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的政策思想

簡析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的政策思想

蔡慶新

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后迎來的為新中國奠基的決戰時期，它即以戰爭的形式推翻舊制度，又肩負著建立新政權的歷史重任。在這一重大轉變時期，位居中央決策層的任弼時協助毛澤東分擔著由戰事勝利推進而產生亟待解決的種種政策問題。本文擬以任弼時在處理土地改革問題、部隊進入外線作戰后的供給問題以及對解放后城市產業問題為例，對他的政策策略思想作一簡要分析。

一、完善、細化土改政策，糾正“左”傾錯誤

隨著人民軍隊在解放戰場上的大步勝利推進，“政策的中心是團結百分之九十，分化其余的百分之十”【《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25頁。】。這是任弼時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政策策略思想的主導，特別在糾正土地改革中“左”傾錯誤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

對於土改中“左”的傾向，任弼時覺察較早。1947年9月26日中央工委關於解放區各級政權形式問題給中共冀東區黨委指示信中提出：“解放區各級政權形式，應採取自下而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其名稱或稱農民代表會，或稱人民代表會均可”﹔“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農及其他反動分子，均不應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任弼時閱后認為上述兩點是解放戰爭開始后由於階級關系變動而產生的新情況，是政權建設中政策性極強的問題，必須把握得當。思索再三，他專文致函毛澤東，在同意將工委原電轉發各地“採擇試行”的同時，向毛澤東建議轉發時加兩個“注”：一是要“指出各級代表會的名稱以用人民代表會為妥”，因他了解到許多地方的農會多系貧農會，其中隻有少數好的中農參加，如用農民代表會，則將有一批中農也不能參加。二是在規定地主富農不應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地方，加上“新式富農應除外”。他寫道：在民主政權下，由貧雇中農上升為富農者，“剝去其選舉權似不妥，也不必要，如吳滿有式的富農，剝去其選舉權將產生不好影響”【《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頁】。

任弼時認為，新式富農的土地和財產是否應完全如舊式富農同樣處理，也值得考慮。鑒於“下面由富農手裡拿出多余財產等，多是採取逼、吊、打的辦法﹔同時，新富農多余的土地財產都拿出來，在農民手中會產生一種怕變富農的思想”。“可否規定對新式富農多余的土地，應當勸說他們自動拿出平分（如對富裕中農一樣），對他們多余的房屋、糧食、財產、耕牛和農具，除自願獻出分給貧苦農民者外不動，或簡直規定不動他們多余的東西（土地除外，即土地應平分），以示與對舊式富農處理的分別。”【《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412頁。】這是任弼時關於團結全體中農、區別對待新舊富農政策見諸於文字的最初表達。

這個建議毛澤東非常重視，閱罷該函，隻字未改，批示“照辦”。於是，中央在轉發工委這一指示時，在政權名稱處加上“一般以稱人民代表會議為妥——中央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90頁。】﹔在地主富農“均不應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處，又加上“新式富農除外——中央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90頁。】。

