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是怎樣開展自我批評的

任弼時是怎樣開展自我批評的

○張穎

[摘要]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純潔黨內生活的一劑良藥。任弼時始終強調自我批評對每個黨員的重要性，並積極開展自我批評，為黨內形成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作出了表率。以總結湘贛蘇區的工作為例，任弼時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坦率的實事求是的發言，使到會同志很受感動。在革命生涯中，任弼時也有過缺點和失誤，他對此並不諱言，而且不斷嚴格解剖自己、警戒自己，督促自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改正錯誤，改進工作。延安整風期間，他曾多次對自己在“左”傾路線影響下所犯的錯誤作自我批評。任弼時還總結出許多好的開展自我批評的方法，這些方法對我們今天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 ]任弼時﹔自我批評﹔延安整風﹔工作方法﹔實事求是

[中圖分類號 ] D261.3 [文獻標識碼 ] A

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純潔黨內生活的一劑良藥。毛澤東曾經說過，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 頁。）在這方面，老一輩革命家為我們樹立了崇高的榜樣。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任弼時開展自我批評的勇氣和總結出的自我批評方法，值得我們學習。

任弼時曾經指出，要進行反對自由主義、官僚主義、軍閥主義傾向以及貪污腐化的斗爭，就必須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武器。（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95 頁。）批評難，自我批評更難。從延安整風開始，任弼時始終強調自我批評對每個黨員的重要性，並經常性地開展自我批評，為黨內形成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作出了表率。這裡我們不妨首先看一看任弼時在總結湘贛蘇區的工作時是如何開展自我批評的。

湘贛蘇區是1929 年朱毛紅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后，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重返井岡山，恢復和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由於湘贛蘇區是在“左”傾路線愈演愈烈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存在著如何評價湘贛蘇區歷史的問題。特別是湘贛蘇區在“左”傾路線統治中央蘇區時期，執行了“左”傾中央的肅反政策，存在著個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等復雜問題。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不久，以王首道、張啟龍、袁德生等為核心的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成立，這段后來被稱為舊省委的時期。雖然舊省委執行的是臨時中央制訂的“左”的政策，但臨時中央到蘇區后，依然以“右傾機會主義動搖”的罪名，撤銷了王首道的省委書記職務，並打擊了張啟龍、袁德生等省委領導。1933 年6 月，任弼時到湘贛后成立了新的省委。這時，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形態已經完備，“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舊省委自然表現要更‘左’”，但仍無法滿足臨時中央的“左”傾要求，任弼時領導的新省委仍被批評“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469—470頁。）

由於處於戰爭時期，湘贛蘇區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延安整風的后期。延安整風的最后階段，抗日戰爭即將迎來全面大反攻，黨的七大也即將召開，黨中央認為有必要對各個蘇區的歷史作出結論。作為中央黨的歷史問題准備委員會召集人，任弼時也表示有必要對湘贛蘇區的這段歷史給予評價。正是因為如此，任弼時以當年湘贛新省委書記、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參加了湘贛工作座談會，他的發言也被認為是這次會議的總結發言。

在發言中，任弼時開宗明義提出：“現在我們來檢討歷史問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從各種不同的歷史情況出發，了解歷史問題，檢討自己的錯誤。”（《任弼時選集》，第 350頁。）作為當時湘贛新省委的書記，任弼時對自己在湘贛省委時期，由於認識上的失誤，曾經執行了某些“左”的錯誤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他表示在他擔任湘贛省委書記這一段工作中，還是有許多缺點錯誤的，執行的路線還是臨時中央的更“左”的路線，在土地、軍事、肅反等問題上是“左”的。他說：“今天看來，改組省委是錯誤的。反對王首道等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也是錯誤的。對張啟龍以及甘泗淇這些同志的打擊都是不對的。這責任不在同志們，責任主要由我來負。”他對張啟龍表示：“我在湘贛也批過你，省委還把你的黨籍搞掉了，這都是錯的，責任在我。現在我向你道歉！”（《人民日報》1984年 4月 29日。）

作為這次會議的實際主持人，任弼時的講話沒有浮飾推諉，沒有文過飾非，他坦率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使到會同志很受感動。參加了這次會議的王首道感慨地說：“作為一個領導者，既能坦率誠懇地批評別人，又敢於承擔責任，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勇於自我批評，確實使我和到會的同志深受教育。”（《回憶任弼時》，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12頁。）另一位當事人張啟龍評價說：“他的總結發言，通篇充滿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充滿了實事求是和嚴於自我批評的精神。他對於湘贛邊區歷史的回顧，對前后兩屆省委工作得失的評價，對經驗教訓的總結，令人悅服，的確是運用馬列主義理論總結歷史經驗的范例。這次座談會和他的總結，對統一湘贛各個時期干部的思想，澄清是非，增進團結，起了很好的作用。”（《人民日報》1984年 5月 13日。）任弼時客觀、坦誠的分析和總結，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使原來湘贛省委的干部統一了認識，分清了是非，能夠心情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

