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軍事指揮藝術的時代意義

朱德軍事指揮藝術的時代意義

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陸軍指揮學院《朱德軍事指揮藝術研究》課題組

[摘要]朱德的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是經過中國革命戰爭實踐証明了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對新形勢下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對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學習朱德的軍事指揮藝術，有利於我軍增強聯合作戰指揮能力，提高能打仗、打勝仗的本領﹔學習朱德的堅定信仰和高尚品德，有利於我軍凝心聚氣，補牢“精神之鈣”，自覺抵御誘惑和考驗。我們要利用好這一“紅色基因”和“傳統法寶”，把朱德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與黨的軍事創新指導理論緊密結合起來，正確把握二者的內在聯系，更好地學習和貫徹習近平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2016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井岡山調研時指出，緬懷毛主席、朱總司令等開國元勛和革命先烈的豐功偉績，就是為了永遠懷念他們、牢記他們，傳承好他們的紅色基因，從他們身上汲取奮發的力量，共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2月 4日。）　對各級軍政指揮員來說，研究朱德軍事指揮藝術，既要學習他的軍事理論和指揮方法，也要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從真正意義上提高能打仗、打勝仗的本領。

一、朱德豐富的軍事思想和高超的指揮藝術，是我們深刻理解和自覺貫徹習近平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一系列重要思想的 “紅色基因”

朱德的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是經過中國革命戰爭實踐証明了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對新形勢下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對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著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立足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提出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開辟了黨的軍事指導理論新境界，為強軍興軍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思想基礎、實踐基礎。習近平關於要牢牢把握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堅持以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為統攬﹔貫徹新的歷史條件下政治建軍方略﹔圍繞能打仗、打勝仗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准備﹔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等重要思想和決策部署，與朱德軍事思想、指揮藝術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是一脈相承的，都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中國化的重要階段性成果。因此，我們要把傳承“紅色基因”與學習貫徹黨的軍事創新指導理論緊密結合起來。隻有正確把握了二者的內在聯系，才能深刻認識到朱德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的時代意義，也才能更加自覺地學習和貫徹習近平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思想。

例如，朱德在紅軍初創時期強調的，紅軍全體指戰員必須完全信仰共產黨的領導、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等思想，與習近平提出的新的歷史條件下要貫徹政治建軍方略的思想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無論是朱德針對南昌起義失敗后復雜的部隊成分和混亂的思想組織狀況而進行的“贛南三整”，還是他在長征路上與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陰謀活動的堅決斗爭，本質上都是在強調政治建軍，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政治建軍是我軍的立軍之本。在軍隊建設的長期實踐中，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使我軍始終保持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和作風，為我軍戰勝強大敵人，克服艱難險阻提供了不竭動力。新形勢下，一些部隊官兵在理想信念、黨性原則、革命精神、組織紀律、思想作風等方面存在不少突出問題。習近平指出：“這些問題不解決，拖下去，蔓延下去，軍隊就有變質變色的危險。”（《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50頁。）為此，他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的軍魂和命根子，永遠不能變，永遠不能丟。（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 11月 7日。）政治工作隻能加強不能削弱，隻能前進不能停滯，隻能積極作為不能被動應對。當前，最緊要的是把理想信念、黨性原則、戰斗力標准、政治工作威信這四個帶根本性的東西在全軍牢固立起來，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提供堅強政治保証。（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 11月 2日。）學習理解習近平有關政治建軍的重要觀點，既可看到他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紅色基因”的經典傳承，又可看出他准確分析國家發展和安全形勢，正確把握現代戰爭機理，正視我軍存在的問題，而作出的創新發展。

