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既反對右傾，也反對“左”傾
葉介甫
任弼時，很多同志親切地稱他為“黨內的母親”，他的一大特點，就是能夠堅定地維護黨的團結，反對搞“路線斗爭”，從不偏聽偏信，傾力抵制各種“左”右傾錯誤，因而挽救和保護了許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殺害。
與右傾錯誤作堅決斗爭
1927年5月1日，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把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任弼時當選為團中央委員，任團中央組織部部長。共青團三大之后，團中央書記張太雷被派往廣州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任弼時又代理團中央書記。
任弼時在主持團中央工作期間，強調青年團要服從黨的領導，也堅決抵制黨內某些領導人脫離馬列主義原則的錯誤領導。1926年至1927年間，他領導團中央同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多次斗爭。1927年4月底，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任弼時又同大家一起，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在這次會上，他被選為團中央書記。
任弼時主持團中央工作期間，十分重視克服團組織內部的錯誤思想。大革命失敗后，團組織內部曾出現過“取消主義”、“先鋒主義”兩種錯誤思想。他在1927年11月召開的團中央擴大會議上，對這兩種錯誤思想進行了嚴肅批判。他指出，“取消主義”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有些同志在國民黨反動派白色恐怖下，看到團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遇到困難，因而在思想上發生了動搖。這些同志打著“幫助黨發展”的幌子，提出什麼“團在中國沒有特殊工作”，一切由黨來做就行了，或者說，隻要注意做些兒童運動和文化工作就可以了的主張，實際上是典型的機會主義，是要“使我們的黨孤立起來”，“取消黨在青年群眾運動中的影響”，或者改變團的性質，使團變成一個文化組織。因此，團的組織必須堅決申斥這種“取消主義”的錯誤傾向。至於“先鋒主義”的產生，則是由於一部分領導同志看到團組織在反對陳獨秀的斗爭中有了功績，就錯誤地認為青年團也應成為與共產黨一樣的政黨，並把這標榜為“先鋒主義”或組織所謂“第二黨”。他要求這些同志不要忘記：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人民革命的領導者，應該隻有一個，這就是共產黨，而共產主義青年團應該受黨的領導，做黨的助手。要認識到“先鋒主義的結果，有造成第二黨的危險傾向，這對於黨的發展是非常妨礙的”，它比取消主義更為危險。這些批判不僅提高了團組織的政治思想，使錯誤傾向很快得到克服﹔而且團結教育了犯錯誤的同志，堅持了青年團的正確方向。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中共中央號召全國同胞和軍隊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8月25日，中央軍委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9月下旬，在陝西涇陽縣的雲陽鎮，舉行了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出征到抗日前線的誓師大會。隨后，任弼時同朱德等隨總部一起東渡黃河，奔赴華北前線。
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后，由於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部隊的政治工作明顯有所削弱。有些人一天到晚隻知道打仗，別的什麼也不過問。有的干部甚至以受國民黨的委任為榮，不服從共產黨的領導。為了糾正這種傾向，任弼時向中央寫了報告，提出我們紅軍改變名稱，不能改變紅軍的宗旨，不能丟掉紅軍的光榮傳統。我們要打破國民黨的限制，重新恢復我軍的政治制度，加強軍隊的政治思想建設，保証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根據任弼時的這一報告，中央軍委在毛澤東主持下，立即作出了恢復政治委員制度的決定。此后，師、團都任命了政委﹔取消了國民黨的政訓處，恢復了政治部，營、連也恢復了指導員，部隊政治工作重新得到加強。這是八路軍在新的形勢下，切實執行共產黨的路線，發揚光榮傳統，並在全國抗日戰爭中成長為一支受人民擁戴的英勇抗戰部隊的重要保証。
糾正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端正革命方向
