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朱德關於農民富裕思想

試析朱德關於農民富裕思想

楊志強

朱德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深受我國各族人民的敬重和愛戴。他出生於四川一個貧苦佃農家庭，熟悉農村境況，深知農民生活艱難。新中國成立后，他懷著要使我國農民迅速過上富裕生活的夙願，不顧年事已高，在理論上積極探索農民富裕之真理，在實踐中堅持調查研究，尋求富裕之方法。學習和研究朱德關於農民富裕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既可以加深我們對朱德思想理論的理解，又可以為我們研究和推進黨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經驗借鑒和思想啟迪。

一 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為農民富裕奠定物質基礎

人們為了生活，就必須生產出生活資料，制造出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這是人類社會永恆不變的真理，也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朱德確信唯物史觀所揭示的真理，他認為：革命並不是終極目標，它僅僅解除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束縛，隻有發展生產才是最重要的﹔發展生產，是建設先進、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基本要求，是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過上富裕生活的根本物質保証。

還在解放戰爭期間，1947年9月，朱德在全國土地會議上指出：“在農民分得了田地之后，要注意大力發展生產，除搞好農、副業生產外，還要發展工業、手工業和運輸業，這樣對軍事和發展經濟都有利。”“土改搞好了，我們的基礎就穩固，就能打垮任何敵人。同時還要搞好生產，不搞好生產，群眾就要反對﹔搞好了生產，我們就能富裕和繁榮。”他的講話表明：發展生產，是解放區廣大農民獲得土地后的自發要求，是支援當時如火如荼進行的解放戰爭的需要，是農民富裕國家繁榮的必然選擇。這年底，朱德在同冀中各經濟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更是明確提出了“經濟建設是基礎”的觀點，他指出：“經濟建設是基礎。我們打仗為了什麼呢？為的是生產建設。土改又為了什麼呢？也是為生產建設……戰爭是暫時的，生產是永久的。土改完成后，不論黨務工作、政權工作、群眾團體工作，都要注意發展生產建設。” 12月10日，朱德在中央工委會議上聽取聶榮臻匯報工作時，提出工業要援助農業、農副業要協調發展，這事實上為農民致富提供了適當的方法和途徑。他說：“工業、手工業要配合農業的發展，農業必須有工業的援助，否則農民的經濟活躍不起來。如果隻搞好土改，只是農業上了軌道，而其他未上軌道，農業也就不能發展。我看到許多農民除經營農業外，一年中有半年無事可做，必須組織起來發展副業，那就富裕了。生產發展了，農民富裕了，這是支援戰爭的雄厚的物質基礎，也是今后經濟發展的雄厚的物質基礎。”朱德反復強調發展生產對革命戰爭、農民致富和今后國家經濟建設的重要意義，與當時有些干部不安心經濟工作和生產工作、農民存在不敢致富的顧慮有一定的關系。為了提高干部和群眾的思想認識，朱德提出：“應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產才能往上漲。以后一直往上漲，才是興旺的新中國。”從這可以看出，朱德所理解的新中國是物質雄厚、生產高漲、農民富裕的國家，同時也預示了在即將到來的新社會裡農民生活的美好前景。

如果說朱德的這些設想在革命戰爭年代隻能在我國的局部地區得到實施的話，那麼新中國的建立，則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人民生產生活事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可靠的前提條件，開辟了寬闊的道路。但必須注意的是，探尋農民的富裕之路，必須從我國農村的現實狀況、農業的發展水平和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出發。朱德認為：由於我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以農村人口為主的農民國家，要實現從經濟文化落后的傳統農業國家向富強先進的現代工業國家的轉變，發展生產是關鍵環節。隻有加速農業發展的步伐，促進農村地區的繁榮，才能為農民奠定富裕堅實的物質基礎。他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最根本的困難，就是在於我們的經濟落后和文化落后，我們的國家原來被帝國主義剝削得很窮，我們是在遺產很少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家業的。”因此，“今后中國人民的任務，一面要繼續肅清反動派的殘余力量，另一面要用極大的力量恢復和發展人民的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在經濟上要把我們的國家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在文化上要從一個文盲遍地、文化落后的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教育普及、文化發達的新中國。”為增強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對這個艱巨任務的認識，朱德利用種種機會強調發展生產的極端重要性，他先后提出：“我們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發展生產。”“建設社會主義就要努力發展生產。”“要建設幸福的生活，必須努力發展生產。”“隻有生產發展了，東西多了，國家和人民才能富裕起來。”“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在於改善人民的生活，增進人民的福利。今后我們必須繼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改善人民的衛生條件。”等等。

