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對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歷史貢獻

任弼時對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歷史貢獻

徐志雄

任弼時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的卓越領導人，優秀的組織活動家，他一生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具有創造馬克思主義新思想的理論勇氣。他提出了一系列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理論、方針和原則，對軍隊思想政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任弼時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特點

軍隊思想政治建設是革命化建設的核心，是政治工作最本質的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為使軍隊打贏戰爭和保持人民軍隊政治本色而開展的意識形態實踐活動。任弼時所關注是軍隊思想政治建設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的問題。

（一）注重從戰略全局上籌劃軍隊思想政治建設

任弼時推進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戰略眼光，主要表現在對影響軍隊思想政治建設乃至整個軍隊建設發展全局問題的把握上。任弼時同志直接從事軍事工作，擔任軍隊領導職務是從1933年5月任中共湘贛蘇區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治委員開始的。他到湘贛蘇區后，極為重視紅軍建設，從各方面積極做好反擊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准備工作。他強調紅軍必須堅持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的三大任務，堅持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政策﹔堅持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堅持紅軍“十六字訣”的戰術原則。為加強蘇區主力紅軍的統一指揮，他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示，將主力紅軍組編為紅軍第六軍團。為發展地方武裝，他提出“全民軍事化”的口號，廣泛建立赤衛軍等不脫產的群眾性軍事組織。當時在王明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情況下，任弼時同志善於把堅定的原則性同高度的靈活性結合起來，敢於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建軍原則，卓有成效地貫徹執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正確路線，表現了高度的革命膽識。1936年12月，他擔任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注重籌劃全軍政治工作。1937年8月25日，任弼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他及時發現八路軍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后部隊政治工作受到削弱的問題，向黨中央建議恢復我軍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對在新形勢下發揚我軍光榮傳統起了重要作用。

（二）圍繞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

軍隊要打勝仗，必須有高度的政治覺悟、過硬的軍事技術和嚴明的組織紀律。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為打勝仗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政治保証。任弼時在領導和開展政治工作中，將戰斗力標准貫穿滲透提供精神動力的全過程。在偉大的長征中，任弼時率紅六軍團從湘贛突圍西征，拉開長征的帷幕。紅六軍團突圍西征歷時78天，跨越湘贛桂黔省境5000多裡，沖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歷盡千辛萬苦保存了紅軍的力量，探明了沿途國民黨軍的兵力虛實，查明了道路民情，在群眾中播下了革命火種，完成了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進行偵察、探路的先遣任務。之后和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合，在湘鄂川黔創建新的根據地，策應紅一方面軍北上。任弼時同志極為重視增強紅二、紅六軍團的團結。他要求兩軍團要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並且本人處處以身作則，做團結的模范。他尊重賀龍，虛心聽取兩軍團其他領導同志的意見，特別是對紅六軍團要求更嚴。賀龍后來回憶這段歷史時，曾稱贊兩軍團“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是“會師的模范”。一年后繼續長途遠征，到三軍會師，先后歷時兩年零三個月，在中華大地跨越贛、湘、桂、黔、滇、康、川、青、甘等省，縱橫2.39多萬裡，大小戰斗110余次，先后佔領縣城39座，歷盡了艱險。三軍會合前夕，紅二方面軍仍保持約1.2萬余人。1936年9月29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祝賀：“你們尚保存偉大力量，將來發展無量，可為中國革命慶賀。”

（三）著力在科學求解矛盾中推動軍隊思想政治建設

任弼時推動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問題指向性非常突出，總是內在地指向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實踐，根據實踐要求回答和解決軍隊思想政治建設所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任弼時敢於同“左”的、右的錯誤路線作斗爭，在斗爭中推動軍隊思想政治建設。軍隊思想政治建設作為一種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控制軍隊的意識形態實踐活動，具有很強的政治性。任弼時非常注意糾正部隊中存在的一些錯誤傾向。1934年10月24日，任弼時領導的紅六軍團在貴州東部與賀龍同志領導的紅三軍勝利會師。由於紅三軍中政治工作長期癱瘓，以致“在部隊中還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甚至輕視政治工作和政治機關，以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東西”，他針對當時一些同志輕視政治工作和政治機關的錯誤傾向，指出紅軍的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反對政治工作人員不學習軍事和軍事指揮員不學習政治的錯誤傾向”。在干部問題上，他著力糾正那種不按干部的政治覺悟與工作能力，“隻憑自己相信得過，甚至是以地方觀念來提拔干部”的錯誤傾向。他還強調“各部門和機關應培養和發揮其工作能力，使首長不致忙於事務主義，而專力於部隊整個工作的思索與實施”。從而端正了部隊建設的方向，全面地加強了部隊思想政治建設。

