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高尚品格芻議

朱德的高尚品格芻議

繩曉旭

朱德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他在為黨和人民事業畢生奮斗中表現出來的高尚品格筑成了引領全黨和全國人民不斷前行的精神豐碑。

一、信仰堅定，矢志追尋救國真理

朱德的少年時代，正值中華民族陷於內憂外患的苦難歲月，他親眼目睹了窮苦人民的悲慘現狀。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啟蒙和引導下，他萌發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朱德中學畢業時，寫下一詩贈好友：“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其報國之心拳拳可鑒。

出生於佃農家庭的朱德，原本承載著為全家20口人“支撐門戶”的重擔，他卻在“非救國不可”的思想指引下，辭去教師職務，徒步跋涉70余天前往雲南昆明投身軍界，年屆23歲。朱德幾經周折，進入了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軍事殿堂——雲南陸軍講武堂。在那裡他接受了近代化的軍事教育和訓練，鍛造出過硬的軍事素能。雲南陸軍講武堂是仿照日本士官學校的辦學模式建立的，是以軍事學科為主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清政府培養中下級軍官的一所軍事學校。這是當時創辦諸多講武堂中興辦較早、規模較大、成績較突出、影響也較深遠的一所著名軍校。朱德由於找到自己習武的歸宿，內心充滿喜悅。他后來談到：“我那時的志願一直想當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可能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它要求很嚴格，所以我能被錄取，感到很高興。”①[①（美）尼姆•威爾斯著：《續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09頁。]他自信找到了一條可以拯救中華民族的道路，把學習和訓練看作是實現救國目標的必要條件，以飽滿的熱情、刻苦的精神、專心致志地學習。在訓練中，他不怕吃苦，不怕困難，成績突出，受到師生好評。凡有外國人來參觀講武堂時，學校總辦就指令朱德和朱培德出來指揮，兩人被稱為“模范二朱”。除了學好規定的軍事學科外，朱德還學習了地理、歷史和國際問題等知識，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刊，如《雲南雜志》、《民報》、《天討》、《警世鐘》、《猛回頭》、《革命軍》等，常常在熄燈號吹過之后還挑燈夜讀。書刊裡的進步內容開闊了他的眼界，奠定了他堅實的知識基礎。后來他在延安回憶這段生活時說：“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講武堂的工作和生活，從來沒有這樣拼命干過”①[①[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00頁。]。

畢業后，他參加了雲南響應武昌起義的“重九起義”和北上援川起義，爾后又獨立領導了滇南邊疆剿匪作戰，參加了護國討袁戰爭和護法戰爭。由於他在歷次戰斗中英勇善戰、屢建奇功、成為遠近聞名的滇軍名將。但是十年軍閥，混戰這種曠日持久卻無明確政治目標的戰事，使朱德陷入懷疑和苦悶的狀態，開始尋找中國革命真正的出路。“五四”運動后，朱德得以接觸和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傳播新思潮的刊物，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1921年，朱德沖破阻礙，離開雲南，萬裡迢迢尋找共產黨，踏上了探尋光明和真理的偉大征程。次年11月，朱德在柏林經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共產主義的偉大道路。

二、胸懷坦蕩，功高不自居

朱德為中國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勛，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可他卻從不居功自傲。

首先，朱德把功勞歸於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毛澤東，主張要向毛澤東學習。如1962年，朱德要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視察，當地負責同志懇請朱德給大家作報告，他笑著謙虛地說：“我沒啥可說的。我是來看看大家，離別井岡山三十多年啦！《毛選》第四卷不是已經發表了嗎？你們要認認真真地學好四卷，用四卷來指導各項工作。我再講也不會象四卷講得那樣完整，那樣深刻啊！”。當來到朱德當年住的房屋時，接待人員說：“我們要好好修整一下，准備展出！”朱德誠懇地說：“我住的房子不用恢復了，毛主席的舊居要好好整理，要宣傳毛主席。”事后，一位跟隨朱德走訪井岡山的同志說：“敬愛的朱委員長在重上井岡山的四天裡，處處稱頌毛主席，不斷贊揚其他老同志，還高度贊揚了井岡山人民的革命斗爭精神，而唯獨不提他自己。”①[①劉學琦主編：《朱德佳話三百篇》，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226頁。]在日常談話中，朱德總是把一切歸功於黨和毛主席而從不提及自己。他說：“中國，過去有好多領袖人物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毛主席，才是中國人民最偉大的領袖，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是沒有什麼的，就是跟著毛主席！”

