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任弼時的黨建思想及現實意義

論任弼時的黨建思想及現實意義

陳永紅

任弼時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任弼時在黨內一直擔任要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崗位上，他接觸、領導了從地方黨組織到中央的黨務、組織部門，從而積累了豐富、全面、系統的黨務、黨建工作經驗，並結合我黨的黨建實際，形成了自己的新看法、新辦法、新思想，為加強黨的建設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深入研究任弼時的黨建思想，對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著深刻的意義。

任弼時的黨建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重視黨的思想建設

任弼時一直重視思想建設，早就提出“中央政治局在自己的業務裡規定：思想、政治、軍事、黨務、組織這幾項，把思想領導放在第一位”，1943年1月，他明確指出：“今后西北局的領導工作，首要的任務就是掌握思想上的領導，繼續這次高干會著重檢討思想問題的精神，更加努力於達到西北黨在思想上的完全一致，克服存在著的和可能生長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傾向，這是第一個業務”。任弼時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指導革命斗爭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須運用它“注意分析中國社會，按客觀事實而運用經驗與理論”，反對不切實際地“仿效俄國黨的經驗”。他在延安整風時指出：“這裡所指的理論是說掌握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從復雜多變的環境中“了解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找出主要矛盾的環節作為解決問題的基礎”，並且“要注意吸收新條件環境下正確解決了問題所獲得的經驗，來發展豐富馬列主義科學”，“創造新原理代替過時的原理”。任弼時是最早闡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應當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的。他在《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中提出：中國共產黨“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因此，我們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止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並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任弼時的這些論述是非常透徹的，對在新時期加強黨員的思想修養，更好地奠定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思想基礎，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二、重視黨性教育

1947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任弼時認為，這個決定的中心思想是強調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全黨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就是要使我們黨成為鞏固的整體，能夠擔負起當前的任務”。他認為，黨性之所以要作為一個單獨的問題提出，主要是因為：一是我們黨是全國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決定因素，與人民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密切相關，又處於與民族敵人進行殘酷斗爭的關頭，日寇和國民黨的反共勢力除了用武力“剿殺”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軍隊，還會想出更多的辦法來分裂、瓦解我們的黨。二是我們黨是處於統一戰線的環境中，已由小黨發展成為大黨。三是我們黨有深刻的歷史教訓，抗戰中出現了張國燾叛黨事件。四是統一戰線中某些嚴重的事件，如王明對中央採取不尊重的態度，就全國性政治問題隨意發表意見。五是社會的客觀存在和黨的分散、長期的斗爭環境，使黨容易產生個人主義、獨立主義。黨性不純的根源是什麼呢？任弼時認為其原因有四：一是我們黨存在於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實社會中，深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二是我們黨的成員大多數是來源於農民和知識分子，即使是工人出生的黨員，他們還是和農村經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因而不可避免地把小資產階級思想甚至資產階級意識帶進黨內來。三是由於我國民主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要求，黨還需要與其他階級合作組成統一戰線，其他階級的思想也會侵蝕我們的黨員。四是中國的無產階級不是從手工業工人中脫化出來的，便是從破產的小資產者中產生的，“中國無產階級本身的意識還未完全無產階級化”，還常常受到小資產階級意識甚至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增強黨性的措施：一是要深刻地認識和了解無產階級的利益是我黨的最高利益，應該用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為這個利益服務，並且“完全是出自於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二是要“充分地掌握‘與革命實踐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理解、掌握馬列主義、黨的政策和策略。要在領悟馬列主義理論方面修養自己，堅定自己，但要靈活地、切合實際地去運用馬列主義，要同一切非馬列主義的思想和觀點作堅決的斗爭，這是衡量黨員黨性的主要標准之一。三是要以馬列主義的原則指導自己的實際活動，“把個人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黨的利益放得高於一切，為黨的統一，為黨的團結而斗爭”。要與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狀態、獨立主義、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作斗爭。為黨的統一和團結而斗爭，這也是衡量黨員黨性的一個主要標准。四是要“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要堅持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黨的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的各個組織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原則，這對於任何一個黨員都是毫無例外的。遵守紀律、服從組織也是衡量黨員黨性的一個主要標准。五是要“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我們黨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她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就在於她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

