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再認識

抗戰期間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再認識

曾成貴

摘要：抗戰期間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報告了中國抗戰情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現狀及共產黨的方針、以及八路軍、新四軍、根據地和黨的建設情況，使共產國際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國情形，作出支持中共政治路線的決議。任弼時正面闡述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沒有涉及毛澤東與王明的分歧。任弼時參加共產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的工作，根據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傳播了中共的主張。任弼時的報告，與六中全會糾正王明錯誤沒有直接關系。

1938年3月5日，任弼時從延安啟程赴蘇聯。當月中旬或下旬，經由迪化(今烏魯木齊)抵達莫斯科。1940年2月25日，離開莫斯科回國。①出使共產國際的這兩年，是任弼時革命生涯的重要時段。近年來，俄羅斯發布的共產國際檔案被譯成中文出版，為我們提供了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期間前所未知的重要活動的記載。研究這部分資料，我們不僅能夠豐富任弼時生平業績的現有記述，並澄清有關細節，而且可以對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尤其是向共產國際所作的兩個報告，得出新認識。

一、任弼時遠赴共產國際的緣由與使命

任弼時是根據193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會議的決定赴莫斯科的，其任務是“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才’等問題”。②現有的研究成果一般都認為，任弼時之所以奉派赴蘇，是因為王明打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旗號，推行所謂新政策，極力指責洛川會議確立的正確主張，並且在組織上作出了許多與黨中央分庭抗禮的舉動。黨中央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派專人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系的情況。③也有的說得更純粹，認為王明的觀點迷惑了許多同志，在黨內很有市場，毛澤東一度處於孤立境地，隻有尋求共產國際支持這一條路可走。④的確，王明在政治局十二月會議上，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他是帶著共產國際指示回國的。1937年8月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主持書記處會議研究中國抗戰和中共的方針問題，成立了他本人親自參加，包括王明、鄧發、康生等中共高級干部在內，由王明主持的專門委員會，起草指示中共的建議。10月10日，共產國際書記處批准了這個專門委員會的建議。11月11日，應王明、康生的要求，斯大林在克裡姆林宮召見了王明、康生和王稼祥，就抗日戰爭和中國共產黨作了13條具體指示。⑤11月13日，在王明、康生回國的前夕，季米特洛夫又同他們二人及王稼祥作了臨別談話。⑥應當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本質上是傳達共產國際決定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指示精神，結合抗戰以來的實際加以貫徹落實的會議，其積極作用是主要的。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政治局再次討論抗戰形勢、國共兩黨關系和抗日軍事問題。鑒於戰略防御階段對日作戰的形勢在惡化，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組織形式等重大問題懸而未決，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即，需要把全面抗戰以來中國的各方面形勢，中共貫徹落實共產國際決議的情形，及時向共產國際直接報告，並得到共產國際的進一步指示。

所以，《任弼時年譜》指出任出使共產國際的使命，是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才等問題，並未特別強調此行旨在尋求毛澤東與王明分歧的解決之道，才是准確而得當的。

二、任弼時的兩個報告與共產國際決議

任弼時抵莫不久就給共產國際遞交了書面報告，時間標注為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年譜》說明這是完稿時間。《任弼時選集》的題注則指出這是向共產國際遞交的時間，也有任弼時出席當天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並遞交報告的說法。5月17日，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口頭報告，文字稿於5月8日完成。⑦

雖然所有論及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的著述都要提到這兩個報告，但大多採取條目式列舉的辦法，僅作概念性簡介，個別論文才展開論述。這個回避式的窘境，是對任弼時出使緣由和使命的狹隘判斷造成的。因為有了這樣的判斷，就無法說清任弼時全面報告十二月會議的意義。至於為何遞交書面報告一個月之后，又向共產國際作口頭說明和補充，有的認為這是因為作這個報告有難度，王明的主張大多出自共產國際，向共產國際作報告，呈現復雜性，難免投鼠忌器。⑧我們現在隻能判斷口頭報告的日程是共產國際根據需要安排下來的，先送書面報告作綱要性匯報，便於共產國際的領導們盡早了解中國情況。僅此而已。

