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朱德運動戰思想探析

抗日戰爭時期朱德運動戰思想探析

朱之江 陳文峰

[摘要]運動戰思想是朱德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戰爭中朱德運動戰思想得到了長足發展，是抗日戰爭運動戰實踐的深刻總結和理論指南。朱德首先對抗日戰爭中運動戰的戰略地位進行了准確定位，認為運動戰是實現持久防御的戰術手段、解決戰爭勝負的主要手段。同時他對抗戰時期運動戰和游擊戰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游擊戰是運動戰取勝的主要條件，游擊戰要與運動戰深度融合，而且游擊戰必須隨著抗戰的深入向運動戰轉變。朱德還總結提出了抗日戰爭運動戰的基本原則，如保持和爭取自己的主動地位﹔主動、靈活、適時地進攻敵人﹔戰役、戰術方面必須以強攻弱﹔在敵寇外線包圍中尋求機動﹔充分了解敵情是戰勝敵人的基本條件，等等。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以及華南抗日游擊隊等抗日武裝，貫徹全面抗戰路線，在敵后戰場開展持久而廣泛的游擊戰爭，牽制、消滅了大量日偽軍。同時我軍貫徹“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參見《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78頁。）的戰略方針，抓住時機實施運動戰。抗戰時期我軍共進行了 214次戰役，其中游擊性運動戰戰役 21次、運動戰戰役 35次，二者共佔比 26%。（參見王厚卿：《戰役發展史》，國防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 506頁。）朱德在領導和指揮八路軍開展的一系列運動戰行動中不斷發展了運動戰思想，對抗日戰爭中運動戰的戰略地位、運動戰與游擊戰的關系以及運動戰的基本原則等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和思考。

一、抗日戰爭中運動戰的戰略地位

朱德作為人民軍隊的締造者之一，一向重視我軍擅長的運動戰，他曾總結指出：“自紅軍以來打的都是殲滅戰，我們是靠殲滅戰起家的。……消滅敵人主要在運動中消滅。”（胡哲峰：《朱德兵法》，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4頁。）朱德對抗日戰爭中運動戰的戰略地位，有著精確而深刻的認識。

（一）運動戰是實現持久防御的戰術手段

朱德認為，從政治上而言，“因為中國並無侵略他國的能力和野心，而完全處於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們是為自衛而抗戰，所以在戰略上是防御的”（《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7年版，第304頁。）　。同時，雖然中國軍隊數量是日軍的幾倍，“但在質的方面卻遠不如人，特別在技術方面相差很遠”（《朱德軍事文選》，第 305頁。）。因此，“抗日戰爭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戰”（《朱德年譜》（新編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 656頁。），中國抗戰的勝利，要通過持久的消耗戰來實現。通過持久的消耗戰，充分發揮中國人口眾多、疆土遼闊的優勢，“消耗敵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戰局的變化，改變敵我的形勢”（《朱德軍事文選》，第 305頁。）。

在持久消耗日軍的戰術途徑上，朱德堅決反對當時一些人提出的“中國隻要同敵人拼消耗，我死十個敵死一個、最后我們也可取得勝利”（《朱德軍事文選》，第 305頁。）的錯誤觀點，指出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抗戰消耗敵軍的前提下，必須講究戰術運用，實現速決、高效殲敵。他認為，抗日戰爭中可以綜合運用陣地戰、運動戰、游擊戰三種戰術手段，但由於敵我在技術兵器上的巨大差距，陣地戰中“我們以小的兵力，劣勢的武器，防御大部敵軍，是比較困難的 ”（《朱德軍事文選》，第 322頁。），因此在持久抗戰積極消耗敵軍的戰術手段上，我們應“混合使用運動戰和游擊戰，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 ”（《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94頁。）。通過開展運動戰、游擊戰，不斷消滅運動之敵，破壞敵后方交通，摧毀、繳獲其后勤補給，“集聚無數次的戰役和戰斗的殲滅戰，達到戰略消耗的目的，擴大敵人的戰略消耗，以轉變敵我優劣形勢，然后，從戰略防御的地位轉到戰略反攻的地位”（《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812頁。）。