又如，朱德重視養兵用兵、在戰爭間隙整訓部隊的軍事教育思想，與習近平強調要著力培養“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的思想，內涵也是相通的。1931年 7月，朱德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中指出：“創造鐵的紅軍是目前黨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67頁。）在朱德看來，鐵的紅軍必須具備六個條件：一是確定紅軍的階級性﹔二是無條件地在共產黨領導下﹔三是政治訓練的重要﹔四是軍事技術的提高﹔五是自覺地遵守鐵的紀律﹔六是要有集中的指揮和統一的訓練。他還指出：“紅軍的戰斗力，不僅是靠軍事技術的條件來決定，最主要的是靠紅軍的階級政治覺悟、政治影響，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瓦解敵人的軍隊。”（《朱德軍事文選》，第 71頁。）隨著技術的日益進步和技術在戰爭中作用的增強，他又一再強調，“技術是戰術的基礎，技術搞不好，戰術也無法弄好，也不能解決現代戰爭中殲滅敵人的問題”（《朱德軍事文選》，第 812頁。）。“有了技術就可以壯膽，就可以更加勇敢。”（《朱德軍事文選》，第 464頁。）真正使戰術和技術、技術和勇敢、技術和士氣相結合，就能戰無不勝。新的歷史條件下，習近平根據我軍建設實際和信息化戰爭的客觀要求，提出了“永遠做紅軍的傳人，著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人民日報》2016年 10月 21日。）的要求。有靈魂就是要信念堅定、聽黨指揮，有本事就是要素質過硬、能打勝仗，有血性就是要英勇頑強、不怕犧牲，有品德就是要情趣高尚、品行端正。要傳承好朱德的軍事教育思想，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的“四有”革命軍人培養標准，必須把鑄牢軍魂作為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務，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官兵，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時代性和感召力﹔必須持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必須弘揚我黨我軍優良傳統，抓好戰斗精神培養，打造強軍文化﹔必須鍛造具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過硬軍隊。

二、朱德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和救國救民的崇高人生價值追求，是我們實現強軍目標的“精神之鈣”

為什麼在共產主義曙光初照神州大地，中國共產黨剛剛誕生不久、隻有幾十名黨員的時候，朱德就能執著地加入共產黨，並立志終身為黨搞軍事運動，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獻給共產主義事業？就是因為他真正讀懂了馬克思主義，真正信仰共產主義。有理論上的清醒才有行動上的自覺和自信。如果理想信念缺失，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對共產主義將信將疑，即使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有黨員數千萬，即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取得巨大成就，面對各種思想觀念交鋒碰撞，一些黨員和干部還是會疑惑、動搖，甚至蛻變。

為什麼擔任舊軍隊旅長的朱德能面對川軍軍長楊森許以的師長一職、孫中山予以的 10萬軍餉不動心，卻決心到歐洲考察社會主義，研究外國軍事歷史，赴蘇聯學習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就是因為朱德有救國救民的人生追求。高官厚祿、光宗耀祖、封妻蔭子，不僅在當時令許多軍人、學子趨之若鹜，就在今天也是很多人向往的目標。如今一些人入黨做官，追名逐利，只是為了家庭榮耀和個人享受，並沒有多少黨和國家的情懷。

為什麼作為總司令、政治局委員的朱德，能在張國燾的眼皮底下奪槍，救下第五軍團參謀長曹裡懷、第三十軍參謀長彭紹輝﹔能在年已 50的時候率領紅軍征服高海拔、雪漫冰封、空氣稀薄的夾金山、黨嶺山？就是因為堅強的革命意志和樂觀主義革命情懷。想象朱德率領著腳踏草鞋、身穿單衣的紅軍向攝氏零下三四十度、風暴驟起、雪崩如雷的“萬年雪山”邁進的場景，再看看如今的一些腐敗變質的軍隊高級干部，他們利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賣官鬻爵，嚴重破壞了黨的形象，侵蝕了軍隊機體。

這些答案都應集中在共產主義信仰是否堅定，人生價值目標是否正確上。所以，圍繞實現強軍目標抓官兵的培養教育，特別是各級軍政指揮員的培養教育，重在補“精神之鈣”。

一是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為樹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奠定理論基礎。要像朱德那樣真學、真懂、真信馬克思主義。現實中，一些人為了入黨、做官，存在“突擊式”“點綴式”的學馬克思主義現象，入了黨，做了官，就很少讀馬克思主義的書了﹔有的黨員干部並沒有讀懂或並不真信馬克思主義，他們只是為了完成“任務”或裝潢“門面”，骨子裡信的是封建迷信或其他什麼主義。一些腐敗分子，一邊貪腐，一邊燒香拜佛、求“神靈保佑 ”。不能僅僅滿足於學習會議精神，傳達內部文件，搞時事政策教育，而要倡導讀馬列原著、讀經典。基礎不實，基本原理沒弄通，難以樹立科學的信仰﹔信仰不科學，就難以堅定，難以經受考驗。

