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司令的經濟觀：朱德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創見

總司令的經濟觀：朱德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創見

陳友群

朱德一貫重視經濟建設，關心國計民生，關心部隊在不妨礙作戰、訓練的原則下進行經濟建設。他除參加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外，在經濟建設事業中還提出過許多創造性的意見。經過幾十年實踐的檢驗，証明他的見解仍然充滿著勃勃生機。

從“南泥灣政策”說起

１９４０年，朱德從華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那時，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不但停發第十八集團軍的薪餉、彈藥和補給，還封鎖通商渠道，使陝甘寧邊區的土特產品銷售不出去，所需的物資購運不進來。針對這一情況，中央實行了自己動手、生產自給的方針。在倡導大生產運動中，朱德及時地提出了著名的“南泥灣政策”。經黨中央同意后，他親自組織力量貫徹執行。當時南泥灣一片荒涼，野獸出沒，人煙罕見。朱德帶幾個人員翻山越嶺，日踏荒川，夜宿破窯，實地勘探研究，於１９４１年３月間正式下令三五九旅開赴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其后，朱德又多次到南泥灣視察，對指戰員講述“屯田政策”的意義，勉勵大家用自己的雙手，做到生產自給，豐衣足食。經過指戰員們的共同努力，終於使南泥灣這塊荒蕪的土地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成為“陝北的江南”。

“南泥灣政策”的成功，大大地推動了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積極推行“南泥灣政策”》的社論，指出“‘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這個嘉名永遠與總司令的名字聯在一起。”這是對朱德的首創精神十分公正的評價。現在，南泥灣精神已經在人民軍隊中代代相傳，成為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

“應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

即使在戰爭年代，隻要具備條件，朱德總是主張進行經濟建設。早在１９４６年２月延安各界慶祝和平、民主的大會上，他就號召：要在全國范圍內造成大規模建設的環境，以便全國人民從事經濟建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朱德在部署、指導石家庄戰役期間，還到冀中深入了解生產建設的情況，對冀中經濟工作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認為土地改革后一定要大力發展生產建設事業，農業、工業、合作社要發展，交通運輸、商業要發展，銀行工作要加強。要不失時機地把生產建設搞上去，以支援解放戰爭，改善人民生活。

十分重要的是，朱德針對當時土改后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影響，在１９４８年６月致冀中地區負責人孫毅、林鐵、李波的信中說：“今年你區生產運動諒有進步，應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才能往上漲。以后一直往上漲，才是興旺的新中國。”語短情長，這是多麼清醒、有遠見的主張啊！

五種經濟形式

解放戰爭勝利前夕，黨中央就考慮取得全國政權后進行經濟建設的問題。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提出：“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一、國家經濟，這是領導成份﹔二、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村經濟﹔三、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與中等私人資本經濟。這些，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的國民經濟。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

１９４８年８月，朱德撰寫了《我對於解放區經濟建設與發展生產的意見》，對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指導方針表示贊同，並提出補充意見。他認為有五種經濟形式：一、國營經濟。這是主要的領導成份，也是國家掌握的最主要的經濟命脈。一切銀行、鐵道、礦山、大森林……等等，都應由國家來直接經營。沒收來的“四大家族”的財產也應由國家經營。二、公營經濟。這是由各機關、學校、團體所經營，是國家經濟的補助部分，補助國家經濟的不足，在國家統一領導下進行，在總計劃內配合國營生產。三、合作經濟。應以發展生產、運輸、信用為主，而不應隻限於消費。由政府組織群眾來辦，並加以扶持，但不是包辦。四、公私合營。這包含兩種形式：一種是國家與私人合營，一種是公營事業與私人合營，都是集股公司性質。五、私人經濟。這應受到國家的保護，給以一定的發展。

“應盡量減少軍費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資金來加強經濟建設”

早在１９４８年１月，朱德在華北各解放區軍工會議上就指出：軍事工業要幫助民用工業的發展。那時，解放戰爭還在進行中，為了保証戰爭的勝利，有限的重要設備和主要的技術人才都集中於軍事工業上。全國解放以后，為了迅速建設現代化國防軍的需要，軍事工業仍集中了許多重要設備和技術人才。朱德認為，這是國家一筆很重要的財富，絕不能閑置和浪費。

