務。在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上，朱德作了題為《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的發言，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全國人民應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加強團結，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利用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等有利條件，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以滿足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需要，這一思想也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共識。

中共八大后，圍繞著大力發展生產力這一中心任務，朱德在實踐中繼續探索，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可以保留一點小私有制，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的思想。在1957年12月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上，朱德指出：手工業要走合作化的道路，但一般不宜國營，而且“由於手工業合作社還沒有充分鞏固和發展起來，一部分手工業者留在合作社以外和出現一部分新的個體手工業戶，是難以避免的，隻要他們不從事違法經營，他們的個體生產是允許的。”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在同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談話時，他又說：“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試驗了一下，他們知道在家吃飯比在公共食堂好，可以把糧食節約下來，把豬、雞、鴨喂起來。這樣，看起來保留了私有制，但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這兩年我們隻強調最好是消滅私有制。現在保存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農民才願意多生產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你不這麼搞，他們就不生產。去年吃大鍋飯，把東西吃掉了，這是個極大的教訓。”

在這裡，朱德實際上提出了在我國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的現實條件下，應該允許保留一些個體私營經濟，充分調動他們的生產經營的積極性，以加快生產的發展，有利於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這一思想觀點是實事求是的，它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存，平等競爭的精神是相符合的。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總結“大躍進”的失誤，朱德再次強調了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觀點，並指出發展生產力要遵循客觀規律。他說：“要把大家的積極性引導到農業、工業、手工業上去，引導大家同自然作斗爭。但不能用那種幾十萬，幾百萬人齊上陣的辦法，不能那麼搞，而是有組織有計劃地搞”，“客觀規律不能違背，隻要我們學會照客觀規律辦事，我們就一定會站穩腳跟，並繼續向前發展。”

在十年“文革”中，朱德得到周恩來毛澤東的保護才幸免於被批斗。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在甚囂塵上的“左”傾錯誤口號下，他仍堅持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觀點。不過這時他已不能自由地發表自己的看法了，隻能在與一些領導同志的談話中流露出來。在一次與江西省委常委劉俊秀的談話中，他針對江青集團的倒行逆施說：“別聽他們‘革命’的口號喊的比誰都響，實際上就是他們在破壞革命，破壞生產，不講勞動，不搞生產，行嗎?糧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糧食，讓他們去喝西北風?”充分表現了一位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清醒和堅定。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社會要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任務的觀點，是朱德一貫堅持的。這是朱德關於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中最重要的思想觀點。

二、社會主義不等於高度集中、單一公有，要擴大地方和企業的權力

早在我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建立之后不久，朱德 就開始覺察到了這種體制的弊端：不利於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1953年11月5日，他在全國第二次民政會議上指出：“最近一個時期，在財政統一上所發生的統的多，統的死的錯誤，相當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權的積極性，因為想辦事沒有錢，這是不利於發展生產的。”在一次與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的談話中他指出：“現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個社會不能發展，不能發揮下面的積極性”，“現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

在朱德看來，要想更快地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建立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同時能夠充分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的經濟管理體制。為此，他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

財政分級管理。朱德曾多次提出要貫徹在中央統一領導下財政分級管理的方針，並提出了建立四級財政體制的設想。1955年10月8日，他在同黑龍江省領導人歐陽欽談話時說：“要逐步建立中央、省、縣、鄉四級財政，各自都有獨立性。這樣才能便於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工礦業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1956年5月，朱德在視察山西省的工業生產后，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建議：“今后中央有關部門最好把一些小煤礦及金、銀、銅、鐵等有色金屬的小礦和小型煉鐵爐讓給地方去搞。”放權的同時還要讓利，“地方工業利潤問題，請中央考慮能規定一定的比例給地方，在中央全盤計劃下，經中央批准，把利潤主要用在發展地方工業上，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1957年4月，在視察廣西、廣東、雲南、四川、陝西等地后，朱德在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更進一步提出：“對於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國家又無力開採的礦產資源，我認為應當允許地方有領導有計劃地開採，但必須保証國家礦山資源不被破壞和浪費”。此外，“中央對地方的機械工業不宜統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樣的機械廠都收歸中央管理。……我認為應給每個省下放個把像樣的機械制造廠，以便為本省生產工業、手工業、農業所需要的產品，並做一些機器修理工作﹔或者把某些中央管理的機械制造廠劃出一部分任務交給地方支配，根據地方工農業生產的需要進行協作，這樣才能解決地方工業發展中的困難。”