書面報告第一部分闡述“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任弼時評估了中國八個月抗戰，列舉了七個方面的成績，分析了失利的原因。他分析了目前的戰局和中心任務，指出中國軍隊在戰略戰術上，開始改變單純的陣地戰，戰區和敵后的游擊戰爭有很大發展，軍隊的軍紀、軍民關系、軍事裝備有所改進，指揮有進步，戰斗能力也有所增強。他分析決定中日戰爭勝負的中國因素、日本因素和國際因素，指出這些因素的變動，“都將有利於中國的持久抗戰，以取得最后的勝利。”⑨

口頭報告第一部分闡述“關於中國的抗日戰爭”。首先，任弼時報告了九個月抗戰的經過。其次，評估了抗戰以來的得失：一是造成了中國內部從未有過的統一團結﹔二是中央政府逐漸變成國防性質的政府，由降日而抗日，由“剿共”而聯共，“相當地實現了民主”﹔三是軍隊逐漸成為國防軍。“這些進步，如果沒有發動抗日戰爭是很難得到的。”抗戰失利的主觀原因：一是全面抗戰的決心下得太遲﹔二是戰略部署有失誤﹔三是戰役戰術上主要採用了正面防堵的陣地戰﹔四是政府未能堅決淘汰親日主和分子。第二期抗戰出現了新轉機：一是改變單純的陣地戰，在敵人側后進行運動戰，並配以游擊戰﹔二是戰區和敵后的游擊戰爭得到普遍發展，八路軍在華北的游擊戰爭起了很大作用﹔三是軍隊在政治上、技術上也有進步和提高。再次，闡述了抗日戰爭發展的趨勢與前途。任弼時以持久戰為核心展開論述，預測一旦武漢、西安失守，情況將會惡化。他再次肯定了抗戰前景，重申“在政府中有決定意義的蔣介石，今天還是表示要堅決抗戰的。全國人民和國民黨內大部分黨員是不願投降而需要抵抗到底的。”目前擺在中共面前的最基本任務，“是防止和克服中國政府對抗戰方針的動搖，以一切努力，爭取中國能持久抗戰，以求得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⑩

書面報告第二部分闡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現狀”。任弼時首先簡要說明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以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步和發展：與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間的某些摩擦，十二月會議后逐漸減少﹔十二月會議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對統一戰線問題作了更詳細的討論，認為“是戰略性質的改變”，“確立國共兩黨合作是長期性的”，勝利后還要共同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認定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是抗日：‘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民主、民生，均在其次。依照覺悟的程度和迫切的需要提出要求，不要太高太左”﹔指出了統一戰線的內容是各黨各派合作，在國民政府現有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在現有軍隊基礎上擴大與建立統一的國防軍，建立統一的民眾團體以發動群眾運動﹔“各黨派在共同綱領下，是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共同領導，共同負責，不應有誰投降誰、誰推翻誰的企圖。”須在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下，解決與和緩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與摩擦。黨在統一戰線中，“應保持組織上的獨立與批評的自由。但批評應是善意的，反對投降主義與關門主義”﹔說明了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關系﹔鞏固地方政府與軍隊對中央政府及八路軍的合作，鞏固了人民與政府及軍隊間的關系，組織無組織的群眾加入各種合法的群眾組織﹔在黨內外宣布這種統一戰線原則，國共兩黨關系有進步。任弼時闡述了當前統一戰線的合作形式、合作中的障礙與困難：共產黨主張建立民族聯盟，在共同綱領之下，各黨派保持組織獨立﹔共產黨准備贊成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共在理論和實際上答復了取消共產黨的叫嚷﹔蔣介石堅持隻有一個黨，“不願國共兩黨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圖在合作中削弱共產黨”。任弼時介紹了其他黨派的狀況及其在統一戰線中的作用，著重介紹和分析了國民黨，指出該黨開始產生改進組織的要求和趨勢，中共對此採取贊助的方針，這種改進“可以促成國共合作之鞏固與發展”。(11)

