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中國發展方向和道路的基本構想
對新中國發展方向和道路的基本構想
——任弼時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解讀
韓洪洪
1949年3月，三大戰役已經勝利結束，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在這個中國革命的重大歷史關頭，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勝利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由農村進入城市前的一次歷史性會議。出席者有中央委員34人，候補委員19人，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五人組成。
1949年3月5日下午，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的主題報告，提出了促進中國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和革命勝利后建設新中國的總任務。3月6日，任弼時主持了會議。3月13日，他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在這個發言中，任弼時著重就如何適應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的轉變，做好城市工作，實現工業化，以及執政黨的自身建設等問題，作了透徹的闡述。
一、開始工業化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質的問題
由以鄉村為中心轉到以城市為中心，這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需求。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辛探索，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走出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中國革命道路。沿著這條道路，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已奪取大中小城市600余座，這就要求我們黨勢必要以城市為中心來開展工作。
毛澤東在深入思考總結了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中國社會的基本國情后，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頁。】他還作出了“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的偉大決策，提出了建設新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總任務。
任弼時認為，毛澤東的報告，提出了一個帶歷史性的問題，這就是我們黨的工作重心要由鄉村轉到城市。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就是要求全黨在思想上認識到由以鄉村為重心轉到以城市為重心的重要意義。在任弼時看來，“如果我們黨沒有城市或者沒有把城市搞好，那我們是不能取得最后勝利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頁。】
如何理解“以鄉村為重心轉到以城市為重心”？任弼時認為這是首先需要闡釋清楚的一個命題。任弼時認為，在過去，我們黨的工作重心是在農村，在農村反封建，發展農村廣大生產力，依靠農民，組織軍隊，包圍城市，解放城市。而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城市，工作重心轉到了城市，工作任務隨之也發生了變化，這就需要我們必須依靠工人階級，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包括輕工業、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等，並組織貿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設、民眾運動、財政金融、文化教育、黨的建設等都應服從於工業的發展。
可以說，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和關鍵。對於這一點，任弼時有著清晰的認識，他鮮明地指出：“開始工業化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質的問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頁。】，並從三個方面闡明了開始工業化的重要意義：
第一，開始工業化是貫徹獨立自主方針的需要。任弼時認為，“在政治上、軍事上取得獨立自主，這已經沒有問題，但是還必須在經濟上取得獨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獨立自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465頁。】經濟上的獨立自主，意味著我們除資源上所沒有的以外，完全可以自給解決，可以擁有強大的機器制造業，擁有可以制造飛機、坦克、艦艇的軍事制造業。同時，也隻有在經濟上實現獨立自主，我們在國防上才能實現獨立自主。
第二，開始工業化是革命事業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需要。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上，毛澤東開宗明義地向全黨宣布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明確指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在報告中，毛澤東還提出了新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具體路徑和發展思路。對於這個問題，任弼時強調指出，“單有軍事上、政治上的條件，沒有經濟上的條件，沒有工業的發展，要想轉向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過去‘左’傾錯誤也在此”。【《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頁。】在舊中國，國民經濟中工業的比重隻佔10%左右，而據任弼時當時的分析，新中國要逐步轉向社會主義，工業的比重至少要達到30%以上。為了達到這個比重，在全國革命勝利后，新中國仍需要有兩到三個五年計劃，才可轉到社會主義。
