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陳琮英和他們的孩子們
任弼時、陳琮英和他們的孩子們
盧振國
第一個女兒不幸夭折
陳琮英身材矮小，人很清瘦，幼時纏過足，沒有入過學校門。她是湖南長沙東鄉胡家坪人，生於1902年1月16日，比任弼時年長兩歲。由於兩家世代交好，陳琮英自幼就與任家結成娃娃親，來到湘陰縣塘家橋（今屬汨羅）任氏新屋，做了任培國（任弼時的學名）的童養媳。任弼時此時在鄉間上學讀書，二人可以說是青梅竹馬。
1918年，任弼時考入長沙私立明德中學，后又轉到長郡公立中學校。這是當時長沙府所轄12個縣聯合興辦的一所名牌中學。該校的學雜費很貴，曾給任弼時一家帶來很大負擔，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就在這時，陳琮英在長沙東門外一家小工廠，做了一名織襪女工。她省吃儉用，精打細算，把每月省下的一點兒錢，用以補助任弼時上中學。就這樣，任弼時終於讀完了中學。1920年夏，任弼時離開長沙去上海，准備赴蘇俄留學。臨別時，陳琮英把兩雙親手織成的棉線襪子遞給任弼時，含情脈脈地說：“你放心去吧，家裡的事有我照料。”
1924年8月，任弼時回國后，被黨組織派到上海大學教授俄語，同時又擔任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工作。當時有幾個追求時尚的知識女性，對留蘇歸來的共青團負責人產生了愛慕之心。任弼時明確地告訴她們：“我已有未婚妻了，她是個織襪女工。”有人把這件事當成笑話，在上海大學師生間廣為傳播。雖然離家多年，但任弼時始終沒有忘記供他讀書的織襪女工陳琮英。
1926年春，黨組織派人把陳琮英從長沙接到上海，與任弼時正式舉行了婚禮。此后，她就在丈夫的引導和培養下，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陳琮英總感到自己沒有念過書，不識幾個字，穿著土裡土氣的，很不適應十裡洋場的大上海生活。每當她跟隨西裝革履的丈夫行走在繁華的上海街頭，就不由得低下頭來，生怕看到那一雙雙陌生而又充滿譏笑的眼睛……
“把頭昂起來！從現在起，你成為一名革命戰士了，革命戰士哪能低頭走路呢！”任弼時總是不斷提醒和鼓勵他的妻子。
1928年秋，任弼時在安徽蕪湖、安慶等地巡視時，在南陵縣不幸被敵人逮捕。敵人嚴刑審問后一無所獲，就把他當作“共黨嫌疑犯”押到安慶。黨組織根據他在獄中的化名和口供，決定由陳琮英出面進行營救。陳琮英於是就帶著女兒蘇民爬上一列拉煤的火車先去長沙。陳琮英在跟任弼時的堂叔以及她的堂兄取得聯系后，即請了一名律師，一同趕到安慶。開庭審判時，因“証據不足”，暫時休庭。陳琮英又趕回長沙，讓她在長沙經營緯綸紙庄的堂兄暫時回避數日，由她充當紙庄老板。當省高等法院派人前來對質取証時，她按照丈夫的口供，理直氣壯地說：“胡少甫（任弼時的化名）是我店的店員，是我叫他去南陵收賬的（被捕時身上帶有80塊大洋）。”對方恐嚇她：“你說的是真話嗎？”她說：“我是本店的店東，完全可以擔保！”不久，省法院以“証據不足，無法立案”為由，經由緯綸紙庄擔保釋放。可是，他們的女兒蘇民，卻因為乘坐拉煤的火車受了風寒，發高燒引發肺炎，而不幸夭折了。陳琮英因此悲痛萬分。
“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為了革命，為了營救我的性命，我們的孩子獻出了她的小小生命。”任弼時深情地安慰妻子，幫助妻子消憂解愁。