口頭報告第二部分闡述“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狀況”。任弼時介紹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分析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前后國共合作出現摩擦的原因，匯報了書面報告已經陳述的王明回國后十二月會議傳達貫徹共產國際指示的全部內容。他分析了兩次國共合作的不同特點，指出第一次合作時國民黨政權范圍不大且不鞏固，軍隊不多，受內外敵人壓迫，現在則有全國性的政權、強大的軍事力量，有全國的輿論機關﹔第一次合作時共產黨沒有自己的政權和軍隊，在各地黨的組織力量相當強大，現在則有了自己的軍隊和獨立地區，在全國有很大的政治影響，但在國統區的組織力量比較薄弱﹔第一次合作時主要的斗爭對象是北洋軍閥，是打倒軍閥的內戰，現在的主要斗爭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是反對日本侵略的對外戰爭。關於面臨困難和阻礙，首先指出這是由於國民黨“一方面表示自大主義，不願以平等地位來與共產黨合作﹔另一方面懼怕共產黨力量壯大，將來奪去抗日領導、危害其統治地位，故想盡辦法來削弱共產黨力量”。任弼時列舉了國民黨為國共合作設置障礙的各種心態和動作，也介紹了共產黨為克服這些障礙作出的各種努力。任弼時分析了國民黨，肯定國民黨在全面抗戰以來，發生由反動重新回到民族革命斗爭中來的進步轉變，其政治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但繼續進步的速度因其所受的限制而不會很快。他指出要使兩黨不僅能夠合作抗日，而且能夠合作建國，共產黨就要促進國民黨進步，促進國共合作更加迅速地進步與鞏固，“鞏固與發展民族統一戰線，仍是中國黨在抗日戰爭當中的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務”。(12)

書面報告第三部分闡述“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狀況”。任弼時闡述了八路軍參加抗戰的經過，指出八路軍的作戰方針是運動戰、游擊戰，在戰區內把發動、組織和武裝人民作為重要任務，與當地人民建立了“極親密的關系”，從五個方面說明了八路軍在政治上、軍事上和政治工作上的模范和推動作用。他介紹了在抗日戰爭中開辟的晉察冀邊區，認為晉察冀邊區的經驗，“不僅証明在敵人深遠后方可以發動游擊戰爭，而且可以創造持久斗爭的根據地，使敵人佔領區域無法鞏固”。任弼時強調，八路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以后，仍然保持了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紅軍時期的制度沒有改變。由於國民黨及政府有意消耗和削弱八路軍，致使面臨武器、裝備、經費等方面嚴重不足的困難。(13)

口頭報告第三部分“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及其最近狀況”，在書面報告的基礎上，指出八路軍開進山西就確立了三個方面的方針：實行運動戰、游擊戰，不搞正面防守﹔在作戰的同時，加緊做組織與武裝地方民眾的工作﹔加緊內部的政治工作，瓦解敵軍，密切軍民關系。由於採取了正確的作戰方針，首戰平型關，抗戰以來中國的第一次勝利由八路軍取得。它使國民黨軍隊的作戰信心得到提高，也使其逐漸認識到陣地戰與運動戰、游擊戰互相配合的重要意義，推動了戰略戰術上的進步。任弼時具體介紹了八路軍開展群眾工作、通過建立游擊隊擴大隊伍，建立敵后根據地，加強軍隊政治工作，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聯系等方面的情況。任弼時闡述了紅軍改編過程中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情況，黨在八路軍中的組織和黨員分布情況，以及當前面臨的各種困難，並具體介紹了新四軍。關於黨在軍事上的任務，他指出要使八路軍和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抗戰中發揮決定作用，就要以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難，在數量上擴大、在技術裝備上提高，使之成為近代化軍隊﹔同時，要更深刻認識游擊戰爭將成為最后戰勝敵人的重要力量。(14)

書面報告第四部分闡述“中國共產黨的狀況與群眾工作”，第五部分闡述“中國共產黨目前最重要的任務”。關於黨在抗戰中的收獲，任弼時列舉了四項內容：一是建立了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打開了抗戰的局面﹔二是八路軍的勝利與壯大，推動了中國軍隊各方面的進步﹔三是得到公開半公開活動的地位，在全國的地位和影響大為提高﹔四是被國民黨摧殘的省區的工作逐漸得到恢復。他列舉了主要弱點，分析了在國統區黨與群眾組織力量薄弱的原因，從五個方面介紹了陝甘寧邊區的情況，指出邊區處於共產黨領導之下，目前並未得到國民政府正式承認，黨確定邊區的基本方針是使它成為統一戰線的模范區域、中國最民主最進步的區域、能夠影響和推動國民黨區域政權進步的區域。關於黨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列舉了六個方面：一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中國黨最中心的任務”，基本方針是調整關系，達到在抗日綱領下，地方政府、軍隊與中央之間，人民與政府、軍隊之間更能密切合作，孤立、分化並逐漸淘汰親日派，充實和擴大統一戰線的群眾基礎﹔二是堅持持久戰方針，保衛武漢、河南、西安﹔三是鞏固和擴大八路軍、新四軍，鞏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組織領導人民游擊戰爭﹔四是開展抗日群眾運動，特別注重在工人階級中工作的建立和發展﹔五是鞏固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力量，建立黨在全國的組織基礎，培養大批干部，改善和學習統一戰線中群眾工作的方式，糾正“左”的關門主義的工作方式﹔六是在近半年內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5)