朱德還提出要堅定對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基礎性地位的認識。1959年2月，他在廣東視察時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對這個問題必須要有堅定明確的認識。中國人口多，吃飯穿衣問題，直接關系到社會的安定。因此，要把發展農業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朱德如此重視發展農業生產，目的就是要使農民富裕起來。在1962年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針對當時我國農業發展的現狀，朱德意味深長地說：“農民以后還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數人富，而是集體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朱德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指全體農民的共同富裕，其深刻內涵就是：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是全體農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我國全體農民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裡才能達到共同富裕。這既反映朱德對我國農民的迫切願望和要求的高度認知，又說明全體農民共同富裕是建設的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但是，由於當時社會上流行發家致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口號，而且這次會議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因此，朱德在當時能夠提出農民要共同致富的觀點，不能不說他具有非凡的膽識。朱德是按照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來解讀農民的願望和目標的，即社會主義是不怕農民致富的，不但不怕，而且應該鼓勵致富，“群眾的生活應該是越富越好。”發展農業對社會主義事業是至關重要的。農業不發達，農民不富裕，要建成社會主義是困難的。他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要讓農民富裕起來，隻有農民富裕了，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活躍起來。”如今，朱德的願意得到了初步實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農村狀況大為改觀，農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目前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期，廣大農民正朝著共同富裕的道路邁步前進。

二 積極引導農業多種經營，為農民富裕提供重要途徑

我國是個傳統的農業國家，農民世世代代以種植糧食為生，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境地。朱德對糧食生產是非常重視的，因為這關系到國計民生。他指出：“糧食生產一定要過關。否則，哪個國家也養活不起我們這麼多人。”但是，解決了糧食問題，僅僅解決了農民的基本生活問題，而沒有也不可能完全解決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致富問題，所以必須開拓新的發展思路，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全體農民共同致富之路來。基於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各地自然條件差異大等特點，朱德積極倡導要因地適宜地引導農業搞多種經營，發展副業生產，這事實上為農民致富提供了一條重要途徑。

1955年黨中央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研究討論《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朱德10月8日在大會發言時著重談了農業多種經營的問題。他說：“由於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勞動生產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發生勞動力相對剩余的問題。對於這部分勞動力，必須預先計劃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興修水利、開墾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還應該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向多種經濟方面發展……真正做到‘靠山吃山養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盡其力，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會議期間，朱德在同黑龍江和吉林二省主要領導談話時又指出：東北無霜期短，農田勞動有半年閑，可以把勞力轉到副業、林業生產上來。不要單純隻搞農業，要向多種經營的方向發展。可以看出，朱德提出農業多種經營的發展思路，首先是要解決農業合作化后出現的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其次是，通過對剩余勞動力的安排，一方面充分挖掘農業內部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適合各地情況發展農業多種經營﹔再次，就是要做到人盡其力，地盡其利，物盡其用。這個思路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具有可操作性。他在隨后致中共四川儀隴縣委的信中又指出：“在農業生產中，除生產米糧外，要注意搞多種經營。” 1956年4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時，朱德提出：“農業要充分發展”。“充分發展”就是農業內部結構要合理，不僅大力發展糧食生產，而且要大搞多種經營，大力發展副業生產。同年，朱德視察山西和遼寧省后，對當地隻重視農業、忽視副業的情況進行了批評。他指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計劃“偏窄”，注意了農業，忽視了副業。“農村的副業收入減少，值得重視。”為此，他提出：“農業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糧、棉、麻等生產外，對於蠶絲、茶葉、藥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類等多種多樣的生產，以及其他各種副業生產，也應該高度注意。”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朱德發言指出：“在發展多種經營的農業經濟方面，我國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優良的地理條件，可以種植各種熱帶、亞熱帶和溫帶的作物，出產各種有用的和貴重的土產、特產，如絲、茶、藥材、水果等等。但是，這些豐富的資源和有利的自然條件，我們還遠遠沒有充分地加以利用。”他提出：我們要“在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的基礎上，充分地利用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有利條件，積極地發展生產，以便逐步地做到‘地盡其利’、‘人盡其力’和‘貨盡其用’，這應當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的方針。”后來，他又提出：“要使農業社的糧食生產、經濟作物及蠶、畜、禽等副業三者多樣性地結合起來。”

理論來源於實踐，理論又高於實踐。朱德在全國各地調查研究時，根據各地不同的氣候、地理條件，對農業多種經營提出了許多合理建議，如：在廣東應多發展養蠶事業﹔廣西除了增產糧食，發展制糖、造紙等工業外，要大力發展土特產和開採礦產﹔海南島要重視熱帶作物的生產﹔在內蒙古，農業、牧業都要大大發展﹔在雲南要發展咖啡、紫膠、木棉、劍麻等經濟作物﹔在新疆要抓緊開荒，除種好糧食外，還可以種棉花、油料，養蠶，養魚。