三、重視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弼時在《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中指出：我們的黨，是最革命的最能夠代表人民並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黨的主張是代表人民的意見與要求的。為了爭取全國革命勝利和在革命勝利后搞好經濟建設，使得我們黨能更好地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任弼時及時強調要注意搞好黨在執政條件下的自身建設。

（一）黨要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武器

任弼時指出：“就是要我們的黨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武器”。毛澤東也曾經強調：黨的“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任弼時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是毛澤東同志的得力助手，其思想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出：“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並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任弼時這些論述對在新時期加強黨員的思想修養，更好地奠定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思想基礎，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二）加強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發動革命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勝利的強大動力。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堅持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任弼時強調：“黨內黨外均應加強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須實行”，但“必須先有黨內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因此，發展黨內民主，不僅是黨自身生存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且是推進人民民主的客觀需要。他認為，隻有在發揚民主的過程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使政權的民主內容豐富起來﹔也隻有在發揚民主的過程中，才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民主政治才能更進一步，人民群眾的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

（三）重視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

任弼時指出，要使黨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就是要根據群眾的需要，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提出主張與政策﹔同時又要通過群眾去實現它，使群眾真正認識與接受黨所提出的主張，並為之斗爭。他認為，堅持群眾路線，關系到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干部，都必須糾正我們工作作風中脫離群眾的傾向，隻有依靠群眾，黨的正確領導才能實現。任弼時指出，理論與實踐是密不可分的，是從群眾中來的，是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把群眾盲目的實踐，變成自覺的有目的的行動，這就是有理論指導的實踐。“哪個黨的組織脫離了群眾，失掉了群眾，那就等於失掉了基礎，失掉了斗爭的力量。”這就是我們所要求每個黨員應有的群眾觀念，也是每個黨員有無黨性的起碼條件。一切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才能搞好黨在執政條件下的自身建設。任弼時指出，我黨已發展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政黨，但仍要努力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加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把黨組織建設得更加完善。

四、重視黨組織建設

黨的組織是黨存在的物質形態，是黨的戰斗力的載體，是黨的政治、思想、作風建設的承受者。黨的組織統一是政治統一的物質保証。因此，黨的組織建設是黨的基礎建設。

（一）一定要堅持貫徹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工人階級政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黨的活動必須遵循的。任弼時強調要根據環境來靈活貫徹民主集中制。他贊成“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的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9頁。】的觀點，1942年7月，他指出：“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今天是戰爭環境，要更加強調集中，和平的環境下，民主可以擴大些。”“在一些地方，因為戰爭的環境，就更加需要集中，黨內民主就不得不比較縮小些。而我們邊區的和平環境，就使我們有可能和必要將民主的范圍擴大一些。”他認為，正確地擴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與批評，不僅不會破壞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不僅不會妨礙工作紀律的執行，而且恰恰是在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中，用自我批評的態度揭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糾正這些錯誤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得威信。此外，他對各種反對擴大黨內民主的傾向進行了批評，“要把發表意見、發點牢騷與對黨反攻加以區別，不應隨便加人以反攻帽子來抑制黨內的民主”。

