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任弼時研究綜述
建國以來任弼時研究綜述
蔡慶新
對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的科學研究，是毛澤東思想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任弼時逝世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有志於任弼時研究的人們默默於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報刊發表的回憶文章、研究文章共有200多篇，出版的研究專著、論文集、回憶錄等20余本。對任弼時的研究從無到有，奠定了深入研究的基礎。
一、研究情況簡說
任弼時研究始於1950年他的逝世，至今已半個多世紀。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集中回憶生平，80年代漸入研究，到90年代逐步展開幾個階段。
(一)對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的研究起於任弼時逝世
任弼時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他參加黨中央領導層工作有兩個特點，一是年齡小，起點高。他21歲任團中央總書記，23歲當選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年僅41歲，是當時五位書記處書記中最年輕的﹔二是他的革命生涯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步。但非常遺憾的是他英年早逝，造成個人歷史的過早結束。
任弼時去世后，北京和全國各大區，東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紛紛舉行追悼大會，各大區負責領導分別致哀辭，集中回憶任弼時革命的一生和對人民解放事業的卓越貢獻。1951年8月，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任弼時同志治喪委員會編輯的《任弼時同志逝世紀念集》。雖然當時由於種種原因該書未能公開發行，但是，卻為我們留下了下了從朱德到任弼時的秘書等七八十位戰友、同志、部下撰寫的回憶文章，成為第一部研究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的文集。
當時，對他的評價非常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50年10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的訃告、1950年10月30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大會上的講話和1950年11月18日周恩來的題詞。
訃告和劉少奇的講話側重於對任弼時的政治評價和概括地介紹他對中國革命的主要貢獻。訃告說：“任弼時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貢獻於中國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階級解放的偉大革命事業，特別是貢獻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和人民解放戰爭的政治工作。”在團的工作中、在1927年“黨內反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斗爭中，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建設和領導紅二、四兩方面軍勝利完成長征的艱險斗爭中，在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中，任弼時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指出：任弼時同志是一個模范的職業革命家，模范的共產黨員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領導之一。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任弼時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領導革命斗爭的歷史是分不開的。任弼時同志所作出的成績是偉大的，特別是在青年工作、部隊政治工作、土地改革工作、黨的組織工作等方面，更有特殊的貢獻。
訃告和劉少奇的講話因形式所限，不可能作出更加具體詳細的評價，但是，關於任弼時革命生涯中最具特點的關鍵內容已基本涵蓋。訃告明確指出任弼時與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央主席的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是中共的組織家，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講話指出“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最好的領導之一”。這些評價使任弼時在中共黨內的地位鮮明地凸現出來。
周恩來題詞則歸納出任弼時具備的三種精神：“三十年奮斗不已致死不息的自我犧牲精神”﹔“頑強對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堅持原則服從真理的布爾塞維克精神”。這三種精神的集中表述，既是對任弼時革命精神的精辟概括，也是對任弼時精神境界的褒獎與張揚。