第三，開始工業化是鞏固工農聯盟的需要。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基本都是片面發展城市工業，完全忽視農村，城鄉脫離的畸形發展，造成了中國農村的普遍落后和赤貧，而城市工業的發展也舉步維艱。對此，毛澤東有清醒的認識，並在報告中指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頁。】對於這個問題，任弼時的認識也很深刻，在他看來，“工農聯盟，現在和過去主要是表現在給農民以土地，從封建制度下解放農民，來實現聯盟。今后農業要發展，農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給以便宜的工業品﹔同時，農民以自己的產品供給城市，使工業發展，工人生活改善，這樣才能鞏固工農聯盟。”【《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頁。】這就需要我們正確認識工業和農業之間互相促進的關系：一方面，我們今后的工作重心應當放在城市，努力發展工業，首先是國營工業。工業上必須照顧農業技術的提高，努力提供水利和農業耕作上所需要的簡單機器，將來還要提供拖拉機、康拜因，扶助農業走向集體化。另一方面，農業必須生產更大量的糧食和原料，以供給日益增加的工業需要﹔並以剩余的農產品出口交換機器，維持出入口貿易的平衡﹔還必須節約出勞動力以供工業發展的需要。
二、由鄉村轉向城市首先需要解決兩個問題
在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開始工業化的進程中，我們黨面臨的困難還很多。就如同過去，我們黨由城市轉到鄉村也不是容易的，當時對鄉村的認識也是黑漆一團。在任弼時看來，要完成好這種工作重心的轉換，首先需要解決好兩個問題：
第一，要提高黨員干部對工作重心轉換的思想認識。任弼時在發言中明確指出：“要教育一切到城市到工業中去工作的黨員和干部，認識這項工作的內容和重要性，做好這項工作。同時要責成一切還留在鄉村中工作的黨員和干部，必須以發展農業生產（包括畜牧業、林業等）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們認識提高農業生產也就是為著工業的發展，沒有這種認識是可以造成錯誤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頁。】對於任弼時的這個意見，毛澤東表示贊同。在當時的會議上，當任弼時講到這裡時，毛澤東插話說：“中央局、分局要通知各區黨委，凡農村中的黨，不要去搞工業為主。”【轉引自《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56頁。】
第二，要破除與工人之間的隔閡，把屁股坐在工人階級方面。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這是我們黨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在接管城市方面，它的經驗均具有典型意義。根據石家庄市的情況，任弼時認為我們黨由鄉村轉入城市存在這樣一些障礙和困難。
首先遇到的困難是我們的干部“不了解城市，不熟悉工業，對管理企業沒有經驗”。【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頁。】這個困難的出現是必然的，畢竟我們黨長期以鄉村為重心開展工作，對於城市和工業的了解和管理還比較生疏，隻能在邊工作，邊摸索，盡快熟悉情況，掌握規律，積累經驗。
其次遇到的困難是干部的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存在問題，主要是“有些農民出身的干部或在農民中工作很久的干部，對工人的看法有問題”。【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頁。】例如，有的干部認為工人為敵人造槍炮，是幫助敵人打我們﹔有的干部認為工人不承擔戰爭負擔，不出勤務，因此與他們搞不來﹔還有的干部發現有些工人加入過國民黨，不分析他們大都是被迫的為謀生而出此的，就懷疑工人不可靠，歧視他們，強迫他們登記國民黨員的身份，甚至號召“挖蔣根”運動，仿佛工人都是蔣介石之“根”了。
在這種認識偏差的引導下，這些干部就很容易與工人產生隔閡，而與貧民結合，因為貧民也是分散的小生產者，與這些干部的相同點較多，容易工作。同時，這些干部還認為搞上層就是搞學生工作，因此隻注意學生工作的蓬勃發展。這種不注意做工人工作的思想認識是極其危險的，因為工人是現代工業機器的使用者，是先進生產力最為直接的體現。離開了工人，將給我們黨順利、有序地接管城市帶來極大的不便，工業化也就無從談起。有鑒於此，任弼時認為，“必須對干部講清，如何接近工人，否則屁股就自然坐在貧民方面。”【《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頁。】
在發言中，任弼時還專門介紹了華北局和石家庄市委糾正這一認識偏差的做法。1948年10月，華北局和石家庄市委嚴肅地提出了依靠工人階級、生產長一寸的口號。之后，一些干部對待工人的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開始發生轉變，開始把屁股坐在工人階級方面。其做法對於我們黨依靠工人階級，做好城市工作具有典型的示范意義，主要包括：解決工人工資問題，廉價供給工人米糧﹔組織工會，在工人中發展黨員，數量由一二百增加到一千多﹔組織工廠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工廠工人支部﹔在敵人進攻時，組織工人搬運機器一起疏散，打退敵人進攻后，搬回機器，發動工人突擊進行安裝。
