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關於人民軍隊建設的思想與實踐

任弼時關於人民軍隊建設的思想與實踐

潘澤慶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和人民解放軍的領導人之一，任弼時高度重視軍隊的建設，對於為什麼要創建軍隊、創建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如何創建這支軍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成功的實踐，為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目前關於任弼時軍事思想與實踐的研究還比較薄弱，特別是他對軍隊建設所做出的貢獻，更是鮮有論及。而任弼時的一生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的歷史緊密相聯的。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對於更加全面、更加准確地把握任弼時在中國革命斗爭中的地位和作用，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這一問題作以初步的探討。

一、強調黨是軍隊的絕對領導者，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

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解放軍最根本的建軍原則，是80余年來被實踐証明了的其能夠不斷發展壯大的最根本的保証。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任弼時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並強調全黨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這一原則。同時，他就如何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了理論上的闡述。

（一）強調黨必須堅持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任弼時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中創建了人民軍隊，黨是軍隊的絕對領導者，黨要堅持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對此不能有絲毫模糊的認識。他說：“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必須而且能夠領導其他的組織，包括政府、軍隊、合作社和工農青婦群眾團體都在內。”【《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頁。】1931年11月，他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明確規定，要“保証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絕對的領導作用”【《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頁。】。在湘贛蘇區和湘鄂川黔蘇區，任弼時不但採取多種措施加強和鞏固黨對紅六、紅二軍團主力軍的領導，而且還大力加強黨對獨立團、獨立營及赤衛軍、少年先鋒隊等地方武裝和群眾武裝的領導。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由於部隊所處環境的重大變化，任弼時認為這更加重了黨對紅軍的領導責任，鞏固黨對軍隊的領導是最為迫切的任務。他說，紅軍改編后具體的作戰任務變了，但紅軍的宗旨沒有變，階級斗爭也還存在。認為紅軍改編后就成為國防軍，和國民黨軍沒有區別，這是錯誤的。他強調：紅軍改編后，總的原則是“保証黨的領導”，“成為抗日的核心”﹔“提出保証黨的絕對領導有特殊意義”【《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頁。】。他還指出，紅軍主力改編后，部隊的使用要爭取獨立自主，萬一蔣介石的命令下來，使我們自主范圍很小，這就要求在山西“我們有得力軍事代表，能共同解決問題”【《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頁。】。1938年，他向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也指出：八路軍雖然是國民革命軍，“但原來紅軍時代的各種制度仍然是保存著的，並仍舊保持著共產黨在這一軍隊中的絕對領導。我們也公開向國民黨提出：這一軍隊，是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黨決不放棄或稍減弱對八路軍的領導。”“在八路軍中，沒有國民黨的組織。共產黨在八路軍中有最高的威信和絕對的領導作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頁。】可以說，黨要堅持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任弼時在指導軍隊建設中一以貫之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二）強調軍隊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任弼時認為，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是處理軍隊與黨的關系問題時必須堅持的一個根本原則。他指出，在革命戰爭時期，黨、政府、軍事機關是三個主要的機關，“我們要反對黨不管軍事機關工作的錯誤傾向，同時也要特別注意防止軍事機關超越黨，不把重要問題提到黨的會議上討論，只是通知一下黨，脫離黨的領導的危險傾向。”【《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91頁。】那種“把軍隊看得比黨還要大，不尊重黨，向黨鬧獨立性”【《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頁。】的傾向是必須根絕的﹔脫離了黨的領導，這個軍隊就會失去正確的發展方向，就不再是人民的軍隊，就得不到人民的擁護。他批評了軍隊中某些干部、特別是個別高級干部有一種把黨的軍隊看成自己的勢力的壞想法，並一針見血地指出：有這種想法的人欲在部隊中自己培植一個系統，造成一種勢力，用一些不正確的辦法拉攏一些干部，若要調動他部隊中的人員，他是不願意的，若要他自己離開原來的部隊，他更是不願意的﹔在處理與黨的關系時，“往往是利用他在部隊中的地位與勢力和黨對立起來”，“在他的腦筋中，覺得軍隊比黨還重要。”【《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頁。】任弼時認為，這種思想實際上就是一種軍閥主義傾向。他還分析了產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指出：一方面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之一是武裝斗爭，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中軍隊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與作用，這就使某些軍事干部主觀上產生了一種自高自大的心理，認為自己很了不起，天下都是他打出來的，甚至黨和政府都是他一手創造的﹔另一方面，有些干部在新的環境中失掉了警惕性，沾染了中國舊社會中的軍閥主義的惡習，忘掉了自己是革命軍人，模糊了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認識。任弼時指出：“這種傾向的存在，就成為軍隊干部向黨鬧獨立性的一種根源。必須認識，必須警惕，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傾向。”【《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頁。】他還以賀龍同志一貫堅決而忠實地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從不以軍隊勢力和黨對立，不把軍隊看得比黨高”【《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頁。】與張國燾擁兵自重、分裂黨和紅軍正反兩個方面的事例教育大家，要求軍隊干部自覺將軍隊置於黨的領導之下。長征期間，任弼時還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徑作了堅決斗爭，始終堅持將紅軍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最終促成了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維護了黨對紅軍的集中統一領導。

