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的軍隊聽黨指揮思想及歷史貢獻

任弼時的軍隊聽黨指揮思想及歷史貢獻

闞延華 付津

任弼時是我黨我軍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創建和領導我軍的偉大實踐中，曾先后擔任湘贛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治委員，紅六軍團黨代表、軍政委員會主席，兼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湘鄂川黔邊區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第二方面軍政治委員。抗戰時期，先后擔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回顧任弼時的一生，他對軍隊聽黨指揮的重要性有著較早且深刻地認識，為確保軍隊時刻聽從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指揮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極大地豐富了軍隊聽黨指揮的理論與實踐。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之際，深入學習和研究他的軍隊聽黨指揮思想，對確保我軍永遠聽黨指揮，實現強軍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較早認識到軍隊聽黨指揮的重要性，強調服從黨的領導是首要的政治紀律，並將其貫徹於創建和領導人民軍隊的實踐全過程

在任弼時的革命生涯中，他很早就指出，“一切問題既經黨部決定，任何同志隻有服從決議執行工作，對於違反決議抗命不行的同志應嚴格執行紀律加以制裁”【《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頁。】。可見，任弼時把服從黨的領導作為軍隊首要的政治紀律來強調，他對軍隊聽黨指揮的深刻認識伴隨著他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各個階段。

早在1928年5月，任弼時改定的《軍事工作大綱》，對人民軍隊的組成、名稱和任務等作了最初規定。大綱指出：紅軍必須設立政治委員制度、加強政治工作，正確處理與地方的關系﹔省委、特委均應建立軍委，“軍委的書記即由省委或特委的書記或常委兼任”【《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頁。】。可見在紅軍初創時期，任弼時對黨在軍隊中地位就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把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讓軍隊時刻聽黨指揮，是任弼時對人民軍隊創建的重要貢獻。1931年，任弼時在《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再次明確提出：“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共產黨是公開存在的政黨，他在蘇維埃區域的任務，是要在正確的階級路線之下領導並組織所有工農群眾來鞏固並發展蘇維埃政權與紅軍，保証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絕對領導作用……嚴緊黨的紀律，增加黨的領導作用，成為最先決最重要的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465頁。】任弼時在決議中，再次將黨對軍隊的指揮權擺在了重要的位置，將軍隊聽從黨的指揮作為首要的政治紀律來強調。他說：“防止一切極端民主化和超組織的政治自由的傾向，尤其是在紅軍中，要防止這種不正確傾向的發展，以至於妨礙紅軍的統一指揮”【《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頁。】。他認為沒有這條政治紀律作保証，紅軍就失去了統一指揮，失去了打勝仗的基礎。在紅軍創建伊始，任弼時就把軍隊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明確軍隊聽黨指揮是政治紀律，他的這種思想對創建一支聽黨指揮的人民軍隊具有重要的影響。

隨著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開辟，斗爭形勢進一步復雜，軍隊部分黨員頭腦中淡化了聽黨指揮思想，出現了單純軍事觀點。任弼時及時地發現了這一苗頭，對其進行深入剖析后指出，出現問題的原因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帶入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意識。他倡導要在紅軍中認真批判單純軍事觀點，正確處理黨同軍隊的關系，明確紅軍隻能絕對聽從黨的領導和指揮，決不能把黨看作是紅軍的附屬品。任弼時還強調：“特別注意防止軍事機關超越黨，不把重要問題提到黨的會議上討論，只是通知一下黨，脫離黨的領導的危害傾向。”【《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在黨和地方武裝關系問題上，他強調指出：“如果沒有堅強的黨的領導，便不能發揮其英勇偉大的作用，來擔負其在土地斗爭與革命戰爭中的光榮任務。”並且規定了“游擊隊中黨的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保障黨和蘇維埃政策的執行，保証游擊隊絕對在黨的領導之下行動。”【《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匯集》（1934-1936），1984年版，第192-193頁。】任弼時及時地發現和糾正錯誤，進一步闡明了黨與紅軍、地方武裝之間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使得廣大指戰員從思想上進一步明確了聽黨指揮的政治紀律，確保革命武裝在黨的領導和指揮下朝著正確的方向健康發展。