（二）運動戰是解決戰爭勝負的主要手段

在抗日戰爭中，游擊戰是我軍最重要的作戰形式，我軍共發動了 88次游擊戰戰役，佔比41%。（參見王厚卿：《戰役發展史》，第 506頁。）但是，在抗戰伊始我黨就鮮明指出並反復強調：“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 ”，“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的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游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的責任”。抗日戰爭“長期而且殘酷，游擊戰隻有向運動戰發展才能適應這樣的戰爭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327、327、259頁。）游擊戰能夠發揮牽制日軍、消耗日軍、配合正面作戰的偉大戰略作用，但是，“游擊隊因兵力少而突擊力弱，不如正規軍的兵力強大，特別是不如它能夠嚴密組織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在統一指揮之下執行艱巨的任務。所以游擊隊在軍事上不能解決戰略任務而是起一種輔助的作用 ”（《劉伯承軍事文選》，戰士出版社 1982年版，第83頁。）。要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軍主要還是要靠運動戰。朱德是我軍公認的游擊戰專家，他充分認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運動戰是解決抗日戰爭勝負的主要手段的論斷，他指出：“游擊戰是不能解決最后勝負問題的，它隻能使敵人受著其一部分的損失，某些時間的延滯，增加某些困難。”在對日作戰中，“要取得部分的較大的勝利，必須配備適當的正規部隊，在廣大游擊隊的掩護隱蔽之下，採取運動戰，以突然的襲擊，短時期間的解決戰斗，是可以逐漸消滅敵人的 ”。（《朱德軍事文選》，第 326頁。）而在戰略反攻階段，為著最終徹底戰勝日本侵略軍，“八路軍、新四軍要准備在抗戰后期實行從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爭的戰略轉變”（《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81頁。）。

二、抗日戰爭中運動戰與游擊戰的關系

運動戰和游擊戰是抗日戰爭中我軍的主要作戰形式，因為敵強我弱，“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游擊戰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329頁。）。朱德在長期領導抗日戰爭的過程中，形成了對運動戰、游擊戰關系的深刻認識，成為朱德運動戰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游擊戰是運動戰取勝的主要條件

游擊戰可以有效配合運動戰，“對於打運動戰的正規軍隊，游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幾乎是保証其取得勝利的最主要條件”（《朱德軍事文選》，第 346頁。）。朱德認為，游擊戰不僅配合我主力軍在敵后戰場的運動戰，也可以配合友軍在正面戰場的運動戰，游擊戰對運動戰的配合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牽制分散敵人。游擊戰牽制分散敵人不僅體現在戰役戰斗上的直接配合，更體現在戰略上的間接配合，正如朱德指出的：“配合有直接、間接兩種，直接配合則效速，間接配合則效遲。”（《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1063頁。）在具體戰役戰斗中，通過開展敵后游擊戰，“以靈活的動作迷惑分散疲憊敵人，造成正規軍各個打擊消滅敵人的有利條件”（《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65頁。），從而“使我正規軍得以採取大步前進、大步后退的戰術原則，求得運動戰的機會”（《朱德軍事文選》，第 304頁。），並在正規軍運動殲敵之時，阻擊敵人的增援部隊。游擊戰牽制分散敵人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通過深入敵后開辟戰場，廣泛發動群眾進行大規模游擊戰爭，“游擊隊在敵后積極活動，敵人就不得不派兵守衛其后方，這就牽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傳》（修訂本），第 476頁。），便於正規兵團在有利情況下展開運動戰。敵后游擊戰的戰略牽制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正如 1940年 6月 20日朱德在《華北抗戰的總結》中指出的：“我們現在單在華北就牽制了敵人十個師團和十二個旅團，守備隊、鐵道隊、偽軍和‘皇協軍’都還不在內。 ”（《朱德軍事文選》，第 394頁。）1945年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中進一步指出：“解放區戰場抵抗的敵偽力量，到一九四三年竟佔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朱德選集》，第 139頁。）這既是抗日游擊戰對運動戰的有效配合，更是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偉大貢獻。