（三）強調軍隊中要發展黨員，加強黨組織建設。任弼時非常重視黨員及黨組織在軍隊中的作用，認為發展黨員、加強黨組織建設，是保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一項重要措施。1928年，他代表中共留守中央修定的《軍事工作大綱》明確規定，紅軍中應建立黨的組織，團設立支部，連設分支部，黨員人數多的連可暫設支部。在湘贛蘇區工作時，為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任弼時提出應征調黨員干部到紅軍中去﹔同時，要在部隊中發展黨員，建立與嚴密黨的組織，“徹底肅清關門主義和拉夫式的發展，要大膽的向工人雇農苦力開門，以加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頁。】他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提出，為加強黨在軍隊中的領導力量，“應注意黨員的大量發展，惟吸收新黨員時，須有慎重的選擇。”【《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頁。】不過，任弼時也指出：“僅僅有了很多黨員還是不夠的，必須健全支部的生活和領導。”【《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頁。】1934年冬，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師后，針對因受“左”傾錯誤影響、紅二軍團的黨組織和政治工作幾乎陷於癱瘓的狀況，任弼時將發展黨員、建立健全各級黨組織作為紅二軍團建設的中心任務來抓，並從紅六軍團抽調一批黨員干部到紅二軍團工作。在他的指導下，紅二軍團發展了一大批黨團員，恢復了各級黨組織並在部隊中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全國抗戰爆發后，任弼時參與制訂了《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決定強調：在新的環境中，“應該健全與加強紅軍中黨的組織及其作用，黨的組織應該成為部隊全部生活決定的骨干，成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與依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頁。】。在黨的組織建設中，任弼時特別強調要抓好支部建設，因為“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是黨與群眾的連環，黨的一切決議，必須經過支部執行”，因此在每一個連隊中應建立黨的支部，同時要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這是黨在組織工作中最中心的任務，“這對鞏固黨的領導，保証黨的政策之貫徹實施，是有極重要意義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456頁。】。他還指出，支部要有很好的分工，“建立支部委員各個負責制度，加強集體領導，糾正個人包辦方式”【《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5頁。】，使支部“真正成為執行黨每一決定的機關和群眾中間的核心”，“這才是健強和鞏固了黨的領導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頁。】。

（四）強調要改善黨在軍隊中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任弼時認為，要加強和鞏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改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是一個重要任務，特別是環境、任務變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也要隨之改變，否則黨在軍隊中的工作就很難做好，黨就會與軍隊中的群眾脫節，得不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比如，“和平環境的建設工作和戰爭環境的戰爭動員工作，性質不同，進行的方式也就不同。過去的老一套方法，在今天和平建設任務之下是不適用或很少能適用的”﹔“我們的軍隊是在不斷的戰斗中創立與發展起來的，建立了戰爭時期的一套制度和工作方法，但是對於和平駐軍時期的一套工作方法，就沒有經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283頁。】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能還是照老樣子辦事，必須有適應新環境的新的工作方法。他還指出，某些干部在工作中感到苦悶的原因之一，就是老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已經不適用於新的工作環境，而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感到“棘手”，感到辦法少，這也說明了轉變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的必要。他強調，要轉變領導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風，就必須擴大民主，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克服自由主義、官僚主義、軍閥主義等各種不良傾向。不過，“軍隊是集中的軍事組織，軍隊中民主的范圍是比較狹小的”，可以考慮“在一定的時期內，部隊中黨的組織內的民主可以有意識地擴大一些，發揚部隊裡黨員群眾的積極性，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揭發與批判部隊中存在的一些嚴重缺點”【《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296頁。】，這對加強軍隊自身建設是非常必要的。任弼時還強調，正確地擴大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但不會破壞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不會妨礙工作紀律之執行，而且恰恰是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揭發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糾正這些缺點、錯誤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鞏固黨對軍隊的領導。

