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群眾戰思想的形成、發展和運用

朱德群眾戰思想的形成、發展和運用

於化庭

[摘要]朱德的群眾戰思想是我們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的重要內容，是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朱德認為，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就是群眾戰，就是實現革命的武裝斗爭和群眾斗爭的緊密結合，通過廣泛發動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戰勝強大的敵人。朱德的群眾戰思想在工農武裝割據斗爭中逐步形成，在貫徹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中繼續得到運用和發展，在黨的七大路線指引下得到進一步豐富並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它是不斷發展的軍事指導理論，隨著戰爭形態、作戰方式、戰略目標的變化，革命的武裝斗爭和群眾斗爭相結合的范圍和形式也在不斷發展變化，我軍在戰爭實踐中實行群眾戰的形式和內容也隨之發展變化。

朱德的群眾戰思想是我們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的重要內容，是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朱德群眾戰思想的形成、發展和運用進行分析和探討，有助於加深對群眾戰思想的理解，也利於深入總結人民戰爭的寶貴歷史經驗。

一、在工農武裝割據斗爭中逐步形成

在井岡山革命斗爭中，朱德和毛澤東密切配合，不斷總結武裝斗爭經驗，把革命的武裝斗爭與根據地的群眾斗爭緊密地結合起來，不僅逐步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而且也形成了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割據斗爭局面。這就使紅軍依托根據地所進行的武裝斗爭，具有鮮明的群眾性特點，即主要依靠人民群眾的密切配合，來打破敵人的“進剿”“會剿”“圍剿”，從而能夠取得對優勢敵人作戰的勝利。

朱德在深入總結南昌起義之后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我們黨的一些軍事骨干“當時隻有北伐戰爭的經驗，缺乏游擊戰爭的經驗，不知道把軍隊在群眾中扎根，不知道到處‘下蛋’，壯大自己力量。結果，組織起來的軍隊，雖然英勇，卻容易打光”（《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6 頁。）。而井岡山斗爭的經驗表明，通過工農武裝割據斗爭，紅軍依靠人民群眾，開展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武裝斗爭，就能夠不斷取得勝利。

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斗爭中取得的勝利，使朱德深深認識到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正確性。朱德曾這樣評價道：“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觀點，到處撒種子，武裝群眾，採取母雞下蛋的辦法，所以革命力量發展很快。”（《朱德選集》，第129 頁。）這就生動地指出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本質特點，是通過開展土地革命，發動廣大群眾，再武裝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使割據地區成為革命根據地。人民群眾為保衛革命根據地而進行的武裝斗爭，必然是群眾性的武裝斗爭，也就是實行群眾戰。

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的存在和發展問題，使中國革命從此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也為中國革命的武裝斗爭指明了正確方向。毛澤東曾經指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復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88頁。）正是在工農武裝割據斗爭中，朱德把革命的武裝斗爭必須與群眾斗爭緊密結合的問題，提升為理性認識。在總結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斗爭這段歷史的經驗時，朱德指出：到井岡山以后，“就開始注意到了武力和人民相結合、革命的武裝斗爭和群眾斗爭相結合”（《朱德選集》，第 393頁。）。這就精辟地闡明了朱毛紅軍指導武裝斗爭的基本思路，是努力實現武裝斗爭和群眾斗爭的緊密結合，即實行群眾戰。當然，朱德所說的“武力”是廣義的概念，包括武裝力量、武裝斗爭、武裝群眾等，這裡所說的“群眾斗爭”包括人民群眾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需求和為之奮斗的努力。

在朱毛紅軍從井岡山向贛南閩西轉移期間，由於離開了根據地，離開了人民群眾的支援，紅軍沿途遇到極大的困難，直到在閩西地區站住腳跟，建立起閩西根據地之后，才使工農武裝割據的形勢得到新的發展，紅軍指戰員也深刻體會到依托革命根據地、實行群眾戰的重要性。此后，從根本上講，朱毛紅軍所進行的武裝斗爭都是在群眾戰思想指導下進行的群眾戰。在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斗爭期間，群眾戰思想得到了反復的實戰檢驗，朱德也多次論述反“圍剿”作戰中實行群眾戰的經驗。