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確立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新方針。任弼時參加了這次會議，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新方針，但由於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反對右傾時“左”傾情緒潛滋暗長，因而表現在對形勢的估計上，不能冷靜地看到當時革命已處於低潮，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對比是敵強我弱，從而在戰略行動上不承認必要退卻，容許和助長了不利狀況下發動工人罷工和舉行城市暴動的冒險主義傾向，如湖南秋收暴動中，湖南省委在執行中央關於進攻方針時制定了第二次長沙暴動的冒險計劃。9月22日，任弼時到長沙，詳細調查了解和研究秋收暴動后的敵我情況，認為當時由於“馬日事變”、敵人屠殺政策的影響，特別是我們的同志忘記了農民的切身利益，隻知道炸鐵路、打團防，沒有在這些地方做一點兒諸如沒收土地、捕殺劣紳的事，以致得不到農民的擁護。農民還沒有發動起來，暴動的條件還不成熟。因而任弼時毅然取消了這次暴動計劃，提出當時湖南省委的任務是：擴大農民斗爭，瓦解敵人軍隊，組織自己的武裝，宣傳蘇維埃政權，整頓和加強工會工作，與各重要區域建立交通聯絡站，在必要的時候實行赤色恐怖，捕殺反動頭目，以造成政治危機，鼓起各地農民運動等等，他為此向中央寫了報告。任弼時注意糾正錯誤傾向苗頭，因而為革命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犧牲和損失。
關於任弼時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指導工作，及時糾正某些冒險做法，劉曉有一段生動的回憶：“一九二九年弼時同志擔任黨的江蘇省委工作時……有一次，我們在浦東農民武裝斗爭失敗以后，為著反對敵人鎮壓，准備再進行一次武裝斗爭而來到上海，向省委請示……但有一天，他忽然來到我住的旅館。我向他提意見，說他到這裡來是很危險的。他卻很冷靜地回答我說：雖然有一定的危險性，但我們對工作是要負責的，不然會有更多的同志犧牲。我聽了他的談話，幾乎感動得流淚。當時我認為他來了，一定給我們一個很肯定的決定，但出乎我的意料，他卻提了一連串的問題要我答復。我說浦東的農民群眾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情緒極高，要求武裝反抗。弼時同志就問到底高到什麼程度？有什麼具體事實？要我以一個地區的具體情況來典型說明。他又問了不少當時的具體情況，反復地提出了許多假定的問題來和我研究，最后他說：決定行動，還要與當地群眾商量。因此，他又要我邀約了與我同來的當地農民同志親自與他談話，了解當地、當時的事物、人情、敵我力量、干部與組織情況，等等，談完了，他一聲不響地走了，只是說要我們很快地回去。就在當天深夜，他又到我的旅館來了。這時，他和白天談話的態度完全不同，他用肯定而帶說服性的語調對我說：再來一次武裝斗爭的條件是不夠成熟的，所以要我們取消武裝斗爭的計劃。接著就非常具體分析當時的情況，說明為什麼要這樣決定的理由。”
1938年2月，任弼時受中共中央的派遣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情況，清除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共產國際所形成的錯誤影響。之后，他擔任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負責人。
為了使更多兄弟黨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回答他們對中國革命提出的各種問題，任弼時除應邀到各國代表團作報告外，還及時把當時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干部找來，分別派到各國代表團去介紹國內情況。他讓這些干部在介紹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時，著重介紹在中國不是先奪取城市，而是先佔領農村廣大陣地，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以及人民戰爭的戰略和策略等方面的理論。這些理論都是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找不到的。各兄弟黨代表團聽了，既感到新鮮，更覺得有道理。因此，兄弟黨的許多同志都說：“毛澤東真偉大，中國革命有希望，我們要向中國同志學習。”
任弼時同稍后到蘇聯治傷的周恩來一起，向共產國際做了大量說明，使共產國際的一些主要負責人轉變了對中國共產黨黨內情況的看法。1940年初，任弼時又請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作了一個詳細的報告。這個報告講了兩天，著重談到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游擊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對抗戰形勢發展的估計和基本設想，這對於兄弟黨進一步了解中國情況很有幫助。當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提議再座談一次時，任弼時又請周恩來談王明回國后的情況，把王明的右傾錯誤作了介紹。在這次座談中，季米特洛夫也談了他對王明的看法，認為王明不是一個老實人，並且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不是別人，是毛澤東。”
任弼時駐共產國際期間，在繁忙工作之余，還為《共產國際》《真理報》《紅星報》撰寫文章。他的文章，有介紹中國革命經驗的，有敘述中國共產黨怎樣領導抗戰的，有說明國共合作，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有宣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還有宣傳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經驗的，其中有些還被兄弟黨的報刊轉載。他的文章“闡明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克服王明右傾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不但自己寫，還動員別人寫。他常說：“宣傳工作，是我們每個同志的光榮任務，這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革命不可少的工作，我們一定要做好。”