二、強調人民軍隊來自人民，要為人民服務

軍隊是一個武裝集團，是進行武裝斗爭的主要工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它從屬於一定的階級，為一定的階級服務。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內較早認識武裝斗爭重要性並在實踐中高度重視建立與發展壯大人民軍隊的領導人之一。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革命的軍隊，來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務於人民。

（一）強調建立一支黨領導下的武裝是中國革命斗爭的需要。近代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因此，中國共產黨要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開展武裝斗爭，必須建立人民軍隊。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544頁。】。對此，任弼時有著深刻的認識。1924年，他在莫斯科學習時即認識到軍事運動是奪取政權的“一種特殊運動”，“是我們所必須注意的”【《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1944年，任弼時更加明確地指出：“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誰武裝力量大一些，誰講話才會有力量”﹔世界上的事都取決於力量之大小。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確靈活，就能戰勝敵人，維持和平，說話有人聽，辦法能實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更是隻有力量才能解決問題”，“發展力量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決定因素”【《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388頁。】。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形成和共產黨能成為全國抗戰的重心，就是由於它有力量、有群眾、有武裝。“毛澤東學說中的基本一點，就在於懂得搞力量，不僅是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而且還創造出以農民為基礎的武裝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頁。】他還指出，不論是反攻日寇，還是制止內戰，爭取形勢好轉，都取決於我們力量的進一步增強，特別是人民武裝的發展壯大。因此，他在給即將到南方開辟新區的八路軍指戰員作報告時明確指出：部隊南下后“首先就是要搞武裝”，在“日本人佔領的地方要建立和擴大我們的武裝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頁。】﹔將來黨領導的軍隊如能發展到100萬左右，在解決中國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會更有力量。而且隻有當我們力量更大的時候，才可以使國民黨在某些方面表示一些進步﹔也隻有當我們力量更大的時候，地方實力派和中間派才會跟著我們走。1948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時又指出：今年如再殲敵100個旅，則國民黨軍將至310余萬，而我們兵力將由現在之280萬增加到300萬以上，“則我們軍隊在數上、質上都超過國民黨，就已經翻過山頭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8頁。】，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就有了保証。

（二）強調共產黨所要創建的武裝是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軍隊。基於對武裝斗爭重要性的深刻認識，任弼時高度重視黨的武裝力量建設，並提出了創建和發展壯大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軍隊的思想。早在大革命時期，任弼時就主張共產黨“應當在工農中建立自己的力量”，“在軍隊中創造我們的力量”【《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頁。】﹔“擴大無產階級在軍隊中的影響，並建立工農自衛的武裝”【《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弼時更加注重工農武裝建設問題。1928年，他修訂的《軍事工作大綱》規定：黨在割據區域建立的軍隊，正式定名為紅軍﹔紅軍中須極力減少小資產階級成份或舊式雇佣兵，因為這容易削弱紅軍的基礎，紅軍須有廣大的工農分子參加，特別是赤衛隊中的積極分子和黨員應加入紅軍，成為紅軍的中心成分﹔紅軍的生活應力求工農化，官兵之待遇一律平等﹔要注意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在紅軍中建立黨的組織﹔等等。這些規定為后來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同年，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城市農村工作指南》中指出：游擊戰爭“不能和群眾斗爭相離開，並且須注意由群眾中產生武裝的組織”【《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頁。】。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工作后，為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任弼時將擴大和鞏固紅軍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並多次撰文指導擴紅工作。在湘贛蘇區，任弼時採取了多種措施來充實和增強紅六軍團的力量，僅1933年6月至8月即擴紅4200余人。他不但重視主力部隊的擴大，也重視地方武裝的培養，強調要糾正“忽視地方武裝的嚴重錯誤”，“要吸引最廣泛的工農群眾加入赤少隊來擴大這一紅軍后備軍組織”，“加強對地方武裝的政治軍事教育訓練”。【《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頁。】與紅二軍團會師后，他又大力加強紅二軍團的建設，要求“努力在短時間內使部隊擴大一倍”﹔同時，“加緊干部的培養，加強新戰士的教育訓練，最大限度地鞏固新擴大的力量”﹔並強調：“在擴大紅軍時要注意多吸收工人、雇農，提拔干部要特別注意工人、雇農”。【《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5頁。】全國抗戰爆發前，任弼時指出：紅軍是抗日救國的中堅力量，“猛烈擴大紅軍，千百倍地加強紅軍的有生力量是極其重要的任務”【《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頁。】，要求各部隊抓緊時機，利用一切機會擴紅。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仍將發展武裝、壯大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軍隊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要求部隊利用一切時機發動群眾，壯大自身力量，從而戰勝敵人。