二是擾亂調動敵人。日軍作為一支現代化軍隊，對后方補給高度依賴，“這是由於糧食、武器、彈藥、汽車和一切機械兵種各種需要之極度增大而來的”（《朱德軍事文選》，第 360頁。）。特別是對其機械化部隊而言，因為“必須有足夠的運輸工具與道路，接濟給養、彈藥、汽油、藥品和輸送傷病員等等”（《朱德選集》，第 53頁。），所以后方補給可謂其命脈所系。而游擊戰中“對敵人后方聯絡線之一切設置——兵站、醫院、鐵路、橋梁應不斷給以襲擊、破壞和扑滅”，可使日軍“得不到后方的接濟，得不到兵員、彈藥、汽油的補充，即使有新式武器和強大部隊，就統歸無用”。持久廣泛地開展敵后游擊戰，不僅可有效削弱敵人的戰爭力量，也可打擊其官兵戰斗意志，“使敵人士氣消沉，這就已經給了我國正規軍以幫助了”。（《朱德軍事文選》，第322、322、346頁。）　不僅如此，游擊戰也可以在戰役戰斗上，通過破壞交通、圍攻敵小部隊、小據點，調動敵人增援從而為運動戰實施圍點打援，殲敵於運動之中創造良好條件。1938年 2月 4日，朱德與彭德懷致電聶榮臻即指示：“以小部隊積極在兩條鐵路活動，以各種方法引誘敵人進攻，以便利主力殲滅一、二路。”（《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41頁。）7月3日，他與彭德懷致電毛澤東、滕代遠、周恩來、葉劍英再次指出：“消滅正太路沿線敵人，徹底破壞路基，調動敵人增援，求得較大運動戰消滅敵人。”（《八路軍文獻》，第 204頁。）因此，游擊戰的開展，可以在戰略上為正規軍集中兵力運動殲敵打下基礎。

三是偵察敵人情況、隱蔽我正規軍行動。由於運動戰多是以大踏步進退來殲滅運動之敵，對情報要求非常高，而分散、廣泛的游擊戰能有效偵察敵軍動向，為運動戰提供准確的情報支援。更重要的是發揮戰場情報遮蔽作用，為正規軍出其不意攻擊運動之敵、分散之敵、立足未穩之敵創造條件。朱德指出：“對於打運動戰的正規軍隊，游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幾乎是保証其取得勝利的最主要條件，因為它可以隱蔽我正規軍的運動”（《朱德選集》，第 37頁。），我正規軍可以“在廣大游擊隊的掩護隱蔽之下，採取運動戰”（《朱德軍事文選》，第 326頁。）。

（二）游擊戰與運動戰深度融合

抗日戰爭初期，朱德非常重視和強調游擊戰與運動戰的深度融合，他指出：“抗日游擊戰爭雖然與抗日正規軍的戰爭有著區別，這兩者之間也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存在。”“游擊戰和運動戰不但在戰役中應當互相配合，實際上這二者也常常是互相推移變化的。”（《朱德軍事文選》，第341、369頁。）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將游擊戰、運動戰深度融合的軍事術語。1937年 10月 4日，他與彭德懷、任弼時致電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等並報毛澤東：各師應努力壯大自身以“更適宜於我軍進行山地運動游擊戰爭的戰斗任務”（《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06頁。）。1939年 1月 17日，他與楊尚昆致電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指出 :“軍隊各集團應以主力採取主動積極的靈活的運動游擊戰術，求得部分地逐次地消滅敵人。”（《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853頁。）游擊戰與運動戰的深度融合主要體現在抗日戰爭中游擊戰與運動戰的靈活轉變。朱德認為，游擊隊不僅可以破壞交通、劫奪糧械，消耗和分散敵人兵力，也可以集中兵力消滅分散之敵，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般游擊戰也可以說是小的運動戰，而且，事實上幾個游擊隊也常常聯合起來，在敵人進攻時或運動戰時，突然集中力量消滅其一股。這種打法，實際就是運動戰”（《朱德選集》，第 62頁。）。相反的，“正規軍隊，隻要它與群眾有著很好的聯系，得到群眾的同情與擁護，它也可以分派出小的甚至相當巨大的部隊，進行游擊戰爭”（《朱德軍事文選》，第 346頁。）。從一定意義上說，抗戰初期我軍開展的游擊戰、運動戰之間並沒有本質性的重大區別，因此在實際作戰中也表現出深度融合的特點。

（三）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

由於游擊戰不能最終擔負解決戰爭勝負的戰略任務，因此游擊戰必須不斷向運動戰轉變。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成正規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327頁。）由於日本侵略軍屬於現代化軍隊，遠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國民黨軍隊能比，所以抗日游擊戰最終必須向正規化運動戰而非游擊性運動戰轉變，這種轉變不僅是打贏抗日戰爭的需要，也是人民軍隊自身發展的需要。

實現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是我黨我軍在抗日戰爭初期就確定的戰略任務，貫穿於整個戰爭進程，因此，“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必須明確地認識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堅持向運動戰發展的方針，並有計劃地執行之”。這種轉變的主要表現，是游擊隊逐漸發展為正規兵團，“在長期的戰斗中很可能使游擊隊受到必要的鍛煉，逐漸變成正規的部隊，因而作戰的方式也逐漸正規化”（《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259頁。）。