口頭報告將書面報告的第四、第五部分內容整合成“群眾運動發展和中國共產黨的狀況”，並從三個方面加以闡述：關於中國人民參加抗日斗爭的一般情形，分析了各地方、各階級、各界別的動向，指出工人、農民、學生是抗戰群眾運動中最積極的力量﹔民族資產階級站到了抗戰方面，但懼怕共產黨取得領導權，畏懼真正的群眾運動，國民黨採取抑制群眾運動的方針即為體現﹔大地主、中小地主在敵佔區、游擊區，對抗戰的態度有所區別。關於黨在群眾中的活動和組織狀況，介紹了黨的宣傳工作和群眾工作，闡述了在敵佔區、國統區和邊區群眾工作的不同方針。關於黨的建設的任務，與書面報告基本相同。(16)

季米特洛夫曾經肯定了共產國際七大以后中國共產黨路線的轉變，同時透露幾分擔心，提醒同志們“不要得出這樣的結論，以為走向中國抗日人民陣線一切都會百分之百地順利”。(17)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的決議，指示中共“特別重要的是堅定不移地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盡力全面加強這一戰線，把它看作是戰勝日本軍閥的一個最重要條件”。(18)斯大林要求中共“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參與領導”。(19)任弼時的兩個報告，對共產國際所關心或強調的關於中國抗戰形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狀況及共產黨的方針、軍事戰略和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抗日民主根據地建設和黨的自身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站在全局的高度，作出了擺事實、講道理的明確回答。

聽取任弼時的報告以后，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當即採納季米特洛夫的建議，組成有季米特洛夫、任弼時、王稼祥等人參加的委員會，由庫西寧負責，討論和起草相關文件。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經過飛行表決，批准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聲明》、《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聲明的決定》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中共中央代表的報告作出的決議》。《聲明》呼吁“給予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以全力支持”，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擴大和加強是中國進行勝利自衛的決定性條件”，需要參加統一戰線的各方“真正緊密的接近”，“需要充分的相互信任”。(20)關於中共代表團聲明的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並表示共產國際支持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的解放斗爭”。在關於中共中央代表的報告的決議中，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再次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21)這些表態是對中共路線和行動的肯定，也表明任弼時完成使命取得了成功。

三、任弼時在中國問題研究小組上的發言

季米特洛夫十分關心中共七大的籌備，親自起草電文，由任弼時向延安詢問情況。1939年5月20日晚，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時和林彪談中國問題，建議中共中央將於本月底召集的全體會議，集中討論和決定轉入相持階段后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國共兩黨聯盟的問題。(22)以中共七大即將召開，中國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國共兩黨合作暫時性的“蜜月”結束為背景，5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干部部部長古利亞耶夫書面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曼努伊爾斯基，提請批准成立專門研究小組，以便做好相應准備。任弼時作為咨詢專家，參加了該小組的工作。6月5日，中國問題研究小組舉行第一次會議。任弼時提議除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問題以外，必須把研究國民黨的組成、政治派別和內部斗爭的任務列入研究計劃，並把小組工作與為中共七大准備材料結合起來。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等重大問題上，共產國際領導人和高級干部中存在嚴重的右傾觀點。中國問題研究小組負責人莫爾德維諾夫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堅持認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否定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主張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客觀要求相矛盾﹔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族統一戰線實際上不存在，不能將其硬塞入任何模式﹔突出中共的力量和影響，加強為擴大黨在群眾組織中的影響和為爭奪在國統區的群眾組織領導權而進行的斗爭，都不符合民族統一戰線的利益，不利於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陝甘寧邊區的存在違背了中國的法律﹔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隊的摩擦主要是中共干部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等等。