（三）強調人民軍隊要與人民結合在一起，為人民服務。任弼時指出：“我們黨領導的軍隊，是革命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它是從人民中間生長出來的，是人民當中比較覺悟的分子所組成的，是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進行斗爭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頁。】正因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來自人民，為了人民，所以它和老百姓的關系是互相依存、血肉相連的。一方面，老百姓依靠軍隊來保護他們在革命斗爭中所得到的果實﹔另一方面，軍隊也必須依靠老百姓才能生存、鞏固與發展，依靠老百姓才能打勝仗。比如，軍隊吃飯靠老百姓供給糧食，打仗靠老百姓幫助運輸、抬擔架和打掃戰場，有缺額或擴編時要靠老百姓來補充。“因此我們黨自有武裝以來，從很小的游擊隊到大規模的紅軍兵團，以及今天的八路軍、新四軍，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與老百姓及地方的黨政機關建立著親密的聯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268頁。】他還說，我們時常把軍隊與老百姓的關系，比做魚與水的關系，就是說魚沒有水不能生存，軍隊沒有老百姓也是不能生存的。基於對人民軍隊性質和宗旨的上述認識，任弼時無論在土地干革命時期還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都始終強調軍隊要與人民緊密結合在一起，絕不能脫離群眾甚至是欺壓群眾、損害或侵犯群眾的利益，並堅決制止和糾正部隊違犯群眾紀律的現象。他說：人民軍隊“對敵人是毫不留情的，是需要霸道主義的，打起仗來，沖鋒陷陣，殺死敵人，以求自己的勝利”﹔“但是它對於人民就不應該霸道，而應該是非常親密的，關心人民的疾苦，不侵犯人民的利益，並為保衛人民的利益而進行戰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頁。】為此，就要使每個指戰員“都了解軍隊是人民的，自覺地愛護群眾，使群眾感覺為和藹可親的自己兄弟”【《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頁。】，隻有這樣，我們的軍隊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力量源泉。任弼時還指出，我們的軍隊之所以是革命的軍隊，其另一種表現就是軍隊內部的團結一致，就是干部與戰士打成一片，干部經常關心戰士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與戰士同甘苦、共患難，為戰士服務﹔同時，戰士尊重干部，自覺服從干部的指揮。

三、強調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注重加強和改進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軍的生命線。任弼時在軍隊工作其間，長期領導政治工作，堅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注重加強和改進政治工作，為推動政治工作的創新發展及保持部隊的團結、穩定，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增強軍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花費了大量心血，並摸索總結出了一些寶貴的經驗。

（一）強調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重視政治工作在軍隊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任弼時在指導軍隊建設時一貫堅持的思想。早在1928年，任弼時就指出：“紅軍中政治工作，必須特別注意”﹔紅軍應由蘇維埃派政治委員負責進行政治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頁。】在湘贛蘇區工作時，任弼時批評了“一部分干部特別是軍事干部對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因此忽視政治工作，甚至取消政治工作”【《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4頁。】的錯誤做法。長征其間，任弼時又指出：部分指戰員“對於紅軍的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認識”，“在部隊中還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甚至輕視政治工作和政治機關，以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東西”，從而“形成一種不尊重政治委員制度，反抗政治工作路線”的錯誤傾向【《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頁。】，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加以克服和改正。全國抗戰爆發后，任弼時先后出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負責全軍的政治工作。為此，他發布了一系列文電，要求全軍加強和改進政治工作，以保証黨的領導，提高軍隊的戰斗力。1937年12月，他在向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埃爾斯·卡爾遜介紹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情況時指出：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是我軍的心臟和靈魂，“我們的武器處於劣勢，但我們可以用政治教育來彌補不足”【《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頁。】。1938年初，他在總結山西抗戰的經驗時也指出：“一切抗日軍隊必須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應視政治工作是鞏固和增強戰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戰軍隊的生命線。”【《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頁。】1943年，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於會上再次強調：“我們的軍隊是有優良的政治工作的傳統的，政治委員、政治工作機關和部隊中的黨，有其極高度的政治威信”﹔“我們的軍隊之所以成為革命的軍隊，就是因為在我們軍隊內部，建立了優良的政治工作與黨的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頁。】。