紅軍的反“圍剿”作戰實踐，証明了紅軍必須實行群眾戰，才能打破敵人的“圍剿”。在總結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的經驗教訓時，朱德明確指出：“一、二、三次反‘圍剿’，是中國很好的革命戰爭經驗。主要一點是在於依靠群眾。三次反‘圍剿’，我們都是為了群眾，又很好地依靠了群眾。”（《朱德選集》，第 131頁。）從第一次反“圍剿”開始，朱德就完全同意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朱德對於採取誘敵深入方針的優越性有深刻的體會，他指出：“在根據地內實行群眾的戰爭，想怎麼打就怎麼打。”（何長工：《難忘的歲月》，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14頁。）事實上，紅軍能夠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主要是充分發揮了根據地良好的群眾條件，當敵人進入中央蘇區后，就完全陷入被動地位，不斷受到消耗和襲擾，而紅軍卻能夠如魚得水，以逸待勞，可以在有利的條件下突然包圍殲滅敵人一部，逐步實現殲滅敵人、粉碎敵人“圍剿”的目的。

1933年 2月，第四次反“圍剿”作戰開始，由於在此前的寧都會議上，否定了毛澤東、朱德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並把毛澤東排擠出軍事指揮崗位，所以這次反“圍剿”作戰主要是由朱德和周恩來指揮的。當時，貫徹“左”傾錯誤方針的蘇區中央局不顧實際情況，命令紅軍主力強攻敵人堅固設防的南豐、南城。朱德、周恩來運用前三次反“圍剿”作戰的成功經驗，根據戰場實際情況，把強攻改為佯攻，主力部隊調往根據地的黃陂山地設伏，由於當地群眾幫助封鎖消息，敵人對紅軍的調動毫無察覺。當敵人兩個師的兵力進入紅軍伏擊圈后，經過兩天激戰，紅軍殲滅了敵人第五十二師和第五十九師大部﹔隨后，紅軍又在草台崗附近設伏，殲滅了敵人第十一師大部，迫使其余敵人迅速向臨川撤退，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就被打破了。這是運用群眾戰思想指導紅軍作戰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1933年 9月，蔣介石調集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由於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已經由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並完全掌握了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的領導權。臨時中央在戰略指導上不進行反“圍剿”的准備工作，在軍事指揮上又完全聽從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顧問李德的指揮，採取“御敵於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戰略方針，把原來蘇區反“圍剿”作戰的成功經驗完全拋棄，根本不依靠人民群眾，竟然提出“以堡壘對堡壘”的口號，與敵人打陣地戰，這就使紅軍完全失去了優勢條件。最后，中共臨時中央又採取逃跑主義政策，倉促放棄中央蘇區，使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艱苦卓絕的兩萬五千裡長征。對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朱德明確指出：“完全是洋教條，把過去蘇區反‘圍剿’的經驗拋得干干淨淨。……軍事上的教條主義，伴隨著其他方面的教條主義，使革命受到嚴重損失。”（《朱德選集》，第132頁。）反“圍剿”作戰的實踐檢驗，從正反兩個方面証明，隻有使革命的武裝斗爭和群眾斗爭相結合，充分發揮紅軍的優勢條件，才能戰勝強大的敵人，奪取反“圍剿”作戰的勝利。也就是說，紅軍必須實行群眾戰，才能粉碎敵人的“圍剿”。由此，積極開展群眾戰的思想就成為黨和人民軍隊進行革命斗爭的一條寶貴經驗。

二、在貫徹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中 繼續得到運用和發展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確立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簡稱全面抗戰路線），反對國民黨當局推行的片面抗戰路線。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實際上就是開展人民戰爭的路線。

