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西柏坡時期任弼時的經濟建設思想及貢獻

淺析西柏坡時期任弼時的經濟建設思想及貢獻

王彥紅

任弼時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較早致力於經濟建設的成員之一。從1927年開始注意研究黨的經濟政策問題直到1950年病故，任弼時自始至終都在不懈探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道路。尤其是在領導西柏坡時期的經濟建設中，對我國經濟基本規律尤其是對城市經濟建設的探索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這一思想是任弼時等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陝北和西柏坡時期就已經明確提出並付諸實踐的。

1940年春，任弼時由共產國際回到延安。當時，陝甘寧邊區經濟極度困難，任弼時對邊區的客觀形勢作了冷靜的分析，認為“目前時局的好轉，歸根到底決定於我們力量的增長，最重要的是經濟力量的增長”。他反復強調發展經濟建設是邊區全部工作鏈條的中心環節，各項工作都要圍繞這個中心去進行。黨對這一思想進行了偉大實踐，領導邊區人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實現了經濟自給，為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物質基礎。

隨著解放區的不斷擴大，全國政權逐步取得，他從革命的根本目的、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上較為深刻地論述了這一思想，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破壞舊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關系，是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關系，使人民能夠過著真正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的生活。”“新社會制度的建立，是為著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是為著促進經濟發展，而且隻有經濟發展了才能使新的社會制度獲得鞏固的基礎”。【《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342、343頁。】所以，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的基本任務，除了保持這一政權，使之不受敵人侵襲外，就是組織發展人民的經濟和文化生活，特別重要的是經濟生活。因此，不管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用很大的注意力，進行經濟建設工作。他曾再三告誡全黨，必須認識經濟與建設的重要，一切其他工作都應圍繞著這一中心工作，並為它服務。

西柏坡時期，革命形勢一日千裡，全國勝利指日可待，工作重心即將由農村轉入城市。面對這一形勢，任弼時指出：“我們要用最后的努力來實現這一全國勝利，同時又要用更大的努力來開始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個建設的首要工作是恢復和發展工業和農業生產，特別是工業生產，以鞏固中國的獨立與統一。”【《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頁。】

任弼時從戰略高度論述了城市經濟建設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取得獨立自主，這已經沒有問題，但是還必須在經濟上取得獨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獨立自主。就是說，除中國資源上所沒有的以外，我們完全可以自給解決。要有強大的機器制造業，還要有軍事制造業，能夠制造飛機、坦克、艦艇等等。這才在國防上也獨立自主了。單有軍事上、政治上的條件，沒有經濟上的條件，沒有工業的發展，要想轉向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過去‘左’傾錯誤也在此”【《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465頁。】。舊中國國民經濟中工業的比重隻佔百分之十左右，任弼時認為，新中國要逐步轉向社會主義，工業的比重，至少要達到30%以上，所以，全國革命勝利后，我們仍需要有兩個到三個五年計劃，才可轉到社會主義。因此，搞好城市經濟建設在當時形勢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二、實現工業化的途徑

如何搞好城市經濟建設從而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任弼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1.城市經濟建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

任弼時指出，所謂以城市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階級，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包括輕工業、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等，並組織貿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設、民眾運動、財政金融、文化教育、黨的建設等都應服從於工業的發展。”“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城市，就要把官僚資本的企業轉化為國營企業，其性質是社會主義的﹔私人資本也允許其有一定的發展。總之是開始工業化，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質的問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頁。】

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建設的方針，我們必須學會管理和建設城市，學會在城市中組織、領導並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人民，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與我們一道去和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斗爭。

那麼，我們怎樣去依靠工人階級呢？任弼時認為：首先必須正確認識工人階級。由於我黨長期在農村中堅持革命斗爭，對農村情況比較熟悉，對農村工作有經驗，而對城市情況不熟悉，甚至“有些農民出身的干部或在農民中工作很久的干部，對工人的看法有問題。有的認為工人為敵人造槍炮，是幫助敵人打我們。”“特別是發現有些工人加入過國民黨，就懷疑工人不可靠，歧視他們，強迫他們登記國民黨員的身份，甚至號召‘挖蔣根’運動，仿佛工人都是蔣介石之‘根’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頁。】對此任弼時耐心地教育這些干部，幫助他們提高認識，指出工人中的這種情況，完全是被生活所迫的。工人階級受剝削最深，革命最堅決、最徹底。他們同大機器生產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是近代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們代表著我們社會的發展方向，是我們黨的階級基礎。隻有工人階級才是我們真正的領導階級。我們要“把屁股坐在工人階級方面”【《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7頁。】，解決好工人的實際困難。這是我們進行城市經濟建設的保証。沒有工人階級的有力參加，城市經濟建設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所以，我們不僅要從思想上真正解決依靠工人階級的問題，而且必須抽調大批優秀干部到工業中去，到工人中間去，組織工人學文化、學技術，培養大批技術干部，造就大批專業人才，真正由工人階級掌握工業，當好經濟建設的主人。