7月5日，任弼時首先做了觀點明確、內容翔實的長篇發言，根據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和中國實際，亮出了中共的基本觀點。

關於中國抗戰的形勢問題。任弼時指出：當前形勢比較嚴峻，“我們對中國是否會走向投降應該有個清醒的認識”。(23)他分析了繼續抵抗的有利條件，得出結論：“中國正面臨很大的困難，盡管如此，中國還是能夠繼續進行自衛戰爭的。”“目前我們在抗日斗爭中的任務，是要幫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組織力量進行抗戰，並讓蔣介石意識到，即使英國、法國和美國停止對中國的援助，中國自己還是能夠將這場自衛戰爭進行到底的。”(24)

關於加強國共合作問題。任弼時指出：國共之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統一戰線聯合了各種相互對立的、敵對的階級，國共兩黨分別代表的階級，就其利益而言是相矛盾的，況且雙方打了十年的仗。因此，“發展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隻有通過斗爭才能實現。發展和鞏固統一戰線，就是為鞏固統一戰線而進行斗爭的過程。”他同時指出：“需要不讓國共合作破裂”，“我們還是應該給自己提出杜絕摩擦，避免摩擦的任務。”(25)

任弼時肯定了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的前途，指出當前需要完成三個任務：一是消除鞏固國共合作事業中的一切困難和障礙。能否鞏固國共合作，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蔣介石，國共合作得到加強會增強蔣介石堅持抗戰的決心，因此，目前的任務就是爭取繼續抗戰和千方百計地鞏固和擴大國共合作﹔二是公開宣布反共的人都是民族統一戰線的敵人，反共就是准備投降，就是幫助日本人。在這方面，共產黨要設法孤立國民黨內的反共分子﹔三是改進黨的工作，向國民黨作出適當讓步。他說，共產黨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但《新華日報》常常將毛澤東的名字與蔣介石並列提及，蔣介石當然不會滿意。

關於邊區、八路軍和中共黨的建設問題。任弼時解釋說：六中全會決議沒有說現階段不允許有一黨專政，而是說當前這個歷史階段不能建立一黨專政。他強調，歷史時期不是說的當前，而是當前以后的相當長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共產黨所追求的既不是維持一黨專政，也不是實行蘇維埃或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而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如果承認國民黨一黨專政，那就意味著共產黨將會被趕入地下。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共產黨應該幫助國民黨實行民主化，但不便像國民革命時期那樣急著去做。

全面抗戰局面形成以后，國民黨以妨礙統一為由，屢次提出取消邊區。任弼時指出：邊區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取消邊區，實際上也換不來國共合作的鞏固、中國政府中親日派的消除、中國國家制度的民主化、一系列民主法律和宣言的頒布，換不來整個中國的進步和共產黨行動的更大自由。他斷然表示：“在目前的形勢下取代邊區，我們真的能夠獲得這一切嗎？我認為，不能。”(26)

關於八路軍和中共黨的建設問題。任弼時介紹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八路軍實際上已由三個師擴編成三個軍，由於英勇善戰，它同國民黨部隊的關系，甚至要比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系好得多，這是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之一。他指出黨的發展很重要，要大力吸收新黨員，改善黨的社會成份，重點發展工人、雇農和貧農以及先進的知識分子，把吸收黨員與教育黨員結合起來。要加強黨的群眾工作，已經存在國民黨組織或由國民黨建立的群眾組織，共產黨不另起爐灶。

7月8日，任弼時出席了研究小組最后一次會議。這個小組的工作后來並未產生相應的結果。任弼時的發言，真實地介紹了中國形勢，闡述了中共的主張，針對共產國際領導人和高級干部的言論釋疑解惑，對錯誤的東西予以堅決抵制。

四、促成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綜合因素

共產國際聽了任弼時的報告，作出相應決議以后，任弼時正式接替回國的王稼祥出任駐共產國際代表。根據王稼祥帶回的指示，中共在延安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於是，有研究就認為共產國際根據任弼時報告作出的決議，沉重地打擊了王明的錯誤主張，充分地肯定和支持了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路線。(27)