進入抗戰時期，面對尖銳、復雜的斗爭形勢，他又多次強調八路軍、新四軍聽黨指揮的重要性。1938年4月，任弼時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交的書面報告中指出：八路軍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仍然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各種制度均無改變。5月17日，在共產國際主席團會議上，任弼時在書面報告的口頭說明和補充中又指出，目前的斗爭環境較蘇維埃時代更為復雜，斗爭的形勢越是復雜，八路軍、新四軍越要堅持聽黨指揮的政治紀律不動搖。中國共產黨要“鞏固部隊中的共產黨的領導”，確保軍隊聽黨指揮。每個指戰員都要服從黨的領導和指揮，提高思想覺悟，提升警惕性，“保持和發揚過去十年來紅軍的優良傳統，提高一般指戰員的政治水平，以高度的警覺性，防止外界惡劣影響的侵入及托派、漢奸的破壞等”【《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頁。】。同時，他還指出：不管是八路軍、新四軍，還是“我們建立的群眾武裝組織，更是保持在我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頁。】。八路軍和新四軍開展的游擊戰爭正是因為有堅強的共產黨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所以才成為最后戰勝敵人的一個重要力量。

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形勢下，任弼時認識到隨著革命戰爭的勝利和軍隊的發展，進一步強調聽黨指揮的政治紀律，統一全黨全軍的意志和行動是奪取全國勝利的一個重要保証。1948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指出：“我們由農村走向城市”，“由於地區趨於統一，黨之威信高了，戰爭規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戰，更感需要加強統一集中領導，加強紀律。”不然“我們就不能戰勝國際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頁。】現在，任何一個師、一個縱隊鬧獨立性，任何一個同志鬧個人主義，就要使我們軍隊遭受損失，使整個戰役遭受失敗。今后要集中更多的兵力進行作戰，為了戰爭勝利，隻要是共產黨的部隊，都要堅決服從指揮，不准許有任何違抗。在即將戰略決戰的關鍵時刻，任弼時再次強調軍隊要服從黨的領導和指揮這一政治紀律，對統一全黨全軍思想，尤其是軍隊高級領導干部的思想，確保軍隊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時刻聽從黨的集中統一指揮，確保最終取得勝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堅決反對“把黨的軍隊看成自己的勢力”，強調聽黨指揮就是聽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有力地維護了軍隊的團結統一

任弼時認為，我軍是黨創建和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軍隊的性質決定了我軍必須聽黨指揮且隻能聽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指揮。任何的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分裂軍隊，不能破壞軍隊的團結統一。任弼時針對軍隊中出現的軍閥主義曾深刻指出：“這種軍閥主義的傾向，表現在軍隊中的某些干部，特別是中高級干部，有一種把黨的軍隊看成自己勢力的壞想法。他們想要自己培植一個系統，造成一種勢力，用一些不正確的辦法，拉攏一些干部。在他的腦筋中，覺得軍隊比黨還重要，這種思想與‘軍權高於一切’、‘以軍治國’的軍閥主義思想不是沒有聯系的。這樣他就會對黨的領導不尊重，對黨的政策不研究，更不必說去堅決執行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頁。】這種思想是十分危險的，“如果我們不嚴正地提出這個問題，不想辦法去克服它，任其自流地發展下去，那是可以使我們的軍隊逐漸變質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頁。】在軍隊出現各種鬧獨立的軍閥主義行徑、事關軍隊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任弼時挺身而出，堅持原則，教育和引導廣大指戰員認清錯誤，自覺地站在黨中央正確的一面，堅定不移地服從黨中央的指揮，確保黨中央牢牢掌握軍隊。

1935年7月，紅二、紅六軍團在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並與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在會師之前，身為紅二、六軍團政治核心的任弼時，對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鬧分裂的情況是不知道的。在張國燾的心目中，黨是一個股份公司，紅軍是他個人的資本，不講原則，沒有是非﹔誰資本大，誰就應當佔有多大的權利。張國燾在同紅二方面軍會師前雖然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但他仍堅持要與黨中央平起平坐，主張“雙方都同時取消中央的名義，中央職權由駐國際代表暫行行使”。會師前后，張國燾又大造輿論，企圖施加影響，千方百計的拉攏任弼時，想讓紅二、紅六軍團和他一起走，甚至提出對紅二、六軍團行使直接指揮權，並假借中央名義向兩軍團擅自宣布所謂的“軍事上的統一”。張國燾的這些分裂行徑，使得紅軍面臨著嚴重的分裂危險。任弼時了解到這些情況后，認為堅定維護聽黨中央指揮的最高原則，擁護黨中央為最高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最迫切的問題，他指出：“列寧是非常重視統一問題的！列寧說過，統一對工人階級是無限寶貴的，無限重要的，在斗爭中是最偉大的武器！而沒有統一的領導中心，黨的真正統一是不可能的，我們再不能讓張國燾破壞黨的統一了。”【《中共黨史資料》第44期，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頁。】他採取了以下應對措施。

