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作用與貢獻

朱德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作用與貢獻

林品強

[摘要]朱德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軍事領導人，他擔負起指揮八路軍抗日的重任。他提出抗日總體戰軍事思想，認為日本侵華具有總體戰特點，中國更必須要用總體戰策略才能戰勝日本。在抗日戰場上，朱德周密部署、靈活機動地指揮軍隊開展游擊戰爭，接連取得了平型關大捷和忻口會戰的勝利，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在民族大義面前，朱德毅然擔起重任，挂帥東路軍，凝聚軍心，團結友軍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過深思熟慮和對戰場形勢的准確判斷，朱德站在全國戰局的角度決定對日發動百團大戰。為了打破日軍對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封鎖，克服部隊供給緊張的困難，朱德提出了軍墾屯田的政策，推動了根據地經濟的發展，改善了邊區人民的生活。朱德在中共七大第三次會議上，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關於軍事問題的結論，對抗日戰爭以來中共提出的軍事思想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英勇抗戰，譜寫了輝煌的反侵略戰爭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朱德作為黨和人民軍隊的重要領導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危難時局：朱德肩負使命提出抗日總體戰

（一）國共聯合抗日及朱德擔任八路軍總指揮的歷史背景

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變發生。13 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會議肯定了西安事變是革命的、有積極意義的，是推動抗日的，決定採取不與南京對立的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的政府。朱德在會上發言說：“在目前的形勢下要爭取各黨各派到抗日方面來，應抓緊組織與動員工作，同時，還有一個要緊的問題，就是要准備打，應特別注意鞏固抗日陣線的團結並多方加強這一力量。”（《朱德年譜》（新編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版，第619 頁。）　

1937 年1 月1 日，朱德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的名義對《紅色中華》報記者發表談話：“現在紅軍對蘇區鄰近的各國民革命軍不加任何攻擊，確守互不侵犯原則，不論過去曾否與紅軍敵對之部隊，一律以友軍看待，靜待聯合抗日局面的形成。”（《朱德年譜》（新編本）（上），第624 頁。）2 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現在是抗日不抗日的問題。應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反對內戰。”（《朱德年譜》（新編本）（上），第625 頁。）

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

6 月上旬，蔣介石與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廬山談判，在談判中，蔣介石提出要毛澤東、朱德“出洋”等無理要求，意圖削弱和控制共產黨。6 月22 日，中共中央電告蔣介石：“中共中央認為如紅軍改編后三個師上邊無指揮機關實無法進行改編，朱德不能離去。”（《朱德年譜》（新編本）（上），第642 頁。）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朱德作為中共和紅軍的重要領袖之一，去留影響極大。中共向國民黨方面強調，為了實現兩黨合作，應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和獨立性，朱德任總指揮不能變。這充分顯示了朱德在中共和紅軍中的重要地位。

1937年 7月 7日，日本制造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7月 14日，朱德代表紅軍寫下抗日誓詞：“日本強盜奪我東三省，復圖佔外蒙，又侵我華北，非滅亡我全國不止。 ”“我們誓率全體紅軍，聯合友軍，即日開赴前線，與日寇決一死戰！復我山河，保我民族！保衛國家，是我天職！”（《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7年版，第256頁。）7月 18日，朱德離開延安，23日到達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所在地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准備開赴前線作戰。

8月 13日，日本大舉進攻上海，直接威脅到國民黨統治的心腹地區。蔣介石對日媾和的幻想破滅，便同意紅軍在改編后設立統一的指揮機關——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由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至此，國民黨在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此形成。這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全國抗戰高潮的到來。此后，蔣介石又先后簽發了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東路軍總指揮、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任命。

為了更好地進行對日作戰，8月 22日，中共召開洛川會議，會上改組了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朱德等 11人組成，毛澤東任書記，朱德、周恩來任副書記。會議還作出將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的決定，以朱德為總指揮。至此，朱德擔負起指揮八路軍抗日的重任。

（二）朱德提出的抗日總體戰軍事思想

在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過程中，朱德顯示出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豐富的作戰經驗，從戰略到戰術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系統的軍事理論。