任弼時建議添加的這兩個“注”，決不僅僅是對一個組織名稱的強調和對一種階級成分人群的界定與態度。第一個注，強調了用“人民”，顯然比“農民”所包含的階層要寬泛，“感覺要民主一些”，有利於保護中農，團結全體中農及其他階層人民。第二個注，在制定正確的階級政策背后，同時反映了任弼時更長遠的目光——鼓勵勤勞致富，發展生產。這是奪取政權后的中心任務。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布“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規定實行徹底平分土地的方針。一個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迅速展開。但是，運動廣泛發動后，許多地方發生了擴大打擊面的“左”的偏向，如：把中農錯定為地主或富農﹔在一些老區、半老區早已完成土改且中農佔多數的地方仍然重新平分土地﹔沒收地主、富農兼營的工商業，向民族工商業戶征收過重的捐稅﹔對地主、富農及地主中的惡霸與非惡霸不加區分，不給出路，甚至“掃地出門”、亂打亂殺﹔排斥知識分子等。這些“左”的作法，造成解放區階級陣線混亂，嚴重地妨礙了土地改革運動的健康發展，影響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任弼時始終密切關注著土改運動，早在中央工委將《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送來后，他即全力認真研究。從《中國土地法大綱》正式頒布日前始，在不足月內，任弼時三電多處找尋可資借鑒的歷史文獻，收集現實狀況。10月9日，他致電晉綏分局並轉中央秘書處曾三，請他們查找是否存有中央1933年頒發的查階級或稱階級分析的文件，“如有請經晉綏分局妥送此間”【任弼時致晉綏分局的電報，1947年10月11日。】﹔10月26日，致電林伯渠：此間急需中央蘇區時頒發的《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請囑人查出並即派人送給我們”【任弼時致林伯渠的電報，1947年10月26日。】。接著，任弼時又為中央起草致華東局、東北局、五台局、太行局電，要求各地將“土改中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即如何確定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工人等的材料日內電告我們”【任弼時致華東局、東北局、五台局、太行局的電報，1947年11月8日。】。顯然，任弼時已覺察到“左”傾錯誤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階級劃分標准紊亂，要糾正土改中“左”的錯誤，必須盡快制定具體的、界限分明的劃分階級的政策。

一個多月后，任弼時終於找到了1933年蘇維埃政府頒發的《怎樣分析階級》和《關於土地斗爭中的一些問題的決定》。11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重發“怎樣分析階級”等兩文件的指示》，決定將這兩個歷史文件略加刪節，經新華社電告各地。文件發出，劃分階級、定成分的基本標准就有了。這成為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正式提出要“糾正業已發生與業已妨礙群眾利益的過左行動”【《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頁。】的開始。

這一階段，過度勞累的任弼時病倒了。利用養病的機會，他除親自對駐地錢家河周圍正在進行土改的村子進行調查，訪問農民，征求對土改的意見外，還安排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外出幫群眾干活的機會，按村、按戶調查人口、土地數量以及評定階級成分的情況。由此，任弼時掌握了周圍三十幾個村子的土改基本情況。

帶著調研成果，任弼時出席了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在會議准備階段，他負責主持土改小組的討論，聽取了全國土地會議情況和陝甘寧、晉綏土改情況匯報。這些匯報集中地反映了土改中有關的政策特別是正確分析階級問題。正式會議上，任弼時結合自己的調研情況和討論中許多同志的意見作了重要發言。因劃分階級的標准中央已發了指示，所以任弼時的發言中著重從財產處理、政治權利和斗爭分寸方面來區別界限。他尖銳地指出了當前土改中“左”的偏向的具體表現，鮮明地提出政策界限，比較系統地提出了解決辦法。例如：

對中農，任弼時指出：經過減租減息的地區，中農佔人口的大約50%—60%，將來還會更多。在戰爭和生產中，中農都有決定作用。因此，中農被錯定成分者，應將成分降下來，沒收的東西盡可能退回。對地主，任弼時說：應徹底斗爭。經濟上交出全部土地財產。一般不給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開明士紳可在群眾同意下，保留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斗爭地主時要區分大中小、惡與不惡。對富農，任弼時講到：在經濟上要與地主有區別，政治上一般保留選舉權。開明富農亦可保留被選舉權。“對新式富農，土地要平分，多余財產是否分，要根據自願，他們應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對地主富農中有工商業的，應“保留其工商業，可不分給土地﹔其參加公營工商業者，合法的保護，非法的沒收。”對知識分子，“應區分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類。革命的加以任用，中立的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反革命者不給選舉和被選舉權。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一般成年學生、自由職業者，均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此外，他還提出了對地主富農可以改變成分的政策：“對地主分子，一般以強迫勞動來改造，凡繼續勞動五年，政治上無反革命行為，地財拿出者，可以改變成分﹔富農三年改變成分。新解放區，以我軍到達前一年的成分為標准。”【任弼時在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7年12月27日。】