傾力抵制“左”傾錯誤路線
任弼時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傾力抵制“左”傾錯誤，反映在肅反工作上，就是保護了許多同志。
1933年1月，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后，進一步推行其“左”傾錯誤政策，以“否定過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黨內大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們先在福建批“羅明路線”，接著在江西整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任弼時當時雖然也執行了這些極左政策，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強調調査研究，實事求是，而不推波助瀾。例如，當時在敵后萬(安)泰(和)邊境地區負責青年工作的張愛萍，被一名“AB團”分子供認為“AB團”總部負責人。有位領導同志決意要逮捕張愛萍，並把材料送給了任弼時。任弼時不相信這一口供，因為他熟悉張愛萍的歷史。張愛萍在上海做過秘密工作，曾幾次被捕，以后又到紅軍工作，負過傷，后來又負責青年工作等，這不是一個“AB團”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對於這樣的重大案件，“不應隻憑口供，應該從他此一時期的工作檢查中來找根據。”他要顧作霖去萬泰地區進行調查。經過詳細的調查了解，結果証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為了防止肅反擴大化，他在組織部門的會議上明確提出：“以后肅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調査！”尤其“不得隨意亂抓人，亂殺人，要建立嚴格的審批制度”。這一指示，無疑對當時的“左”傾錯誤給予一定遏制，因而使一些同志沒有受到傷害。可是不久，臨時中央認為他“貫徹政策不力”，將他排擠出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層。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組織部長職務，派他去湘贛邊區擔任省委書記。
任弼時到達湘贛邊區省委所在的單禾川鎮以后，最為當地干部所稱贊的，就是他同執行“左”傾錯誤政策的一些領導人做斗爭，將黨的許多好同志從肅反擴大化的迫害下及時解救出來。當時，邊區省委在代理書記陳洪時(長征后叛變)、副書記劉士杰(長征中叛變)把持下，利用改組省委的機會，打擊和迫害原省委書記王首道、原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原省軍區總指揮張啟龍等重要領導干部。任弼時來到時，袁德生已被殺害﹔王首道被攻擊為“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多次進行大會斗爭，已撤銷了一切職務﹔張啟龍被攻擊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判了兩個月徒刑，即將被殺害。被他們亂抓亂殺的，還有其他許多同志。任弼時反對這種亂抓亂殺的做法。他在主持的省委會議上，強調指出：在肅反中不能隨便抓人，更不能亂殺人，抓人殺人，都要有確鑿的証據，殺人必須經過省委的批准。根據他的意見，省委作出了相應決定，並成立了裁判部。他還堅決抵制了陳洪時、劉士杰二人提出要在軍隊中肅反的意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以后，張啟龍被從保衛局釋放出來，張子意也被保護下來，曾一度受排斥的張平化、王恩茂、曾滌等人也安排了工作。上述許多被解救出來的同志在回憶這段歷史時，都懷著十分感激的心情說：“我們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時同志救了我們！”
長征路上與張國燾作堅決斗爭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1935年6月16日，毛澤東、周恩來等率領的中央紅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中央決定兩軍主力向北進攻，先取甘肅南部，以創建川陝甘根據地。但張國燾自恃掌握的兵力多，個人野心大大膨脹，不願北上，而是南下，同中共中央分裂。
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根據中央指示，紅二、六軍團合編為紅二方面軍。張國燾對前來會師的紅二、六軍團極盡挑撥離間、拉攏欺騙之能事。任弼時從朱德那裡得知張國燾堅持南下，自立偽中央，把持紅軍總司令部，隔斷中央與紅二方面軍的聯系等陰謀活動后，非常氣憤，並立即將這些情況告訴賀龍、關向應、蕭克、王震、張子意等，然后堅定表示：“我不同意張國燾的那一套”。賀龍等也堅決表示贊同任弼時的立場。這不但使張國燾對紅二方面軍的陰謀無法得逞，而且增加了紅四方面軍指戰員抵制張國燾錯誤領導的信心。任弼時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採取黨內斗爭的正確方針，以及紅二、四方面軍指戰員要求北上與中央會合的強烈願望，迫使張國燾不得不改變其反黨反中央的錯誤行為，取消偽中央，同意部隊北上。