1937年 6月 23日，朱德會見美國學者托馬斯·比森，回答他提出的有關軍事方面的問題。朱德指出：“中國要打敗日本，必須靠全國的工人和農民的力量。唯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開展這場群眾運動。因此，南京必須跟我們合作。這場戰爭必定是一場總體戰，甚至全中國四萬萬人都不夠。國民黨如果以為隻要用他的精銳正規軍再加上帝國主義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錯了算盤。那它是不明白，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是不能打敗現代化的日本軍隊的，隻有群眾性的人民抗戰才能打贏這場戰爭。”（《朱德年譜》（新編本）（上），第 642頁。）

朱德不僅認為日本侵華具有總體戰特點，而且認為中國更必須要用總體戰策略才能戰勝日本。1937年 8月 11日，朱德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談話會上發言，系統地論述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他指出：“抗日戰爭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戰，在戰術上則應採取攻勢。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損失，必須到敵人的側翼活動。敵人作戰離不開交通線，我們則應離開交通線，進行運動戰，在運動中殺傷敵人。敵人佔領我大片領土后，我們要深入敵后作戰。”“在抗戰中應該加強政治工作，發動民眾甚為重要，在戰區應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眾組織起來。游擊戰是抗戰中的重要因素。游擊隊在敵后積極活動，敵人就不得不派兵守衛其后方，這就牽制了它的大量兵力。 ”（《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75—476頁。）他還建議開辦游擊訓練班，使國民黨的軍隊亦能逐步學會游擊戰爭。朱德從總體戰角度出發，闡述了自己的軍事策略，他把戰術分為正面防御戰、運動戰和游擊戰三種，分析了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並提出了進行縱深作戰，困敵於城市和交通線，用以消耗敵人有生力量的主張。

在分析和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實踐的基礎上，朱德撰寫了《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其部分章節在八路軍總部編發的《前線》周刊上陸續發表，同年11月，整篇文章的單行本出版。在這篇文章中，朱德從總體戰角度出發，既站在整個中國時局的高度談了自己的抗戰軍事思想，又站在中共和八路軍的角度闡述了一系列軍事指揮原則，特別是系統地闡述了游擊戰思想，涉及到戰略和戰術層面。朱德提出的一套系統的抗日總體戰理論，從戰略到戰術上解決了應該如何進行持久的總體戰問題。可以說，這篇文章是朱德軍事思想特別是關於他的游擊戰爭思想的代表作，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樣，成為中國共產黨優秀的軍事學著作。

二、揮戈前線：指揮華北抗日取得重要戰績

（一）部署重點戰役打擊日軍氣焰，靈活機動地開展游擊戰爭

受任於國難之際，奉命於民族危難之時，肩負著歷史的重任和民族的重托，朱德率領八路軍於1937年8—9月揮師抗日戰場。在北進途中，朱德一邊繁忙地處理著來往的電文，一邊冷靜地觀察華北時局，縝密地思考作戰方案。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東部，四周環繞太行、呂梁、恆山、中條等山脈，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素有“華北鎖鑰”之稱，是華北地區天然堡壘。而中國軍隊所控制的山西重鎮，北部有忻口作為屏障，外有娘子關、平型關、雁門關等內長城隘口連接環衛。中國軍隊如能守住這一戰略地帶，就可以威脅侵佔平津的日軍側背。而日軍為確保對平津地區的佔領，解除側背之憂，圖謀進一步西進，也力求控制山西。

9月21日，朱德到達太原。第二天在雁門關以西的太和嶺口的前線指揮部同閻錫山會談，經過探討，雙方決定在平型關——雁門關——神池內長城線組織防御，作戰的重點放在平型關。待敵人向平型關進攻時，閻錫山軍從正面出擊，八路軍則從平型關側面擊之，兩軍配合以求共同殲滅日軍。此后，朱德在五台山南茹村八路軍總部召開干部會議，對平型關戰斗作出具體部署，向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及副師長聶榮臻發出了作戰指令。

平型關戰斗如期取得勝利，這是八路軍出師華北抗日戰場后第一次對日作戰，也是全面抗戰爆發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仗。它沉重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士氣，堅定了中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平型關大捷也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威，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筆。

進攻山西的日軍遇到中國軍隊的堅決抵抗並在雁門關、平型關一帶遭受慘重打擊后，1937年10月，日軍板垣師團集中飛機、重炮、戰車，大舉進攻忻口。第二戰區部隊在忻口地區組織了忻口會戰。由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擔任前敵總指揮，在忻口正面組織防御。他將第二戰區的部隊分為左翼軍、右翼軍、中央軍和總預備隊，右翼軍由朱德指揮，威脅日軍右翼，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和第一二〇師分別在右翼和左翼地區參與作戰，作側面配合，第一二九師作機動待命出征。