部分商業、運輸業放開，交給合作社乃至群眾個人去辦。1955年1月15日，朱德在廣州視察時曾表示，像蔬菜、水果這類東西應該放開，讓合作社去辦，國家不要管得過細。在1957年11月召開的全國山區生產座談會上，朱德指出：“改善山區的交通運輸，對動員全國力量支援山區，對利用山區的資源支援全國都有重大的意義。”如何發展山區的運輸業呢?他說：“山區的河流很多，如何利用河流來發展交通運輸，交通部門應當好好研究一下。過去有些地方把河流管得太死，不許老百姓的木船走，不許木排上帶東西等，對物資交流很不利，給群眾的生活也帶來很多困難。”

對手工業不要盲目集中，一般不宜國營。朱德認為：“手工業生產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發展大工業的同時，對手工業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他從我國生產力水平還很低的實際出發，強調手工業生產不僅可以滿足城鄉居民生活需要，而且對於發展生產也是一個相當大的力量。為此要大力組織和鞏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在1953年12月全國第三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上，朱德指出：“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應該大力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開始組織的時候，一般地應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的生產小組逐漸地提高到生產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強調集中生產，盲目地將小社並為大社，盲目地要求機械化，以及訂立許多繁雜的制度等，以免影響合作社的發展。”在1957年12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第一次社員代表會上，他更明確地說：“各級國家機關必須注意使手工業合作社的集體所有制長期地固定下來，除了極端必要並經過省(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個別情況以外，不應把手工業合作社轉變為國營企業，否則就會影響到手工業合作社的鞏固和進一步發展。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其中談到了擴大地方權力和給工廠企業一定權力的問題。這使朱德深受鼓舞，他結合自己原有的認識，寫了《我對主席指示的十大關系的體會和想到的一些意見》，重申了自己對財政體制、工業管理體制、商業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具體意見。

朱德對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思想是實踐中摸索出來的，在這方面，可以說他與毛澤東各有千秋。毛澤東主張給工廠企業一定的權力，其中包含了工業企業，而朱德談到工業企業時則比較謹慎，隻主張放權讓利到地方政府。朱德主張將部分商業、運輸業、手工業交給合作社乃至個人去辦，而毛澤東隻主張國營的前提下下放一點權力。由此可見，包括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在內的中央領導集體在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從不同的角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共同構成了50年代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成果和經驗。

三、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對外開放

朱德一向反對閉關自守，他認為：“民族閉關自守，民族孤立發展經濟的思想，是違背早在資本主義時代就已經開始的經濟生活國際化的客觀規律的。在社會主義時代，這種國際經濟聯系必然進一步加強。”正是立足於對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的正確分析和判斷，朱德提出了包括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學習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以及利用外資等內容的對外開放的思想。

朱德認為，利用國際上的有利條件和形勢，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特別是積極擴大對外出口，是發展生產力，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重要政策。他主張要通過調整我國的外貿管理體制，努力推動對外貿易有更大的發展。他提出，“為了更快地發展出口貿易，首先就要打破以為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應當實行‘閉關自守’的錯誤想法”。同時，還“要學習外國的經驗，也要吸收過去我國商人的某些經驗，要注意了解國外的生產和供需情況。”他強調：“我們的對外貿易不是搞一年就拉倒，而是要長期搞下去。