（二）重視建立健全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在部隊中實行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是保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部隊開展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証。為此，任弼時在長期領導部隊政治工作的實踐中，始終重視建立健全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在擔任湘贛軍區政治委員期間，任弼時就強調：應根據政治工作條例，“完全正確的建立政委制度”，“廣泛開展與反政委制度的斗爭，消滅反對政委制度任何傾向”﹔“健全政治機關組織”，獨立團和各軍分區政治部（處）一律健全起來。【《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4頁。】與紅二軍團會師后，他從紅六軍團抽調一批干部幫助紅二軍團的兩個師建立了政治部，並報經中革軍委批准后將紅六軍團政治部作為紅二軍團政治部，紅六軍團另成立政治部。他還將“確立和鞏固政治委員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機關，加強連隊中支部工作的領導，來建立經常的健強的系統的政治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作為紅二軍團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在他的指導下，紅二軍團各級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得到健全。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后，取消了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隊的政治工作。任弼時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政委取消后，政治工作干部情緒不高，政治機關較弱”，“黨的工作削弱”，貪污、腐化、浪費等不良現象和軍閥主義等不良傾向開始滋生。【《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4冊，解放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頁。】為改變這一狀況，他與朱德、彭德懷於10月19日聯名向中央提出《恢復軍隊政治工作及執行黨代表制的意見》。張聞天與毛澤東在復電中表示：“關於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我們完全同意，請即速令執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頁。】兩天后，八路軍總部下令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這一制度的恢復，對於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保証部隊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及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任弼時又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在部隊中健全各級政治機關組織，提高政治機關的威信，以保障政治工作的開展。

（三）重視干部工作。干部工作在軍隊建設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弼時指出：“我們黨是一個大黨，有這樣多的軍隊，又是領導政權的黨，許多事情都要依靠干部去做”﹔“軍隊中的干部，是有模范和決定的作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252、154頁。】。因此，干部的選拔、培養和使用就非常重要。干部工作做不好，就會影響到軍隊的建設甚至是黨的事業。選擇干部應從政治條件和工作能力兩方面出發，要選拔的干部必須有較強的政治和軍事素質，忠誠於黨和黨的事業，在作戰中堅決勇敢。那些一切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的貪生怕死之徒，是不能擔任軍隊干部的。他說：“在紅色戰士中，有很多的天才家，我們要深入到群眾中去，大膽的提拔工農干部”，“以加強紅色武裝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頁。】。他批評了個別部隊在使用干部方面的錯誤做法，指出：不按干部的“政治覺悟程度與工作能力，隻憑自己相信得過，甚至是以地方觀念來提拔干部，這是極錯誤的。同時還有一種對新干部不信任的傾向，這也是有害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頁。】另外，他還批評了某些干部中存在的脫離戰士群眾、隻圖自己享樂的傾向。他說：有這種傾向的干部對戰士漠不關心，這種干部相互之間也從正確的原則關系而變為無原則的拉拉扯扯，互相包庇，勾心斗角，以至互相排擠，拒絕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們的思想和品質是在逐漸蛻化著。這些人雖是少數，但“他們破壞了革命軍隊過去所建立的各種嚴格的優良的制度”，“起著一種腐蝕和瓦解革命軍隊的作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270頁。】，是非常危險的。為使用好干部及確保干部的純潔性，任弼時指出，對於已經在部隊中擔任領導的干部，要重新審查其是否稱職、是否適宜於做領導工作，“不稱職的或不適當的，必須加以調動，另用有才干有能力的干部去代替，或者給以訓練，培養與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頁。】同時，要加強干部黨員的黨性教育與鍛煉，堅決清除享樂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等各種不良傾向。“因為鬧宗派、鬧獨立、鬧本位的，多是負責的干部。特別是中國黨是有軍隊的，有槍杆子。如果領導干部的思想意識不好，他拿到了槍便鬧宗派、鬧獨立，這對黨對革命事業的危害會是很大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頁。】對於犯了錯誤的干部，組織上要進行幫助和教育，不要隨便給一個同志作結論。如果他能改正錯誤，還可以繼續做領導工作﹔如果經過說服教育，有些人硬是不改，對這樣的人應該加以紀律制裁。

