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伙夫頭”稱呼的由來
何小文
時人不識將軍面，朴素渾如田舍翁
熟知井岡山斗爭歷史的人絕大多數都知道紅四軍軍長朱德有一個稱呼叫“伙夫頭”，而伴隨這個稱呼的由來也派生出了好幾個精彩的、膾炙人口的故事。奇怪的是，朱德這個“伙夫頭”稱呼不僅沒有損害他作為黨和紅軍高級領導人的威信，反而使他那可親可敬的形象呼之欲出。此后，無論作為紅軍的總司令，還是作為新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從不諱言自己的農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談舉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維方式，他的生活起居，處處都保留著一種朴素的風格。
按理說，朱德經過嚴格而又正規的軍事學校（雲南陸軍講武堂）訓練，對日本軍事理論造詣頗深，且留校當過軍事教官，后又在德國和蘇聯深造過軍事學，經過多次戰爭洗禮，已經完全可以說是一名真正的職業軍人，更何況他幾乎從投入國民革命軍伊始就擔任著高級領導職務，怎麼會以“伙夫頭”形象著稱於世？
其實，朱德並非生就一個“伙夫頭”形象，我們可以從他在學生時代，抑或是教員生涯時期存留的相片中看出他絕對是一個相當嚴肅的人。特別是朱德在滇軍中任職的時候，那蓄著八字胡，身著戎裝騎在戰馬上不苟言笑的樣子，絕對給人以極其剛毅威猛的感覺，即便他和雲南陸軍講武堂諸多同學（如朱培德等人）的合影照中，也“酷”得令人生畏。
早年的朱德與“伙夫頭”形象挂不上鉤，但人們對他的稱呼與他自身的形象那麼“深入人心”，以至許多人對此都有過“精彩”的描述。
抗日名將續范亭贈詩描述過朱德：“時人不識將軍面，朴素渾如田舍翁。”德國人王安娜描述自己在延安初次和朱德見面，朱德給她的感覺時說：“就像一個勞累過度的老農民。……這個‘匪首’，怎麼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個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無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點也不引人注目。”愛潑斯坦談到他對朱德的印象時說：“從他的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他是一個勇猛善戰的指揮員和身經百戰的戰略家。”海倫·斯諾干脆說道：“朱德沒有什麼軍人氣概。”
那麼，朱德又是如何從一個職業軍人形象轉化為普通民眾形象，乃至日后在人們的眼中成了一個顯不出有任何英雄色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的呢？
身經滄海羞逃世，力挽狂瀾豈為名
毛澤東曾在《矛盾論》中指出：“唯物辯証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要探究這一現象，我們似乎可以用唯物辯証法去探究朱德的心路歷程，並從中找尋答案。為此，我們不得不回溯到風起雲涌的20世紀20年代。
1922年，在滇軍中歷練13年的朱德早已厭倦了軍閥派系之爭以及無休無止的戰斗，而終於擺脫舊勢力的羈絆，遠渡重洋到德國留學。在那裡，他學到了馬克思主義，投入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懷抱，實現了由民主主義革命者向共產主義戰士的轉變。
1926年，在黨組織安排下，朱德回國參加北伐革命。隨后赴四川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動員川軍楊森部易幟以策應北伐，以及和陳毅一起領導萬縣各界群眾開展反抗英軍屠殺中國民眾的運動。特別是服從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安排，赴南昌以協助駐贛的滇軍將領朱培德從事軍政工作為名而暗地協助中共發動南昌起義等。
一些非常的經歷和磨煉，如參加了多次革命運動，成就了朱德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特別是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后的思想變化，更引發了他的行為變化。這個變化是空前的，也是有著長久的影響力的。我們甚至還可以從參加革命后的朱德寫的一些詩詞中，體會到他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后的那份欣悅之情。其中一首詩是這樣寫的：“中山主義非無補，卡爾思潮集大成。從此天涯尋正道，他年另換舊旗旌。”這是朱德在1926年，為策應北伐，去瀘州會友時寫的幾首詩中的一首。在詩中，他還鄭重表明自己的志向與追求：“我本江南一鯫生，十年從事亞夫營。身經滄海羞逃世，力挽狂瀾豈為名。”
於是，原本鋒芒畢露的朱德，開始脫胎換骨，其外表開始變得“平平無奇”和“沒有什麼軍人氣概”。這既是朱德長期有意識地克制自我，不突出自我，追求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思想導致的結果，也表明他已把獻身革命事業作為最終歸宿的心境。這個心境還包含著他與生俱來的農民情結。換句話說，就是他始終心系最普通的人民群眾的那種心境表露。而恰恰這種心境表露使得朱德一方面常常能在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中免於危難，另一方面也常常使他在當時或以后被人忽視。如在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轉戰贛南的那段時間裡，朱德曾因被當地土匪誤認為伙夫而逃過一劫﹔在紅軍長征期間，朱德也曾被手下的紅軍戰士當作伙夫支來使去。
因為如上的原因，后來朱德以“伙夫頭”形象出現就不顯得奇怪了。
陳毅將朱德的“伙夫頭”形象向中央作報告
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軍余部經粵北進入湖南，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員是龔楚。龔楚回憶道：“朱德，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南昌暴動后經過撫州，由撫州出發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隊剛剛集合在大路口的旁邊空地，等待革委會的首長們到來，然后行進。這一天第一批出發的是前衛部隊，朱德的第九軍，最先行的約有一排武裝士兵及幾個手上拿著紅綠標語的政工人員，接著又是兩排士兵，跟著朱德就步行來了。他身后跟隨有幾名衛士及一個馬夫牽著一匹棗紅色的馬，后面便是他們的大隊，不到一千人。行進時，政工人員不時高呼口號：‘打倒朱培德，擁護朱德！’部隊士兵也跟著高叫。我當時覺得這個口號很新鮮！朱德軍長穿著全身一色的藍灰色半新舊的軍服，腳踏草鞋，膚色黃中帶黑，約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紀已四十出頭，體格壯健，行進時步履穩重。從他的外表看來，我覺得他不像一個將軍，恰似一個伙夫，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印象。”
“我們脫離范（石生）部，從韶關北上，計劃去湘南找一塊根據地。這時龔楚已來到我們部隊，便由他引路帶我們到了宜章縣的楊家寨子。”朱德的回憶也同樣可以佐証這一史實。
及至1929年9月1日，陳毅更是將朱德的“伙夫頭”形象向中共中央專門作了報告。陳毅在《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文中這樣寫道：“紅軍的官兵夫薪餉吃穿一樣，所以官兵不能有什麼區別。群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隻能估量他是一個伙夫頭，同時到現在伙夫頭三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諢號。”
就這樣，朱德的“伙夫頭”稱呼不僅揚名八百裡羅霄，同時還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關注，甚至還在更大的范圍獲得了“傳播和推廣”。
（摘編自《黨史博覽》2017年第3期）
（來源：《學習時報》2017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