任弼時的這篇發言密切聯系中國社會實際和新老解放區土改的問題，政策界限鮮明、細致，極具操作性，引起了與會代表的高度重視。

會后，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准備召開高級干部會議，貫徹會議精神，中央決定由任弼時去作關於土改問題的報告。受命后，在十二月會議發言的基礎上，任弼時進一步閱讀研究各地送來的材料，細致地核對各種基本數據，精確估量客觀情況，完成了題為《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稿，經毛澤東修改審定后於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演講。

講演全面系統地就分析階級的標准，堅固地團結全體中農，正確對待工商業、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以及反對亂打亂殺等六大亟待解決的問題，闡明中共中央的政策。

第一，任弼時明確指出，劃分階級成分的“標准隻有一個，就是依據人們對於生產資料的關系的不同，來確定各種不同的階級。”【《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頁。】以歷史、生活和政治態度評定成分是嚴重的錯誤。第二，關於“堅固地團結全體中農”，任弼時說“中農是我們永久的同盟者”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在由個體經濟到集體合作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主要依靠新老中農。在將來，中農還可以同我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必須堅決糾正”錯定成分、侵犯中農利益、排斥中農、辦事不要中農參加等錯誤傾向，否則，“會使自己陷於孤立，使革命趨於失敗”。富農與中農如何區別是一個要十分慎重處理的問題，“剝削收入不超過其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者，仍算為中農或富裕中農。第三，對地主富農斗爭的方法，任弼時強調“對地主的階級剝削制度是採取消滅政策，但對地主個人則不是採取消滅政策”﹔“應分別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惡霸與非惡霸”﹔對一切地主除少數漢奸及內戰罪犯經法庭審判定罪者外，均應分給不比農民多也不比農民少的土地財產，並強迫他們勞動，改造他們。“地主勞動五年，富農不剝削三年，即可改變成分”。第四，關於工商業政策，任弼時強調，對一般工商業是應當保護的，就是對地主富農所經營的工商業“也不應當沒收，同樣是應當受到民主政府的保護。”第五，對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任弼時認為，學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民主政權應採取保護他們的政策”，“要防止因為消滅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與封建制度有聯系的知識分子”﹔對於過去有功績，現在又贊成土改，贊成打倒蔣介石的開明士紳，成立民主政府時應當請這類人參加。第六，對於當時普遍存在的亂打亂殺等問題，任弼時鄭重宣布：“共產黨是堅決反對亂打亂殺與對犯罪者採用肉刑的”﹔真正罪大惡極的大惡霸，國人皆曰可殺的這類分子，經過人民法庭判處死刑，並經過縣級或更高的政府組織的委員會批准，執行槍決，公布罪狀。【《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435頁。】

任弼時的這篇講演理論上高屋建瓴，政策上切中實際，被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當天，毛澤東即批示新華社：“用明碼電報開始拍發，各解放區爭取兩天或三天發完。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刊上公開發表，並印小冊子。請范長江同志注意，不要譯錯文字或標點符號。我們這裡除新聞簡報上發表外，並印小冊子送中后委”。

這個文件下發各解放區后，立即成為土地改革的政策藍本，產生巨大作用。鄧小平在河南魯山縣向晉冀魯豫野戰軍指揮員作新解放區土改工作報告時說：“這些問題，都涉及政策和策略。我們要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區土改要點》，任弼時同志的報告，這兩個文件基本上可以解決新區土改問題。”【《鄧小平文選（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108頁。】1948年5月25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中說：“這兩個文件中沒有講到的問題及關於富農和中農分界的問題，則應以中央發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時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演中所說者為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頁。】直到60年后還有參加當時土改的干部回憶到：“接到任弼時1948年1月12日關於《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以后，我們就根據他講的標准重新定階級成分，糾正‘左’的錯誤。”【周國全：《在河北唐縣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回憶》，《中共黨史資料》2008年第4期。】