1931年3月，任弼時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被派往江西中央蘇區工作。陳琮英當時即將分娩，無法隨同前往。任弼時囑咐妻子說：“孩子生下后，不管是男是女，我們都叫他遠志，希望孩子有遠大志向！”陳琮英說：“你放心去吧，我會照料自己和孩子。”3月12日，陳琮英生下了女兒任遠志。女兒出生剛滿100天，由於叛徒告密，她就被敵人抓進監獄。經歷過地下斗爭的實際磨煉，尤其是任弼時兩次被捕入獄及營救經過，陳琮英增長了不少見識和隨機應變的靈活性。在獄中，她說自己是鄉下婦女，從老家來尋找丈夫的。敵人審問時，她一問三不知，或以土語岔開話題﹔無法回答時，就暗自在孩子身上擰兩下，女兒一哭一鬧，又拉屎又撒尿的，弄得敵人很不耐煩，匆忙收場。母女倆在獄中熬了五六個月，后經黨組織設法營救，陳琮英才抱著女兒平安出獄。
出獄不久，陳琮英就接到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的電報，叫她趕快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工作。臨行前，她把不滿周歲的女兒抱回老家，托付給婆母照管撫養。之后，她才極其秘密地進入閩西革命根據地。1932年3月8日，陳琮英到達中共閩粵贛省委所在地汀州，任弼時恰在這時由瑞金來這裡傳達蘇區中央局的有關文件精神和指導工作，夫妻倆相聚在了一起。陳琮英拿出女兒出獄后的一張照片，遞給丈夫看，任弼時樂得連聲稱贊：“很好，很好！你把孩子送回老家的做法，是為了革命的大家，也兼顧了個人的小家，周恩來同志都在夸你哪！”
到達中央蘇區以后，陳琮英由鄧穎超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3年5月，任弼時出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治委員，陳琮英隨同前往湘贛蘇區，在省委機要科工作。這時，陳琮英生下個男孩，取名湘贛。孩子不到半歲，因紅六軍團奉命西征，她不得不忍痛把孩子托給當地老鄉收養。后來，湘贛蘇區遭到敵人的殘酷燒殺，孩子下落不明。
1934年夏，陳琮英隨同紅六軍團西征，轉戰1000多公裡，與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勝利會師。1935年11月19日，賀龍、任弼時率領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陳琮英隨軍出發長征時，又有了身孕。
第六個孩子出生以后
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按照中革軍委命令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當時，紅四方面軍分為左、中、右三路縱隊，由所在地區出發北上。7月3日，任弼時隨同朱德、張國燾率領的左縱隊從甘孜等地先行出發，經西傾寺、阿壩等地向包座、班佑前進。紅二方面軍第二、六軍團，則由賀龍等人率領，隨紅四方面軍左縱隊跟進。任弼時隨同左縱隊行動，原是朱德的英明決定，就是“要任弼時同志隨總司令部行動”，以加強紅軍總部制約張國燾的力量，確保紅二、四兩個方面軍共同順利北上。任弼時隨同總部行進了兩個月之久，於行進途中分別與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傅鐘等領導人進行交談，一路上顯得特別繁忙。他在8月9日寫給王震等人並轉賀龍、關向應、蕭克、甘泗淇等人的信中說：“我這次隨朱、張等行動，力求了解過去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黨內爭論問題，並努力促成我黨的完全團結一致。”