一方面，堅決抵制張國燾對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污蔑，維護黨中央的領導權威。任弼時看到張國燾派“工作團”送來的包括《干部必讀》在內的文件和材料，裡面有攻擊、誹謗黨中央和毛澤東等人的言論。在與紅四方面軍的部分人談話中，他也聽到他們攻擊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言論，而且“講得很壞”。經過與賀龍、關向應研究后，任弼時下達指示：張國燾派人送來的材料一律不准下發，除保留一份外，其余全部燒掉。對紅四方面軍來的人，告其隻准講團結，不准進行反中央的宣傳。

另一方面，堅決抵制張國燾分化和拉攏紅二、紅六軍團，旗幟鮮明地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到了甘孜的第一個晚上，張國燾與任弼時談話，要他離開紅二、紅六軍團，他想調換二、六軍團的首長，並另派政委，遭到了任弼時的堅決反對。后來張國燾又派人向任弼時說：“兩個方面軍首先應該一致”，任弼時回答：“唯有在十二月決議（即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基礎上才能一致。”張國燾說要開紅二、四方面軍干部聯席會，想以多數壓倒少數，通過決議擁護他。任弼時質問他：召開兩個方面軍的干部會，由誰作報告？發生爭執，由誰做結論？【《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436頁。】並且嚴肅地告訴張國燾：二方面軍的全體指戰員對黨中央有最高的信仰，二方面軍的干部從來不盲從，你如果強迫他們反對黨中央，那他們就要鬧翻臉，他們是不認識你的。

為維護軍隊的團結、避免分裂，任弼時在與張國燾斗爭的同時，還積極主動地與黨中央聯系，建議黨中央統一集中領導和指揮。1936年7月，任弼時致電中共中央：“為著不放鬆目前全國極有利局勢，使我黨擔負起當前艱巨的歷史任務，我深切感覺黨內團結一致，建立絕對統一集中的最高領導是萬分迫切需要。”【《中共黨史資料》第56期，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頁。】他建議在紅軍三個方面軍靠攏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在五次‘圍剿’斗爭之經驗教訓和討論黨的目前緊張任務，並產生黨內和黨外的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3期，第21頁。】。同年9月，任弼時等又向中央提出第二個建議，建議成立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軍委主席團，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作戰。中央於9月21日採納了這個建議，決定“以六人組織軍委主席團指揮三個方面軍……此間軍委以毛、彭、王同志赴前線與朱、張、陳三同志一起工作”【《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0頁。】。這時，盡管張國燾對於中央建立軍委主席團的決定沒有明確表態，但是迫於各方壓力還是在9月26日致電中共中央及紅二方面軍領導人，明確表示服從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指揮。由此，在任弼時的積極建議和努力下，實現了黨中央對軍隊的統一領導和指揮。

任弼時以當時所處的特殊地位，以對黨的忠誠和負責，採取多種方式，做各方工作，有力地維護了黨中央的領導權威，維護了軍隊的團結統一。

三、重視和強調軍隊在“思想和意識上的一致性”，注重加強政治教育，為確保軍隊聽黨指揮筑牢堅實的思想根基

任弼時認為，隻有思想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堅定，軍隊要聽黨指揮，首先要求指戰員從思想上聽黨指揮，“沒有思想和意識上的一致性，就不會有政治上、組織上和行動上的一致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頁。】。任弼時在工作中，有目的、有步驟、循序漸進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上提高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和認識水平，把聽黨指揮的思想植根在每個指戰員的頭腦中。