（二）加強紀律性，保証黨的團結統一

任弼時指出，我們黨“需加強紀律性，統一集中，請示報告，服從紀律。加強紀律性有兩個條件：第一，全黨要有五百個懂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馬列，即能保障政策統一的執行。第二個條件就是建立制度，制訂法令”。同時，他也強調了建立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性、緊迫性，認為這有利於全黨的團結統一。1936年8月9日，他致函陳伯鈞等說：經與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及紅四方面軍的徐向前等談話，“大家對黨在組織上的統一，建立最高集體、集權領導，是認為迫切重要的問題。陝北同志亦同樣是認為迫切需要的，在這一基礎上，我黨團結一致想可能得到順利的成功”。9月，他又致電朱德等，表示同意《靜會戰役計劃》及毛澤東等提議的軍委主席團名單，認為“這不獨是適合當前軍事政治形勢上需要上正確決定”，而且“黨內統一團結自可隨之解決。這是我黨與中國革命最可喜慶之條件”。

（三）發展黨員要重視質量

1928年5月，任弼時指出：“每個黨員必須編入支部，經常擔任一種黨的工作，出席會議，按月交納黨費。凡是不遵守或是故意違犯這些條件的分子應當驅逐出黨，吸收新的黨員也必須按此原則”，“質量強健的黨雖然黨員數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數多過數倍而不活動的組織強萬倍”，從而較早地提出了黨員質量問題。為此，他說：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恢復組織“要找最好的分子到黨中來，成為真正布爾什維克的組織”，人數不求多，隻求好“才能在群眾中起核心作用”。他提出要用斗爭、工作來考驗一名黨員是否合格，“在生產建設的運動中，一定會有許多努力生產和富有創造性的模范者在群眾中涌現。我們就應該把他們吸收到黨內來，使黨增添新的血液，增添許多對生產事業抱有極大熱誠和進取心的新的成分”。1944年11月，他指出：黨員可以相互証明，其是不是堅決的黨員，“則可以在斗爭中去考驗，考驗他們對日寇、對頑固分子的斗爭是否堅決。我們應該相信他們是好黨員，自然，這也不妨礙我們應有的警惕性。對於他們，我們還要嚴格考察，一般地說，在斗爭中考驗黨員的可靠與否是最好的辦法”。1948年10月31日，針對東北一些地區發展黨員中的問題，在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的指示電草稿上他補寫到：“發展黨員是一種經常工作，年年都可以發展，決不要犯急性病，不要有‘拉夫現象’，須注意不要吸收真正為多數群眾所反對的分子入黨。”從而提出發展黨員必須堅持標准，聽取群眾的呼聲。

任弼時的黨建思想的重大意義

任弼時的黨建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基本原理同中國共產黨建設實踐，尤其是與革命時期黨的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深深地植根於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沃土之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的行動指南。任弼時的黨建思想具有重要的實踐和歷史意義。

（一）任弼時的黨建思想是毛澤東建黨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任弼時的黨建思想是毛澤東建黨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增加了新的內容。

1.闡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促使毛澤東建黨學說形成。

任弼時作為毛澤東的同代人，作為毛澤東思想集體智慧的創造者之一，深諳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重要性。他認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強烈的群眾觀念，他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他使理論與實踐統一，學習與工作一致。他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並“用這種方法創造了一套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毛澤東建黨學說是毛澤東思想整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弼時在協助毛澤東用正確的方法進行整風，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集中地形成了一批有關黨性的理論著作，並且以身作則，聯系實際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切，在對毛澤東思想關於建黨學說的形成和發展方面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他受六屆七中全會的委托，主持起草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籌備召開黨的七大。這項決議，集中了全黨高級干部的智慧、全黨的智慧，為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起了重大作用，促使毛澤東思想關於黨的建設的學說的形成。

2.科學評述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建黨學說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任弼時科學地概括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建黨學說，闡明了經典作家建黨學說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黨建思想指明了線索和方向。1925年任弼時先后發表文章對列寧、馬克思的思想進行了介紹、分析，其中就涉及到其建黨學說。1943年6月，任弼時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而作《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一文中真誠地號召全黨“向毛澤東同志學習”，指出：“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在中共七大開幕式上，任弼時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作了極高的評價，他說：我們黨奮斗了24年，“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毛澤東建黨學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對毛澤東思想的極高評價，也就毫無疑義的包含了對毛澤東建黨學說的極高評價。