北上途中，陳琮英也隨同紅軍總部行軍，常跟朱德夫人康克清吃住在一起。在此期間，她跟總部衛生所的幾名女護士，全都相識並混熟了。護士林月琴、周起義兩人，都是來自大別山的女紅軍。林月琴曾在紅四方面軍供給部婦女工兵營當過營長。周起義原在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當過看護長，還在金川省軍區女子警衛連當過指導員。紅軍總部成立衛生所時，傅連暲就將她們要來當護士。這個衛生所，除所長傅連暲和兩名醫生外，還有六七個女護士和兩個挑夫，成員總共不過一個班。因為身懷有孕，每天行軍、宿營時，陳琮英大都跟衛生所裡的人在一起，大家同吃苦共歡樂，親密無比。那會兒，陳琮英挺著個大肚子，走路慢慢吞吞的，眼看就要分娩的樣子，林月琴、周起義都不由跟她開玩笑說：
“陳大姐，你趕快生呀，孩子早生下來，我們也好幫你照看！”
陳琮英說：“我才不在半路上生呢！堅持個把月，到了陝北以后……”
“琮英同志，這種事可不能按照你個人的想法和意願，還是隨時隨地做好准備喲！”朱德也在一旁忍不住笑著說。
7月中旬，紅軍總部抵達川西北高原的阿壩，就近籌集糧食和牛羊肉，准備第三次穿越草地。有一天，傅連暲急急忙忙地找到周起義，迫不及待地說：
“小周，趕快收拾好藥包，有緊急任務！”
“哪個首長病了？”周起義不禁問道。
“任胡子（任弼時）的老婆出事了，聽說是從樓梯上跌了下來……”
傅連暲領著周起義急忙趕到現場。原來，朱德、康克清夫婦和任弼時、陳琮英夫婦，當時同住一所藏民院落。土木結構的兩層平頂樓房，樓上幾間房子寬敞舒適，光線充足，通風也好，正是夏日居住之所﹔樓下則是冬季居住的地窩子，與牲口棚圈緊挨在一起，蚊蠅也多。一根長長的獨木梯子，就是唯一上下的交通工具。陳琮英因在行軍路上蹚了幾道河，受了點風寒，身子感到十分疲倦，當她扶著獨木梯子上樓時，剛上了幾個台階，一腳沒踩穩，就從梯子上摔了下來。剎那間，陳琮英感覺腹部陣痛起來，想站都站不起來了。她再也無法攀梯子上樓去住，就被扶到樓下的土屋裡面等待分娩。幸好傅連暲及時趕到，幾乎沒費多大周折，孩子就平平安安降生了，又是個女兒，任弼時就為她取名遠征。
一個紅軍后代誕生了，大家都十分高興。可是，陳琮英卻愁眉不展，她一點兒奶水都沒有，孩子餓得哇哇直哭。事到如此，總該想點辦法為孩子下奶呀！
說來也巧，正在陳琮英發愁時，朱德把一盆熱氣騰騰、香味扑鼻的魚湯，親自端進了她的房間。任弼時驚奇地問：“老總，哪裡來的魚？”朱老總回答說：“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魚，是我在河邊釣的！”陳琮英很受感動，滿懷深情地說：“總司令，我謝謝您了！”
“謝啥子嘛！關鍵時刻，我不上陣不成，不釣魚也不成！”朱德笑呵呵地說。
任弼時在朱德的啟發下，把縫衣針改做成魚鉤，也跑到河邊去釣魚，頭一回就釣了七八條小魚。陳琮英很過意不去地說：“弼時，你們工作又忙又累，別為我費心了，干脆我喝魚湯，你吃魚肉吧！”任弼時卻說：“我又不會下奶，吃了魚肉管什麼用？”夫妻雙方會心地笑了起來。
紅軍總部炊事班把他們抓到的一隻呱啦雞，也給陳琮英送來補養身體。衛生所的幾個女護士，把她們在甘孜挖出晒干的蕨蔴，和剛剛灌漿的鮮嫩青稞粒兒煮在一起，每天准時端給陳琮英吃。
孩子出生后，就面臨著穿越荒無人煙的茫茫草地。
長征過來人的回顧與感慨
陳琮英是第一回過草地，而對總部衛生所的成員來說，已是第三次穿越茫茫數百裡的水草地。
這次過草地，他們雖在阿壩做了充分的准備，但比以往兩次所走的路程都遠，時間長且困難多，所帶的干糧和牛羊肉都不夠沿途食用，隻好再次以野菜、草根以至牛羊皮來充飢。經過半個多月的艱苦跋涉，他們終於走出茫茫草地，於8月初到達包座地區，取得第二次北上的決定性勝利。
1986年，周起義口述了過草地的一段親身經歷，她在《“金蓮”萬裡行》中這樣敘述說：