忻口會戰期間，朱德指揮八路軍在側后頻繁出擊、襲擊日軍的后方和運輸線，使日軍的軍事供給出現嚴重困難，延緩了日軍的進攻步伐。為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電嘉獎，蔣介石致電朱德、彭德懷：“貴部屢建奇功，強寇迭遭重創，深堪嘉慰。”（《朱德與抗日戰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忻口會戰后，國民黨軍隊退至太原，華北戰局發生重大變化。朱德縱觀華北戰勢和山西時局，及時對八路軍各部作出指示和部署。11月4日，朱德致電八路軍各師軍政首長並報毛澤東、周恩來，提出：“目前我們的中心任務，除深入開展晉東北、晉西北群眾工作，造成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外，應以一切努力，發動和組織晉東、晉西群眾，建立根據地，組織游擊隊，擴大本身，同時准備隨時阻擾、截止、側擊敵人，以配合主力作戰。”（《朱德年譜》（新編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06—707頁。）11月11日，朱德在石拐鎮八路軍總部召開領導干部會議，會議決定第一一五師除聶榮臻率領一部留在晉察冀創建根據地外，主力迅速轉移到汾河流域和晉南，開展群眾工作，並留一部分兵力在太行山，配合第一二九師在晉西南創建根據地。

石拐會議后，朱德率領總部向晉南的洪洞、臨汾一帶轉移。朱德命令八路軍各部在各自的工作區域內，根據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開展群眾的抗日動員工作。在政治上，著重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在經濟上，立即取消苛捐雜稅，實行減租減息，並沒收漢奸、大地主的土地﹔在軍事上，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發展游擊戰爭，並要求紅軍“應以機動靈活的襲擊，求得消滅敵軍小部，興奮友軍，轉變呆板死守的戰術，造成持久勝利的發展”（《朱德軍事文選》，第 273頁。）。

華北抗日根據地的開辟，為開展華北敵后游擊戰爭，創造了鞏固的戰爭后方和前進的戰略基地。朱德領導的八路軍，作為華北游擊戰爭的支柱，隊伍不斷壯大，成為堅持華北抗戰的中流砥柱。

（二）挂帥東路軍凝聚軍心，團結友軍維護統一戰線

1938年 2月中旬，朱德赴臨汾附近的土門鎮參加第二戰區軍事會議，會晤國民黨軍將領閻錫山、衛立煌等，就蔣介石關於第一、第二戰區反攻太原的命令，共同制定作戰計劃。他們決定將第二戰區的部隊重新劃分為西路軍、南路軍和東路軍。南路軍為中央集團，由國民黨部隊組成，衛立煌負責指揮，主要集結活動於晉南地區﹔西路軍為左翼集團，以原晉綏軍為主，由閻錫山指揮，主要集結活動於晉西地區﹔東路軍為右翼集團，由朱德指揮，以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二九師以及一部分國民黨軍部隊組成。東路軍成為第二戰區的主要兵力，而且分布最廣。會議上決定，由閻錫山、衛立煌撥出所屬軍隊的七個半師歸朱德、彭德懷指揮。

東路軍所處位置正是日軍由平漢路西攻晉南的戰略要沖，是作戰最緊張的地帶。從安全著想，中央和毛澤東都建議由彭德懷在前線負責指揮，年已 52歲的朱德在后方較妥。但是，由於晉東局勢緊急，閻錫山、衛立煌堅持要朱德就任東路軍總指揮一職，認為晉東局勢非朱德不能駕馭。為國為民，在民族大義面前，朱德毅然擔起重任，他致電延安：晉東局勢目前仍十分緊急，“不能在此危難之際不受命 ”，決心與彭德懷一起組織野戰司令部在晉東南前線指揮作戰。（參見《朱德傳》（修訂本），第 522頁。）