在戰略防御和戰略相持階段，“抗日游擊戰爭能夠為正規軍創造優良的后備軍和新的兵團”（《朱德軍事文選》，第 346頁。） 。我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是在紅軍的基礎上組建的，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的鍛煉，作戰經驗非常豐富，而且成員都“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不是為了個人的利欲，而是為了民族的生存，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幾乎是赤手空拳地起來搏斗”，因而具有良好的政治、軍事素質，“補充到國民革命軍中或者創立成為新的兵團，他們的勝任愉快是毫無疑問的”。（《朱德軍事文選》，第 347頁。）在此期間，我軍一直注意發展游擊隊來擴充主力部隊。1937年 11月 4日，朱德與彭德懷、任弼時發出關於擴軍工作的指示，指出 :“組織的游擊隊，應多派干部進去，加強軍政教育和鞏固工作，爭取大部分整批加入主力。”（《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06頁。）此后朱德又與黨和軍隊其他領導人多次發出整頓游擊隊擴充主力的指示。隨著游擊隊不斷向正規兵團發展，正規兵團規模增加很快，“由出師時的 5萬余人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 132萬余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十年》，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 189頁。），“至大反攻前主力軍的比例已佔我軍總數的 65%”（《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 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 492頁。）。

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后，為適應戰略需要，我軍加快了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的速度。1944年 4月 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現在的任務是要准備擔負比較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准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945頁。）在 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朱德進一步明確：“為了准備反攻，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正規兵團、地方兵團與民兵自衛軍的訓練 ”（《朱德選集》，第 179頁。），並在前期游擊隊正規化、正規軍主力化的基礎上，抽調部隊組建可以跨區域遂行中大規模運動戰的強大野戰軍。1945年 8月 11日，中共中央在《關於日本宣布投降后我黨任務的決定》中明確要求：“各地應將我軍大部迅速集中，脫離分散游擊狀態，分甲乙丙三等，組成團或旅或師，變成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教育學院訓練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資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 1988年編印，第 40頁。）

與此同時，我軍還集中進行軍政整訓，實現部隊作風紀律和作戰方式的正規化。 1944年7月 1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朱德等審定的《關於整訓軍隊的指示》，明確要求：“在現有的物質基礎上與戰爭生產間隙中，整訓現有軍隊，把我軍的軍事訓練與政治工作極大地提高一步。 ”（《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1165頁。）10月 12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加強全黨練兵與軍隊大整訓之決定》，號召全黨全軍研究戰爭、學習軍事，進行大練兵，要求在冬季四個月至少整訓 60%的主力兵團、30%的游擊隊。（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十年》，第 181頁。）中共七大進一步強調：“各戰略單位要組織在現有技術戰術的基礎上提高炮兵、工兵技術的學習，和研究現代戰爭的戰術 ”，尤其是“主力兵團的訓練，要注意准備其向運動戰的逐漸轉變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3頁。）戰略反攻階段，朱德與黨和軍隊其他領導人共同領導全軍連續進行大規模軍政整訓，提高了官兵的戰術技術水平，基本實現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

三、抗日戰爭運動戰的基本原則

朱德在領導、指揮我軍進行運動戰，協助、指導友軍進行運動戰的過程中，形成了抗日戰爭運動戰的一系列原則，並在作戰實踐中對這些原則不斷改進、完善，豐富了抗日戰爭運動戰的思想。

（一）保持和爭取自己的主動地位

保持和爭取自己的主動地位，是朱德關於抗日戰爭運動戰原則的核心問題，各種作戰原則均服從、服務於這一原則。朱德指出：“如能經常保持主動，雖劣勢之兵力，亦能戰勝強敵”（《朱德軍事文選》，第 306頁。），“隻有爭取主動就利避害的機動戰才能致敵人於死命 ”（《朱德軍事文選》，第 385頁。）。保持和爭取自己的主動地位最根本的是尋求有利條件下的戰斗，不斷消滅敵人。隻要我軍“能進行大的運動戰，每月進行幾次較好的戰斗，那末，敵人后方及側翼與敵人的行動，各處感覺威脅，處處警戒，使敵處處處於被動地位，我則處處處於主動地位”（《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44頁。）。而當遭我軍攻擊的敵人“已站穩了腳，無消滅的把握時，應迅速脫離戰斗，轉移突擊方向，以免被敵吸引 ”（《朱德軍事文選》，第 297頁。），同時應努力避免與敵人進行正面對抗，“奇襲、伏擊、夜襲勝過正規對戰 ”（《朱德軍事文選》，第 306頁。）。在作戰中部隊如果遇到敵人進攻，應避免糾纏，“隻以極小部分與敵作有彈性的周旋，主力應隱蔽地迅速地轉向敵側后突然襲擊 ”（《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40頁。）。萬一被迫而應戰，“應毫不留戀地向安全及便利於進行作戰地帶撤退 ”（《朱德軍事文選》，第 316頁。），切實做到“它打我不打，它不打我打 ”（《朱德軍事文選》，第 336頁。），始終掌握作戰的節奏和主動權。