（四）重視群眾工作。開展群眾工作，是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任弼時認為，做好群眾工作，對於建立鞏固的軍民關系、配合軍隊作戰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一再強調要做好群眾工作。1928年6月，任弼時在討論中共臨時中央致紅四軍的指示信時強調，紅軍要注意深入發動群眾，“如果沒有群眾基礎和很好的布置，在敵人圍攻時是危險的。”【《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頁。】1935年1月，面對十余萬國民黨軍對湘鄂川黔蘇區的“圍剿”，任弼時指出：蘇區有幾十萬擁護紅軍的群眾，“我們組織和領導得好，這幾十萬群眾能當十萬、二十萬軍隊的力量”【《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頁。】，因為他們能從四面八方迷惑、鉗制、疲困敵人，便利紅軍主力各個擊破敵人。為此，他要求蘇區每個黨員及全體紅軍指戰員都去做一件戰爭動員的具體工作，成為戰爭的組織者。全國抗戰爆發后，任弼時指出：抗日戰爭是一種自衛的革命戰爭，要動員全民族力量去奮斗才能持久與勝利，“因此，我們把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視為在抗戰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頁。】。這種民眾的動員和組織工作，不僅軍隊要做，黨、政府和其他民眾團體也要共同去做。他在向國際友人介紹八路軍政治工作時也指出：我們的軍隊十分重視發動群眾，隻有人民參加抗日，我們才能勝利。把人民組織起來，既是抗戰勝利的保証，又是戰后爭取民主的保証。八路軍與人民是魚水關系，通過對群眾的工作，可以使部隊建立起與群眾的密切關系﹔通過對群眾的教育，使他們懂得為什麼與日本打仗，怎樣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如何在內部和睦相處，如何盡義務和使用權利。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仍強調：我們的部隊是人民的子弟兵，既是戰斗隊，也是工作隊、宣傳隊，必須抱著軍政一體、軍民一家的態度去做好群眾工作，以建立和鞏固良好的軍民關系。

（五）重視瓦解敵軍工作。瓦解敵軍是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之一。任弼時較早就認識到這一工作的重要性，並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8年，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兵運策略》的通告中指出，為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各級黨部及團部“須注意士兵運動與工農斗爭配合適應的發展”，“若是我們不能加緊士兵運動，客觀上即是增加一切工作的困難與危機！”【《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頁。】1935年初，為打破敵人對湘鄂川黔蘇區的“圍剿”，任弼時要求蘇區全黨“應注意瓦解白軍的工作，除對白軍士兵進行一般的宣傳鼓動外，應利用各種關系打入白軍活動”，“努力進行瓦解白軍的工作”【《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頁。】。抗日戰爭時期，作為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時，更加重視瓦解敵軍的工作，多次就如何瓦解日偽軍作出過具體指示。1937年10月，鑒於平型關戰役中日軍拼死不肯繳械投降的情況，在任弼時的主持下，八路軍政治部制訂頒發了《關於開展敵軍政治工作的指示》，強調開展瓦解敵軍工作“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頁。】，要求各部隊在日軍所到之處注意散發對敵宣傳品，用中、日文刷寫標語、口號﹔優待日軍俘虜，醫治日俘傷員﹔各師、團派得力干部主持敵軍工作部，並配備適當工作人員。同年11月，八路軍政治部又頒發了《關於偽滿軍工作的指示》，就如何進行瓦解偽滿軍工作作出部署。解放戰爭時期，為補充部隊，同時也是為了促進瓦解敵軍工作的開展，任弼時提出“要努力爭取俘虜，一般做到收容百分之六十以上，好的做到百分之九十也有可能”【《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8頁。】。瓦解敵軍工作的開展，不僅削弱了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壯大了人民軍隊的力量，對於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強調要加強部隊的教育訓練和正規建設，注重提高軍隊的戰斗力