二是著力進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確立崇高的家國情懷和人生目標。世界觀是“總開關 ”，人生觀和價值觀是人活著的目標和動力源。隻有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有了科學和堅定的信仰，人生才有正確的目標追求和動力支持。 1944年 4月，當在延安的朱德得知遠在四川儀隴老家的 86歲母親病逝的消息后，寫了一篇題為《回憶我的母親》的祭文。文中寫道：“我曾經把父親和母親接出來。但是他倆勞動慣了，離開土地就不舒服，所以還是回了家。……抗戰以后，我才能和家裡通信。母親知道我所做的事業，她期望著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們黨的困難，依然在家裡過著勤苦的農婦生活。七年中間，我曾寄回幾百元錢和幾張自己的照片給母親。母親年老了，但她永遠想念著我，如同我永遠想念著她一樣。……母親現在離我而去了，我將永不能再見她一面了，這個哀痛是無法補救的。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我用什麼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13—114頁。）這兩個“盡忠於”就是朱德偉大的家國情懷和崇高的人生價值追求。他用自己的一生，忠實地踐行了自己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朱德的家國情懷和人生目標，源於他樹立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這是他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努力學習和不斷提高自身修養的結果，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值得學習。

三是進行“紅色基因”的傳承教育，強化強軍興軍的責任擔當。隨著國家的逐漸富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軍隊幾十年沒打仗，處於長期的和平環境中。一些青年官兵對黨和人民軍隊光榮傳統的了解和感受越來越少，居安思危、艱苦奮斗、強軍興軍的擔當意識較為淡薄。有的受社會上歪曲歷史、裁剪事實、抹黑英雄的歷史虛無主義歪風的消極影響，對紅色資源、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缺乏必要的尊重。所以，要大力、廣泛、持久地進行紅色資源、“紅色基因”的宣傳和教育，強化廣大青年對革命先輩、優良傳統的敬仰意識、學習意識和傳承意識。徐向前元帥曾經回憶說：“翻越大雪山黨嶺時，我們為保証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隊給他備好坐騎、擔架，他都讓給傷病員用，自己堅持步行。夜晚宿營在半山腰裡，凍得無法睡覺，就給大家講故事，話革命，鼓舞同志們戰勝風暴雪山，勝利實現北上計劃。”（《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頁。）強軍興軍，猶如新的長征，我們隻有把紅軍精神傳承好，像老一輩革命家那樣革命理想高於天、革命意志堅如鋼，才能勝利實現強軍目標。

三、朱德的軍事辯証法思想和鮮明指揮風格，是我們提高聯合作戰指揮能力的 “焠刃之火”

2016年 4月 20日，習近平在視察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時指出：當前，作戰指揮戰略性、聯合性、時效性、專業性、精確性要求越來越高。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以提高作戰指揮能力為根本目的，一切以能打仗、打勝仗為根本標准，扭住制約聯合作戰指揮的矛盾和問題尋求突破。（參見《人民日報》2016年 4月 21日。）對於各級指揮員來說，要做到這一點，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認真學習和研究朱德等老一輩軍事家的指揮藝術，以借鑒和指導新形勢下的作戰指揮實踐，提高打勝仗的

能力。

朱德的“實事求是，辯証用兵”的思想，貫徹和體現在他軍事指揮藝術風格的各方面。這個用兵思想是把辯証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與不同戰爭特點規律和作戰指揮機理相結合的結晶，對於我們認識未來戰爭和作戰指揮問題仍有指導意義。在“實事求是，辯証用兵”這一思想指導下，他的關於依據“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來決定自己的戰略戰術”（《朱德軍事文選》，第 361頁。）的觀點，啟示我們認識未來戰爭，要堅持系統論、反對孤立論，尤其有利於糾正在一些同志頭腦中存在的“唯武器論”，或“基於信息系統”決定一切的片面性。關於人民軍隊的用兵方法是“隨機應變，變化無窮”的觀點，以及在巷戰中要採取“掏牆挖洞打老鼠”的戰術，對敵主力“釣大魚”與對弱小之敵“釣小魚”的不同辦法，啟示我們認識戰爭和作戰指揮問題，一定要善於用聯系的、發展變化的眼光看待，防止靜止、僵化的觀點，有利於糾正一些同志盲目看待過去的“勝戰經驗”和“抱著傳統包打勝仗”的因循守舊觀念。關於“戰略要尋找敵人的主力，戰術要尋找敵人的弱點”（《朱德軍事文選》，第 151頁。）的觀點，啟示我們制定戰略戰術時，要運用辯証思維，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反對機械論和一點論，等等。