在1956年出訪蘇聯和東歐各國后，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朱德正確地分析了國際局勢的變化和發展趨勢，指出要引進和運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我國技術水平。之后不久，他又說：“當前的問題是，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世界上最新的技術掌握起來。”在朱德看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可以促進本國技術的發展。“對比是個好辦法，要和外國相比，否則隻在國內比，矮子選高的，結果還是不高。”

吸收外國資本在當時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但在朱德看來，隻要有利我國經濟發展，就可以接受外國投資。他說：“現在的經濟是世界化的，不能關起門來。資本主義國家也要同我們交換，日本就需要我們的煤、鐵”，“他們借錢給我們，我們也干，挖出東西來以東西還賬。”“要鼓勵國外資本家向國內投資，不一定要現錢，貨物也可以。”

朱德還認為，對外開放不只是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開放，還包括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在談到引進外資時，他指的主要是引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他還說：“不能看不起美國的技術，好的東西還是要拿來。”他在分析了我國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不夠的原因時，指出：“最近幾年來，我們對兄弟國家的貿易做的比較多些，而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做的比較少些。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另一方面也是我們主觀上注意得不夠。”他指出：“就現在的形勢來看，帝國主義的禁運是禁不住的。”我們應該大膽地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條件，擴大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交流與合作。

在對外開放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在原則上顯得比朱德更開放。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的東西都要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辦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但在實踐上，毛澤東博大的胸襟又被一系列主、客觀條件限制住了。相比較而言，朱德在對外開放問題上，一些主張更加具體。

四、重視農業、注意發展農業多種經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根本方針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農業勞動力佔全部勞動力的多數，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朱德一向十分重視農業，並從我國的國情特點出發，提出要注意發展農業多種經營。

朱德認為，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農業勞動力充分，隻有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林、牧、副、漁等多種經營，農業才能為工業提供更多的原料，為國內市場和對外出口提供更多的商品，更好地實現城鄉互助和內外交流，使城鄉經濟進一步活躍和發展起來。同時，通過發展各種經營，農民才能增加收入，集體才能增加積累，並進一步擴大再生產。這又可以為工業開拓市場，促進工業的發展，進而加快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

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發言中，朱德指出： “由於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勞動生產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發生勞動力相對剩余的問題。對於這部分勞動力，必須預先計劃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興修水利、開墾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還應該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向多種經營方面發展，使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果木園藝，以及運輸、打獵、編織、種茶、養蠶、養豬、養雞、養鴨、養鵝、養蜂等副業密切結合起來。”在1958年8月寫的《我對主席指示的十大關系的體會和想到的一些意見》中，朱德指出：“當前在農業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糧食、棉麻等生產外，對於蠶絲、茶葉、藥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種多樣的生產，以及其他各種副業生產，也應該高度注意。這些產品不僅是國內的工業原料和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還是出口物資，對換取外匯支援工業建設是有很大作用的。”因此，他特別強調： “農業必須向多種經營發展。”

不僅如此，朱德認為發展農業多種經營還是合理地利用和配置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充分地開發我國豐饒的自然和礦產資源的一個重大舉措，是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根本的方針。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發言中指出：“在發展多種經營的農業方面，我國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優良的地理條件，可以種植各種熱帶、亞熱帶溫帶的作物，生產各種有用的和貴重的土產、特產，如絲、茶、藥材、水果等等。但是，這些豐富的資源和有利的自然條件，我們還遠遠沒有充分的加以利用。”同時還指出，眾多的人口，是我國最大的生產力。他明確提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國眾多的勞動力和半勞動力去開發我國的豐富的資源。……以便逐步地做到‘地盡其利’，‘人盡其力’和‘貨盡其用’，這應當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的方針。”這不僅進一步深化了關於發展農業多種經營的思想，使之成為50年代朱德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中的一個重要貢獻，而且對當時、現在和今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值得認真地總結、學習和研究。

以上僅就朱德對社會主義建設幾個基本問題的思考和探索作一初步的總結，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寶貴財富。

（來源：《紀念朱德誕辰110周年——全國朱德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集》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