二、任弼時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重要論述和舉措

每一時代的理論體系都是適應那個時代的需要而形成的，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創新發展也深深留下時代的印記。任弼時撰寫了大量思想政治建設論著，提出了一系列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方略和舉措。

（一）概括和堅持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優良傳統

1931年11月，在贛南會議上，任弼時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明確指出：“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共產黨是公開存在的政黨，他在蘇維埃區域的任務，是要在正確的階級路線之下領導並組織所有工農群眾來鞏固並發展蘇維埃政權與紅軍，保証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絕對的領導作用，這裡鞏固黨本身的組織，堅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級黨部——從支部起——的積極性，嚴密黨的紀律，增加黨的領導作用，成為最先決最重要的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475、483頁。】

抗日戰爭爆發后，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八路軍。1937年7月召開的雲陽會議上，任弼時強調指出：紅軍改編后，具體的戰斗任務有大的變動，但紅軍的宗旨沒有變﹔階級斗爭並沒有消滅，表現形式起了變化。有人認為改編以后，我們也是國防軍，和國民黨軍隊沒有區別，這是錯誤的。因此，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防止對政治工作和紅軍傳統的破壞，這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任弼時雲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37年7月22日。】1937年8月25日，任弼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雲陽會議結束后，總政治部即發出任弼時起草的《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決定中強調：黨的組織和作用，依然是“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與依靠，而政治機關亦始終應保持其為黨的工作機關”，總結和概括了“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機動靈活與英勇的戰斗作風，指戰員間的友愛和團結，與居民的和愛關系，干部的以身作則和艱苦的斗爭精神，都是紅軍歷來的優秀傳統”，是紅軍改名后“完成其抗日模范軍和團結中心的任務的決定條件”【《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頁。】，並且要以紅軍素有的模范作用，去影響友軍，提高他們的抗日情緒和鞏固其戰斗力。

當時由於客觀原因，八路軍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政治部也改為政訓處，部隊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平型關戰斗后，任弼時派黃克誠到一一五師檢查政治工作。黃在檢查中發現取消政委制后，政治工作顯著削弱，軍閥習氣開始滋長，師部首長很贊成恢復政治委員制度。黃克誠回憶道：“我即返回總政治部向任弼時主任作了匯報。任弼時當時要我將到部隊檢查的情況及建議起草一份報告。”【《黃克誠回憶錄》（上），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頁。】10月19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聯名將《恢復軍隊政治工作及執行黨代表制的意見》報告中央。陳述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恢復我軍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電文中說：“部隊改編，政治工作人員的公開地位降低職權，因而影響到政治工作人員積極性降低，政治工作已開始受到若干損失。而在各級指揮方面，仍有個別同志因改單一領導不大接受他人意見，多數單一首長感自己能力不夠，致使軍隊建設上也受到某些損失。對此現象，我們認為除教育干部反對地位觀念及輕視政治工作外，還需積極的從組織上得到適當的解決。”因此，建議“團以上或獨立營執行黨代表制度，爭取黨代表名義的公開”﹔“旅應設政治處，負責旅政治工作之領導”【《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4冊，戰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頁。】。10月22日，張聞天、毛澤東電復：“我們完全同意，請即速令執行。”【原電存軍委檔案館。】這以后，部隊團以上均設政治委員，營設教導員，連為指導員﹔政訓處改為政治部。任弼時等同志的建議，對在新形勢下發揚我軍光榮傳統，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起了重要作用。

（二）強調要建立健全的、系統的政治工作

1934年10月24日，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和賀龍、夏曦、關向應率領的紅三軍在貴州印江縣木黃會師。會師后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紅二、六軍團會師后，中央軍委任命任弼時兼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並由賀龍、任弼時統一領導和指揮兩軍團的行動。

當時，紅二軍團在“左”傾錯誤路線的干擾和破壞下，政治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失。如解散了黨的組織，取消了政治機關。這時，紅二軍團“黨員不到十分之一，在連隊還沒有黨的支部，有的兩個連隊成立一個支部”，“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統還未建立”，政治干部極為缺乏，軍事干部多不是黨團員﹔部隊中肅反的恐怖仍然存在，嚴重地影響部隊的戰斗力。根據這種情況，任弼時領導紅二軍團首先恢復了黨的各級組織，健全了各級政治機關。以原六軍團政治部為二軍團政治部，六軍團另成立政治部﹔從紅六軍團調方理明、袁任遠分任紅二軍團第四、第六兩個師的政委，另調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建立兩個師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連隊的黨支部。並且召開會議，對各種不良傾向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