朱德率領八路軍出師抗日后，為貫徹黨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和與之相適應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戰略方針，堅持動員和依靠人民群眾、團結友軍共同抗日，通過廣泛深入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逐步開辟了華北敵后戰場，堅持長期的敵后抗戰。為了使抗日的武裝斗爭與抗日的群眾斗爭緊密地結合起來，朱德到達抗日前線后，在全局指導上繼續運用和發展群眾戰思想。當然，由於抗戰期間人民群眾的范圍包括了國民黨當局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所有成員，所以在全民族抗戰中實行群眾戰的范圍更加廣泛，具體作戰方式也有了相應的發展。

為了在全民族抗戰中繼續運用群眾戰思想，廣泛動員和依靠人民群眾抗戰，朱德採取了三個重要步驟。一是明確戰區作戰任務，爭取有利的作戰條件。朱德在與閻錫山的商談中，提出必須動員人民群眾參加抗日的要求，使閻錫山同意採取一些開明措施。比如，同意八路軍駐區的群眾工作由八路軍負責﹔對不積極抗戰的縣長可以更換﹔允許給游擊隊發槍﹔允許在八路軍工作地區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等等。這就為八路軍爭取到廣泛發動群眾的有利條件。二是力求首戰告捷，堅定戰區軍民戰勝敵人的信心。在戰區友軍不斷撤退、廣大群眾急需樹立抗戰信心的時候，朱德決定在山西先打一個勝仗，以堅定抗戰勝利的信心。為此，朱德指揮剛剛到達最前線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在日軍進攻平型關的友軍陣地時，向進攻之敵的側后方出擊。第一一五師通過巧妙設伏，取得了平型關大捷。這次勝利使八路軍在全國人民心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獲得了戰區群眾的極大信任。三是迅速完成戰略展開，依托山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平型關戰斗之后，朱德結合戰區賦予的作戰任務，指揮八路軍部隊迅速實施戰略展開，使八路軍各部隊依托山區，實行分散配置，全力開展群眾工作，很快在山西站穩了腳跟。

在太原會戰期間，朱德指揮八路軍以游擊戰為主要作戰形式，與友軍共同擔負會戰任務。其中，在忻口戰役中，當正面陣地剛剛遲滯了日軍的進攻，部署在右翼方向的八路軍部隊就於1937年10月6日奉命向日軍側后出擊。第一一五師獨立團很快攻佔了敵后的淶源縣城﹔第三四四旅連續收復靈丘、廣靈兩座縣城，並襲擊了沙河鎮的日軍，攻佔了繁峙縣城﹔獨立團等部在廣靈以南殲敵100多人，乘勝收復了蔚縣、渾源、陽原等縣城。第一二○師雁北支隊於10月上旬相繼收復了井坪和平魯縣城，並在同蒲路大同至朔縣段積極展開破襲戰﹔第三五八旅一部襲擊並收復寧武縣城、伏擊敵人運輸隊﹔該旅主力於10月14日攻佔崞縣西南的大牛店，隨即兵分兩路乘勝進襲，一路對當面日軍發動襲擊，斃傷日軍100余人，一路深入日軍側后，在雁門關以南實施伏擊戰，共斃傷日軍500余人。正在向前線開進的第一二九師第七六九團，於10月19日夜偷渡滹沱河，襲擊了日軍陽明堡機場，共擊毀日軍飛機24架，並破壞了機場。八路軍的積極作戰行動擾亂了日軍的后方部署，截斷了日軍的交通線，有效配合了正面友軍的作戰。