開展自我批評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不容易。有些人在理論上可以把自我批評闡述得頭頭是道，一旦開展起來卻支支吾吾，難以啟齒。在革命生涯中，任弼時也有過缺點和失誤，但他對此並不諱言，而且不斷嚴格解剖自己、警戒自己，督促自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改正錯誤、改進工作。延安整風期間，他曾多次對自己在“左”傾路線影響下所犯的錯誤作自我批評。他坦言，土地革命時期他雖然對“左”傾錯誤有所抵制和批判，但仍然承認並執行過這條路線，他對自己一度自覺不自覺地貫徹執行六屆四中全會確立的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一再作出誠懇、深刻、系統的檢討。在 1941年 9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43年 11月的中央高級學習組會、1944年10月的湘贛工作座談會上，他都以坦蕩的胸懷、實事求是的態度作自我批評，甚至在為黨的七大准備的發言稿中，他仍表示：“在過去黨內領導犯三次‘左’傾錯誤時期中，我都參與成為積極的執行者，錯誤的性質都是偏‘左’。”他告誡和自己一樣犯過錯誤的同志“是否能經得起考驗，那就還要看以后的鍛煉和進步”。（《任弼時選集》，第 393頁。）任弼時的自我批評，不是為了了結個人恩怨，而是為了從中吸取教訓，以此為戒，啟發教育黨內其他同志，使今后少犯或不犯類似錯誤。有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的率先垂范，延安整風時期，黨內自我批評蔚然成風，為黨的七大提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提供了很好的基礎。

搞好自我批評首先是一個態度問題，必須心底無私，勇於承擔自己應當擔負的過失與責任。任弼時強調，開展自我批評的作用就是要“達到原則上分清是非，達到糾正黨內存在的不純和改善領導作風的目的”。為此，首先就要求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要正確地自我批評，“不懼怕和正確地對待人家的批評”，隻有這樣才能轉變工作作風、認識和糾正錯誤，隻有這樣才能改善黨與群眾的關系。（《任弼時選集》，第 453頁。）任弼時還從正反兩個方面對開展自我批評的重要性進行了闡述，指出，“把自己的缺點或錯誤密密地包藏起來，諱莫如深，那就不會考慮到改正錯誤的辦法，就不會找出改進工作的辦法”﹔反過來說，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僅不會破壞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不僅不會妨礙工作紀律之執行，“而且恰恰是在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中，用自我批評的態度揭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糾正這些錯誤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威信”。（《任弼時選集》，第 296—297頁。）　

任弼時之所以如此強調，就是希望黨內同志能大膽使用、經常使用自我批評這個武器，這樣才能越用越靈、越用越有效。

在實踐中，任弼時還總結出許多開展自我批評的好方法。比如，要根據黨章的要求，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風，開展自我批評﹔要以黨支部為重要載體，在支部內外開展自我批評，這不僅有利於干部自省，而且可以密切聯系群眾﹔要以“對己要嚴，對人要寬”為開展自我批評基本的態度，深入地檢查分析自己的缺點及其產生的根源，找出改正辦法﹔“應特別多注意聽取群眾方面的批評和意見，少作甚至不作解釋和聲辯”（《任弼時選集》，第 448頁。）﹔要“虛心地、誠懇地、切實地”進行自我批評，並“毫不遲疑地立刻改正”（《任弼時選集》，第 237頁。）﹔要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結合起來，“有什麼話大家都說，有什麼缺點不隱瞞地揭發出來，這樣才使我們有可能來改進今后的工作”（《任弼時選集》，第 295頁。）﹔要把開展自我批評當作一項經常性的工作，土改時需要開展自我批評，團的建設需要開展自我批評，做群眾工作也需要開展自我批評。這些開展自我批評的方法，不僅有針對性，而且實用性強，對我們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劉少奇在任弼時追悼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任弼時同志是一個模范的革命職業家，模范的共產黨員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領導者之一。”（《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27頁。）聶榮臻也曾說：“從共產黨員應有的修養來說，我以為最值得學習的是弼時同志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堅強黨性。”堅持黨性原則，是做一個合格共產黨員的基本要求，是衡量黨員立場和覺悟的准繩，作為我們黨模范的共產黨員，任弼時敢於開展自我批評的勇氣，恰恰是他堅持黨性原則的真實寫照。

〔作者張穎，女，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北京100089〕

（責任編輯：茅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