１９５２年秋，朱德以一個月的時間，對東北三省的工農業生產和軍工生產作了認真的考察。他在視察軍工廠時，贊揚職工們勤奮生產的精神，號召他們在生產上保証質量，優產優質﹔並強調指出，軍工生產必須同民用生產結合，努力為民用生產多作貢獻。

1956年８月，朱德撰寫了《我對主席指示的十大關系的體會和想到的一些意見》。其中，論述到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時，明確指出：“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礎，國防建設是經濟建設的保障。應盡量減少軍費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資金來加強經濟建設。隻有這樣，國防建設的速度才能真正加快，才能夠生產更多的最新式的武器裝備來充實國防力量。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適應的。民用工業和國防工業應該互相結合起來，使二者能夠在平時為經濟建設服務，在戰時迅速轉到為戰爭服務。”1957年３月，朱德又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內稱：兵工廠轉民用生產，或兵工廠與民用生產相結合的問題，遲早非解決不可。要轉還是早轉好。在以后多次同有關領導同志談話和外出視察中，朱德又反復闡述了這一觀點。

“國家的財政體制光搞統一不行”

建國以后，朱德花了不少精力關注和研究經濟體制的財政問題。他指導身邊工作人員學習有關經濟建設的各種理論，特別注重學習帶有實踐意義的理論。1950年春夏間，他和兩個秘書一起學習討論財政問題時曾說：看來，國家的財政體制光搞集中統一不行﹔國家這樣大，很難統，搞不好就統死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應當建立四級財政，中央、省（市）、縣、鄉四級應有財權，這樣各項事業才能搞活﹔全國2000多個縣，多少萬個鄉，統得死死的，很難辦事，要使國家興旺發達就不容易了。

1956年８月，朱德曾向中央提出：“要合理地建立起中央、省、縣、鄉四級財政制度。今后中央把事業下放時，應該同時把計劃和財務也隨著放下去。”

1957年４月，朱德視察了中南、西南、西北十多個省市后，向中央寫報告提出改革體制和建立四級財政的建議。他說：“我所經過的地方，從湖北、廣東、廣西、雲南、四川到陝西，省市負責同志對現行體制都有些意見，一致認為中央條條對地方的干預過死過多，地方上無權無錢辦事……省市對專縣也同樣干預得過多過死……大家都迫切地希望很快能夠改變這種情況……為了更好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我以為財政、計劃、工業、貿易等方面的權力都應該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機動之權。……可以預料，財權下放以后，地方上就有膽量來辦更多的事，從而就有可能使工農業和各項生產事業獲得更大的發展，而隨著生產事業的發展，中央通過稅收等各項辦法所能夠拿到的錢將會是更多，而不是更少。……財權不僅要下放到省市，而且還應考慮下放到縣，逐步把三級財政（中央、省市和縣）建立起來，將來再視條件逐步下放到鄉，以建立四級財政。”

由於種種原因，體制改革和四級財政的建立，推遲了若干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逐步推行了農村和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1984年，國務院提出要建立鄉級財政。實踐証明了朱德上述創見的正確性。

“隻強調自己制造，不要進口，這不是先進思想，而是保守思想”

朱德為對外貿易的發展傾注過許多心血。全國解放后，朱德先后找對外貿易部負責人葉季壯、林海雲等談話，交換意見。他主張：在加強領導的前提下，放開手腳大進大出，以出帶進，以進養出﹔以擴大出口換取的外匯向工業先進國家引進科學技術、產品和原材料。他對葉季壯說：“要把外貿當作支援國家建設的大事來看。“隻強調自己制造，不要進口，這不是先進思想，而是保守思想，應當克服。”

朱德關照有關部門，除大力搞好傳統產品如絲、茶、菜、果、雜、手工藝品等的生產、收購、包裝、運輸以外，還應大力發展淡水和淺海的水產養殖事業，擴大水產品出口﹔要開辟新的出口途徑，改出口原料為出口新產品，逐步打開國際市場。在參觀上海出口商品陳列館時，朱德對上海市的負責人說：搞商品出口要有些專家才行，要懂業務，政治思想要強，還要懂世界經濟。朱德曾於1958年５月致函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張“在外貿工作方面應該改進外匯分成辦法和改進外貿體制”。