可以設想一下，假如我國農業能夠按照朱德的思路發展下去，農村經濟的發展可能不會走那麼多的彎路，廣大農民也許會富裕得更快一些。可是，事與願違，朱德這些可貴的思想並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當然，歷史不能假設，我們要做的就是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以便在以后的實踐中走得更順利些，少走些彎路。50年代末，我國經濟工作中的“左”的指導思想滋長起來，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興起，生產關系上片面地求大、求公、求純，提出了“以糧為綱”的口號，社員的自留地、家畜、果樹統統收歸社有，家庭副業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加以取締，農民失去了發家致富的生產資料。為了糾正這種偏向，1959年7月25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四小組會議上指出：“比如自留地，雖然是很少的一點地，但它是代表了農民作為私有者一面的。重新給了自留地，農民就高興了。這個問題以后還應重視。” 1960年初他在北京和四川視察時再次強調：“要注意發展多種經營”，“要注意發展副業生產。”“山區也有山區的長處，要根據地形的不同，從實際出發，適宜於長什麼就種什麼，不要強求一律。” 4月2日，朱德在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出：“我國各地方的地理條件和自然條件很不相同，農作物的品種又非常繁多，農業生產一定要因地制宜。”“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性的生產，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這年11月3日，黨中央根據我國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的實際情況，制定並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其中規定：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但各地仍然普遍存在對副業生產限制過多、農副產品價格低等問題。在1962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朱德把副業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正業（農業）和副業兩條腿走路”的思想，他指出：“在農村還要抓農副業生產，用南泥灣精神多生產糧食和農副產品。不下這個決心是不行的！”“現在限制家庭副業太死了，要解除禁令！農業和副業結合起來，社員的收入就增多了，生產隊也就富裕了，農村集體經濟也就會鞏固起來。”“農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業分點糧食解決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業來解決。”朱德的講話有兩層意思：第一，“要解除限制家庭副業的禁令”，因為副業的發展在當時首先是解決農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問題的需要，其次是解決農民富裕問題的需要﹔第二，農業和副業要協調發展，這是農民富裕和集體經濟鞏固發展的基礎。應該說，朱德的呼吁和建議，充分考慮了農民的實際情況和利益以及全國各地的地理和自然條件，是適合實際的，也是切實可行的，但是，在當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也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

三 充分發揮農民生產積極性，為農民富裕提供不竭動力

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運動規律，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人民群眾是人類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強大、決定性的因素。朱德熟知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並把它運用到指導工作的實踐中去。他認為：“眾多的人口，是我國最大的生產力，是我國最寶貴的財產。” “過去我們打仗是依靠群眾，今后搞建設同樣要依靠群眾。” 因此，農業的發展，關鍵在於依靠農民這個農村中“最強大的生產力”。隻有充分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能為農民富裕提供不竭的動力。

朱德認為，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首先要全面考慮我國農業所有制現狀，適當估計農民的實際，解決妨礙農民生產積極性發揮的各種體制性因素。

我國農村經過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業生產力充分釋放出來，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民生活得到明顯的改善。隨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以后，農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收歸公社所有，這一方面逐步動搖農民對土地、耕畜的私有觀念，打破各家各戶自主經營的傳統習慣，有利於培養農民的集體觀念﹔另一方面，過分強調生產關系的“公”、“純”、“大”，脫離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超出了農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因而妨礙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特別是對農村公共食堂，農民意見很大。公共食堂給農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不便利，不受農民的歡迎。

朱德較早的發現了公共食堂的弊端。1959年2月，他在同廣東江門地委負責人談話時指出：“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象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系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除了公共食堂的問題，朱德發現，更關鍵的是要解決農業所有制問題，從我國農業所處的發展階段來看，應該把全民所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與個體所有制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保留個體所有制經濟，勇於承認農民對生活資料的所有權，隻有這樣，才能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這年5月，他在同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談話時指出：“在發展農業問題上，目前我們既要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也要承認個體經濟，否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就調動不起來，人心也不安定。農村現在有個口號叫‘吃飯不要錢’，我看行不通。”隨后，朱德去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調查研究，就農村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闡述了他的意見。關於生活資料問題，朱德認為：“實踐証明，如果生活資料不歸私有，群眾就沒有勁頭搞生產。”“隻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對群眾意見很大的食堂問題，朱德提出：搞食堂要自願，“願意在農村公共食堂裡吃飯的，就入食堂﹔不願的，就在家吃。不要強迫命令。”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看待家庭問題，朱德早在1957年12月27日撰寫的《勤儉持家》一文中就闡述了他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滿。”朱德在這次視察時再次強調：“要鼓勵農民建立家務，修房子，搞家具，這樣人心就穩定下來了。家庭鞏固了，有飯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地向前進。”“搞好群眾的生活主要靠群眾自己，而不是國家。六億人口，誰包得了？不能沒有家庭。”朱德在這裡主要是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正確處理好國家、集體和農民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保護農民的利益。如果隻顧國家和集體的利益，不顧農民個人和家庭利益，就不可能有國家和集體的發展﹔農民建立了家業，生活富裕了，家庭鞏固了，國家和集體就有了鞏固的物質基礎。所以朱德認為：“不要怕農民富，農民沒有吃、穿，家都顧不了，哪能建成社會主義？”