在太原會戰中的晉東防御戰后期，由於日軍已經突破晉東防線，在緊急情況下，蔣介石決定向娘子關方向增援，命令鄧錫侯率川軍3個師火速增援晉東，同時電令朱德將林彪、劉 伯承等師由晉北轉移到晉東，歸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指揮，阻擊日軍西進。這樣，朱德就命令第一二九師主力火速向娘子關東南地區的敵軍側后挺進，以配合友軍阻敵西進。劉伯承根據對戰場形勢判斷，決定在日軍必經之路上的七亙村附近設伏，通過伏擊敵人，來鉗制日軍的進攻。陳賡奉命指揮第七七二團一個營，於 10月 26日拂曉前進入伏擊陣地，在當天的伏擊戰中殲滅日軍輜重隊共 300余人，繳獲騾馬 300多匹。由於敵人急於沿正太路進攻，劉伯承判斷敵人必然仍走原路，陳賡奉命率該部於 10月 28日再次在七亙村附近設伏，又殲滅日軍輜重部隊 100余人，繳獲騾馬數十匹。這就是著名的七亙村重復設伏。

由於晉東戰局急轉直下，為阻止和遲滯日軍西進，八路軍總部於 10月 28日率第一一五師師部和第三四四旅迅速南下，統一指揮第一二九師和第一一五師主力，對沿正太鐵路西犯的日軍展開連續作戰。通過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和第一一五師在黃崖底、廣陽關、封戶村等地的連續配合作戰，給進攻的日軍以沉重打擊，共殲敵 2000余人，從而延緩了日軍西進的速度，為潰敗的國民黨軍爭取到近一個星期的撤退時間。太原淪陷后，隨著華北抗戰形勢發生明顯變化，已經呈現出：“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88頁。）　

面對這樣的局面，八路軍調整了作戰戰略，迅速完成戰略展開，在開展游擊戰的基礎上，廣泛發動群眾創建抗日根據地。 11月 11日，朱德在遼縣石拐鎮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會議。會議決定：第一一五師除聶榮臻率領一部分部隊留在晉察冀地區創建根據地之外，主力迅速轉移到汾河流域和晉南，開展群眾工作，並留一部在太行山區，配合第一二九師在晉東南依托太行山脈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第一二○師仍然留在晉西北地區，主要活動於同蒲鐵路北段，深入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在堅持華北敵后抗戰的各項部署基本完成后，朱德、彭德懷於 11月 16日致電蔣介石，明確表示：“唯有本著持久抵抗方針，更能獲得世界人士精神與物質之贊助，則最后勝利必屬我中華民族。我軍自 10月以來恢復正太路以北、平漢路以西二十余縣﹔我軍誓與華北同胞抗戰到底。 ”（《朱德年譜》（新編本）（ 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 714頁。）這就向國民黨方面表明了態度：八路軍不向西北西南大后方撤退，決心留在華北敵后堅持持久抗戰。

根據八路軍總部的部署，八路軍各師分別在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個地區完成戰略展開，然后同地方黨組織緊密結合，逐步建立起各級抗日民主政權，通過深入發動群眾，建立起地方武裝和民兵、游擊隊，使抗日的武裝斗爭與抗日的群眾斗爭相結合，不斷粉碎日軍圍攻，進而創建了鞏固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此后，八路軍各部隊就以敵后抗日根據地為依托，向群眾廣泛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使抗日游擊戰爭成為貫徹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實行全民族抗戰的主要斗爭形式。

這期間，朱德在領導敵后抗戰中繼續運用和發展群眾戰思想，並深刻闡明了抗日游擊戰爭的群眾戰性質。朱德指出：“我們一切力量都出於群眾身上，一切辦法也都由群眾創造出來。我們依靠居民中的群眾與軍隊中的群眾的力量，戰勝了敵人，戰勝了一切困難。我們沒有別的本事，我們的本事就隻有同群眾密切結合在一起。 ”（《朱德選集》，第 94頁。）在 1938年初發表的《論抗日游擊戰爭》中，朱德把抗日游擊戰爭的性質定義為抗日的大眾戰及民兵戰，從而深刻揭示出其群眾戰的本質。朱德指出：“抗日游擊戰爭，本質上是抗日的群眾運動，不過它是群眾抗日斗爭的一種最高方式罷了。離開了群眾，就根本談不上抗日游擊戰爭，而抗日游擊戰爭的全部秘密就在乎它是一種群眾運動。 ”（《朱德選集》，第 32頁。）他還指出：抗日武裝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就“好比魚和水的關系一樣，魚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長大，抗日游擊隊有了群眾依托才能生存和長大”（《朱德選集》，第 41頁。）。