兵民結合的指揮藝術，是朱德的用兵特點和重要風格，是人民戰爭思想、游擊戰爭思想的集中體現。他從領導湘南起義和井岡山武裝斗爭的實踐中，深切感受和認識到民眾的革命熱情和偉大力量，因此十分重視軍隊和民眾的結合，注意發動群眾，組織赤衛隊、工農暴動隊，配合紅軍作戰，不斷發展著軍隊與人民相結合的形式。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在《八路軍抗戰的一年》的報告中指出：八路軍的戰術，不用死守的辦法，而是獨立自主的靈活行動。這是在長期經驗中學習出來的。更重要的是軍隊和人民的關系。朱德說 :“八路軍是由人民中產生的。”“靈活戰爭沒有人民是不行的。所以說軍隊是魚、人民是水，魚離水亦不能生存，有人民才活動自如。人民不是都了解八路軍的。經過各種的多次的實際行動，軍民打成一家，靈活戰術由此發揮了。”（《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34頁。）在《論抗日游擊戰爭》的著作中，他又提出了抗日游擊戰爭的定義應當是“抗日的大眾戰及民兵戰”（《朱德軍事文選》，第 341頁。）的重要觀點。兵民結合的指揮藝術，在信息時代的戰爭中同樣具有重要價值。黨的十八大以來，我黨已將軍民融合的傳統優勢上升為國家戰略，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為打贏未來戰爭，提供了動員和組織經濟社會資源的政策保障。目前，我國“已有 7億網民”（《人民日報》2016年 4月 22日。）。“近年來新兵 100%入伍前已是‘網虫’。”（祁宇博、王濤：《打一場網絡陣地“搶攻戰”》，《中國青年報》2016年 3月 11日。）隨著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普及，已呈現出網絡社會化、社會網絡化的特點和趨勢。網絡空間正在加速演變為戰略威懾與控制的新領域、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新平台、維護經濟社會穩定的新陣地、信息化局部戰爭的新戰場。“網絡戰從軟殺傷到物理摧毀，其實施隱蔽、精確、迅速、可控、成本低但回報高、攻防兼備，可與政治戰、外交戰、經濟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等非軍事手段結合進行，能夠獲得傳統軍事手段難以取得的效果。”（李大鵬：《俄軍網絡戰，擅長打“人民戰爭”》，《中國青年報》2016年 3月 11日。）網絡戰是體系作戰，需要社會相關部門的參與和協作，但網絡戰的技戰術和進入“門檻”幾乎是最低的，這就為社會力量的參與提供了方便條件，可以形成聲勢浩大、威震敵膽的新型“人民戰爭”。我們要認真研究信息時代新型人民戰爭的機理，傳承好朱德兵民結合的思想和指揮藝術，切實提高軍隊打勝仗的能力。

四、朱德的高尚品德和偉大人格力量，是新形勢下我軍凝心聚氣、強軍打贏的“傳統法寶”

毛澤東曾經熱情地贊揚朱德在與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另立中央的斗爭中“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在朱德60歲誕辰時，毛澤東稱他為“人民的光榮”。朱德叱咤風雲，指揮著千軍萬馬，又朴素得像個普通士兵。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和戰士一樣穿粗布軍衣，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窯洞。長征途中，他身為紅軍總司令，經常把馬讓給傷病員騎，把僅有的口糧讓給傷病員吃。陸定一回憶當年親歷的情景說：“他沒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覺得他慈愛可親。但是，當危難到來的時候，他就表現出革命軍人的真價值。他堅如磐石，定如山岳 ;他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危險，他為人之所不敢為，行人之所不敢行 ;他不怕反潮流，而總要盡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親身看見，當苫米地旅團由長治進攻臨汾的時候，朱副司令長官隻帶了兩個連，在良馬、府城一帶與敵不期遭遇。那時，他為了爭取時間，使當時山西省會臨汾數十萬軍民安全轉移，親率了僅有的兩個連與敵人打了三天之久。”（陸定一：《賀朱副司令長官五十四壽誕》，《新華日報》（華北版）1939年 12月 19日。）

朱德的高尚思想和偉大人格還深深影響著國際友人、美國將軍和被俘的日本士兵。愛潑斯坦談到對朱德的印象時說 :“五十八歲的朱德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滿頭濃密的黑頭發，面部寬闊，兩眼炯炯有神。他身材健壯，步履穩健，他的直率使見到他的人一下想起了亞布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從他的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他是一個勇猛善戰的指揮員和身經百戰的戰略家。”（《朱德傳》（修訂本），第 642頁。）英國記者根瑟·斯坦因寫道：“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將軍，兵士們敬愛那個六十歲的老農民，像父親一樣。他寬闊的面孔煥發著一種不可抗拒的熱烈與樂觀，他有力的握手喚起人們的信心。”（〔英〕根瑟 ·斯坦因：《毛澤東朱德會見記》，《新華日報》1945年 9月 4日。）美國記者約翰·羅德裡克寫道：“我首次拜會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國西北的延安。作為共產主義軍隊的總司令，他在‘棗園’的生活是極之儉朴的。他當時約六十歲，就好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一樣。他親切的臉孔，時常挂著笑容，使最懷批評性的訪客也會消除敵意和顧慮。”（〔美〕約翰 ·羅德裡克：《憶朱德》，香港《文匯報》1976年 7月 8日。）當時的美國總統特使史迪威，因與蔣介石矛盾尖銳，在離開中國前，給朱德寫了一封信：“親愛的朱德將軍：由於我已被解除在中國戰區的職務，我謹向您，共產黨武裝部隊首腦，為我們今后不能在對日作戰中同您合作深表遺憾。您在對我們共同的敵人作戰中發展了卓越的部隊，我曾期望與您聯合作戰，但現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戰斗順利並取得勝利。我謹向您致意。”（《朱德傳》（修訂本），第 643頁。）