其次，要從組織上確保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任弼時指出：“隨著工作重心的轉移，黨的建設方針也應當有所轉變，要轉向以城市和工業為重點，在工人勞動群眾中積極發展黨員”【《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471頁。】。當時，從黨員的成分上看，85%到90%是農民，工人、小手工業者、知識分子和其他成分隻佔10%到15%。由於過去黨的工作重心在農村，農民出身的黨員佔絕大多數是很自然的。我們主要靠他們率領和教育群眾，取得了革命勝利。“今后還隻靠這些人是不行的，靠農民黨員建設工業那是困難的，要建設工業必須吸收大量工人黨員，現在我們有了城市和產業工人，我們應該在工人中建立黨的基礎﹔如果我們在工人中沒有黨的基礎，不能與工人階級建立密切的聯系，就談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階級。”【《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頁。】任弼時還進一步指出，工人階級的文化政治水平高，團結性紀律性強。我們要依靠他們，從他們當中培養出一批管理企業和管理國家的干部，培養出一批黨內工作的干部。要有計劃地加強城市黨組織的建設，“城市黨的發展對象，主要應是產業工人，其次是手工業工人、店員和學生”【《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頁。】。同時吸收雇農入黨，並注意在革命士兵和革命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如何保証黨員質量呢？他指出：一是嚴格審查，新黨員要舉行入黨儀式﹔二要加強教育，健全組織生活。三要經常檢查黨員的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嚴格執行紀律。隻有這樣，黨在工人和城市中的組織基礎就牢固了，我們才能從組織上保証黨的工作重心順利地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實現城市對農村的領導。

2.城市經濟建設要解決資金來源問題。

我們有了城市，要發展工業，把國民經濟中工業生產的比重由現在的10%左右提高到30%、50%，資金從哪裡來呢？第一，靠工業利潤。這就是發揚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創造性，努力提高技術，節省原材料，降低成本，增加產量，以更多的剩余勞動價值交給國家去發展工業。第二，靠農業增產。農民增加糧食和原料生產，一方面直接供給工業的需要，同時由國家組織大量農產品出口以換取機器設備。從今天的整個情況來看，積累資金最主要的還是靠農業，因為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畢竟隻有10%左右，而農業生產是大量的。第三，靠稅收。靠各種稅收，不僅對工商業應當收稅，就是對工人職員，一切有收入的職業者，也將准備要收稅。為了發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要把這看成是中國人人都有的責任。第四，舉辦內外債。這也是取得工業發展資金的一個來源，但我們不能把期望過多地寄托在這上面。我們外債不會很多的，內債可以在適當時期舉辦。內外債都是需要償還的，而且是要付利息的。第五，提倡節約。我們要節約每一個銅板為著新中國的建設，反對那種以為戰爭結束可以享福的論調。要認識到建設新中國需要經歷艱苦的路程，它比戰爭還要復雜。要准備捆起肚皮來進行建設，我們才能有將來真正豐衣足食的基礎。以上五個方面中，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農民努力發展生產，增加物質財富，隻有如此，才能增加貿易利潤和稅收，為工業的發展積累資金。

3.培育適應經濟建設的人才隊伍。

“建設需要經驗，需要科學知識。”【《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頁。】要進行經濟建設，就要重視人才。任弼時重視知識分子、科技人才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曾指出：各根據地必須“收集、培養和儲存經濟建設工作的干部。”“當我們進入大城市后，要善於爭取和利用舊的技術干部”，“要爭取大批知識分子為新民主主義建設服務”【《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391—392頁。】。此外，要培養大批新的經濟技術干部。“沒有大批的數以十萬乃至百萬計的優秀的可靠的新培養出來的技術干部——各種工程師、技師等，那就不要設想能夠把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化的國家”【《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頁。】。所以。政府要開辦學校和訓練班，有計劃地訓練出大批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人才。