正是由於思想重視、政策得當，我們黨很快在工人中打開了工作局面。工人們不僅工作非常積極，而且生產效率也大為提高，工廠中開始有了新氣象。由此，任弼時得出這樣的結論：“隻要我們堅定地依靠工人階級，城市生產就可以很快地發展，實現生產長一寸的任務是並不難的﹔在發展生產中，照顧工人的生活福利，也就有了保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頁。】
三、要准備捆起肚皮來進行建設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時是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較早致力於經濟建設的成員之一。他對如何搞活經濟建設，掌握經濟發展規律，有著許多自成體系並切合實際的見解。在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即將到來之際，任弼時從專業的角度，細致入微地分析了“有了城市，要發展工業，把國民經濟中工業生產的比重由現在的百分之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十”的資金來源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靠工業利潤。這就需要發揚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努力提高技術，節省原材料，降低成本，增加產量，以更多的剩余勞動價值交給國家去發展工業。例如，石家庄鐵路大廠打道釘工人工作量由每天的250個提高到600個，就在資金積累上具有重要意義。所以，隻有提高生產力，增加生產，才能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廠積累。
第二，靠農業增產。就此問題，任弼時在論述工農聯盟重要性時已突出強調過。在這裡，任弼時基於對中國社會基本國情的分析，認為“積累資金最主要的還是靠農業”，這是因為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畢竟隻有10%左右，而農業生產是大量的。為了保証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積累資金，以農產品換取外匯和機器，就必須努力加快發展農業。加快發展農業，也就是加快發展工業﹔沒有農業的發展，工業的大發展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之初，農業上積累資金的意義更大一些。
任弼時在發言中算了這樣一筆賬，100萬噸糧食的價值相當於9000萬美元。當年，日本侵佔東北后，自1940年到1944年的5年間，就是靠平均每年從東北掠奪、輸出660多萬噸糧食，來建設鞍山、本溪、小豐滿的。所以，隻要我們黨領導農民努力增產，在兩三年內做到增產1000萬噸糧食（包括一切農作物在內），隻要出口500萬噸，就可獲得4.5億美元。
而農業要想增產，就必須擴大生產。例如，當時全國每年需要輸入國外棉花2.4億多斤，如果能夠做到自給，既解決了工業原料問題，又能節約外匯。1949年，華北地區計劃植棉1400萬畝，相當於戰前的50%左右。今后如能恢復並擴大棉田面積到2000萬畝，就可供給天津、東北甚至上海的需要。此外，農業要增產，還需要改良水利。例如，山西代縣有一個村，原來每畝地隻產四斗糧，后來修了一條水渠，解決了1000畝地的灌溉，結果每畝產一石糧，由此証明水利對於農業生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靠稅收。任弼時認為：“我們固然要反對苛捐雜稅，減輕人民的負擔，但絕不能有任何施‘仁政’而一概免稅的錯誤思想。為了發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要把這看成是中國人人都有的責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頁。】
在發言中，任弼時闡明了以下幾種觀點：（1）長期不收稅，以鄉村養活城市是錯誤的。實踐証明，除開興辦大的工業工程外，許多城市是完全可以自己養活的。例如，石家庄市1948年的財政收入就有結余。（2）因為要保護工商業，就到處遷就他們，大量投資給私營工商業而不向私營工商業者收稅，這也是錯誤的。應該在收稅時規定一定限度，要使其能生存並有一定利潤為原則。（3）可以主辦各種專賣事業如酒、食鹽、煙等，獲得利潤，收專業稅，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收入。（4）海關的關稅和外貿收入，是國家積累資金的重要渠道。（5）農民要交農業稅，這種稅在數量上不能少於現在，在比例上要從增產上求得減少，絕對數將來還可能增加。
第四，舉辦內外債。任弼時認為，這也是取得工業發展資金的一個來源，但不能把希望過多地寄托在這上面。外債不能很多，內債可在適當時期舉辦，因為內外債都是需要償還的，而且是要付利息的。
第五，提倡節約。在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關鍵時刻，任弼時諄諄告誡全黨，“要認識到建設新中國需要經歷艱苦的路程，它比戰爭還要復雜。要准備捆起肚皮來進行建設，十年之后，我們才能喘過氣來，才能有將來真正豐衣足食的基礎”，這就需要我們黨“提出節約每一個銅板為著新中國的建設的口號，反對那種以為戰爭結束可以享福的論調”。【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頁。】
以上五個方面，既有開源，也有節流。任弼時認為，最基本的還是要依靠工人和農民努力發展生產，增加物質財富，隻有如此，才能增加貿易利潤和稅收、為工業的發展積累資金。
四、放鬆了黨的建設，忘掉了黨務工作，那是很危險的
任弼時一貫重視黨的自身建設，把它看作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保障。早在1933年，他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就特別注意抓基層黨組織建設。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他多次領導黨的自身建設工作，是黨內著名的“組織家”。在革命即將取得勝利，我們黨由鄉村跨步入城的歷史時刻，任弼時也格外關注黨的建設。在發言中，任弼時對我們黨步入城市進行全面執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問題和執政黨自身建設的問題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構想。