“傅連暲醫生嚴肅地叮嚀我：‘小周，護理任務就交給你了。這是長征路上誕生的革命后代，你無論付出多大代價，也要保証她們的安全！’后來，又派來汪榮華同志，我們接受了這項任務。由於生活條件太差，陳琮英產后身體虛弱，整天躺在擔架上。嬰兒因為缺乏營養，也瘦得皮包骨。我和汪榮華兩人竭盡全力護理，忙著洗刷，送湯喂飯，讓母女二人平平安安。
“進入草地十多天后，糧食幾乎已經吃完。有些人吃野菜中毒，渾身浮腫，危及生命。每天遭受雨雪、冰雹的侵襲，同志們身體極端虛弱，難以支持。有時走著走著，身子往下一栽，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一天，給陳琮英抬擔架的一個同志昏倒在地，我見他臉色蒼白，嘴唇鐵青，知道是餓昏了。我趕緊摸了摸自己的干糧袋子，裡面也干癟癟的，沒啥東西。我把它翻了過來，真是喜出望外，袋角裡還殘存著一小把青稞炒面。就這麼一點兒，說不定能救活同志的生命啊！我把炒面用水一拌，捏成個細條條，塞到那個同志嘴裡。不一會兒，他果然醒過來了，抿著嘴裡的面條條，小聲地說：‘小周，你也兩天沒吃東西了。’他把一個面條條推給我，我又遞給他，推讓了好幾個來回。我實在忍不住地說：‘你不吃點五谷，怎麼抬擔架？擔架沒人抬，紅軍的后代還要不要！’他才含著淚水吃了下去。
“就這樣，經過整整20天時間，我們才走出草地。過了草地，遇到第一個藏民村子休息時，我抱著被泥水浸泡了半個多月而從未脫過鞋襪的一雙小腳，情不自禁地說：‘現在，你也該解放解放了！’因為兩腳全都腫了，我左脫右脫，怎麼都脫不下鞋來。在幾個女伴的幫助下，一雙羊毛線打成的鞋子總算脫下來了，包腳的布片也解開了，可那兩隻又腫又脹的小腳，全都泡得像馬蜂窩似的慘不忍睹……”
陳琮英長征中穿越草地時，大都是在擔架上、馬背上被抬過來顛過去的。尚未滿月的孩子也是在周起義等人輪流背著的簍子或輪流挑著的筐子裡面，一路上顛來顛去，搖動不止。任弼時偶爾也將孩子抱或背上一程，以“盡到做父親的責任”。8月間，紅軍到達岷州時，孩子方才滿月。陳琮英和她的女兒能夠走出茫茫水草地，越過天險臘子口，順利抵達隴南、隴東以至陝北，可以說是各路紅軍長征隊伍中的一個奇跡！
與之可作對照的是，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中，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鄧發的妻子陳慧清、曾日三的妻子吳仲廉、何克全（凱豐）的妻子廖似光、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等人，都在長征路上生過孩子，可她們的孩子又在哪裡呢？
1986年4月17日下午，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原紅一方面軍干部休養連連長侯政時，兩人就曾談到“特殊連隊”（董必武在長征中對干部休養連的稱呼）這一話題。鄧穎超講起她在長征中的親身經歷，深有感慨地說：“是呀，長征過來不容易呀！我們都是幸存者。你這個連長也不好當，擔子很重啊！……”當侯政講到休養連有五個女紅軍在長征中生孩子的事，鄧穎超很有興趣地聽著，並不時作補充。侯政不禁又叫苦地說：“哎呀，現在幾個大姐見了我，就問孩子在哪個地方生的，她們要去找，到哪兒去找呀，一個也沒有找到。”
鄧穎超緊接著說：“那怎麼找呀？我記得賀子珍、陳慧清同志生的都是女孩，我給她們取名‘雙鳳’，為的是以后好找。那麼長時間了，也不好找了。”
賀子珍、陳慧清等人的五個孩子，當時不是托給老鄉收養就是遺棄在降生之處，沒有一個被抱出雪山草地。及至后來，那五個孩子不是夭折就是失蹤。多麼令人痛惜的五個花朵啊，全都凋落在長征途中……
陳琮英及其女兒，雖不能說是長征中的“一絕”，也是一幅十分亮麗的長征風情畫，令人感嘆的獨特景觀！
（來源：《黨史博覽》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