教育和訓練是軍隊一項經常性的工作，無論戰時還是平時，在軍隊建設中都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逐步實現軍隊的正規化，是軍隊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軍隊自身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客觀規律。任弼時非常重視部隊的教育訓練和正規建設，強調要通過加強教育訓練和正規建設，以提高部隊的戰斗力。

（一）認為新兵或新部隊通過教育訓練同樣能具有戰斗力。搞好教育訓練對增強部隊的戰斗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任弼時認為，即使是新兵或新組成的部隊，通過教育訓練也能使其具有戰斗力。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針對部分干部存在的“新兵不好帶”、“新兵沒有戰斗力”等觀點，任弼時就指出：這是一種不相信群眾的錯誤認識，要看到部隊中的新戰士大都是貧苦農民出身，“他們是具有消滅階級敵人的決心的，隻要我們從積極方面加緊對新戰士的軍事政治訓練，又有老戰士作裡面的骨干，新戰士同樣是有戰斗力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頁。】抗日戰爭時期，針對“有些人感覺部隊增加了新兵而未經訓練，很難作戰，更以為新組成的軍隊是不堪用以與日寇作戰”的觀點，任弼時指出：未經長久訓練的新戰士，在軍事技術上是比不上久經訓練的老兵，然而我們應當看到，新動員補充或組成的部隊有其自身的優點。首先這些新戰士是在中國遭到日本侵略、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中被動員起來的，他們具有拼死救國的決心，他們會忠於自己的職守﹔其次，新動員的戰士絕大多數是從田野、工廠或其他職業初脫離生產來的，沒有某些老兵的不良習氣與嗜好，而且他們剛脫離生產，了解老百姓的疾苦，不會隨意去侵犯人民利益，從而更有利於建立密切的軍民合作關系。任弼時認為，這種軍隊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學習進度必定很快，各種紀律也容易建立起來。具備這樣政治質量的兵員，加上優秀的干部和健全的政治工作，“迅速完成必要的軍政訓練，如果能夠，再加上新式武器的裝備，這樣的軍隊是堅強而有力量，可以抵御日寇的進攻，直到最后擊敗日寇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155頁。】他還提出了“練兵以增強戰斗力”的響亮口號，認為部隊“要實行精兵主義，從提高技術、戰術、體力以及加強政治工作中增強戰斗能力”【《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頁。】。

（二）重視教育訓練的組織性和計劃性。由於中國革命斗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長期處於分散、流動作戰的環境中，部隊的教育訓練很難統一，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部隊的正規建設。盡管如此，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任弼時仍強調要做好教育訓練的組織性和計劃性。1935年1月，他在紅2軍團積極分子會議上講話時指出：部隊各部門和機關“工作應有計劃性、系統性”，“應提高和發揮其工作能力，使首長不致忙於事務，而專力於部隊整個工作的思索與實施”【《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為此，他要求盡快建立健全軍事行政機關和政治機關，強調這是紅2軍團建設的重要任務。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他同彭德懷於1937年2月電示紅軍各兵團領導人，要求各部隊抓住這一難得的和平時期，定出一個月的軍事教育計劃，根據實際情形，對新老戰士及不同級別的干部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以使其能熟練掌握相應的軍事動作或戰術要領等。電報還要求各兵團參謀長應經常召集教育會議，檢查教育工作，創新軍事教育管理方法。同年12月，八路軍擴軍工作暫告結束后，為加強對新戰士的教育訓練，鞏固部隊，他與朱德等人發出了關於教育訓練新戰士的訓令，對軍事訓練的內容、步驟、方法、時間等都作了明確規定，要求八路軍各級軍政首長立即行動起來，以保証新戰士教育突擊計劃的順利完成。1938年1月，他與朱德、彭德懷聯名發出的關於廣泛開展華北游擊戰爭的指示強調：“所有軍政干部，除應有緊張的工作外，應加強軍事政治的學習”，並要求“各級軍政首長及司令、政治機關，應有計劃的進行軍、政教育的指導與檢查”【《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頁。】。在復雜、緊張的戰爭環境中，人民軍隊通過組織各種形式的教育訓練，始終保持了旺盛的戰斗意志和較強的戰斗力。