1937年 11月 13日晚，朱德出席晉南榆社縣城的群眾大會。史沫特萊記載當時情景道：“當朱德從人群閃讓開來的地方向前走的時候，全場的人們全都站起來，高唱中國歌曲。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是怎樣受到人們熱情歡迎的場面。當地的和鄰近城鎮的游擊隊、縣城的警察、山西軍的一個連、當地的救國會以及全體居民都在歡迎他。”“他就站在黑夜裡講話。會場上人人聚精會神，鴉雀無聲。他說，從一些戰死的敵軍口袋裡還發現了日本共產黨的聲明。這份聲明向日本士兵指出，中國人不是他們的敵人，他們真正的敵人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他說，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得到許多國家和很多日本人民大眾的支持。‘有了這樣的幫助，我們中國人民能夠而且必須打敗敵人，贏得勝利。’”朱德講話后，一位日軍俘虜也講了話，表示：“我們日本士兵不要打仗。”“八路軍待我比我的戰友還要好。以后，我要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反對我們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朱德傳》（修訂本），第 511—512頁。）

這些材料表明，朱德的偉大人格，之於紅軍和八路軍官兵是凝聚力和號召力，之於友人是親和力和感染力，之於敵軍是瓦解力和吸引力。總之，他的人格力量是一種偉大的軟實力，一種強大的戰斗力。這種軟實力和戰斗力，在當今強軍興軍的征程中迫切需要繼承和發揚。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滲透，一些官兵道德滑坡，少數高級干部道德低下、貪污腐敗，影響了部隊的整體形象和戰斗力﹔黨的政治生活和軍隊政治工作質量不高，黨員干部的黨性黨紀觀念不強，軍人責任的擔當意識淡薄﹔部隊長期處於和平環境中，一些干部對戰士缺乏真感情，一些戰士入伍動機不端正，官兵關系不純潔，相互信任程度差。學習朱德的高尚人格力量，有利於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存在的這些問題。

一是要學習朱德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言行一致的堅強黨性觀念。當年，朱德反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斗爭，處境危險艱難。他和劉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軟禁了一樣。他們不得不做萬一不測的准備。劉伯承對朱德說：“現在情況很嚴重了，看樣子，他們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說 :“過去在軍閥混戰時，死是不值得的。現在為黨的利益奮斗而死，是可以的。當然，個人是無所謂的，可是任事情這樣演變下去，對整個革命不利呀 !”（劉白羽：《大海——記朱德同志》，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61頁。）我們要學習他的這種“臨大節而不辱”，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的犧牲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平時才能與黨同心同德，戰時才能經得住生死考驗。

二是學習朱德愛兵如子的根本態度和深厚感情。朱德在數十年軍事生涯中，之所以始終如一地關心愛護戰士，是因為他認為：在革命隊伍中，無論總司令還是普通士兵，都是革命同志，是平等的。干部要時時處處以身作則，起模范帶頭作用，關心愛護戰士，不搞特殊化，不搞官僚主義﹔士兵要尊重干部，不搞極端民主化。朱德是這樣倡導的，更是這樣踐行的。於是，就有了井岡山時期“朱德的扁擔”，長征路上“讓干糧”“讓軍馬”給傷病員，過瀘定橋時彎下身合攏橋板，不要新發的棉軍鞋、穿著康克清大姐縫補的舊棉鞋“進京趕考”等一個個動人的故事。傳承朱德“愛兵如子”的根本態度和優良作風，有助於純潔新形勢下的官兵關系，凝神聚力，強基固本，切實履行強軍打贏的神聖使命。

〔執筆人：苗宏、江永多〕

（責任編輯：茅文婷）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