二、立足支持長期戰爭、建立新中國而制定政策

自1947年7月小河會議研究人民解放軍從內線轉入外線進攻的一系列問題開始，尚在陝北轉戰的任弼時即把注意力集中到支持長期戰爭的各種政策問題。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軍各路大軍相繼由內線轉向外線作戰，由戰略防御轉向戰略進攻。如此大規模的戰爭，必然要有強大的后勤補給支撐。任弼時認為：“隻有增加解放區內部的財富，才是積極開辟財源，保障長期戰爭需要的根本環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頁。】在這一思想主導下，早在3月間，任弼時致電賀龍等派晉綏軍區后勤部長陳希雲和白如冰一起出席中央工委召開的華北財經會議。5月初，華北財經會議期間任弼時在為中央起草給薄一波電報指出，同意會議作一正式決定，確定各區財政經濟共同方針和各種政策。7月初，他電請賈拓夫，調閱白如冰等帶回的華北財經會議的各區財經報告及各種統計。月中，又電示在后委的李維漢和李克農等，對各地送來的文件和內部刊物中，有關土改、財經和武裝政策等內容整理后分別寫成簡短扼要的材料，“負責選出其中重要者送此間，幫助我們了解各區的情況。”【任弼時致李維漢、李克農等的電報，1947年7月13日。】在掌握大量信息后，10月24日任弼時為中央起草了《中央批准華北財經會議決議及對各地財經工作的指示》，特別強調要發展生產，保護和扶助解放區內國民經濟的發展，以支持長期戰爭。他指出，過去各解放區對於“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還缺乏深刻的認識，重財政輕經濟的現象相當普遍地存在﹔對於發展農業、副業、手工業生產、發展合作事業等，“尚缺乏認真的堅持的貫徹到底的精神”，因此對於保護和扶助解放區內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就缺少注意，或注意不夠。“這就不可能使解放區達到經濟上獨立自主並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必須引起全黨注意並努力改進。指示規定：“在土地改革完成地區的黨、政和農會、工會，除開支援前線工作之外（要注意節用民力），應全力去組織群眾的生產運動，達到增產糧食、棉花、顏料、布匹、火柴、紙張、肥皂、紙煙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以滿足人民的需要，並增強對外斗爭的力量。這裡要堅決反對認為生產緩不濟急，利潤太小，不能解決財政的觀點。”“財政金融貿易機關，在執行政策上，應當把扶助和保護國民經濟的發展當作自己最基本的任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頁。】

這一指示為解放區支持長期戰爭指明了自力更生發展生產、發展經濟的根本原則與出路。

而出征部隊進入外線后的首要問題，則是供給問題。為此，1947年11月11日，任弼時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關於出征部隊供給等問題的規定》，對出征部隊后勤保障工作提出總原則，並規定政策細節。

考慮到五大戰略區所到之處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各不相同，尚不具備統一財政收支條件，任弼時明確指出“目前還隻能實行由華北財辦統一政策領導責成各戰略區獨自經營的方針”。在此之下作出具體規定：（一）凡進入蔣管區作戰的部隊進到新區后，應利用繳獲和沒收的物資作自力更生的打算。支持長期戰爭，“要有一切不靠原來區域之決心”，“不僅糧食應當取給於當地，彈藥取之於敵人”，被服、菜金與辦公費用也要就地解決，兵員補充“除爭取俘虜外，還得努力就地擴兵”。同時，出征部隊一時無法解決的醫藥、武器彈藥等必需物資，“原屬區則有責任供給之。”原所屬地區“應當就力之所能來補助出征部隊，使他渡過困難”。（二）在主力出動不遠，且新老區完全聯在一起的地區，出征部隊的供給“仍由原區統一籌劃”，其繳獲的糧食、資財，“除一部分分給群眾外，要充作自己預算以內的開支﹔一切多余資財必須負責保存上繳”。（三）新開辟區與老區尚能聯接的地區，“則可擴充老區貨幣流通范圍”﹔離老區較遠的新創建的游擊根據地，“即可建立銀行發行紙幣。”必須注意鞏固票幣信用，高級黨委和財經主管人，要切實掌握發行數量，鞏固票幣信用，保障金融穩定，“絕不能單靠發行來解決財政困難”。（四）出征部隊首長和黨的領導在新創根據地內，一開始就要注意去“建立財經工作”，“規定嚴格的財政供給制度”﹔原屬區域領導機關“有責任大批供給新區財經工作的得力干部，保障新區能迅速達到自力更生”。而基本的是在於“充分發動群眾，貫徹土地改革，組織群眾生產運動，以及正確的組織稅收貿易金融等工作”。（五）甲戰略區部隊進入乙戰略區域作戰時，原則上應由乙戰略區負責供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頁。】