其次，朱德把功勞歸於廣大人民群眾。朱德對人民群眾有極其深厚的感情，他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一切功勞都應歸於廣大工人、農民、戰士和廣大知識分子。1949初冬，四川儀隴還未解放，故鄉人民在馬鞍場頭立起了“朱德故裡”的紀念碑，以“解放委員會”名義發出布告，准備將儀隴縣名改為“玉階縣”。朱德得知后，堅決阻止了這一舉動。他語重心長地說：“這怎麼使得？我不算英雄，只是一個在戰場上沒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為革命犧牲了的烈士才稱得上英雄。”1947年11月底，在部隊總結攻打石家庄經驗時，朱德說：“主要要懂得功勞是大家的。中國的革命，政治，戰爭，都是毛主席領導的。比如說我吧，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我是總司令。全世界的人都曉得中國無產階級勇敢，了不得，但是他們曉不得那樣多的名字，就以我為軍隊的代表，把你們的功勞都記在我的賬上。其實，我很慚愧，沒有你們在前線的人那樣多功勞。但我也隻有受著，作你們的代表。假若我不懂這個道理，一夸功，就壞了。”12月1日，他在晉察冀野戰軍干部會的講話中又說：“功是誰的？是戰士和工人、農民的。領導人不經過他們，就一點功也沒有。……比如我是總司令，有時把我當作他們的代表，把他們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豈不可笑！不經過工農群眾，哪裡來的功！”②[②《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4頁。]

三、艱苦奮斗，與人民同甘苦

朱德一生功勛卓著，聲名顯赫，同時又勤儉節約，艱苦朴素，他不知疲倦地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搞特殊化，充分體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本色。正如朱德在《“七一”志感》一文中說：“‘刻苦耐勞、艱苦奮斗’是中國幾千年來人民大眾的優良傳統，錦衣玉食之流是不願意也不能做到的，我們共產黨卻完全接受並發揚了。”①[①1943年7月4日《解放日報》。]他不僅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

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朱德的扁擔”這個故事就有口皆碑。當時，隨著紅軍隊伍擴大，加上敵人圍攻封鎖，造成部隊給養嚴重短缺。入冬以后，戰士們仍穿的是單衣，吃的是南瓜和野菜。為了解決井岡山上急需的糧食問題，紅四軍司令部發動了下山挑糧活動，即到當地的糧食集散地寧岡縣大隴挑糧上山，往返一次約50公裡。身為紅四軍軍長的朱德經常帶頭，穿雙草鞋，戴個斗笠，與戰士們一樣挑著兩籮共100多斤糧食翻山越嶺。指戰員們不忍心40多歲的軍長與年輕人一樣受累，都勸他不要挑糧了，勸說無效，又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以為軍長就可以“不挑”了。可是，誰也沒有想到，朱德自己動手用毛竹做成了一根新扁擔，並在上面刻了“朱德記”三個字，就又與戰士們一起挑糧了。軍長與士兵同甘共苦的實際行動，極大地鼓舞了指戰員和老百姓。“朱德扁擔”的故事，正是朱德艱苦奮斗、以身作則的崇高精神的生動體現。

在紅四軍一次突圍戰斗中，朱德被沖散以后，與一群國民黨軍隊相遇。敵兵看他芒鞋草履、衣衫破舊的樣子，像一個伙夫，就喝問“你知道朱德在哪裡？”朱德用手向別處一指，敵軍便不屑一顧地揚長而去。他們根本不會想到，共產黨一個軍長的裝束竟然朴素得與伙夫沒有什麼兩樣。難怪1938年初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延安初次見到朱德時竟不相信面前的八路軍總指揮是一個敦厚、朴實的人，是一個渾身沾滿塵土，穿著藍灰色的衣服，簡朴得像個農民的人。

在延安，為戰勝抗戰相持階段的艱難困苦，朱德不僅提出“南泥灣政策”，還親自領導軍隊的大生產運動和南泥灣的開發建設，帶頭參加生產勞動。他既紡線又種地，同身邊工作人員組成生產小組，在王家坪開墾了3畝菜地，種了十幾種蔬菜。作為人民軍隊的總司令，年近花甲的朱德與士兵同甘共苦艱苦創業，在他的帶動下，軍隊不僅克服了當時的嚴重經濟困難，而且形成了參加生產勞動的優良傳統。