（三）重視部隊的軍事、政治及文化知識的教育學習。部隊的教育訓練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等方面。任弼時認為，這幾方面都很重要，都不能偏廢。在湘贛蘇區時，任弼時就強調：“為了要避免一切武器給與我們不應該有的損害，奪獲敵人的任何武器能馬上使用，以增加我們的戰斗力量”【《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8頁。】，應加強部隊的軍事訓練，使指戰員主動地學習劈刺、射擊、游擊戰術與防空、防毒等，以提高技術、戰術水平。在湘鄂川黔蘇區時，為提高紅2軍團的戰斗力，任弼時強調，要“以最高強度來提高軍事技術”﹔要作到短期內每個戰士都很純熟地使用手榴彈、會刺槍、會射擊，班排長還要學會使用機關槍﹔干部要特別努力學習新的戰術。同時要加強階級教育，提高指戰員的政治素養，要保証每個戰士具備紅軍讀本中的基本常識，並了解當前形勢和黨的主張，堅決為蘇維埃事業奮斗到底。要“反對保守主義和狹隘經驗論”，“反對政治工作人員不學習軍事和軍事指揮員不學習政治的錯誤傾向。”【《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抗日戰爭時期，他與朱德、彭德懷多次發出指示、訓令，要求八路軍各部在擴大自身的同時，抓緊時間進行教育訓練。在政治上要加強八路軍性質、宗旨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策略、政策的教育，提高其政治覺悟﹔在軍事上要加強夜戰、防空、防毒及土工作業、射擊等方面的技術、戰術的教育，使大批新戰士迅速成長為政治堅定、技術優良之熟練戰士。任弼時認為，提高官兵的政治覺悟和軍事技能，必須以一定的文化知識為基礎，因此，他還非常重視部隊的文化知識學習，要求官兵盡可能地多識字，多讀報，指揮員還要力爭能寫普通的通報和命令。他參與制定的《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也強調，部隊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提高部隊的軍事技術和戰術，提高指戰員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規化的道路”【《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306頁。】。

（四）強調部隊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紀律性。任弼時認為，對部隊實行集中統一的領導，建立嚴格的紀律，是加強部隊正規建設、提高戰斗力的必然要求。因此，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反對游擊主義習氣，要清除一切渙散部隊紀律、影響部隊集中統一領導的各種不良傾向和現象。1935年，任弼時就曾指出，作為正規的紅軍，“我們不但要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戰略意志下行動，而且要在它的戰術意志下去進行戰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頁。】在這方面，與過去游擊隊時是大不相同的，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長征期間，為反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圖謀，任弼時於1936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出“黨內團結一致”，“建立絕對統一集中的最高領導是萬分迫切需要”﹔9月，他又和賀龍等建議“以軍委主席團集中指揮三個方面軍作戰”【《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90頁。】。抗日戰爭時期，盡管八路軍處於分散作戰的環境中，但任弼時仍強調要加強對部隊戰略上的統一指揮，加強對部隊的管理教育，整頓軍風，嚴格紀律，“開展反貪污、腐化、不愛學習及一切不良傾向的斗爭，保証我軍光榮傳統，向正規軍邁進”【《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頁。】。對於破壞紀律分子，要進行相應的處罰。解放戰爭后期，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在集中兵力進行大兵團作戰成為主要作戰形式的情況下，任弼時更加強調軍隊需要加強統一集中領導，加強紀律性。他說：“所謂正規化，即是‘機械化’，機械一點，螺絲釘配合得很合拍”﹔“我們由鄉村走向城市，更須強調統一和紀律，才可以避免出現類似張國燾的問題”。而且越是接近勝利，則這些問題、這種壞傾向越可能滋長，“故需加強紀律性，統一集中，請示報告，服從紀律，不然，我們就不能戰勝國際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頁。】。他還指出，加強紀律的條件之一，就是建立制度，制訂法令。軍隊“必須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須遵守”【《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頁。】。

任弼時關於人民軍隊建設的思想與實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斗爭寶貴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出和採取的一系列建軍方針、原則，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南。時至今日，學習和借鑒任弼時關於人民軍隊建設的思想與實踐，對於貫徹落實習主席提出的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加強和推進人民軍隊建設，使人民軍隊更加有效地履行肩負的歷史使命，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作者潘澤慶，軍事科學院）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