此后戰事發展証明，人民解放軍能夠在無后方作戰的條件下勝利推進，使解放區不斷擴大，除了老區人民的大力支援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進軍伊始就制定了因地制宜就地取糧、取物的供給政策，給予“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兵家常理以全新的詮釋。

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展開，大軍南進，黨的工作重點迅速從打倒舊政權向建立新國家轉移。潛心研究黨的各項政策的任弼時清醒地意識到越是勝利，越要注意黨的政策。在層出不窮的問題面前，黨的政策必須及時跟進。無論對人還是對物，都牽涉政策問題。任弼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不斷地研究涉及到各個領域裡的政策。

鄭州、許昌解放以后，出現了礦產和城市房地產問題。如何處理這些產業？這不僅是戰事勝利推進必然會出現的問題，更是牽涉全面執政后的政策問題。1948年12月11日，任弼時代中央起草了《關於處理礦產與城市房地產業的政策問題給中原局的指示》，對這些產業的處理，明確指出：“應視這些企業原屬何人所有而定。如礦產原屬國營或真是官僚資本所有，則應接收或沒收為人民政府所有﹔如屬私人資本所經營或其中包含有私人股份者，則應留給私人經營和承認私人股份為有利﹔並要督促他們繼續營業，適當的改善工作待遇。其中規模較大，將來應收為國有者，待以后再行處理”﹔對城市中的房地產，“目前除公地及官僚資本與被法庭判決之戰犯的地產房屋應予接收及沒收，由市政府管理外，其他私人地產房產均不應沒收，應承認其所有權，由市政府征收一定之地產稅及房產稅。”同時聲明：“中央決定不要將很多國有財產劃為黨產，將來黨的經費另想辦法解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57頁。】

這一政策的規定，無疑為保証解放初期城市恢復工業生產、經濟運行和穩定社會起到重要作用。

隨著解放區的不斷擴大，解放軍軍管會對原反動組織人員作出了限期登記的規定。考慮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學生及一般公教人員，過去有不少是被迫加入或是為著飯碗而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的。1949年1月22日，任弼時就反動組織人員登記規定的范圍等政策問題致函中央書記處各同志。他認為對反動組織人員登記是完全必要的，但范圍可以研究，“還有加以分別而慎重處理的必要”，“如若處理不妥，是可以引起混亂而脫離群眾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2頁。】他指出，對於軍統、中統等特務系統人員及國民黨黨部（從下層的區分部起）和三青團團部（也從下層的起）委員，“是必須強制他們登記的。”而“普通的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似不必規定每人都必須登記”【《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2頁。】。任弼時說：“在今天勝利發展形勢下，那些普通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在我們宣布解散國民黨、三青團等反革命組織，不准再有活動，如果繼續活動則嚴加處分之后，以及在我們手裡有了他們的名單，我們有充分可能去分別查究之后，是沒有多大可怕的地方。如發現他們中繼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可以另行嚴加處理，這或者比強迫他們都要登記會要好一些。”【《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3頁。】

任弼時的意見得到書記處的重視，幾天后中共中央即發出《關於對國民黨、三青團及特務處理辦法的決定》，規定：“一切反動黨派、團體和各級委員會（從最下層的區分部起）的每一個委員及特務組織的每一個特務工作人員向市政府或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指定之專管機關（或公安局）進行登記”，其“普通黨員和團員，則均免於履行登記手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頁。】