這一時期圍繞著任弼時逝世形成的研究，除中央與地方悼念的講話、文章外，絕大多數則是與任弼時共同戰斗、工作、生活過，或有過接觸、交往的人們，在一種強烈的懷念情緒下產生的回憶文章，而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性研究論文幾乎沒有。但是由於訃告、講話與題詞相當於一種“蓋棺論定”式的定性評價，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是對任弼時生平思想研究的基礎，並且至今仍是對任弼時綜合評論的基本指導思想。而那些回憶文章又為研究任弼時生平與思想，撰寫學術文章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二)紀念任弼時誕辰80周年與《任弼時選集》出版前后，研究工作正式開始，並形成一個小高潮
20世紀80年代，中央文獻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任弼時研究小組於1983年遵照楊尚昆、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等的批示，與著手編輯《任弼時選集》同步，組建機構，開始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的研究。
1984年4月前后，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宣部、團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等聯合舉行紀念任弼時誕辰80周年座談會﹔中央文獻研究室整理和公開發表了任弼時4篇文章﹔中央和地方報刊發表了任弼時的戰友、親屬等撰寫的紀念回憶文章。研究任弼時生平思想的文章始見報端，如秦浩的《增強黨性是黨的建設的根本任務》和呂梁的《關於解放區經濟建設和財政金融貿易的基本方針》等，文章涉及了任弼時的黨建思想、經濟建設思想，但嚴格意義上說還屬於對任弼時著作的研究。
1985年8月，《任弼時同志八十誕辰紀念集》出版。該書收入的文章有一半屬於研究性質，涉及青年團、黨建、軍事工作、經濟工作等內容。如軍事方面有蕭克撰寫的《戰略轉移善運籌》﹔青年運動方面，有蔣南翔的《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等。
1987年《任弼時選集》出版。選集收入了任弼時從1925年到1950年間47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在32篇第一次公開發表的著作中，有任弼時在黨的重要會議上的講演和發言，有為黨中央起草的重要文件，有與其他重要中央領導同志之間就某些問題提出的重要意見的信函，也有極具珍貴史料價值的記事手稿等。基本上反映出任弼時參與黨中央的重大決策、推動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發展的一生，凝聚了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貢獻。
《任弼時選集》出版，為宣傳與研究任弼時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創造了有利條件。隨即，掀起一個研究任弼時生平思想的小高潮。1989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組編輯的《任弼時研究文集》。這一段的研究文章，內容多以敘述歷史，講清過程為主，偏於生平方面的闡釋性文章。文集較任弼時逝世初期單純回憶生平的學術含量增加了，但是對任弼時在思想上理論上的貢獻還缺乏深入系統研究。
(三)20世紀90年代，以紀念任弼時誕辰90周年系列學術活動為內容，將任弼時研究推進一步
這期間，報刊上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出版了《任弼時年譜》、《任弼時傳》及《緬懷與研究》文集。1994年4月為紀念任弼時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北京組織了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研討會，入選論文29篇。這期間，任弼時家鄉湖南汨羅也舉辦了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研討會。這一階段形成任弼時研究的一個高潮，研究范圍與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發展，涉及了任弼時生平與思想的各個方面，並顯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整體性、綜合性研究取得一定成果。1993年12月出版了學術性與資料性相結合的編年體傳記《任弼時年譜》。以翔實可靠的歷史文獻和檔案為依據，記述了任弼時的生平業績、思想發展和理論貢獻。1994年4月出版了《任弼時傳》。這是一部在編撰年譜的基礎上撰寫的政治傳記，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任弼時的一生，對民主革命時期一些重大黨史事件中任弼時的作用與貢獻，依據歷史文獻和檔案作了必要的補白。另外，這一時期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重要文獻檔案，包括任弼時在第一個歷史決議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及對任弼時的評價。
上述幾本書的出版，為深入任弼時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2.對任弼時的歷史定位和總體評價更具體、全面。1994年江澤民在《任弼時傳》《任弼時年譜》出版發行暨任弼時同志誕辰9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任弼時去世后給予其歷史定位和評價的最新概括：“任弼時同志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立下很大功勞的。”“任弼時有堅強的黨性。他敢於斗爭，又善於斗爭。”“富有政治遠見”，“善於在復雜的斗爭中正確地把握航向。”任弼時“歷來注意調查研究，嚴格尊重事實，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敢於堅持實事求是。他頭腦冷靜，思維縝密，辦事細致周到，善於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問題。”