4.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隨著我黨工作重心迅速地從打倒舊政權向建立新國家轉移。毛澤東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必須現在就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任弼時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一樣，也在認真地思索著如何引導全黨實現歷史性的轉變，使全黨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為了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任弼時號召全黨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針對當時有一部分人“以為革命快勝利了，可以安閑起來，或者以為已經艱苦奮斗了幾十年，已經為人民盡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現在可以享受一下了”的想法，任弼時認為：這是不健康的想法。我們取得的勝利還只是整個人民解放事業的第一幕。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改變成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把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並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是一個更艱巨、更復雜、更長期的任務。我們對管理國家和建設國家還缺乏知識和經驗，全黨對此必須善於學習，必須對新的業務新的工作鑽進去，熟悉他，掌握他，必須向懂行的人學習，向非黨干部學習，特別要注意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節約每一個銅板，要有“捆起肚皮”來進行經濟建設的思想准備。隻要我們繼續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就一定能取得經濟建設的偉大勝利。

三、要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必須處理好兩個關系

在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障礙和困難，如何應付。任弼時指出，要正確處理他們之間的關系。

1.進行城市經濟建設必須處理好工業建設和農業的關系。

中國自古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很大比重，農業發展狀況如何，都直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發展。由於我國經濟結構的特殊性，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太小，再加上戰爭的創傷，要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任弼時提出，資金來源中最主要的是依靠農業增產。他指出：“我們把工作重心轉向城市，強調發展工業時，決不能忘記農業，相反的，為了保証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積累資金，以農產品換取外匯和機器等等，則必須努力加快發展農業。加快發展農業，也就是為著發展工業﹔沒有農業的發展，工業的大發展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初期，農業上積累資金的意義要更大些。”【《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頁。】我們必須加強農村力量，通過使農業增產的途徑來積累資金發展工業，增加農業、工業的發展后勁，使工業、農業協調發展。

任弼時還進一步從鞏固工農聯盟的高度闡明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他指出：“工農聯盟，現在和過去主要是表現在給農民以土地，從封建制度下解放農民，來實現聯盟。今后農業要發展，農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給以便宜的工業品﹔同時，農民以自己的產品供給城市，使工業發展，工人生活改善，這樣才能鞏固工農聯盟。”【《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頁。】這就是說，不同條件下，工農聯盟的內容是不同的，革命戰爭年代我們更多地強調從政治關系上來鞏固工農聯盟，而在建設時期則更多地強調從經濟關系上來鞏固工農聯盟。

2.正確對待民族工商業，促進城市經濟建設的恢復和發展。

在黨把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這個關鍵時刻，如何正確對待民族工商業，是一個極關緊要的大問題。當時，私營工業的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所佔比重超過50%，私營商業的商品零售額佔全國商品零售總額的比重更大。“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在《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就有明確的規定，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變化，我們有些同志在收復一些大中城市時發生了破壞工商業的冒險行為。對此，任弼時同志嚴肅地指出：“我們對工商業，應採取保護和領導的政策，絕對不能破壞，破壞是一種自殺政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頁。】

那麼如何保護和領導工商業呢？任弼時認為必須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繼續與民族工商業資產階級保持廣泛的統一戰線，在區別對待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我們要確定哪些是應當沒收的工商業。我們隻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大惡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業歸國家或人民所有，並且確定這些應當沒收的工商業，凡是為國民經濟所需要者，必須使之能夠繼續營業，不得停閉，更不得破壞和任意分散。一般工商業是應當受保護的。我們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而對地主富農所經營的工商業，不僅不沒收，而且加以保護。就是地主在過去減租減息時期將土地變賣而投資工商業的，也是要受到保護和鼓勵的。在斗地主地財時，也不許破壞已有的工商業。這就使沒收工商業的范圍有了明確的政策界限。任弼時還進一步指出，我們保護工商業的政策，並不任其自由發展，它將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工商業要收稅，絕對不能有一概免稅的錯誤思想。認為既要保護工商業，就到處遷就他們，大量投資給私營工商業而不向私營工商業者收稅，這是右傾。但如果課以重稅，不光使其不能獲利，甚至使其難以生存，認為這就是“節制資本”，這是“左”傾。這個政策對於促進城市經濟建設的恢復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今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時期，重溫任弼時在西柏坡時期的經濟思想及貢獻，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作者王彥紅，西柏坡紀念館副研究館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