一是通過宣傳教育，提高指戰員的階級覺悟，明確為誰打仗的問題。任弼時在湘鄂川黔蘇區主持工作時，分田突擊運動進展迅速，很快完成了分田工作，貧雇農獲得土地，中農和工商業戶情緒穩定，廣大基本群眾獲得了斗爭的果實。在此基礎上，他領導的省委發出號召：“為著反對國民黨軍閥的進攻，保衛分田勝利而積極參加主力紅軍、游擊隊、赤少隊的組織”【《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頁。】。號召發出后，廣大群眾踴躍參軍，革命力量擴大很快。任弼時認為，這時必須加強軍隊的政治教育，盡快地提高指戰員的思想覺悟，明確參軍為誰打仗的問題。這對於激發廣大指戰員的熱情，建立聽黨指揮、士氣高昂、高度統一的軍隊是十分緊要的。他指出：“新戰士是貧苦農民出身，他們是具有消滅階級敵人的決心的”，要“加緊戰士的階級教育，要保証每個戰士具備紅軍讀本中的基本常識，並且了解目前形勢和黨的主張，堅決為蘇維埃事業流血到底”【《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頁。】。通過宣傳教育，使指戰員明白了黨領導的軍隊同人民的血肉聯系，懂得了我們的軍隊是代表人民的，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形成了聽黨指揮、為人民打仗的共識。抗戰時期，為統一全軍指戰員聽黨指揮、為民族解放而戰的思想，他強調加強對八路軍、新四軍宣傳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的“政治機關應當對部隊進行系統的抗戰教育，增高戰士信心，保障戰斗任務的完成”【《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頁。】，使“黨員及一切指戰員深刻了解黨的統一戰線，及各種具體策略”【《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頁。】，“保障黨和部隊中的教育工作，在任何情況之下不致中斷”【《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427頁。】，確保聽黨指揮在指戰員思想上扎根。

二是通過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教育指戰員明辨是非，明確聽誰指揮的問題。要想確保軍隊在思想和意識上與黨中央的一致性，除了宣傳教育，任弼時還做了大量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在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為了幫助紅四方面軍一些高級干部擺脫張國燾的影響，認清張國燾的分裂錯誤，任弼時利用各種機會同他們進行深談，教育引導他們自覺地與黨中央取得一致，堅決服從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指揮。如任弼時和曾任右路軍前敵政治部主任傅鐘的談話時，問傅鐘：“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們為什麼不走？”傅鐘說：“不知道。”任弼時便讓傅鐘到紅軍總部機要科看當時中央同紅四方面軍往來的電報。傅鐘看了之后才明白，當時有很多重要事情被張國燾蒙在鼓裡，自己一點都不知道。這時任弼時再次和他談話：“看來，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在你們！”【《中共黨史資料》第44期，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頁。】這件事對傅鐘觸動很大，傅鐘在后來的回憶中說到：“經過幾次和弼時同志的長談，使我對張國燾在四方面軍黨內制造的政治上的陰霾、思想上的糊涂、組織上的混亂有了深刻的認識，一些問題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時同志的見解，我和王建安、袁克夫等四方面軍政治部的高級干部作過長談，他們完全贊同弼時同志的意見，並積極主動地在部隊中進行了團結一致和維護中央統一領導的思想教育。”【《中共黨史資料》第44期，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頁。】

三是通過靈活多樣的教育形式，提升政治教育效果，強化指戰員時刻聽黨指揮的意識。任弼時認為，在宣傳動員和思想工作的基礎上，還要建立教育制度並配以靈活多樣的教育形式，才能真正在廣大指戰員的思想上穩固地確立時刻聽黨指揮的意識。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要輔以個人自學。任弼時指出，理論水平提高了，聽黨指揮的意識自然也就加強了，要“提高黨員的理論水平，保証黨在思想上的一致”【《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頁。】。他還說：“階級覺悟、階級意識是慢慢地教育成的、培養成的和鍛煉成的。對於這點，黨的組織應負責教育黨員，而黨員自己則必須自覺地進行這方面的鍛煉。”【《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234頁。】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聯系工作實際。任弼時指出，政治教育要切合指戰員的思想和蘇區工作的實際，避免“空談主義”，要把“實際斗爭與理論問題能夠很好的聯系起來”。他定期組織讀報班，閱讀黨報和黨的決議案，並聯系根據地的革命實際組織各種問題的研討會，聽取政治和理論問題的報告，提高指戰員的政治覺悟，鞏固聽黨指揮的思想。再次，思想政治教育滲透到學校教育。1934年12月，在任弼時的大力支持下，紅軍先后創辦了黨校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分校。在學校裡，不僅系統的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還教授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學校先后為根據地和紅軍培養了上千名優秀的指戰員，這些指戰員不僅自身政治堅定、聽黨指揮，而且還成為了聽黨指揮的宣傳者和教育者。

四、提出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骨干和健強的黨組織”，為確保軍隊始終聽黨指揮不動搖提供可靠的組織保証