這應該說是任弼時在解放戰爭時期以爭取90%，分化其余10%為制定正確政策策略思想主導的又一例証。

三、任弼時政策思想特點及留給我們的啟示

解放戰爭時期是國共兩黨進行決戰的關鍵時期，人心向背是奪取最后勝利的根本。因此，中國共產黨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集中打擊一小撮最凶惡最反動的勢力。為獲得人民的支持，必須事事處處注意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對此，任弼時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保持著在革命大潮中的審慎。

從梳理他為中央起草的這幾份文電及講演中我們不難看出任弼時的政策策略思想的特點和留給我們的啟示。

（一）抓住實質、切中要害，是正確政策制定的關鍵

任弼時一向注重調查研究。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他強調要深入調查研究，抓住要害問題。他曾說：領導者要學習黃河船夫，舵手在驚濤駭浪中把准方向，預見風向水勢﹔要認真作一兩個村的典型調查，掌握規律性的問題，發現一點新經驗，及時推廣。調查不要陷在材料中，要認真分析，抓住實質性問題，像宰豬一樣，切中要害。【《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25—826頁。】在這一思想主導下，他從小河會議后即開始廣泛收集有關土改的各種信息資料，抓緊一切機會或深入農家，或聽取匯報。在綜合分析研究中，從把中農錯定為地主或富農，對地主、富農不加區分等等眾多“左”的表象中，找到實質問題——劃階級、定成分沒有規定明確的標准。這是全國土地會議所沒有完成的，但是必須加以完成的。

於是就有了他在1947年10月9日，《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日前，致電晉綏分局並轉中央秘書處曾三，找尋中央1933年頒發相關歷史文獻的舉動。這一個極具前瞻性的舉措，充分說明任弼時像在驚濤駭浪中行船的舵手預見風向水勢一樣，從土地改革運動初期群眾剛剛發動起來時出現的種種問題中，預見到因沒有制發劃分階級成分的文件而有可能使正在發展中的“左”的傾向繼續擴大，迫切需要借鑒歷史經驗，盡快制定與現實結合的正確細致的劃分階級、定成分的政策。這一舉措成為解放戰爭時期土改運動一度出現“左”的錯誤傾向后，很快中央就有一系列糾正措施出台的非常關鍵的一環。

（二）嚴謹調研、科學判斷，是正確政策制定的基礎

雇農、貧農、鄉村工人及其他一切無地少地農民在中國全體農民中到底佔有多大比例？這是關系到對農村階級狀況的基本估計，直接影響劃分階級、定成分政策具體制定的重要問題。盡管當時還不可能有准確的統計數字，但在老區、半老區應當有一相對客觀的基本估計。

十二月會議后，為了准備在西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作關於土改問題的報告，任弼時進一步閱讀研究各地送來的材料，細致地核對各種基本數據。中央工委送來的《關於執行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指示》草案中寫道：雇農、貧農、鄉村工人及其他一切無地少地農民“在老解放區一般仍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這個估量和其他解放區的統計和估計，有明顯的出入。為了核實情況，1月8日，任弼時致電劉少奇：“據太行《團結人口百分之九十》小冊子中統計，則中農在土地分散地區，在抗戰前即約佔人口百分之四五十，現應更形增加。晉綏、陝甘寧，新舊中農合計，據估計與部分統計，亦多在農村人口半數左右”，如此，則老區雇農、貧農及其他無地少地的農民佔人口的比重不可能“仍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在電報中詢問，“所說是否根據其他各地情況，望告。”【任弼時致劉少奇的電報，1948年1月8日。】10日，劉少奇復電說：“這個數字的根據是不很充分的，因此以不寫這個數字為宜。”

在這樣認真嚴謹的調研、思考與辨析中，任弼時作出對中農比例的相對准確估量：中農在老解放區，一般佔了50%上下。在徹底平分土地以后，則農村中絕大多數人都成了中農，隻有少數人不是中農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頁。】有了這一基本估計，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團結全體中農的各種政策，自然就達到了團結農村90%人口，以實現“我們消滅封建和取得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