在這個階段，朱德對日軍採取運動游擊戰策略，所指揮的東路軍取得了明顯的軍事效果，改變了西北戰局，化解了日軍對西北的進攻。

1938年 3月 10日，朱德率領八路軍總部和東路軍主力，大膽東進太行山，形成對河北、河南日軍的重大戰略威懾。為了堅定所指揮的國軍將領的信心，朱德批准了劉伯承提出的響堂鋪伏擊戰，在對作戰計劃作了仔細推敲后，決定讓徐向前具體指揮。為了加深友軍將領對八路軍游擊戰術的認識，朱德邀請一批國民黨軍將校軍官到戰場附近的高地上實地觀戰。徐向前指揮部隊在兩個小時內干淨利落地取得了伏擊戰的勝利，焚毀了日軍 180余輛汽車組成的車隊，護車隊的日軍官兵 170多人大部分被擊斃。朱德之所以罕見地搞一次實地觀戰，是因為國民黨軍隊不熟悉運動游擊戰，他希望國民黨軍將校們能夠學會打這種他們原來不會打的仗。更重要的是，朱德要讓國民黨軍隊認識到晉東南根據地不僅屬於八路軍，還屬於整個第二戰區，是八路軍和國民黨軍隊在朱德的指揮下共同開辟的，以此凝聚軍心，從而進一步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三）反兩次九路圍攻，鞏固抗日根據地

1938年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一一五師等部在正太鐵路和邯長公路上連續打擊日軍，給敵后方補給線造成嚴重打擊。 4月 4日，日軍華北方面為了解除后方的威脅，調集 3萬以上兵力，南自邯長路、北自正太路、西自同蒲路、東自平漢路，採取分進合擊戰術，對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發動規模空前的九路圍攻，妄圖把在此地的八路軍主力和在這一地區的國民黨軍隊消滅，史稱第一次九路圍攻。

為粉碎日軍的九路圍攻，朱德、彭德懷決定在集中八路軍主力的基礎上，動員第二戰區有關部隊協同作戰。各級黨組織、抗日政府、民眾團體和游擊隊紛紛行動起來，誓死抗敵。朱德、彭德懷命令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和一一五師，由遼縣以南轉移到日軍合擊圈外的涉縣以北地區，隱蔽待機﹔第一二九師另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游擊隊配合下，在內線牽制、襲擾日軍﹔其他各部隊以及山西新軍、國民黨軍等部，按預定部署阻擊正面進攻的日軍，為轉至外線的部隊創造戰機﹔同時，晉察冀軍區和第一二〇師各以一部兵力向平漢、同蒲、正太鐵路出擊，牽制日軍，配合晉東南根據地進行反圍攻作戰。

這次粉碎日軍九路圍攻戰斗歷時 26天，將敵人全部趕出了晉東南。這是晉東南根據地初創時期的關鍵一仗，對鞏固和擴大晉冀豫邊區的抗日根據地起到了積極作用，為八路軍在山西敵后穩住腳，進而向河北、山東和豫北平原地區發展，創造了條件。

1939年 7月，日軍又糾集 5萬余兵力同時從同蒲、正太、平漢、道清等線發兵，對八路軍總部所在地晉東南根據地發起第二次九路圍攻。這是日軍集結重兵對太行山地區發動的最大規模的秋季掃蕩，企圖打通晉冀豫的交通線，將抗日根據地分割，然后逐步壓縮摧毀。他們還提出“治安肅正”的口號，除軍事討伐外，還在政治上提出“以華制華”，利用漢奸、偽軍，並唆使一部分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對八路軍進行挑舋﹔在經濟上大肆搶劫、封鎖、破壞，甚至放水決堤，制造災荒，這就使根據地軍民的處境變得越來越困難。

晉東南根據地是八路軍總部駐地，是華北敵后抗戰的指揮中心和神經中樞。朱德總結了長期以來同敵軍作戰的經驗，提出爭取主動、趨利避害、機動作戰的原則：“小股進退，分支襲擾，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晝伏夜動，聲東擊西，有意暴露，及時隱蔽，利害變換，毫不猶豫，拿定火色，轉入外線。 ”（《朱德軍事文選》，第 385頁。）　各抗日根據地大體上都按照這些原則來對付日軍的掃蕩，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在成功粉碎日軍第二次九路圍攻后，八路軍仍然堅持敵后抗戰。在政治上，朱德號召全體軍民堅持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各階層群眾，積極建立、發展和保衛民主政權，保障根據地人民的民主權利。在經濟上，除倡導發展生產、改善經營、統制貿易外，還採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克服困難，其中包括創立冀南銀行，發行貨幣，建立小型兵工廠，號召部隊在不妨礙戰斗的情況下，開荒種麥，非戰斗部隊尤須注意進行生產等等。這一系列舉措調動了各根據地軍民的抗日積極性，盡管身處環境險惡、困難重重，華北各根據地的抗日斗爭依然蓬勃發展。