上述對任弼時從政治品格、思想作風到工作作風的概括是80年代以來任弼時研究的成果。它表明對任弼時的認識，更具體、更深刻﹔對任弼時特點的把握逐漸全面﹔對任弼時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更加明確。
3.為研究的展開與深入，加強了對任弼時的宣傳。任弼時的早逝，使得今天50歲以下的人很少知道他。因此，近20年來，宣傳任弼時也成為研究任弼時的一項工作。研究與普及宣傳相結合，出版了一些通俗讀物，如《偉人之初·任弼時》、《名人傳記叢書·任弼時》、《開國元勛畫傳》等。這些讀物注重弘揚主旋律的教育性與可讀性於一體，文字通俗，圖文並茂，易於為青少年及非專業群體接受。
二、幾個較有深度的研究課題和一個補白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任弼時的研究較其逝世后的前30多年有了質的變化。從當事人的緬懷與謳歌，進入對問題的研究，並逐步拓寬研究領域，涉及生平與思想諸多方面。在此僅就幾個取得明顯進步的課題，作一簡略介紹。
(一)關於任弼時與毛澤東核心地位之確立的研究
凡是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共領導集體成員，都有兩個問題值得研究，一是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貢獻﹔一是他在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中曾經起過什麼作用。前者，散見於任弼時的黨建思想、軍隊建設思想、經濟思想等等專題述評中。后者，是任弼時曾起過重要作用、具有獨特貢獻的問題，也是任弼時研究中頗受關注的問題之一，略作歸納。
1.有論者系統地概括了任弼時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從部分認識與支持到全力以赴為之奮斗的功績，同時，援引1943年6月任弼時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而撰寫的論文《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及任弼時在“七大”開幕式講話中闡明的觀點：“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止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並要在領導群眾的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從而得出結論：任弼時“是最早闡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的馬列主義，應當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的黨的領導人之一”。任弼時“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並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作出重大貢獻”，“是當之無愧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
2.有論者重點就抗戰時期任弼時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和回延安后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兩個方面的貢獻，並援引抗戰時期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弗拉基米洛夫的說法，從另一個側面論証任弼時“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總之，不論從什麼角度，論者對任弼時在毛澤東核心地位確立中的貢獻與作用的基本認識是一致的。
(二)關於任弼時執政黨建設理論的研究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家，關於他黨建工作實踐，是研究其生平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任弼時的黨建思想又是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研究者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近年來，關於任弼時的根據地黨建工作歷史經驗、關於增強黨性的理論等都有論述。有對任弼時在黨組織早期建設中貢獻的探討，也有對任弼時黨建思想的總體研究﹔有與現實聯系較密切的論題，也有與黨內錯誤傾向斗爭的歷史分析。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任弼時在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伊始即英年早逝，但對於他關於執政黨建設的論述，有學者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道：“內容豐富，頗有創建。”歸納學者幾個主要觀點：
1.把執政黨的建設同根據地的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緊密地結合來論述，是任弼時在1941年2月第一次明確提出的，直至1949年他反復闡述這一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的解放生產力、發展工農業生產的思想武裝干部和黨員，是任弼時對執政黨建設所作出的特殊貢獻。
2.任弼時對轉變領導方法和作風的多方面具體闡釋，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如：打破公式主義，發揚創造性﹔堅決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堅決反對貪污、腐化和墮落的嚴重傾向﹔提倡雷厲風行，少發空論多做實事的工作作風等。