兩軍會師以來，紅二軍團中“黨的基礎初步建立，黨的生活開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會師以前，黨團員隻有213名，三個月來已有黨員703名，團員413名，增加了四倍，“各伙食單位都有了黨的支部組織”﹔會合時，“二軍團各師團無政治機關，連隊中的政治組織也沒有建立起來，現在已系統地建立起來了”﹔“指戰員的積極性正在發揚，肅反擴大化造成的恐怖現象逐漸消失，戰斗員的勝利信心大大提高了”，“部隊擴大了一倍以上，戰斗力增強了”。為了進一步把紅二軍團建設成“鐵的紅軍”，轉變“游擊主義習氣”，任弼時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當前的建設任務。【《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頁。】從而，大大提高了紅二軍團的戰斗力。

在任弼時、賀龍等同志的正確領導下，紅二、六軍團很快地創建了一個初具規模的湘鄂川黔邊根據地。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邊省委宣告成立，任弼時任書記，同時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員會和軍區等領導機構，賀龍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區司令員，任弼時兼任軍區政治委員。此后，任弼時又用了很大的精力來消除“左”傾錯誤在湘鄂西造成的許多不良后果。使許多含冤被關的同志重新得到黨的信任，能更好地為黨工作。16年后，賀龍深情地回憶道：“弼時同志的到來，給我們以無限的興奮和力量，從此使我們恢復了和黨中央的聯系，給我們帶來了中央紅軍斗爭的寶貴經驗，使我們對許多重大的政策問題獲得了解決，從而使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建設和部隊建設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發展，部隊的思想領導、政治工作以及軍事工作建設更加健全了，群眾運動更加開展了，革命根據地迅速擴大了……這一切成就都是與弼時同志的領導及其艱苦深入的工作密切不可分離的。”【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三）注重加強黨的作風建設

在蘇區建設全面開展的過程中，任弼時特別注意領導機關和干部的思想作風建設。他說：“我們要認識，黨、政府、軍事機關在領導革命戰爭當下，是三個主要的機關”，黨和政府的干部要經常檢查下面的工作，指示工作方法，如果隻管發決議、下命令而不去檢查，“這種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對於我們是最有害的”。在軍隊和黨的關系上，任弼時指出：在尊重軍事機關“直接指揮系統”的同時，“要反對黨不管軍事機關工作的錯誤傾向，同時也要特別注意防止軍事機關超越黨，不把重要問題提到黨的會議上討論，只是通知一下黨，脫離黨的領導的危險傾向”。黨的各級委員會要貫徹上級決定：“須建立集體領導與個別負責制，深刻了解下層實際情形，收集各地斗爭的經驗”，“少說空話，多做實際工作﹔少空談，多做些改善群眾生活的日常事業”。

為加強部隊的整風運動，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任弼時在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部會上的報告中專門講了肅清部隊中軍閥主義的傾向的內容。他指出：“這種軍閥主義的傾向，表現在軍隊中的某些干部，特別是某些高級干部，有一種把黨的軍隊看成自己的勢力的壞想法。他們要想自己培植一個系統，造成一種勢力，用一些不正確的辦法，拉攏一些干部”。他強調指出：我們的軍隊之所以成為革命的軍隊，“就是軍隊內部的團結一致，指揮員和戰斗員的打成一片，指揮員經常關心戰斗員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戰斗員也是自覺的參加部隊，自覺的服從指揮員的行政的和作戰的指揮。因此指揮員和戰斗員共甘苦，同患難，衷心地團結一致，沒有什麼隔膜，絕不像軍閥部隊中那樣上下隔膜甚至是互相仇視的官兵關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268頁。】之后全軍嚴肅認真地開展了反對軍閥主義作風的斗爭，極大的改善了官兵關系和軍政、軍民關系。

（四）堅持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總方針，反對宗派主義

1932年4月間，中共中央局派任弼時到湘贛蘇區任省委書記。任弼時因不滿意博古等人的打擊政策，因而他對受臨時中央打擊的同志採取寬容的態度，處理時慎之又慎，這一切或見於文電，或形成決議，絲毫沒有“兩面派和調和主義”，相反，是光明磊落的對宗派主義干部路線的抵制。王震在《紅六軍團小史》中，稱任弼時為“蘇維埃工作和黨的政策的最正確的指導者和領袖”【王震：《紅六軍團小史》，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頁。】，任弼時的秘書王恩茂則說：任的到來，“停止了肅反擴大化，保護了一些同志，保存了軍隊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如他不來，打AB團的運動要進一步擴大化，更不得了，許多后來參加突圍的干部保存不了”。