對於被張國燾關押隔離進行迫害的干部，任弼時更關懷備至，想方設法把他們解救出來。廖承志回憶自己這一段經歷時曾說：“那時我是張國燾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張國燾的牢的同志，還有羅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們是被分開了的，我則被押解著跟著隊伍向滬霍前進，誰也不敢和我打一個招呼。我也不願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為一打招呼就會連累別人的。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和任弼時同志會合了。那是在一個草地的小坡上。我遠遠看見張國燾和一個身材不高、臉孔瘦削、長著小胡子的人在談話。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時同志。我們隊伍正從他們面前通過。弼時同志遠遠看見我走近了，他笑著站起來，走向我這邊，和我握手。他笑著問：“你是廖承志嗎？我就是任弼時。”我那個時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時張國燾也很狼狽，他裝起笑面虎似的笑臉，用他那種怪腔怪調問弼時同志：
“怎麼，你認識他嗎？”弼時同志笑著說：“老早認得。”其實弼時同志和我那時並不認得。然后弼時同志嚴肅地對張國燾說：“如果他有什麼需要的話，我可以幫助他，請你告訴我。”這之后，我到了滬霍。我、羅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復了局部的自由。
在延安整風期間和土地改革問題上糾正康生“左”傾錯誤
1942年春，全黨整風運動開始。但是，當時直接負責這項工作的康生在審查干部工作中主觀地要各機關各單位都提出幾個人作為突破點，並隨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陝甘寧邊區的一個200人的名單，給這些人戴上“特務”、“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間，把這些人全部關了起來﹔接著又在中央機關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這樣一來，審干變成了肅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連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中共七大代表也成了被懷疑的對象。
任弼時了解這些情況后，堅決反對這樣做，他說：“我們的革命隊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應該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他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毛澤東。但康生仍繼續搞擴大化，又提出所謂“搶救失足者”，把很多同志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起來。康生為了証明他的方法“正確”，還以欺騙手段，找了一些幼稚青年，讓他們編造假口供，進行假坦白，然后再給大家作報告，上主席台，並給他們戴大紅花，樹立所謂“徹底坦白的典型”。
任弼時發現這些情況以后，又立即報告了毛澤東。他說：“即使真有其事，用這種形式也是錯誤的。”他特別不同意對中共七大代表的任意懷疑。為此，他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研究過很多次，認為應當堅決糾正在審干中出現的擴大化的錯誤。1943年，中央作出了《關於審查干部的決定》，提出了“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的九條方針，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嚴禁“逼、供、信”的政策，從而使整風運動走上健康的軌道。
全國抗戰勝利后，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的形勢，如何解決好農民的土地問題，是發動廣大農民群眾支援革命戰爭的一個十分迫切的課題。當時，對於要不要進行土地改革，黨內是有分歧的。冀魯邊區就有一個干部寫了一篇“萬言書”，公開反對土地改革，認為一土改就會把根據地搞亂。當時參加負責土改工作的康生就支持這個看法，批准下發這份“萬言書”，認為搞減租減息就可以了，用不著再搞土改了。任弼時發現了康生這個錯誤批示，立即指示不要下發那篇“萬言書”，才沒有造成不良影響。在他主持召開的一次會上，山西、河北、山東、華中各解放區的負責同志都談到在各地的土地改革中已經普遍掀起了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由於這些地區的群眾結合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的斗爭，直接從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因而情緒非常髙，凡是群眾運動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決了和正在解決著土地問題，因此，土地改革不是要不要搞的問題，而是如何深入引導的問題。