整個華北敵后戰場在中共中央華北局和八路軍總部的領導下，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不斷取得進展，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得到了較好的貫徹，敵后抗日根據地也得到發展和鞏固。朱德在 1938年 11月的一次講話中指出：“全民的全面抗戰，過去沒有做到，現在已經逐步地向著這條路上走了。廣大民眾的組織的發動，軍民打成一片等現象的形成，這都是走上全面抗戰的基礎。這種形勢，完全是由於民眾保衛他們的家鄉的動機促成的。因此，我們的隊伍越打越多，越打越強，運用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疲我打的各種方法去對付並打擊敵人，陷敵於疲於奔命的狀態。”（《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7年版，第336頁。）

1940年朱德奉命返回延安之后，深入總結了華北敵后抗戰實行群眾戰的基本情況，明確指出：“我們發動了華北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參加抗戰。他們不但已組織起來，而且在近三年的斗爭中已鍛煉成為獨立的偉大力量，成為華北一切抗戰工作之基礎。我們在廣大群眾參戰的基礎上大大地消耗了敵人，同時在戰斗中發展了人民武裝。我們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建立了廣大的華北抗日根據地。”（胡月：《朱德與抗日戰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 129頁。）這是對群眾戰思想在貫徹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中得到運用和發展情況的基本概括。

三、在黨的七大路線指引下得到進一步 豐富並發揮指導作用

群眾戰思想是在人民戰爭實踐中形成、發展並不斷豐富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黨的七大是一個重要的節點。黨的七大明確指出：“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毛澤東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03頁。）從這樣的要求出發，黨在領導軍事斗爭中就必須深入開展群眾戰。

為了使群眾戰思想的指導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朱德在七大軍事報告中對群眾戰思想的基本理論問題作出了明確闡述。比如，對群眾戰與人民戰爭的關系，朱德明確指出：“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就是群眾戰。”（《朱德選集》，第 152頁。）也就是說，人民戰爭的勝利，必須實現革命的武裝斗爭和群眾斗爭的緊密結合，通過廣泛發動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戰勝強大的敵人。

隻有通過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和奮斗，真正滿足人民群眾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訴求，才能取得群眾對革命的支持，才能發動千千萬萬人民群眾投身革命，開展人民戰爭。而隻有在實行人民戰爭的前提下，才有實行群眾戰的可能。這就是朱德指出的：“軍事是和政治、經濟相關聯的東西。人民戰爭的基本內容就是群眾戰，而有了上述的一切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東西，才有實行這種群眾戰的可能。 ”（《朱德選集》，第 152頁。）朱德在七大軍事報告中的這些論述，既是對實行群眾戰基本條件的理論概括，也是對群眾戰思想在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中的地位的明確界定。

為了深入闡明群眾戰與人民戰爭的關系，朱德在七大軍事報告中通過對解放區戰場情況的全面分析，指出了各解放區戰場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方面的實際情況。由於解放區戰場能夠實行以群眾戰為基本內容的人民戰爭，所以解放區戰場就能夠在對日反攻中不斷取得戰場作戰的勝利。他強調指出：解放區戰場所實行的“這種群眾戰的特點，就是不但有人民大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協力，而且有人民大眾在軍事作戰上的協力。這種戰爭不是軍隊單獨進行的，而是以人民大眾共同作戰的靈活配合來進行的。這種戰爭是主力兵團與地方兵團的配合作戰，是正規軍與游擊隊、民兵和人民自衛軍的配合作戰”（《朱德選集》，第 152頁。）。