3.任弼時關於增強黨性鍛煉和修養的闡述，更多地側重於從執政黨角度進行理論分析和提出要求。面臨全國執政的前夕，他更尖銳地指出：放鬆黨的建設、忘記黨務工作，對於將在全國成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是很危險的。
對任弼時關於執政黨建設思想理論的深入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的黨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黨，今后，面對新世紀全方位的挑戰，我們還將繼續傲立於東方，領導偉大的中華民族不斷前進，靠的是什麼?我們所依靠的正是像任弼時等老一輩革命家積累的“隨著任務的轉變而轉變自己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的這種與時俱進的執政黨建設精神。
(三)關於任弼時對軍隊工作歷史貢獻的研究
任弼時的軍旅生涯大約8年左右，其中解放戰爭的3年，除了協助毛澤東參與戰略決策還負責解放區的土改整黨及各項政策的研究等工作。他軍事生涯的輝煌主要表現在土地革命后期的武裝斗爭中和抗日戰爭初期。任弼時曾經以中央代表身份作為一個大的戰略區黨、政、軍一把手，獨當一面於湘贛蘇區、湘鄂川黔蘇區﹔他曾率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之一，完成馳名中外的長征。對此，以前大多數人們只是很籠統地概念性地了解。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黨史軍史研究領域的拓展，對任弼時關於軍隊工作的歷史功績的研究逐漸深入，成為取得明顯進展的研究課題。
1.從中國工農紅軍撤離各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的大背景中考察任弼時率紅六軍團西征、與賀龍會師的目的、意義，明晰了西征隱含著為准備轉移的中央紅軍進行多方探索的任務﹔充分肯定任弼時在與賀龍會師后，為發揮兩軍團的戰略作用、解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作出的巨大努力：(1)始終強調兩軍團的團結和統一，積極支持與配合軍團長賀龍的領導和指揮﹔(2)贊同賀龍的主張，正確確定兩軍團部署與行動方向﹔(3)徹底糾正夏曦的錯誤，解決紅二軍團建設上的關鍵問題。特別在中央紅軍轉戰黔川滇最艱難危險之際、紅四方面軍向川陝甘邊大舉進攻和開始長征之時，任弼時等以強烈的戰略配合意識，著眼全局，率紅二、六軍團在湘鄂川黔邊積極行動，鉗制與吸引敵人20個師，有力地支援了一、四方面軍。對此，學者的評價是：任弼時是中國工農紅軍的卓越領導人之一，以他的杰出貢獻，堪稱紅軍長征的先鋒、紅二方面軍長征的卓越統帥，是實行戰略配合的模范。
2.以翔實的史料論述任弼時在紅二、四方面軍會合后，與張國燾的宗派分裂活動進行一系列曲折的但是卓有成效的斗爭。論者從5個方面論述這段歷史：(1)以二、四方面軍會師為契機，創造團結氛圍，為隨后的共同北上，實現三個方面軍會師創造條件。(2)抵制張國燾蠱惑人心的反中央宣傳，使其分裂企圖未能得逞。(3)擊破張國燾妄圖控制、拉攏、分化紅二、六軍團的宗派陰謀。(4)力促二、四方面軍共同北出甘南，創造三軍大會師的有利局面。(5)以自己既在黨和紅軍中具有著重要職位，又未參與黨中央與張國燾的這場原則爭論的特殊地位，積極促進全黨全軍實現集中統一領導，促成三個方面軍勝利會師。由此，論者作出這樣的結論：“任弼時同志在關系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要關頭，他不愧是維護全黨全軍團結，推動黨和紅軍實現集中統一，促成紅軍大會師的中堅。”
(四)關於任弼時經濟思想的研究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決策層內較早負責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人之一。他的經濟思想內容豐富、自成體系、切合實際﹔他對我國經濟基本規律的探索很有現實意義。因此近年來，研究者對任弼時經濟思想作了比較系統的分析論述：
1.論者認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動生產力不斷向上發展，是任弼時提出的一個極為重要也是貫穿他的經濟思想始終的命題。早在皖南事變后陝甘寧邊區面臨的嚴峻的政治形勢時，任弼時即非常明確地提出經濟力量的增長是政治形勢轉變的基礎，他說：時局的好轉，歸根到底決定於我們力量的增長、最重要的是經濟力量的增長﹔隨著全國政權的逐步取得，他進一步從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上論述，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而建設的根本就是發展經濟。
2.論者緊密聯系現實，認識任弼時注重實行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全方位展開經濟工作的思想。第一，要獲得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就要使公營的、私營的、人民合作經營的手工業、工業和農業，都有一個大發展。第二，活躍流通，推進對外經濟交流。第三搞活金融。第四保護工商業。任弼時認為絕對不能破壞工商業，破壞是一種自殺政策。第五，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吸收外資。任弼時還強調，必須防止過左的勞動政策，無論公私企業，在規定工資、工時及其他工人權力時，既要適當改善工人生活，又要使企業所有者有利可圖。
3.比較系統地歸納了任弼時經濟思想中反復強調的必須改變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以及培育經濟建設的人才隊伍的思想。(1)任弼時認為經濟工作有豐富而復雜的學問，絕非門外漢所能夠立即精通的，必須虛心地從ABC學起。(2)發揚創造精神，要有遠大目光。必須改變粗枝大葉的工作作風，使工作更加有計劃性、組織性和經常性。(3)機構設置、干部配備要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黨政軍民各種組織都要使它的機構、人員、業務適應發展生產的新任務。