朱德還認為，運動戰要保持和爭取自己的主動地位，不僅需要遂行運動戰的正規兵團自身努力，也需要游擊隊和廣大群眾的緊密配合，特別是要通過廣泛、持久的游擊戰分散、消耗敵人，為運動戰保持和爭取自己的主動地位創造良好的基礎條件。他指出：“發動群眾游擊戰爭與在敵人后方建立小塊小塊的根據地，來分散敵人力量，削弱和疲憊敵人，這是戰略上著眼爭取主動，造成戰役上各個擊破敵人，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朱德軍事文選》，第 306頁。）　

（二）主動、靈活、適時地進攻敵人

主動、靈活、適時地進攻敵人，是朱德關於抗日戰爭運動戰的重要原則。 1939年 12月27日，他與左權、楊尚昆致電陳士榘、林楓並報中共中央書記處：“把握游擊戰、運動戰的原則，要主動、靈活、適時地進攻敵人。 ”（《八路軍文獻》，第 435頁。）這一原則包含了三層含義：

一是要發揮我軍敢於戰斗的精神，積極進攻敵人。雖然由於抗戰初期綜合實力特別是軍力對比上的敵強我弱，我軍需要在戰略上採取防御態勢，但在戰役戰術上必須堅持積極進攻。正如朱德指出的：“戰略是守，戰術是攻。運動游擊是進攻的戰役戰術，這種戰斗要以攻為守，處處爭取主動。 ”（《朱德軍事文選》，第 338頁。）“隻有在運動戰中解決了敵人，打擊了敵人，才是達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 ”。面對裝備現代化武器特別是重型火炮和空中力量的日軍，“隻曉得擺在一個陣地上拼消耗，這無異幫助了敵人發揮現代技術的威力”。（《朱德軍事文選》，第 304頁。）

二是要精選進攻對象和時機，從而“以小的犧牲換很大的勝利 ”。總的要求是“乘敵在運動中或敵立足未穩時，集中優勢兵力，以堅決、勇猛、迅速的手段殲滅敵人 ”，對於運動中的敵人則“主要的是突擊其后尾部隊而不是突擊其先頭 ”。如果敵人已經駐止並建立了堅固的防御工事，則“應向之佯動，誘動其他方向敵之增援，求得在運動中突然襲擊增援之敵”。（《朱德軍事文選》，第305、304、297、298頁。）

三是發揚果斷決策、雷厲風行的戰斗作風，堅持“指揮的機動性 ”。由於運動戰戰況瞬息萬變，“指揮官下達命令，以具有命令的機動性為原則，對下級不下死命令，處處給下級指揮官留活動余地 ”，否則一線指揮員就不可能根據戰況適時選擇進攻對象和時機，同時一線指揮員也應“詳察上級指揮官的意旨與企圖，隨機應變，因時制宜 ”。（《朱德軍事文選》，第 337頁。） 當然，“指揮的機動性”是以積極進攻、消滅敵人為前提的，絕不能以此為借口消極作戰，甚至逃避作戰。

（三）戰役、戰術方面必須以強攻弱

以強攻弱原則是朱德對我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作戰原則的重大發展，是從抗日戰爭的實際情況出發所提出的重要運動戰原則。正如朱德指出的：抗日戰爭“戰略方面我們還是以弱抗強，然而，在戰役或戰術方面，我們必須求得以強攻弱，即使在戰役上自己的力量小於敵人，也要求得從戰術上來解決以多勝少的問題 ”（《朱德軍事文選》，第 305頁。）。抗日戰爭運動戰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戰役、戰術方面以強攻弱：