三、運籌延安：策劃軍政事務功績彪炳史冊

（一）決策百團大戰

1940年 3、 4月間，朱德在分析當時抗戰局勢的基礎上，決定在敵后方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戰役進攻。他認為這樣可以達到三個目的，事實上這三個目的也達到了：一是“牽制了敵人進攻我大西北后方及進攻西南的企圖 ”，“部分地錯亂了敵人的部署，至少要延遲敵人的進攻 ”﹔二是“打破了敵人對付我抗日根據地的‘囚籠政策’。敵人企圖利用它的鐵路、公路、據點和碉堡來封鎖我抗日根據地，陷我於絕境。而我們則必須切斷敵人的交通命脈，以制敵之死命”﹔三是“嚴重地打擊了敵人的‘以戰養戰’的陰謀”。（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 416頁。）

朱德一直認為，日軍地面部隊的主要優勢就是機械化，要化解日軍這個優勢的最好策略就是攻擊它的后方，缺乏后方保障的日軍部隊就降低了戰斗力。可見，朱德決定打百團大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是在對全國戰局客觀分析的基礎上，作出決策的。

朱德對百團大戰作了初步安排后，即出發回延安，將百團大戰的具體指揮權交給彭德懷。8月 8日，在延安的朱德與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的彭德懷和副參謀長左權下達了行動命令。 8月20日，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八路軍在抗戰期間作戰規模最大的一次作戰正式打響，總共使用了 100多個團， 20多萬兵力，史稱百團大戰。到 12月 5日，八路軍進行大小戰斗 1800余次，斃傷日偽軍 2.5萬余人，俘日偽軍 1.8萬余人，破壞了敵人大量的鐵路和公路，使敵人的交通運輸線處於癱瘓狀態。這場大戰對堅持抗戰、遏制當時國民黨妥協投降暗流、爭取抗戰時局好轉起到了重要作用。

決策百團大戰，充分展示出朱德從戰略到戰術的軍事謀略和組織戰役、戰斗的卓越才能。

（二）倡導軍墾屯田

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由於日本侵略者的殘酷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嚴密經濟封鎖，根據地困難重重，步履維艱。

為了打破日軍對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封鎖，克服部隊供給困難，朱德提出軍墾屯田的政策。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屯田，朱德是很熟悉的。早年在讀《三國志》時，他就對書中記載的曹操“開芍陂屯田”很贊賞，眉批道：“留薪辦法。”（朱德著作生平研究組：《朱德早年讀史批語選》，《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他認為這是解決軍隊生活供給的好辦法。而在革命軍隊中實行屯田，則是偉大的創舉。它不僅在規模上比曹操當時進行的屯田大得多，而且軍隊不僅搞農業生產，還要從事林、牧、副、漁業及手工業、商業、運輸業的綜合開發。

1940年10月到年底，朱德先后發表《論發展邊區的經濟建設》《參觀邊區工廠后對邊區工人的希望》《完成一九四一年度財政經濟計劃》等文章，闡述了他對發展邊區經濟的設想。他親自到南泥灣開墾部隊踏勘，組織指導南泥灣的大生產運動。朱德倡導和實行的軍墾屯田政策取得了成效，它不但粉碎了日軍的經濟封鎖，而且推動了抗日根據地的經濟發展，改善了部隊和邊區人民的生活。1942年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積極推行“南泥灣政策”》社論稱：“‘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這個嘉名永遠與朱總司令的名字聯系在一起。”

（三）總結軍事思想

1945年4月，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朱德在4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七大第三次會議上，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關於軍事問題的結論。朱德的軍事報告，對抗日戰爭以來中共提出的軍事思想進行了系統的總結，也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作了科學論述，提出要把毛澤東軍事思想作為軍事建設的指導思想，是中共歷史上的重要軍事思想文獻。

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由五人組成：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他們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擔負起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徹底解放的歷史重任。

朱德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總司令，他在抗日戰爭中的領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因此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崇敬和愛戴。他的功績彪炳史冊。

〔作者林品強，朱德同志故居紀念館副館長、副研究員，四川儀隴 637600〕

（責任編輯：宿凌）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