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遠生:任弼時對民族復興的理想追求

任弼時對民族復興的理想追求

夏遠生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核心的重要成員任弼時，在30年革命生涯中，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和黨的建設奮斗不息，譜寫了壯麗的人生篇章，他的中國夢成為鼓舞億萬人民建立新中國、創造新生活的強大精神力量。

一、在傳承優秀湖湘文化中追尋人生理想

任弼時是湖南汨羅人，生長在一個貧苦的鄉村教師家庭。汨羅所在的湘北重鎮岳陽，是洞庭湖南岸的魚米之鄉，長江流域的歷史文化名城，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的美稱，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探索精神，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情懷，仁人志士為國家民族舍生取義、銳意進取、百折不撓的人文傳統，聞名於世。源遠流長的湖湘文化，洞庭湖畔的鄉情風物，湘江兩岸的時代大潮，構成了青年任弼時生活成長的精神家園，賦予他求學、求知、求真理，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奮斗不息的精神動力，對他的人生追求、思想轉變、道德修養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他在傳承優秀湖湘文化中苦苦追尋中國夢。

任弼時從小生活在屈原投江的地方，深受民族文化中憑吊屈原遺風流韻的影響。他的父親給他起名培國，寓意愛國、衛國、強國，並給他講述屈原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崇拜屈原的種子。讀書之余，他經常瞻仰屈子祠和屈原墓，參加民間端午節吃粽子、賽龍舟的活動，激勵自己和同學的愛國思想，努力探求國家、民族的興盛之道。《岳陽樓記》所抒發的憂樂天下、關懷黎民的博大情懷，也使一腔熱血的少年任弼時十分崇尚和景仰。他在小學作文中發出呼吁說：“人人若有衛國之心，即有御侮之策”【《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頁。】，全國同胞應“本愛身之心以愛國”，從小培養和張揚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

任弼時5歲時，父親任裕道應聘到作民小學教書，把他帶在身邊同住讀書，接受啟蒙教育，隨后正式入作民小學。少年任弼時在父親督導下，勤奮讀書，樂而不倦，取得了“最優等”的好成績。作民小學的修業証書給他的評價是：“學生任培國本學年總平均分數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優等。”1914年春，任裕道轉到序賢小學任教，10歲的任弼時也插入序賢小學三年級學習。任弼時的學習興趣非常廣泛，國文成績優秀，擅長作文，還喜歡繪畫、雕刻，養成了讀報、寫日記的良好習慣。他耳濡目染，觸類旁通，接受到當時先進知識分子傳播的新文化新思想，樹立勤勞自強、愛國御侮等人生觀念。他在《試述諸生入學之志》、《民生在勤》、《自立》等小學作文中，嘗試著抒寫了這樣一些人生道理：人生必各有志，必宜發憤，然后達其目的﹔世界無難事，隻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堅也，志堅則不畏事之不成﹔民生在勤也﹔世界之人皆以自立為要，吾國四萬萬同胞，欲保國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時不尤宜自振乎！【《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

1915年夏，任弼時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附屬小學，從汨羅江畔來到湘江岸邊，揭開了求學生活和人生道路的新的一幕。任弼時充分利用第一師范這所名校的良好條件，如飢似渴地拼命讀書。無論是講堂上老師的耳提面命，還是課外的圖書報章雜志，他都樂在其中，暢游在知識的海洋裡，增長學識，鍛煉體魄，培養心智，開闊眼界。他不是閉門讀書，而是關心國家大事，社會上反映出的國勢衰微、列強掠奪、軍閥混戰的黑暗現實，更激發了他憂國憂民的意識和自強自振的追求。任弼時進入第一師范附小時，毛澤東等一批先進青年正在第一師范本科讀書。以毛澤東為首組織的一師校友會，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學生自治和社會活動。1916年11月8日，愛國名將蔡鍔逝世。任弼時參加了湖南各界舉行的追悼會，並寫了一篇《追悼蔡公鬆坡感言》的作文，盛贊蔡鍔“鏟除帝制恢復共和”，感嘆救國人才缺乏，激勵自己和同學們：“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趕，繼公之志乎！”【《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頁。】本著這種為國為民的人生奮斗目標，任弼時不論是在一師附小還是在明德中學、長郡中學，在刻苦讀書的同時，他時刻不忘中國青年的歷史責任，銘記帝國主義列強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國恥國仇，痛恨軍閥混戰帶來的國家危亡、民不聊生，立志徹底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努力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爭取光明的未來。1919年5月，任弼時積極參加了毛澤東等領導的湖南五四運動，組織同鄉同學回老家宣傳民眾，抵制日貨，在反帝愛國斗爭得到了鍛煉。