在艱苦的戰爭年代，軍隊將帥與士兵做到同甘共苦固屬不易，而在打下江山之后，軍隊將帥還能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做到“富貴不能淫”，則更為可貴。建國后，條件變了，物質生活比過去好了，但朱德艱苦朴素的作風始終如一。三年困難時期，他與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共渡難關。據朱和平回憶：“他不但把自己的糧食定量從30斤縮減到了26斤，而且還經常吃一種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菜糊糊’。我們家由於來往的客人多，有段時間糧食虧空了50多斤，工作人員想報請機關行政部門把短缺的糧食補上，爺爺堅決沒有同意。一天，他親自指導廚師做了一頓‘菜糊糊’，請身邊的工作人員吃。他對大家說：‘今天請你們吃這頓飯，是讓大家不要忘記過去戰爭年代那種艱苦奮斗的精神。現在國家經濟困難，人民生活艱苦，我們要想到全國人民，和人民一起渡難關，能節約一點是一點。’”①[①朱和平：《永久的記憶：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2頁。]

他曾經寫道：“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勤儉建國家，永久是真言。”②[②《朱德詩詞集》（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頁。]這是他自己思想品質的真實寫照，也是他勉勵后人的道德箴言。

四、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朱德曾經說過：“要想做成幾件事，隻有老老實實、實事求是。”③[③《朱德年譜》（新編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7頁。]他在工作中特別注意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如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在多次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朱德對各地出現的高指標、高速度、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等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和嚴重脫離實際的錯誤作法，尤其是公共食堂問題產生了懷疑。盡管當時在農村人民公社辦食堂和吃飯不要錢都是中央提倡和竭力推行的，而實行家務勞動社會化也是馬列主義書本上寫了的，但朱德堅持自己的看法，要求解散農村公共食堂。他嚴肅地說，他作為黨中央的副主席，發現了工作中的問題，有了意見就向中央提出，這是他應盡的責任。1958年4月2日，他在煤炭工業部召開的四級干部會議上講話時還針對一些浮夸現象說：“要有實干精神，勁要鼓。但不要吹噓，辦不到的就不要講。”①[①《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812頁。]當時，在大多數人頭腦都發熱的情況下，他仍能使自己的頭腦保持比較清醒的狀態，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實屬難能可貴。

五、胸懷大局，維護中央團結

朱德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總能自覺從大局出發，維護黨中央權威和內部團結。

南昌起義失敗后，朱德率領余部轉戰於粵閩贛邊和湘粵贛邊的崇山峻嶺之間。天寒地凍，雨雪紛飛，后有敵軍追擊，前有民團滋擾，又無軍需給養補充，部隊中人心渙散，離隊者越來越多。在此危難關頭，“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裡去？”②[②楊至誠：《艱苦轉戰》，《星火燎原》選編之一，戰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頁。]起義軍的處境愈加艱難，忍飢挨餓，倍受風寒，許多同志開始對革命悲觀動搖，就連許多干部也常常不知所措。在這信仰缺失、思想動蕩的危機時刻，朱德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挺身而出，擔當起歷史賦予的重任。他向官兵們沉著鎮定地說：“我是共產黨員，我有責任把‘八一，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③[③《朱德傳》，第103頁。]朱德拿俄國革命走過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的俄國革命失敗了，留下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們這一次就等於俄國的1905，我們隻要留得一點人，在將來的革命中間就要起很大的作用。”④[④《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頁。]陳毅回憶說：“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眾的革命信念”⑤[⑤陳毅：《關於八一南昌起義》，《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6頁。]。

1935年9月12日，作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擅自命令紅四方面軍從四川阿壩和鬆潘等地南下，10月5日在鬆崗卓木碉（今馬爾康腳木足鄉）分裂會上另立“臨時中央”，自任“主席”，公開分裂黨和紅軍。在張國燾的煽動下，有人圍攻甚至拍著桌子質問朱德，甚至謾罵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傾”、“老頑固”。要他當眾表態：北上是“路線錯誤”，是“右傾逃跑”，反對北上。據康克清后來回憶：“朱總很沉著，任你怎麼斗，怎麼罵，他總是一言不發，像不沉的‘航空母艦’，等對方斗完罵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們講道理”①[①《朱德傳》，第427頁。]。朱德毫不動搖地表示：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南下是沒有出路的。他還語重心長地說：“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②[②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頁。]朱德身陷逆境，但不放棄職責，為了粉碎張國燾蓄意策劃的各種挑舋行為，維護紅一、紅四方面軍的團結，朱德利用與部隊接觸的一切機會耐心教育廣大指戰員，要他們顧全大局，維護兩軍團結。他曾對紅五軍團的官兵說：“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所以同志們要注意和他們搞好團結，切不要上少數人破壞團結的當。團結就是力量，隻有加強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③[③《朱德傳》，第429頁。]后來他又經過與張國燾一連串的堅決斗爭，最終帶領紅二、四方面軍走出茫茫草地，於1936年10月實現了三大主力的會師。毛澤東對朱德同張國燾的斗爭給予高度評價，說他斗爭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總之，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朱德以偉大的品格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精神財富。他的高尚品格和偉大精神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來源：《朱德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