4.挖掘任弼時經濟思想中的哲學思辨。論者認為任弼時關於經濟一般規律的認識，特別是考慮經濟問題的哲學思辨，至今仍不失為探索經濟問題的重要方法。(1)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2)牢牢樹立經濟是基礎的思想。(3)抓住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4)發揚創造精神，開拓經濟建設新局面。
(五)一個補白——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的研究
這是一個由補白引發出的重要課題。關於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3月至1940年3月，任弼時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一職及其貢獻，建國以來無論是逝世時公布的簡歷，還是各種回憶文章對此都隻字未提。在編輯《任弼時選集》時收集到1938年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的書面報告大綱和口頭補充與說明，為研究任弼時生平作了重要的補白。《任弼時選集》隨即將這一報告公開發表，披露了任弼時生平中這一非常重要的任職。由此，引發出任弼時與共產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
任弼時是中共領導人中與共產國際有比較密切的工作關系者之一。從1921年去莫斯科東大學習到1940年卸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國，20年間三度赴莫，共計5年半，其中3年時間在蘇俄接受專門的訓練和教育。可以說，任弼時與共產國際有著歷史的淵源。但是，這並未影響任弼時實事求是地處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論者認為任弼時與教條主義者很大的不同，在於他一接觸實際工作馬上就感覺到隻憑書本知識行不通。1925年，剛剛從莫斯科東大回國不久，擔任團中央組織部主任的任弼時即撰文強調：從莫斯科回國參加工作的同志“缺少實際經驗”，“較國內實際工作者尤為幼稚”，而且“空空普遍的理論我們出版的刊物上也不覺得十分的需要”。這足以說明任弼時在革命初期，就是不滿意教條式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是注重實際情況，要求理論聯系實際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並且任弼時在以后的革命實踐中始終未改初衷。
論者梳理了在中共六大到遵義會議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基本錯誤的指導中，任弼時既受到共產國際“左”傾錯誤影響，又沒有惟命是從，並且敢於在關鍵時刻幾次抵制共產國際或它派來人員的錯誤，維護正確方針的歷史，剖析其根本原因，指出：任弼時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關系問題上，“是堅持必須要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馬克思列寧主義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立場的”。
三、問題與建議
10多年來，任弼時研究從紀念回憶到開始生平與思想研究，取得了開拓性進展。但是，同任弼時長期作為黨的領導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所作出的卓越貢獻相比較，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的研究相比較，任弼時研究還遠遠不夠。
(一)主要問題：
1.研究整體上仍顯薄弱。統觀任弼時研究文章，包括回憶生平和研究思想兩類文章，總數不過200多篇。其中，除一部分重復發表的有關任弼時生平及思想風范的文章外，比較有內容的文章中研究思想理論的佔一半強一點。其中質量高、影響大的論著更是鳳毛麟角。形成這種狀況原因很多，由於他的英年早逝，未能參與共產黨的執政，未能經歷建國以后若干重大歷史事件，與現實距離較大，成為一種客觀的歷史的局限﹔同時，由於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內外重大歷史事件中，盡管任弼時也曾有過個別失錯，但隨著歷史的前進早已得到糾正，任弼時成為我黨歷史上口碑頗好的黨的領導人。凡此種種，使任弼時研究既不可能集中歷史熱點話題，更不可能有現實熱點而言。無庸諱言，任弼時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中第一個坐冷板凳的研究對象。因此，嚴格地說研究隊伍始終未能形成。但是，要與時俱進地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研究20世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斷代史，探索規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深入研究任弼時仍是十分必要的。
2.理論深度不夠、研究思路不夠開闊。目前基本上是從講清歷史，敘述歷史中去研究任弼時的生平多，對他在某一事件或某一時期的革命活動就事論事，而從總體上作綜合分析似顯薄弱﹔對任弼時思想理論的研究，多停留在觀點介紹闡釋上，或將任弼時若干言論加以歸納分類組合，作一些一般性的議論，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系統地論述還不夠，這同樣影響了研究思路的開拓。比如，對他的思想體系理論性研究尚未展開，對任弼時與毛澤東等的比較研究尚未開始等。
(二)意見與建議：
任弼時研究領域仍有較大的拓展余地，在現有的基礎上，如何進一步深化研究，拓寬思路，提出幾點意見與建議：