50年代，朱德多次到廣東視察。他看到廣東具有毗鄰港澳、華僑多的有利條件，對華南分局書記陶鑄說：廣東應大力發展外貿工作，向港澳出口更多的農副產品和工業品，逐步佔領港澳市場﹔鑒於華僑和港澳同胞愛國心強，可大膽組織合股公司，吸收僑資、外資創辦急需的、有發展前途的企業，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

只是單打一地搞糧食生產，農村就根本富裕不起來

朱德從我國土地遼闊、自然資源豐富、勞動人口眾多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為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不能只是單打一地搞糧食生產，“必須向多種經營發展”﹔如果隻搞糧食，農村就根本富裕不起來。

1954年，朱德視察廣東時對陶鑄說：廣東得天獨厚，在抓好糧食生產的同時，應當大力發展多種經營，發展甘蔗、魚蝦、養蜂、菜果、茶葉、蠶絲、藥材等項生產，還可在海南、湛江一帶發展橡膠、咖啡、可可、劍麻、油棕等熱帶、亞熱帶經濟作物。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德作了《加強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的發言。發言中指出：“在發展多種經營的農業經濟方面，我國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優良的地理條件，可以種植各種熱帶、亞熱帶和溫帶的作物，出產各種有用的土產、特產，如絲、茶、藥材、水果等等。”又說：“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國眾多的勞動力半勞動力去開發我國豐富的資源，……積極地發展生產，以便逐步地做到‘地盡其利’、‘人盡其力’和‘貨盡其用’。這應當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方針。”此外，朱德還提倡大力發展山區經濟，在山區更應實行多種經營的方針。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多種經營的農業經濟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和發展，不但在農、林、牧、副等各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而且推廣到水產、煤炭等方面。朱德同志這一有深遠影響的創見，得到完滿的實現，並將繼續發展。

朱德曾兩赴海南視察，先后向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開發海南島的建議

朱德一向主張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有利條件，發展優勢，帶動內地。1956年４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張：“沿海工業作‘母雞’，造船、漁業、鹽業等非在沿海發展不可。”但是發展沿海工業涉及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問題。５０年代，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我們也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定要用武力解放台灣。朱德當時認為：蔣介石本身是沒有力量反攻大陸的﹔美國雖然要千方百計地保住台灣這塊前哨基地，但經過抗美援朝的較量，美國鑒於全世界力量的對比（包括和平力量）不利於自己，他是不敢輕易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應當看到，是否准確判斷蔣介石能否反攻大陸，第三次世界大戰能否打起來，這對於沿海工業的利用和發展，對於是否大搞三線建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布局，都必然產生重大影響。

1956年朱德訪問了蘇、波、捷、東德、匈、羅、蒙等七國回到北京以后，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國際局勢已發生根本變化，世界戰爭是可以防止的，這看法是切合實際的。我們能爭取到相當長時期的和平建設的條件。我認為需要考慮怎樣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產方面，同時把國防建設同和平生產結合起來，……武器生產要同和平生產結合起來，特別注意發展戰時和平時都需要的精密器械和儀表工業。”又說：“現在世界正處在工業技術革命中，必須運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術。對此，我們必須十分重視。”同年８月，朱德根據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提出了十點補充意見，其中第二點意見是：“在國際局勢已經趨向緩和的情況下，充分地利用我國沿海工業的基礎是非常重要的。”

基於上述的估計和主張，朱德認為應當很好地開發海南島。他曾於1957年和1963年兩次赴海南島視察，歷時近一個月。他先后向中央和毛澤東等提出了開發海南島的建議，內容主要有：（－）海南島的地上和地下資源十分豐富，許多物資都便於出口，極有發展價值和發展前途﹔（二）海南島在農業經濟方面實行多種經營，尤其以優先發展熱帶作物為主要方針，不宜過多地搞糧食作物﹔（三）發展水路交通，修建軍港商港，把海南島建設成為對外貿易基地和旅游勝地﹔（四）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都要在財力、物力、人力和技術上支援海南島的開發。

朱德這些卓有遠見的主張，終於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1983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批轉了《關於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開始邁出開發寶島的步伐。現在，海南已經正式建省，大力放寬政策，成為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各項事業正在向前發展。朱德是中央領導人中第一個飛到海南並最早倡議開發海南的。人們看到，實現他的這一遺願，已出現了良好的開端。