（三）高瞻遠矚、穩健謹慎，是正確政策制定的保障

任弼時進人中央很早，八七會議即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經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各個時期，有輝煌的業績，到解放戰爭時期他已經歷煉成為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然而他非常謙虛謹慎，嚴於律己，從不諉過，真正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正如他在黨的七大會議期間撰寫的發言稿中曾鄭重地坦誠地寫道：“在過去黨內領導犯三次‘左’傾錯誤時期中，我都參與成為積極的執行者，錯誤的性質都是偏‘左’”【《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頁。】。正因此，當他成為黨中央決策層的一員時，當他承擔著制定、把握政策策略重任時，他謹記歷史教訓，細致謹慎地對待他所負責與涉及領域的各項政策的制定與完善。他深知“積極的執行者”與政策制定者有著很大的不同。如果說執行錯誤政策者的影響僅在局部，那麼，制定政策者的錯誤將會使全局出現嚴重問題。因此，面對黨從領導戰爭到創建新中國的全面執政的社會大變革，在制定政策、完善政策過程中他能夠從“思想方法上”糾正黨內過去的錯誤，使之“不致重復過去的錯誤”【《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頁。】。

任弼時認為“貫徹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細致的很藝術的領導，要真正把群眾發動起來才能把封建階級消滅，絕不能用簡單而性急的方法去進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頁。】。怎樣理解“很藝術”的領導呢？不言而喻這裡的“很藝術”就是“很策略”。這也是他制定政策的一個重要的內在把握。

任弼時強調“對地主的階級剝削制度是採取消滅政策，但對地主個人則不是採取消滅政策。”這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土地改革的實際問題﹔不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而且必須給予有力的政策保障。具體該如何做呢？無論是在十二月會議准備會上的發言還是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演，任弼時都提出了三個“區別”對待：1.對地主與對富農，斗爭應有所區別﹔2.對地主的大中小，惡霸與非惡霸應有分別﹔3.對新式富農和舊式富農的財產處理又應有所區別。他特別強調，把富農與地主一樣對待，不但混淆了政策，過火地打擊富農，是會引起中農懼怕的。對大地主及惡霸，斗爭嚴厲些，打下其威風，“是必要的”，中小地主與非惡霸，隻要拿出土地財產來，政治上低頭，“服從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新富農的生產，是在民主政府幫助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富農的存在對我們並無害處，而且在將來一個時期內還會發展的。”過去我們鼓勵這種富農，“對於穩定中農，刺激中農的生產熱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今后的政策，還是應當如此。”【《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7—428頁。】

任弼時非常明確地反對冒險政策：對於學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避免採取任何冒險政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頁。】﹔對工商業“不要採取冒險政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頁。】﹔在土改整黨中，必須對黨員和支部作恰當的估計和分析，“才不致採取冒險的整黨政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0頁。】等等。總之，事關政策問題，他都非常穩健謹慎。

從為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建設服務的前景著眼，對待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一般知識分子，任弼時認為盡管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們自己干事業，是一種腦力勞動，所以他主張“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家來替人民辦事”﹔即便是對那些在農村中沒事做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也要想辦法來爭取和改造他們”，讓他們出來工作。

對工商業，任弼時強調：應採取保護和領導的政策。他不容置疑地說，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自殺政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頁。】。他明確指出，黨的政策是僅僅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大惡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業歸國家或人民所有。其中凡是為國民經濟所需要者，必須使之能夠繼續營業，不得停閉，更不得破壞和任意分散﹔對過去減租減息時，地主變賣土地而投資的工商業，不可以沒收，“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是保護和鼓勵這些工商業，因為這樣對於繁榮中國的經濟是有利的，是需要的”。“這些政策不僅適用於原有解放區，也適用於將來解放的新區域”。他說：要向工人、農民和士兵解釋清楚，使他們懂得為何要有工商業，教育一切勞動人民懂得局部的暫時的利益要服從整個的長遠的利益。否則“形式上看來是走群眾路線，實質上是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頁。】

顯然，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在中央決策層參與制定的若干政策在當時產生了重要作用，而其間反映出的任弼時的政策策略思想特點更成為我們今天和明天制定政策的歷史借鑒。

（作者蔡慶新，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