1920年8月，毛澤東等湖南進步人士發起組織了俄羅斯研究會，發動有志青年遠行到列寧的故鄉學習，目的是改造中國與世界。任弼時聞訊后欣喜異常，立即和同學蕭勁光報名加入俄羅斯研究會，決心到俄國留學。任弼時和劉少奇、蕭勁光、羅亦農、任作民等14位湖南青年先后趕赴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主辦的外國語學社學習，並首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然后轉赴蘇俄，就讀於莫斯科東方大學，走上革命道路。任弼時在給父母的信中表示：“隻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與責任，達此便算成功。”【《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頁。】

顯然，此時的任弼時已具有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愛國意識和救亡圖存的遠大抱負。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是一個風起雲涌的時代，17歲的任弼時能走出國門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自覺地將“造成大福家世界”作為自己的宏願和對中國社會應盡的責任，堪稱時代青年的典范。它同當時毛澤東吟出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周恩來發出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同屬五四時期先進青年救國救民的強烈心聲與呼聲。中國夢首先是青年夢。青年強則國家強。

1922年冬，任弼時由青年團員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在東方大學的三年，任弼時系統地閱讀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擴大了政治視野，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開始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進行觀察和思考。同時，也經受國外艱苦而又緊張的生活磨練。這些都為任弼時后來回國投身中國革命、擔當領導責任、踐行歷史使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任弼時從16歲投身革命事業，到46歲積勞成疾逝世，30年的青春年華和寶貴生命，完全貢獻於中華民族解放的偉大革命事業。他從團中央總書記到黨中央書記，走過漫長的革命道路，經歷了白區、蘇區和游擊區的斗爭，經歷了國內、國外各種環境的磨煉。他具有堅強的革命意志，對黨的事業無比忠誠。他曾兩次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逮捕和拷打，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和鋼鐵意志。他生活上一直艱苦朴素，自奉菲薄。他用了多年的一條毯子，是紅六軍團繳獲的戰利品。他穿了十多年的一件毛背心，是妻子陳琮英拆掉自己的一條圍巾改織的。了解他的同志說：“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忘我的人，工作起來好像病都被趕走了。”同志們勸他安心養病，他卻說：“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的重任，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江澤民：《在〈任弼時傳〉〈任弼時年譜〉出版發行暨任弼時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4年4月24日。】他的“三怕”傳為佳話，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錢多，三怕麻煩人。任弼時揚棄湖湘傳統文化，升華無產階級特性，創造了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不辭重負奮力前行的“駱駝精神”。

任弼時逝世時，戰友毛澤東題詞評價：“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1991年3月，江澤民參觀任弼時故居時題詞號召：“發揚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不辭重負奮力前行的駱駝精神！”2003年10月，胡錦濤到湖南考察，瞻仰任弼時故居，稱頌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等老一輩革命家“為我們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些“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是黨和人民立於不敗之地的精神支柱，是共產黨人修養品德、塑造人格的革命風范，如日月之光，理想之旗，照耀和激勵著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中國夢而接續奮斗。

二、在獻身艱苦卓絕斗爭中鑄就民族復興的理想追求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展革命斗爭的史冊上，書寫著任弼時的光榮和驕傲。任弼時是黨和人民軍隊的卓越領導人之一。他1922年轉為中共黨員，是第五、六、七屆中央委員，在八七會議上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941年任中央秘書長，1943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道成為中央五大書記。他在人民軍隊的建設和發展中作出了許多重要貢獻，歷任中央軍事部委員、湘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湘鄂川黔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紅二方面軍政委、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委、中央軍委主席團委員、八路軍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中央直屬支隊司令員等要職。在中國革命的許多關鍵時刻，他審時度勢，提出明確的主張和建議，克服危機、力挽狂瀾，推動革命事業向前發展，顯示了他作為黨和人民軍隊卓越領導人的智慧和膽略，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建樹了豐功偉績，鑄就了偉大的中國夢。正因為如此，他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

任弼時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新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重要貢獻。1925年1月，他在《中國青年》撰文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社會主義實現的惟一武器。”【《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頁。】1927年5月，他在中國共青團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鄭重地說：“這次大會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是應爭得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而達到社會主義的實現。”【《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宏偉目標和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表現了對中國夢的理想與追求。

1927年八七會議以后，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他同戰友們一道，為發展工農武裝，推進土地革命，鞏固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並在國民黨統治區把黨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半合法斗爭密切結合起來，使革命運動逐步走向復興，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在1927年8月15日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認為中國的前途有兩種可能：一是中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下的資本主義前途﹔一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蘇聯影響下的非資本主義前途。中國情況和蘇聯不同，“鄉村蘇維埃比城市要先成功些”，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景和方向。