“農村辦公共食堂，吃一樣的飯菜，像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

“大躍進”時期，農村出現了大辦公共食堂的做法。要不要在農村大辦公共食堂，是當時爭論的重點問題之一，並常常被當作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態度問題來看，不同意的，輕則被扣上“觀潮派”、“秋后算帳派”的帽子，重則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於這一錯誤，朱德發現得比較早，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1959年２月，他同廣東江門地委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農村辦公共食堂，吃一樣的飯菜，像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系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同年５月，朱德在同李富春的談話中指出：“在發展農業問題上，要承認個體經濟，否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調動不起來……農村現在有個口號叫‘吃飯不要錢’，我看行不通。”６月２０日，朱德同董必武、林楓聯名致中共中央反映視察遼寧情況的信中說：“……關於農村辦公共食堂的問題，這裡大部分群眾不願意參加。讓群眾在家裡做飯好處甚多，最主要的是群眾生活由群眾自己掌握。因此，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應強調把糧食分到戶，允許社員在家中自己吃飯。”７月２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６日，朱德在中南組會上發言說：“食堂要堅持自願參加的原則，……食堂即使垮了，也不一定是壞事。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讓他們‘致窮’。農民富了怕什麼？反正成不了富農。”９日，同陶鑄談話時指出：“去年最大的兩件事，一是大煉鋼鐵，二是公社化，使國家和個人都受到很大的損失。現在要搞回來，首先把家庭恢復起來，讓社員自己搞點副業生產。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擔心。”廬山會議期間，朱德同湖南、河南、甘肅、新疆等省區負責人交談時，都闡述了這些觀點。

很可惜，朱德的上述正確意見，不但沒有得到採納，反而被指責為“右傾”，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沒有放棄原則。1962年２月，他在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山東組全體會上，作了《糾正“左”的偏向，恢復和發展生產》的發言，指出：“‘左’的東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要到失敗了，吃了虧，才制止得住。”又指出：“辦不到的事硬要去辦，還是辦不到，結果既傷了黨員，又失掉群眾。客觀規律不能違背。隻要我們全黨學會照客觀規律辦事，我們就一定能站穩腳跟，並繼續向前發展。”這些從深刻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寶貴意見，永遠值得我們記取。

綜上所述，朱德的許多創見，是從不斷完善的實踐中產生，經得起長時期實踐的檢驗，是一種實踐型的理論。

朱德能夠在經濟建設中提出許多科學的預見，是同他勇於並善於探索客觀規律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的。有人說，朱德不是理論家。這可能對朱德缺乏了解。是的，他不像有些人那樣，引經據典（我並不一般地反對引經據典），寫出大塊文章，說得“頭頭是道”，但做起來就變了樣，甚至出大亂子。他歷來認真研讀馬列著作，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經濟建設的客觀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去探索、認識客觀規律，認真地按客觀規律辦事。朱德的許多創見，是從不斷完善的實踐中產生，經得起長時期實踐的檢驗，是一種實踐型的理論。一位長期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同志說過，在經濟工作方面，“他總是要把家務搞好，把黨當成家一樣理好，是黨的好當家人”。

朱德能夠在經濟建設中提出許多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創見，又是同他的豐富的知識和實際經驗分不開的。他以豐富的知識和經驗作基礎，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指導，高瞻遠矚，豁達大度，統觀全局，用戰略眼光深入分析重大問題。如５０年代，他憑著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判斷蔣介石不可能反攻大陸，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他認為打大仗不是鬧著玩的，同小孩打架不同，它受到許多條件的制約，會出現許多跡象。因此，他極力主張充分發展沿海工業，及早開發海南島，軍用生產同民用生產結合，放開手腳搞活對外貿易工作，大膽組織合股公司，等等，都是科學的預見和創見。

朱德能夠在經濟建設中提出許多創見，還因為他深深植根於人民群眾之中。他出身佃農家庭，從小勞動，備嘗艱辛，酸甜苦辣，風霜雨雪，他都一一體驗過並牢記不忘。身居高位以后，他仍然沒忘記人民的疾苦，他每年都花幾個月的時間，深入基層，了解群眾的思想情緒和要求，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人民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人民的歡樂才是他的歡樂。他的許多創見，是發源於人民，為人民設想的。朱德一生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顯，位高不特殊的史實，也充分地証明了他是深深植根於人民群眾之中，始終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他不愧為中國人民的好兒子。

歷史將公正地評價朱德同志在我國經濟建設中提出許多創見的歷史價值。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