在七大路線的指引下，群眾戰思想的指導作用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因為貫徹七大路線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放手發動群眾，所以解放區戰場隻有重視發揮群眾戰思想的指導作用，才能使解放區戰場的抗日主戰場作用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為此，解放區戰場通過加快實行軍事戰略轉變，把抗日的游擊軍游擊戰轉變為抗日的正規軍正規戰，從而能夠更好發揮運動戰和陣地戰的作用，全力奪取敵佔據點和城市。解放區戰場在七大前后組織實施了一系列較大規模的進攻作戰，為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組織實施這些進攻作戰實踐中，群眾戰的作戰形式和內容也有了較大發展。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統治集團於 1946年 6月公然撕毀停戰協定，發動全面內戰，解放區軍民被迫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進攻。在粉碎國民黨軍隊軍事進攻斗爭的實踐中，我們黨對群眾戰思想進一步作了發揮和運用。比如， 1947年 4月 30日，朱德在阜平縣城南庄向晉察冀中央局干部講話時，就明確指出：“各地打勝仗的幾條主要經驗：第一，主要是土地革命，發動了群眾。為保衛土地，農民就要打仗，我們為人民服務，農民也不覺得打仗只是共產黨八路軍的事，這就有了打勝仗的基礎”﹔“第二，黨政軍民團結一致，光靠軍隊打是不行的”﹔“第三，我們的戰爭是人民的戰爭，依靠人民群眾，依靠民兵、地方部隊到處打敵人，到處有人打，把野戰軍騰出來專門打殲滅戰 ”。（《朱德年譜》（新編本）（ 中），第 1259頁。）這些論述深刻闡明了解放戰爭時期群眾戰的特點，即“到處打敵人，到處有人打 ”，從而能夠集中野戰軍的兵力專門打殲滅戰﹔而隻有實行群眾戰，呈現出“到處打敵人，到處有人打”的局面，才能實現不斷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目的。這是朱德對解放戰爭時期全黨發揮群眾戰思想指導作用情況的高度概括和總結。

在解放戰爭后期，根據戰場形勢的變化，朱德提出了確立“打大殲滅戰”的指導思想、深入第一線解決攻堅戰法、充分發揚軍事民主等具體舉措，從而使群眾戰思想的指導作用得到了更充分發揮。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朱德在《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一文中，對我黨領導下的人民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從全局上作出分析和總結。文章指出：“這個武裝斗爭是建筑在堅固的工農聯盟基礎之上，同時聯合其他人民大眾的武裝斗爭……無產階級必須很正確地把自己領導的武裝斗爭和廣泛的統一戰線結合起來，才能領導這個武裝斗爭，並使之得到勝利。 ”（《朱德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16頁。）　這就深刻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戰爭的勝利，也是把武裝斗爭與廣泛的群眾斗爭緊密結合起來的群眾戰思想的勝利。

縱觀中國革命的長期斗爭歷程，朱德的群眾戰思想在各個革命戰爭時期都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已經成為我們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的重要內容。群眾戰思想同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其他內容一樣，都是不斷發展的軍事指導理論，隨著戰爭形態、作戰方式、戰略目標的變化，革命的武裝斗爭和群眾斗爭相結合的范圍和形式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創建革命根據地、開展反“圍剿”斗爭，到抗日戰爭時期實施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堅持敵后持久抗戰，再到解放戰爭時期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我軍在戰爭實踐中實行群眾戰的形式和內容也是發展變化的。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建設同我國國際地位相稱、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的國防和強大的軍隊，就必須在總結人民戰爭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新的情況來繼承和發展朱德的群眾戰思想。

〔作者於化庭，國防大學教授，北京 100039〕

（責任編輯：高長武）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