“隻有繼續抗戰到底，才是中華民族光明的大道，是一切黃帝子孫所應走的道路”【《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頁。】。1938年初，任弼時在《怎樣渡過抗戰的困難時期》一文中指出了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前途。他認為：“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隸的同胞，是可以做到犧牲一切來為著國家民族的生存而奮斗的”。“這樣的軍隊是堅強而有力量，可以抵御日寇的進攻，直到最后擊敗日寇的。”他號召“努力鞏固培植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力量，以爭取勝利局勢新時期的迅速到來！”【《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頁。】他在《為徹底實現抗戰建國綱領而斗爭》一文中提出要求：“希望國民黨和其他抗日黨派同心協力，為著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而奮斗到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頁。】“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是中國人民抵抗外侮、振興中華的夙願，是中國夢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集中體現。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和朱德、彭德懷一起，率領八路軍深入山西敵后，擴大人民武裝，開辟抗日根據地，開創了敵后抗日的新局面。在延安，他協助毛澤東領導大生產運動和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明確提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經濟建設。他諄諄告誡說：“同志們，奪取政權固然不容易，但經濟建設要比奪取政權難做百倍。”“如果這工作做得不好，老百姓還會脫離我們的。因此我們一定要把它作為邊區建設的最中心的任務。”“我們共產黨人如果隻曉得用戰爭和暴力來推翻舊的制度和統治，而不善於建設新的豐衣足食的幸福快樂的社會，那我們也是不會勝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敗的。”“我們相信在加強領導之后，經濟戰線的事情是一定可以辦好的，我們的建設任務是一定能夠完成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頁。】可見，人民夢，是任弼時中國夢的中心。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任弼時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犧牲奮斗救中國就是以此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任弼時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並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歷來注意調查研究，嚴格尊重事實，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敢於堅持實事求是，反對各種錯誤傾向。他注意總結黨的建設和革命斗爭的實踐經驗並加以理論概括，撰寫了大量理論文章，為毛澤東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對加強黨的領導、促進黨的建設、凝聚全黨智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是最早闡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應當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的黨的領導人之一。1943年6月，他撰文指出：“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並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取得中共建設史上最重大的理論成果，任弼時為此作出了杰出貢獻。1944年，他令人信服地分析歷史與現實，作出結論：“今天有我們的黨，有毛主席的領導，勝利的前途是很大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1頁。】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著名的組織家，對黨的建設很有建樹。1940年開始，他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成為毛澤東的親密助手之一，長時間地分管組織工作，一貫重視黨的建設。他的許多著作是深刻闡述毛澤東建黨思想的重要文獻。他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運動，籌備召開黨的七大﹔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強調政治工作是八路軍的生命線，建議加強政治工作制度，經中央批准，八路軍恢復了政委制。為了爭取全國革命勝利和在革命勝利以后進行經濟建設，他強調要加強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加強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法制建設和注意搞好黨在執政條件下的建設工作。

1949年10月1日這一天，任弼時因病沒有能夠出席開國大典。他坐在收音機旁收聽實況廣播，激動地對妻子陳琮英說：“勝利來之不易，要珍惜它啊！”他為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成千上萬革命先烈拋頭顱洒熱血獻身的中國夢，終於有了希望的曙光而異常高興。當他從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張愛萍那兒得知黨中央和毛澤東確定組建一支初具規模的、作為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海軍的基礎的華東海軍艦隊時，興奮地說：“我們中華民族歷來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多是從海上來的。你們應該安心工作。不會作海軍工作，就應該努力學習，這樣我們才能解放台灣，保衛海防，我們中國人民就再也不會受帝國主義的海上侵略了。”富國強兵、建設海防之心溢於言表。

1950年初，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任弼時向毛澤東鄭重建議，應該趕快選派一批有較高政治覺悟且具有實干、苦干精神的知識青年到蘇聯來學習，培養建設新中國的各類專家。毛澤東很贊賞任弼時的遠見卓識，並且所見略同，說：“今后的大規模建設，沒有技術專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來取經！”他們共同為建設新中國、實現中國夢而嘔心瀝血操勞謀劃。

三、在堅定抵制錯誤傾向中體現中國道路的開拓探索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的較長時間裡，由於共產國際指導上的錯誤和黨內教條主義的盛行，導致中國革命遭受了多次重大損失。任弼時努力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實事求是地對待具體問題，多次抵制和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在開創和堅持中國道路、繼承和弘揚中國精神、團結和凝聚中國力量、高揚和實現中國理想方面，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融會貫通精神和堅強無畏氣質。