應當說，六屆六中全會的成功是多方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當然包括任弼時向共產國際所作報告在內。從對兩個報告的排比式梳理、分析可知，任弼時並沒有觸及十二月會議的矛盾。他對十二月會議主要內容的陳述，現在的文章多指為王明的錯誤主張。其實，這部分內容倒與毛澤東《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的論述基本一致。他明白地寫著：“‘抗日高於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幫助，互相發展’，不是誰領導誰”﹔要求與口號“不要太高太左”﹔“不是不要現有軍隊”﹔“統一指揮、紀律、武裝、供給、作戰計劃等”﹔“使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起來，僅靠游擊戰不能戰勝日寇”﹔“群眾運動中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合法’與‘統一’’。(28)比較王明的報告大綱，所講的並未超出這些內容。(29)

問題可能出在如何在實踐中處置這些議題上。總的方向一致，不一定路徑完全一樣﹔總的目標相同，著重點也可能會有差別。抗戰以來，在統一戰線方面，初期是“左”傾。(30)毛澤東后來如此評價。王明回國，急於立威，拿洛川會議開刀，尖銳批評統一戰線中的“左”的錯誤。毛澤東在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兩個問題上堅守立場。據張聞天說，十二月會議檢討了前段工作中“左”的缺點和錯誤，但也肯定了“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張聞天強調目前主要是“求得統一戰線更加擴大與發展”，不放棄黨的獨立性，“領導權不在爭，而在做”﹔統一戰線中的某些缺點，責任不能都由共產黨來負﹔有人說過去沒有拿住“抗日第一”，“這是過於把我們的責任強調了”﹔對友黨應當是互相讓步，“不是讓步政策”。(31)他承認檢討過去有必要，但不能取消批評友黨的立場，不是要拿自己的屁股給人家打。可以想見，這是說給王明聽的。

真正起影響的，或者說對毛澤東有觸動的，當是組織人事的調整和王明在會后另搞一套。(32)季米特洛夫說“需要有對國際形勢很有研究的新人來幫助中共中央”(33)，王明自認為就是這樣的“新人”。這次會議調整了中央書記處，王明增補為書記。為籌備黨的七大，決定成立25人組成的准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准備委員會秘書處則由毛澤東、張聞天、康生、陳雲、王明組成。會后，王明到武漢從事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的工作。后來，他承認自己在這段工作中“強調斗爭性不夠”，在組織上“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任弼時也認為王明“確有‘欽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問題是個人突出，自以為是”。(34)

王明不便再打共產國際的旗號和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季米特洛夫的談話起了關鍵作用，與任弼時的報告並無直接關系。王明在共產國際擔任多種職務，是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但共產國際也沒有讓他取代國內領導人的意思。回國前，季米特洛夫就對他說：“你回國要與國內同志弄好，就是他們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35)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又特別叮囑，“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36)共產國際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季米特洛夫從組織上提出以“毛澤東為首”，這是六屆六中全會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雙重保障。

注釋：

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9頁。《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則把任抵達莫斯科的時間定在“大約三月底”，見該書第611頁。

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頁。

③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03—609頁﹔徐則浩：《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兩次報告的歷史貢獻》，《學術界》2004年第6期。

④李亮：《抗戰初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世紀》2006年第5期﹔吳精通：《任弼時在共產國際不辱使命》，《黨史文苑》2004年第5期。

⑤⑦(17)(18)(19)(20)(21)(23)(24)(25)(26)(3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41、4、10、13—14、90—91、94，97、156、160、160、169、3頁。

⑥(22)《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馬細譜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5頁。

⑧(27)徐則浩：《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兩次報告的歷史貢獻》，《學術界》2004年第6期。

⑨(11)(13)(15)任弼時：《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文獻和研究》(1985年匯編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61、61—66、71—79頁。

⑩(12)(14)(16)《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176、176—188、188—199、199—207頁。

(28)《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6頁。

(29)參見《王明言論選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0—545頁。

(30)(34)(35)參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410、410頁。

(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主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59—761頁。

(32)關於抗戰初期毛澤東與王明矛盾的分析，可參見田子渝：《1938年毛澤東與王明政治關系評析》，《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3期﹔郭國祥、丁俊萍：《論抗戰初期王明與毛澤東的合作和分歧》，《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

(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主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頁。

（來源：《江漢論壇》2014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