一是在敵我力量對比上集結優勢兵力消滅分散薄弱之敵。也就是要調集優勢兵力，通過迅速、隱蔽的機動，“突然包圍襲擊薄弱之敵而消滅之 ”（《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40頁。）。當敵人處於集中狀態，則以游擊隊或“少數兵力鉗制敵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採取迅速、堅決、勇猛的手段從敵側后突擊，首先消滅敵一部 ”﹔當戰斗開始后，應“集中主要兵力、武器於選定的突擊方向、突擊點”，（《朱德軍事文選》，第305、298頁。）在其他方向盡量節約兵力，主要是“對次要方向，隻須以少數兵力以積極動作把敵人鉗制起來”（《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65頁。）。

二是要揚長攻短。朱德指出：“敵人的長處，主要是技術的優良，我亦避其長而攻其短”（《朱德軍事文選》，第 305頁。），在夜晚、山地行軍等敵技術裝備難以有效發揮作用的時間、地點發起攻擊，一旦與敵接觸就要立即發起沖鋒，進入白刃戰，雙方糾纏在一起，使敵無法使用火炮、空中力量等技術裝備，“一開始就求得白刃戰，是避開敵人技術優勢的最好辦法”（《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65頁。）。

（四）在敵寇外線包圍中尋求機動機動是運動戰的重要基礎，“運動戰是允許大踏步地進退 ”（《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765頁。），“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前進和后退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326頁。）。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運動戰往往誘敵深入在根據地內進行內線機動不同，朱德從抗日戰爭的實際情況出發，強調抗戰時期的運動戰必須突出和堅持在敵寇外線包圍中尋求機動。

就戰略上而言，我軍主要不是在內線、在正面戰場進行運動戰，而是在外線、在敵后戰場實施運動戰。朱德認為，整個中國軍隊都應該向外線進行戰略機動，將戰爭引向敵人大后方，“在全國的范圍的機動戰的原則，應當是在敵寇外線包圍中尋求機動 ”。當我軍大踏步前進遂行進攻行動時，“各兵團以機動、堅決、勇敢，乘敵分進之際集結優勢兵力，從敵側背給敵以各個打擊與殲滅 ”﹔而“在敵人的分進合擊中，應在敵諸支隊之暴露的外側翼實行機動，以避敵之合擊 ”。（《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895、783、 734頁。）不僅如此，還可通過“繞到敵人的后方，把退卻變為進擊敵人”（《朱德軍事文選》，第 338頁。），轉守為攻。

（五）了解敵情是戰勝敵人的基本條件

抗日戰爭中的運動戰，由於敵強我弱及戰況瞬息萬變，對了解敵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939年 11月 26日，朱德在《加強諜報工作的通令》中特別指出：“了解敵情是作戰指導、戰勝敵人﹝的﹞重要基本條件之一。 ”（《八路軍文獻》，第 406頁。）為此，應在平時就大力開展偵察工作以切實了解敵情，“在群眾中建立自己的耳目，特別在沿鐵道線上和可能來敵之主要方向 ”﹔“嚴格建立偵察隊及通訊聯絡，以便能及時發現和傳達敵情而利於我軍的機動 ”﹔（《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734、 765頁。）在敵佔區的維持會等日偽組織中廣泛發展諜報組織，保証對敵情的充分、及時了解﹔“在一般手段無效時，必須派遣有力之偵察部隊進行武力偵察，或派潛伏偵探專事捕獲敵人及敵文件，以求得了解敵情”，特別是要重點了解敵人的部隊番號、兵力、兵種、企圖以及他們“在地方上一切軍事、政治的活動”。（《八路軍文獻》，第 406頁。）在戰時更應加強警戒，及時發覺敵對我之一切企圖，因為如不能及時了解敵人動向，部隊就會“經常受敵襲擊，不但挫傷士氣，而且有覆滅危險 ”（《朱德軍事文選》，第 316頁。）。除了了解敵情外，還要對戰場的具體地形環境等進行詳細偵察，這也是保証進攻行動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

朱德著眼於抗日戰爭的實際情況，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軍運動戰的戰法和原則進行了改進和發展，在領導、指揮抗日戰爭運動戰的實踐中不斷總結、升華，發展了運動戰思想。這一思想充分體現了抗日戰爭運動戰的特點和規律，對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軍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同時也充實和完善了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

〔作者朱之江，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思想與軍事歷史系教授﹔陳文峰，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思想與軍事歷史系講師，江蘇南京 210003〕

（責任編輯：高長武）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