朱德視察回京后，隨即去廬山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他在同中央部委和地方負責人的談話以及在各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中，更加全面系統地闡述他發展農業的意見。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要穩定農村所有制，承認個體經濟﹔要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各自生活，食堂要堅持自願參加的原則，要搞經濟核算﹔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私有制是對公有制的補充，要保留家庭副業﹔要幫助農民建立家務。這些意見的核心含義就是：“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

遺憾的是，朱德的正確主張沒有被採納，本人也被視為“右傾”而受到錯誤批評。但他仍一如既往地滿懷對農民的關懷之情，處處為農民著想，思考富民之策。朱德堅持認為，應該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使農民做到“安居樂業”，這是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重要保証。他指出：“要使農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產的根本保証。不能安居樂業，如何增加生產？所有的人都要安居樂業。”

長期以來，我國普遍存在農副產品和土特產的收購價格低，工業產品和農副產品價格懸殊的現象，直接影響了農民的收益，導致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降低。朱德認為，要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快點富裕起來，應該提高農副產品價格，工業產品價格應該降低，雖然目前由於產品不足，要完全做到等價交換是有困難的，隻能逐步縮小剪刀差。但是從長遠來說，應該按照價值規律，逐步縮小工業品和農副產品在價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價格走向合理化，“建立各種價格的合理的比例關系。”

朱德認為，各級政府、各個部門必須支持農業的發展。他指出：各級地方政府應充分發掘潛力，開辟財源，發展地方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其他公共事業，滿足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民政部門要加強基層政權的建設，發揮鄉政權在各種建設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給基層政權以必要的財政物質基礎﹔農村黨的紀律檢查工作要保護農業生產，保証農業增產計劃的實現﹔貿易部門要注意通過合作社把群眾組織起來，生產外銷需要的東西以及土特產品，“想辦法把農民生產出來的東西收購上來，促使其擴大再生產”﹔商業部“應該積極扶植農村手工業的發展，不要怕背包袱”﹔銀行“應該下鄉，花不了多少錢，能夠辦大事”。

四 結 語

朱德關於如何發展我國農業，促進農民富裕的理論思考和思想觀點，並沒有鴻篇大論，主要散見於他與地方領導干部的談話、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以及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這些意見和建議雖然語言朴實無華，但是非常中肯、內涵深刻，意義深遠。朱德關於農民致富的思想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

首先，從方法論來說，給我們以下啟示。第一，工作中要樹立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朱德始終強調，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他在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三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時指出：“主要一點是在於依靠群眾”，“我們都是為了群眾，又很好地依靠了群眾。” 1959年2月25日，朱德在中共廣東省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講話：“干部必須走群眾路線，必須傾聽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依靠群眾，大家商量，共同出主意，想辦法，切實解決生產和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依靠黨的領導，走群眾路線，干部以身作則，是我們勝利完成一切任務的法寶。”朱德不僅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朱德以身為“農民的兒子”而驕傲，建國后，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去鄉村了解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為農民排憂解難。正是由於了解農民、了解農村，所以他才能提出許多切合農村、農民實際情況的關於農民致富的建議和方法。第二，必須堅持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踐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必須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了解群眾的想法和要求。為了探尋富民強國之路，朱德到全國各地調查研究，視察了全國除台灣、西藏、寧夏外的省、市、自治區。無論城市和鄉村，山地和平原，海濱和內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在制定和貫徹關於農民問題的政策和制度時，他總是深入到農民中間去，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提出新問題，解決新問題。他每到一個地方調查后，總是把他所了解到的情況及時地向中央報告，並提出各種合理化建議，供中央參考。

其次，從其內容來講，朱德關於農民富裕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很強的現實借鑒作用。《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總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時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這些“在當時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義。”此外，朱德提出的許多觀點：如“經濟建設是基礎”、“工業、手工業要配合農業的發展”、“農民要共同富裕”、“要幫助農民建立家務”、“要使農民安居樂業”等等，無不閃爍著他思想的火花。雖然有些建議在當時沒有實施，但在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期，得到了高度重視。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全局的客觀要求，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作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的重要判斷，制定和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我國農業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農民的生活一步一個台階地向前邁進。在這個歷史機遇期，我們應該深入研究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關於農村和農業發展的思想，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經驗借鑒和歷史啟迪﹔同時在實踐中不斷發現新情況，研究新問題，創新新思路，探索新的農民富裕之路。

（來源：《全國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20周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