任弼時認為，軍隊中的政治委員、政治機關和各級黨組織是實現黨領導的具體體現，是從組織上保証軍隊聽黨指揮的關鍵。在革命戰爭實踐中，他針對軍隊建設實際，提出了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骨干和健強的黨組織”，並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是在湘鄂川黔邊區的軍隊和地方武裝中，建立強大的黨組織，確保革命武裝聽黨指揮。任弼時在任湘鄂川黔邊區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時就指出，在紅軍中，“特別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健全連隊和支部的工作”，“要確立和鞏固政治委員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機關，加強連隊中支部工作的領導，來建立經常的、健強的、系統的政治工作”，同時還要“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骨干和加強黨的領導”。【《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在湘鄂川黔蘇區組織的分田突擊運動中，為保衛廣大群眾的勝利果實，任弼時領導的省委和省軍區在《關於游擊隊中黨的工作的指示》等決定中，向地方黨支部鄭重的提出：“立即派遣最堅強之共產黨員去擔任游擊隊政委”，目的就是加強對游擊隊的組織和領導，確保革命武裝聽從黨的指揮。而且還要“大膽征收先進之工人、雇農、貧農及最好之中農入黨”，並且“迅速在每個工廠、作坊、街道和每個鄉村、每個武裝部隊的連隊和游擊隊當中建立黨的堡壘——支部”【《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366頁。】。通過這些舉措，強化了黨在紅軍和游擊隊中的力量，鞏固了軍隊中的各級黨組織，加強了黨員骨干力量，為確保軍隊聽黨指揮、服從黨的領導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二是在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后，針對紅軍組織建設中的薄弱環節，鞏固和加強政治委員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機關，確保黨組織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后，任弼時發現紅二軍團組織建設一度很薄弱，正常的政治活動無法開展，官兵的思想胡亂，甚至產生了指揮不統一，政令不暢通的現象，直接影響了部隊的戰斗力。任弼時及時加強紅二軍團的政治建設，強調要“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骨干和加強黨的領導”，“要確立和鞏固政治委員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機關”，發展黨團組織，“要做到部隊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黨團員”。【《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頁。】他從紅六軍團抽調一批干部幫助紅二軍團迅速健全連隊黨支部，使得紅二軍團“黨的基礎初步建立，黨的生活開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隨著紅二軍團各師團的政治機關、連隊中政治組織的恢復，各級黨組織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指戰員的積極性正在發揚”，他們團結在各級黨組織的周圍，“戰斗員的勝利信心大大提高了”，聽黨指揮的意識增強了，“部隊擴大了一倍以上，戰斗力增強了”【《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頁。】。

三是在抗戰初期，及時建議恢復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制度，鞏固黨在八路軍中的領導地位，確保我軍始終聽黨指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軍隊聽黨指揮的意識明顯削弱。任弼時在雲陽會議上及時而明確地提出，紅軍雖然改編了，但在軍隊中黨的領導不能削弱，軍隊聽黨指揮的思想不能動搖，必須建立健強的黨組織和鞏固無產階級骨干，“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防止對政治工作和紅軍傳統的破壞”【《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89-490頁。】。1937年8月1日，任弼時在參加制定的《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指出：“在新的環境中千百倍地加重了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責任，應該健全與加強紅軍中黨的組織與其作用，黨的組織應該成為部隊全部生活的決定的骨干，成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與依靠，而政治機關亦始終保持其為黨的工作機關的特點。”【《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頁。】在任弼時的積極建議下，八路軍很快從編制上取消了國民黨的政訓處，恢復了我軍原有的政治工作制度，從而確保了“共產黨在八路軍中有最高的威信和絕對的領導作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頁。】1938年2月1日，任弼時在《總司令部與野戰政治部關於整軍訓令》中再次指出，在“今天復雜的統一戰線斗爭和部隊多數分散行動環境中”，更需要依賴“健全各級政治機關組織”和“健全支部的工作與領導”，使“部隊不論是在駐軍、行軍或作戰當中，都有各種不同方式去進行政治工作。部隊能自覺地遵守紀律與服從命令，同時生活上能夠刻苦。指揮員與戰斗員間建立起友愛的同志的關系。共產黨支部起著領導和模范的作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192頁。】在復雜的抗戰形勢下，任弼時從加強八路軍的組織建設入手，強化黨的組織，增強黨的領導，有力地鞏固了軍隊聽黨指揮的組織基礎，確保了我軍始終是一支聽黨指揮的人民軍隊。

縱觀任弼時的一生，他在創建和領導人民軍隊的過程中對軍隊聽黨指揮思想的確立和鞏固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軍隊聽黨指揮思想和實踐活動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作者闞延華，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教授﹔付津，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