第一，關於在工人中發展新黨員問題。隨著工作重心的轉移，黨的組織建設也要與之相適應。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長期在農村奮斗，這就使得新中國成立前，從黨員的成分上看，85%—90%是農民，工人、小手工業者、知識分子和其他成分的佔10%到15%。東北的黨員中，工人多一些，也不過佔9.6%。農民成分佔黨員的絕大多數，“這是很自然的，但這也是一個弱點，就是容易產生散漫無紀律等偏向”。【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頁。】
在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即將開始工業化的歷史新時期，如果我們黨還是靠農民黨員來開始工業化，將是困難的。而中國約有300萬產業工人，他們受官僚資本及帝國主義資本長期的直接的壓迫，他們文化政治水平高，團結性紀律性強。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工人中建立黨的基礎，吸收大量的工人黨員，並從他們當中培養出一批管理企業和管理國家的干部，培養出一批黨內工作的干部。任弼時深刻地認識到：入城以后，“如果我們在工人中沒有黨的基礎，不能與工人階級建立密切的聯系，就談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階級”。【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頁。】
有鑒於此，任弼時對未來發展新黨員工作也做了初步構想：經過五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在產業工人中發展100萬黨員﹔在非產業工人的勞動者中，如受雇佣、受剝削的手工業工人和商店店員中，爭取吸收100萬人進黨來﹔還要吸收二三十萬雇農入黨﹔並注意在革命士兵和革命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
城市黨的發展對象，主要應是產業工人，其次是手工業工人、店員和學生。以后在農村中發展黨員，一般以佔農村人口的3%為限度（新區農村黨員一般不超過1.5%），有些地方發展到10%以上，是沒有必要的。但空白村必須補上。
這樣，五年以后，我們黨的黨員總數將達100萬左右，工人成分的黨員（包括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在內）要佔到總數的35%左右。
大力發展工人黨員，是我們黨發展新黨員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任弼時提醒速度過快或者過慢，對工作都是有損失的。這就需要我們在吸收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入黨時，仍應堅持嚴格的審查，也要克服對工人不正確的認識，絕不能因此而放鬆了發展工作。
第二，關於黨的組織生活存在的問題。任弼時長期做黨的組織工作，所以，他對黨在組織生活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也是十分了解的。在發言中，任弼時著重列舉了這樣幾種現象：老解放區的有些農村，黨員比例過大，受的教育較差，起的作用反而不及以前﹔過去一個時期，在農村常常採用一攬子會的活動方式（好處是解決問題快，不好處是黨員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放鬆了黨的組織生活，取消了黨員的教育制度，入黨儀式也取消了，是很大的損失﹔黨內存在因為經常的行政事務繁忙而忽視黨務工作的現象。
任弼時認為，這些問題，尤其最后一個問題是存在的，將來還可能更加發展。因此，他嚴肅地提醒全黨：“忙於各種經濟建設和行政事務，放鬆了黨的建設，忘掉了黨務工作，那是很危險的”，“糾正這種偏向，對於我們黨將要在全國范圍成為執政黨的時候是特別重要的”。【參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3頁。】
針對這些問題，任弼時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重注意：
（一）不管城市和農村支部，都必須建立起經常的組織生活。我們的宣傳機關仍應編印黨員課本，黨的組織生活應當恢復和健全，開一攬子會的方式應加改變。
（二）黨支部及小組除過組織生活、進行教育外，還應當經常檢查黨員的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嚴格執行黨的紀律，這對於改善黨與群眾聯系是很重要的。各地在整黨工作中應聯系這些內容，認真加以整頓。
（三）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有堅強的人經常注意黨務工作，組織部門必須加強自己的組織和工作，不要隻忙於登記干部、轉發介紹信，而對支部工作、黨的領導方式和工作作風、黨員的思想動態等很少注意。
任弼時的上述觀點，得到了黨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贊同。毛澤東就在任弼時發言時作了多次補充和贊成，並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結論中說：黨的成分、組織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時同志講了一篇，要有這樣一篇，我基本贊成。【轉引自《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58—859頁。】
在我們黨由農村跨步入城的歷史時刻，任弼時對於依靠工人階級，實現工業化，鞏固工農聯盟，促進革命轉變以及執政黨的自身建設等問題，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融會貫通，講出了一篇道理，這是他對新中國的發展方向和道路的基本構想。不僅在當時有力推動了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向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偉大歷史轉折，還對新中國經濟建設和黨的自身建設發揮了長遠的指導作用，其光輝思想和深遠意義將永載史冊！
（作者韓洪洪，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