3.任弼時的黨建思想為毛澤東建黨學說增添了新的內容。

任弼時的黨性觀為黨的重要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礎。我黨至延安整風時已有20多年的歷史，但從建黨起就致力於緊張、宏大的群眾運動，來不及，也沒有條件對全黨進行系統的教育，對黨性的概念更不清楚。他關於黨性的定義和有關基本觀點，澄清了一些錯誤觀念和認識。任弼時認為，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系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是黨性的一個主要標志。這是黨性教育中的一大發展，是我黨重視思想理論教育，把思想建設放在全黨各項工作的第一位的具體表現，在我黨的建設史上有重大的意義。此外，任弼時總結黨的斗爭和建設的實踐經驗並加以理論概括，在黨的思想、政治、組織、作風建設上為毛澤東建黨學說增添了一些新內容，對黨的建設和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如關於加強和鞏固邊區黨與政權的領導力量，改善領導方式的觀點﹔關於紅軍改編后仍然保持共產黨絕對領導的觀點﹔關於把健全和發展黨的組織，鞏固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為黨的建設最基本任務的觀點﹔關於必須大大提高黨員的創造精神，培養干部能夠根據黨的政策大膽地去創造地觀點﹔關於從五個方面加強黨性修養的觀點﹔關於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的思想﹔關於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轉變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思想，等等。

（二）任弼時的黨建思想科學地指導了黨的建設實踐。

無產階級政黨產生后，為了發揮其領導作用，保持黨的先進性，都有加強黨的建設的問題。在不同的時期，應有不同的建黨方針，在不同的地方，應有不同的建黨方法。理論的價值和生命力在於它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適應性和實用性。任弼時在他的黨建思想的指引下，對黨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大革命時期，他的貢獻，突出表現在壯大共青團和黨的組織，為革命預備力量﹔土地革命時期，他抵制了1927年下半年和1930年出現的兩次“左”傾路線，及時轉變了黨的斗爭策略和斗爭方法，長征前后反對黨和紅軍的分裂傾向，最大限度地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抗戰時期，堅持獨立自主，開創了敵后抗日的新局面，向共產國際闡明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協助毛澤東開展整風運動和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解放戰爭時期，他指導了土地改革和整頓黨的組織的運動。任弼時認為黨性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要有組織覺悟，能自覺地服從組織，遵守紀律，為黨的統一團結而對一切錯誤傾向作斗爭。關於這一方面，任弼時在《反對宗派主義》、《關於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對我黨組織上的統一、鞏固和團結起了重要作用。

（三）任弼時的黨建思想是一部生動的黨建教材。

任弼時的黨建思想是戰爭和建設條件下黨的建設經驗的總結，是行動中的黨建理論，是活的黨建理論。任弼時對黨的建設中的一些問題有自己獨到的理解、解讀。同時，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如他關於思想建設、黨內教育的有關論述對於我們應對改革開放下黨員思想和行為取向上的分化、保持黨的威信和純潔性，對於我們黨員尤其黨員干部努力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加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創造性和預見性，對於踐行黨的群眾路線都富具深遠的啟迪意義。學習任弼時黨建思想，學習任弼時醞釀、思考黨建問題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並以此研究、指導黨的建設實踐，對於把我黨建設成為一個富有凝聚力、戰斗力、創新力的黨，對於順利、全面地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任弼時執政黨建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基本原理同中國共產黨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執政黨建設的重要的行動指南。任弼時雖然沒有經歷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性執政黨后的長期實踐，但是他關於執政黨建設富有政治遠見和前瞻性的精辟論斷，是毛澤東黨建理論的組成部分，有利於發揮黨的理論優勢，有利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對進一步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積極意義。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今天，繼承任弼時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遺志，就是要學習和發揚他們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勇敢地肩負起歷史重任，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深入、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以為民務實清廉的態度全面、切實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陳永紅，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