任弼時聽了這些反映非常高興。他說，現在群眾起來了，我們不能沒有堅定的方針，不能不堅決支持廣大群眾這種直接實行土地改革的行動。他要求，各地黨委在廣大群眾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變更解放區的土地關系，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而地主則喪失了土地，不要害怕消滅了農村中的封建剝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誣蔑，不要害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和動搖。相反，要堅決支持農民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批准農民已經獲得和正在獲得的土地。對於漢奸、豪紳、地主的叫罵，應當給以駁斥﹔對於中間派的懷疑，應當給以解釋，對於黨內的不正確觀點，應當給以教育。他還總結了各地區斗爭的經驗，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具體方針、政策和辦法。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在劉少奇的積極支持下，中央起草了《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1946年中共中央發布的《五四指示》。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各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因此更加深入開展起來，群眾紛紛行動，對封建地主階級展開了尖銳的斗爭，形成了一個規模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高潮。但在土地改革高潮中，曾出現一種“左”的錯誤傾向。這種錯誤傾向最先是在康生搞的晉綏土改試點中出現的。康生原反對土地改革，可是土地改革運動興起之后，他又從極右轉到極左，如混淆敵我，錯劃成分，擴大打擊面﹔搞平均主義，實行“打亂平分”，侵犯中農利益，破壞工商業，大搞唯成分論，提出“搬石頭”，打擊黨的干部﹔甚至對參加土改工作隊的干部也要劃定成分，對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干部進行斗爭，有的連積存的一些生活用品都被沒收了，吃飯也不能和出身好的在一起，隻能在右邊吃，稱之為“王八席”﹔還大搞自發運動，提出貧農“打江山”、“坐江山”，削弱黨的領導，還進行亂打亂殺，等等。康生等人自己這樣做，還強迫各地領導都這樣做，如不執行或執行不力，就扣上右傾帽子。這樣一來，這種錯誤的土改做法很快影響到其他地區。
針對有些地區在土地改革中發生的“左”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委托任弼時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土地改革正確的方針政策。這時，任弼時的高血壓病很嚴重，仍帶病到米脂縣楊家溝周圍三十幾個村子作廣泛調查。他還詳細研究了各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研究老區、半老區土地改革的區別，並打電報給各解放區了解他們是怎樣劃分階級的。經過充分調査研究，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的會議上，任弼時就土地改革和整黨問題作了重要發言。他明確指出，當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錯誤具體表現在：侵犯中農利益﹔破壞中小工商業﹔對地主亂打亂殺。他要求各地立即糾正這種錯誤傾向。他的發言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支持和肯定。1948年1月，任弼時又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分析了發生“左”的錯誤的原因，提出了糾正的原則和方法。他強調要按照正確的標准劃分農村階級﹔鞏固團結中農﹔對工商業不要採取冒險政策，就是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也不應當沒收﹔對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採取保護政策﹔堅決反對亂打亂殺與對犯罪者採取肉刑。中共中央將任弼時的報告作為土地改革運動的指導文件轉發全黨，對提高全黨的政策水平，糾正“左”的錯誤傾向，保証土地改革的正確進行，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3月，中共中央離開陝北東渡黃河，向華北地區轉移。任弼時在隨毛澤東、周恩來等一道轉移的路上，仍然繼續深入群眾，了解掌握情況，糾正各地在整黨和土改問題上的“左”的傾向。他在興縣蔡家崖聽取賀龍、李井泉等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晉綏邊區關於整黨、土改等問題，以及毛澤東於4月1日在晉綏干部會議上作的重要講話以后，就整黨問題專門給晉綏分局寫了一封信，對當時改進晉綏地區的整黨和土改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見。4月8日，他在繁峙四區霸牆村專門調査了解土地改革政策的落實情況，找農會主席談話。周恩來、胡喬木也參加了這次談話。這個村有戶中農，家裡有三口人，三四畝地，養著兩頭騾子，主要到外面趕腳，家裡的地有時要雇人種，結果給劃成富農。任弼時在同農會主席談及土改后的生產、生活及一些“左”的錯誤影響以后，著重分析了這戶中農不是富農，是屬於土改中錯劃了成分的問題。由於他的耐心教育提高了干部的思想，使許多被錯劃了成分的人得以及時改正。他還同周恩來研究如何設法盡快糾正這種“左”的錯誤傾向，盡快落實黨的政策，因為在他看來，這是發動群眾迎接全國解放戰爭高潮到來的關鍵所在。(編輯潘鵬)
(作者是中共中央統戰部處長)
（來源：《百年潮》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