1927年4月，國民黨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大屠殺，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頓時陷入血雨腥風之中，中共黨內也彌漫著分歧和迷茫。團中央總書記任弼時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緊急關頭，挺身而出，堅持真理，三次向陳獨秀遞交意見書，旗幟鮮明地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斗爭，積極主張黨要有自己的獨立主張，要實行土地革命。大革命失敗后，他懷著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在嚴酷的白色恐怖包圍下，置個人安危於度外，沉著奮戰，積極參與糾正黨內的盲動主義錯誤。1927年9月，毛澤東和湖南省委領導的秋收起義遭受挫折，毛澤東毅然率部轉向湘贛邊界農村。時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任弼時受中央委派，趕赴長沙督促湖南省委繼續組織城市暴動。任弼時根據長沙國民黨守軍有上萬人槍，而湖南省委能動員的力量不足千人、多數武器是大刀長矛的敵我情況，作出決斷：“這樣賠本的買賣，我們不能做。”他在向中央的報告中鄭重提出：“此時長沙的暴動必大遭失敗。”“長沙暫不舉行暴動。”【《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頁。】實際上支持了毛澤東把秋收起義軍引向農村的正確決策。1928年，他在指導井岡山紅軍的斗爭中，總結了黨領導武裝起義的經驗教訓，適時提出了工農群眾軍事化，軍事組織工農化等原則，批准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正式建軍，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湘贛兩省革命根據地。蘇區紅軍斗爭開創了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道路。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領導給黨和紅軍的斗爭造成了重大損害。任弼時在參與中央蘇區領導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努力支持毛澤東、朱德領導紅軍開展反“圍剿”斗爭，強調“以后肅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調查！”“不得隨意抓人，亂殺人。”因而保護了許多同志。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回憶說：當時如果沒有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1933年任弼時調到湘贛省委工作后，在實踐中深深感受到毛澤東正確思想和戰略戰術的群眾基礎，不斷對王明“左”傾錯誤進行抵制和糾正。在堅定抵制錯誤傾向中體現中國夢，是任弼時的一大貢獻和顯著特點。

在紅軍長征途中，當紅二、四方面軍會合時，他和朱德等同志一起，堅定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作斗爭，促成了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這為中國革命的戰略轉變、民族獨立解放事業開辟了新局面。

抗日戰爭初期，當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推行右傾機會主義時，任弼時受中央委托，到共產國際去系統介紹中國的實際情況，闡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取得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他在《共產國際》雜志第七期發表《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發展》一文強調：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前途是遠大的，“共產黨不僅誠意在抗戰階段中與國民黨並肩攜手地共同救國，而且決心在抗戰勝利后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指明全民族抗日戰爭發展方向，爭取世界各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延安時期，任弼時全力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為黨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他在陝甘寧邊區領導開展經濟建設和民主建設，不但克服了敵人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而且逐步實現了完全的自給自足。毛澤東贊揚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賀晉年：《永不隕落的星》，《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頁。】在黨的七大開幕講話中，他深刻強調說：“我們的艱苦奮斗是為了人民的解放，為了民族的解放。中國人民深深地感覺到，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他們從痛苦中拯救出來。”

1947年，毛澤東讓任弼時負責土改工作，以保証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任弼時經過調查研究，及時指出土改中出現的“左”的錯誤，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糾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經中央批准作為指導文件印發全黨，對保証土地改革的健康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關於土改糾偏，劉少奇說過：“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提出了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發表一九三三年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和任弼時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納入正軌。”直到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仍然高度評價任弼時在土改問題上的功績說：“土地法上講，禁止亂打亂殺。這個問題好像是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會議和任弼時那個關於土改問題的報告以后才明確了。弼時同志那個文件起了相當的作用。”他在會議文件修改中寫道：“中共中央頒發了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文件，毛主席發表了《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文告，任弼時同志也發表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演說。從這時起，農村中發生的某些混亂現象就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軌。”說明中央一致評價任弼時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正確意見，更証實任弼時的黨性修養和政策水平在黨內首屈一指、眾所公認。任弼時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全國革命勝利后，我們仍需要有兩個到三個五年計劃，才可轉到社會主義。”【《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歷史証明這是一種遠見卓識。

任弼時英年早逝，60多年過去了，但是他的崇高思想品德和偉大革命精神，他的矢志追求民族復興的理想抱負，永遠激勵著億萬人民從中汲取政治營養和精神力量。中央書記處同志在悼念任弼時的時候，不約而同地聚焦於他的革命精神，毛澤東題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劉少奇題詞：“學習弼時同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周恩來題詞：“紀念任弼時同志。學習他三十年奮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犧牲精神，學習他頑強對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堅持原則，服從真理的布爾塞維克精神。”顯而易見，任弼時的業績品格和理想精神，他留給后人的中國夢啟示，是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

（夏遠生，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