1.將任弼時置於20世紀上半葉中國乃至世界歷史大背景和他所處的具體社會環境中進行研究。任弼時的生活時代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步﹔任弼時的整個革命活動融入中國共產黨從創建到建立全國政權的全過程﹔任弼時的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任弼時需要從他所處的客觀環境、他所面對的復雜的實際問題，同中國國情及中共發展的曲折歷程聯系起來，放在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中去考察。不僅要研究任弼時提出過什麼思想觀點和政治主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過什麼作用，更重要的是要說明他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思考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從中揭示出一些帶規律性的認識。同時，任弼時全部認識和實際活動不可能超過當時的歷史條件，不可能不受到黨內認識的局限。因此，在任弼時研究中不能也不應該回避這些問題，相反，要研究他是怎樣對待這些曲折與失誤，給后人提供哪些有益的經驗教訓。
2.把任弼時研究放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一代中央領袖群體中，同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作比較研究。任弼時是這一群體中的重要一員，在毛澤東思想形成中、特別在確立毛澤東為核心的過程中起過特殊作用。因此，要深入研究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哪些重要貢獻﹔研究他在黨內的歷史地位、在一代中央領袖群體中的地位與作用。要研究任弼時的思想、理論的個性特色﹔了解任弼時怎樣善於在復雜的斗爭中正確地把握航向、解決復雜的重大問題﹔並將其與毛、周、劉、朱等的思想作橫向比較。從而，進一步深刻認識任弼時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地位與作用﹔進一步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決策的全過程，加深對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
3.加強薄弱環節和難點問題的研究。任弼時研究薄弱之處主要有兩點：其一，已經開始研究的課題普遍理論深度不夠。例如，任弼時作為黨內著名的組織家，以往的研究多停留在對他的組織工作實踐貢獻的探討，對於體現在他組織工作中的思想方法、策略運用及領導藝術等方面基本沒有綜合深入探討，需整體加強。又如，對任弼時在軍隊工作方面進行過一些專題研究，對其“在紅軍長征時，已經成長為一個政治上成熟的領導人”在功績上論証、分析比較詳細，但是，對這一變化的主客觀因素的研究有待深入。再如：抗日戰爭初期任弼時在山西抗戰前線半年，是八路軍第一任首席政治首長，在恢復八路軍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中他的作用與貢獻已有大的脈絡，還需要挖掘細節。其二，有些命題尚待開拓。例如，任弼時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很具特色的，在其歷史功績中，多方面反映出他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有獨到之處，散見於其他問題的研究中，需要進行系統化理論化研究。又如，對任弼時的干部路線、政策和策略思想、思想作風與工作作風等，尚無專題研究。另外，對任弼時的政治品格、人格風范與魅力等的研究也有系統開拓的余地。
任弼時研究的難點問題：第一，關於寧都會議涉及的一些問題是任弼時在延安整風中曾不止一次地進行自我批評的問題。在《任弼時傳》中已經從正面給予了反映。但是如何從更廣闊的政治的、歷史的背景中去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難歷程，進一步客觀地認識歷史，總結教訓，尋找某些規律性的經驗，特別是對任弼時比較搞民主集中制，不主張黨內輕易地用路線斗爭這類問題，今天究竟應當怎樣看?第二，任弼時的許多思想，如經濟思想、執政黨建設思想、政權建設思想等都是很有見地的，遺憾的是他的許多想法都沒有來得及實踐，這就影響了這些思想的發展，同樣，影響了研究的深入。
4.加大力度搜集整理文獻資料，這是進一步開展研究的基礎。隨著任弼時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仍然是一項亟待加緊進行的工作。目前，有的課題資料相當欠缺，如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的文獻資料，除了任弼時1938年的書面報告大綱和口頭補充說明，以及在《真理報》等報刊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外，就是個別有關人員的個人回憶，其余如當時任弼時與中共往來函電等文獻始終未能找到。
5.研究工作要努力面向社會，辯証地處理普及與提高的關系。發動社會各方力量，促使研究工作細水長流，鞏固研究隊伍﹔提倡各種研究形式，專題研究、理論探討、專著撰寫，以及深入淺出地化研究成果為普及讀物，以滿足社會各層次讀者需求等。
總之，對任弼時的研究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作為上個世紀改寫中國歷史的偉人群體中的一員，任弼時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組成部分，對國家、對民族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研究任弼時不但應當繼續堅持，更應發展、擴大，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來源：《任弼時研究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