1936年7月2日，紅二、六軍團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黨中央電令紅二、六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在這期間，任弼時同志對張國燾反對黨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一是堅決抵制張國燾攻擊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在絨壩岔，他向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交代，凡四方面軍來的干部，隻准講團結，不准講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問題。二是堅決反對張國燾利用組織手段壓制紅二、紅六軍團的企圖。在甘孜，張國燾要開黨的會議，任弼時就問他報告由哪個來做？有了爭論，結論怎麼做？把張國燾頂了回去。以后，張國燾又要召開紅二、四方面軍干部聯席會議，想以多數壓少數，通過擁護他的決議。任弼時洞燭其奸，提出會上不能以多數壓少數，結果又使張國燾的陰謀未能得逞。

三是積極促進二、四方面軍的團結工作。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時，朱德、劉伯承提議，由任弼時隨紅四方面軍行動。在北上途中，任弼時十分關注正確解決黨內分歧，增強黨的團結，加強黨的集中統一和集體領導的問題。他分別與紅四方面軍的一些領導同志談話，做促進團結的工作，並且致電黨中央。“為著不放鬆目前全國極為有利局面，使我黨擔負起當前艱巨的歷史任務，我深切感覺到黨內團結一致，建立絕對統一集中的最高領導是萬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會的”﹔應當“在一、二、四方面軍靠攏時，召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五次反“圍剿”斗爭之經驗教訓和討論黨的目前緊急任務，建立黨的集中統一的最高集體領導機關。任弼時同志的這個建議，得到了黨中央的同意。后來，總政治部根據他的這些建議開展了各種活動，大大促進了三個方面軍的親密團結。這充分地表現出任弼時同志具有高度的黨性和政治家的遠見。

三、任弼時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貢獻

（一）為增強部隊思想政治建設的針對性創造性提出卓越見解

毛澤東軍隊政治工作思想，是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共同創造的。任弼時是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造就的杰出的軍隊政治工作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對毛澤東軍隊政治工作思想進行了深刻的闡述和必要的補充。任弼時同志參與領導了我黨延安整風運動，協助毛澤東成功地指導了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1941年7月1日，為開展整風運動，任弼時在全黨普遍整風運動前夕撰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大綱》總結了20年來在黨的建設，特別是在黨性教育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全黨要從五個方面進行黨性鍛煉和修養：一、要“用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為黨的利益，即無產階級利益服務，並使這種服務的精神“完全是出自於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二、要“充分地掌握‘與革命實踐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三、要“把個人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黨的利益放得高於一切，為黨的統一，為黨的團結而斗爭”﹔四、要“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五、要“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37頁。】。

（二）推進了思想政治建設理論的系統化科學化

中國共產黨一貫高度重視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軍治軍。從1936年12月至1938年8月，任弼時擔任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他和王稼祥、譚政一起，領導推動了全軍政治工作理論研究運動。

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結論中指出，我軍“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其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但缺點在於綜合性和系統性的不足”。要求全軍把“研究軍隊政治工作”同“研究軍事的理論，研究戰略和戰術”看成同樣是“不可或緩”的工作。【《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頁。】1938年總政治部在《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草案初稿）》中指出：我軍“政治工作，無論在國內戰爭時期和抗戰中都是很有成績的，但缺點是總結不足，有系統的研究工作做得人少。”“其原因之一，在於各級政治機關對綜合性的工作未能引起注意，大都偏重於過去的經驗，用算‘流水賬’的療法去進行總結，結果進步不大。”要求全軍“今后應提倡研究與求進步的空氣”，“從旅級機關起必須把研究與總結的工作作為自己重要任務之一，而總結經驗，發揚創造，應成為政治工作進步的主要標志。”據此，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會”，擬定了專題研究的計劃，並向全軍發出通知，要求積極參加，做出成績。新四軍政治部也組織了“連隊政治工作研究組”，要求參加研究組的成員經常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寫出有質量的文章、報告。這樣，一個研究軍隊政治工作的氣氛，就在全軍范圍內興盛起來。

在任弼時等領導的推動和總政治部的要求下，黨和軍隊的許多領導同志、各級政治機關及其部門的負責同志，都紛紛深入實際，親自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寫出了大量研究政治工作的文章和報告。據不完全統計，僅從1938年到1942年，在報刊公開發表或出版的有關軍隊政治工作的論著就達40多部。

（三）用真理和人格的力量提高了政治工作的說服力感召力

軍隊政治工作的說服力來源於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軍隊政治工作的感召力源於用高尚的人格來實踐真理。政治工作不隻靠說，更要靠做。三分言教，七分身教。干部以身作則，是最有說服力的教育。任弼時一生堅持真理，堅持嚴格紀律，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甘當革命的駱駝。他不僅一再強調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堅強黨性，自己在革命實踐中還身體力行，言行一致，表現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應有的堅強黨性，為全黨全軍作出了表率，這是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徐志雄，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