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黨建思想的特色及其現實意義

任弼時黨建思想的特色及其現實意義

曹春榮

任弼時在他長達30年的革命生涯中，大多數時間都是從事黨務工作，像黨的青年工作、組織工作、黨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等。由此，他以極大的熱情、極強的使命感，投入了對黨的自身建設的思考與探索，並且形成了相當系統、頗具特色的黨建思想，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即便到了當下，他的黨建思想也還有著極強的啟示、借鑒、指導作用。

一

任弼時黨建思想的特色之一：以黨組織的布爾什維克化，建設一個有戰斗力的黨。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以無產階級利益為最高利益，代表人民並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要求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使黨成為堅固的整體，便理所當然地成為黨的建設的首要問題。

任弼時是黨內最早重視這個問題，並提出解決思路的高級領導人之一。1925年春，年僅21歲，卻已有五年團齡、三年黨齡，時為中國共青團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局成員、組織部主任的任弼時，寫了《怎樣布爾什維克化》一文，發表在團的內部刊物《中學校刊》上。文章從“本團以后的發展應仿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的精神，學習他們幾十年奮斗的經驗，按照列寧指示我們斗爭方法的原則，以擴張增加我們進攻的實力”【《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這一從團的三大決議出發的論述，引出對布爾什維克化的正確認識。那就是不以幾個共產主義新名詞，幾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則，或生搬硬套俄共經驗，為布爾什維克化的條件﹔否則，團組織“不獨不能接近群眾而為群眾的利益奮斗，反足為群眾自覺與奮斗的障礙”【《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那麼，布爾什維克化的真諦如何呢？文章認為，“真正布爾什維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團體能群眾化，二要使團員正確明白主義且不忘其為群眾的領導者，三要能按實際情形而運用經驗與理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這三條，無疑可視為密切聯系群眾、理論聯系實際，以及從實際出發決定工作方針等，黨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的嚆矢。實踐証明，這也是我們黨能保持純潔性、先進性，帶領人民群眾英勇奮斗，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任弼時在這裡雖然說的是團的布爾什維克化，但我們不妨認為，假如他站在黨的立場上，也會這麼說。因為：其一，當年同樣以俄共為師、以馬列為本的團也罷，黨也罷，兩者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原則要求是一致的，面臨的問題也差不多﹔其二，當年他已是“團兼黨”的雙重身份，參加了黨的高層的不少工作和會議，直至以團中央、團中央總書記名義和黨中央、黨的總書記聯署發布文件﹔其三，更重要的是，此后他在專事黨務工作時，多次就這方面的話題發表相同及更為深刻、系統的見解。

1931年11月上旬，任弼時以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身份，參與了對在江西瑞金召開的蘇區第一次黨代會（史稱贛南會議）的領導，並為大會起草了《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決議案指出，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共產黨是公開存在的政黨。它在蘇區的任務，是要在正確的階級路線之下，領導並組織所有工農群眾來鞏固和發展蘇維埃政權與紅軍，保証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群眾組織的絕對領導作用。為此，“鞏固黨本身的組織，堅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級黨部——從支部起——的積極性，嚴緊黨的紀律，增加黨的領導作用，成為最先決最重要的問題”【《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5-636頁。】。

決議案在分析蘇區黨的現狀，指出其中表現最嚴重的一些問題后，著重強調：為著擔負正確領導革命的責任，“黨必須是一個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布爾什維克組織”，“黨的每一個分子，都必須是一個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布爾什維克黨員”，“要與過去一切缺點與錯誤和各種不正確觀念作無情的斗爭。使黨能迅速克服這許多困難，而更加布爾什維克化，使黨得到新的工作上的偉大進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9-640頁。】

圍繞上述黨的建設工作的中心任務，決議案提出了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鞏固黨的階級基礎、健全各級委員會、改進黨的生活、創造黨的新干部、加強黨的教育訓練工作、嚴緊黨的紀律等多方面的要求。關於黨內教育工作，要求將實際斗爭與理論問題很好地聯系起來，既要防止忽視政治和理論教育的傾向，也要防止一切離開實際斗爭的空談主義和一切夸大狂。關於嚴緊黨的紀律，強調為要保障黨員干部真正成為群眾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官僚腐化貪污等現象的產生，黨必須嚴格的執行紀律。“一切違反蘇維埃法律對於革命有損害行為的黨員，必須比非黨員工農分子受更嚴厲的革命紀律制裁。”【《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5頁。】顯而易見，這些看法跟上述見解是一脈相承、又有所發展的。

不久，王明在1931年2月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裡，也說到中共布爾什維克化。但他的這個“化”，跟任弼時所理解的“化”，有著本質的區別，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王明的“化”，就是無情地進行兩條路線上的斗爭，“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右傾，同時，絲毫不放鬆反對‘左’傾的斗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頁。】﹔並且，“不僅要反對那些很明顯地一望而知的‘左’或右的機會主義傾向，不僅要對任何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左’的或右的錯誤做斗爭，而且要對那些暗藏的、狡猾的和拐彎抹角的反黨手段和方法，進行無情的斗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225頁。】。事實証明，這種一味隻講黨內斗爭（且不惜採用非正常手段）的“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如王明所期待，使我們黨在思想上、工作上、組織上達到鞏固與統一的。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提法不再用了，強調的是增強黨性。盡管兩者的內涵不盡相同，但其目的還是一樣。當然，增強黨性的要求，比布爾什維克化的要求，指向更明確，內容更具體，更切合當時實際。這從任弼時於1941年冬寫的《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在這篇文章中，任弼時首先確立了“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標志，來測量的”黨性觀【《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頁。】。在這樣的黨性觀下，增強黨性的鍛煉，就應該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

第一，要深刻地認識和了解無產階級利益是黨的最高利益，要以完全出自於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的忠實、堅定，為這個利益服務。

第二，與此同時，要理解和掌握馬列主義，以及黨的政策和策略，並能靈活地、切乎實際地去運用馬列主義，與一切非馬列主義的思想和觀點作堅決的斗爭。

第三，要以馬列主義的原則指導自己的實際活動。就是要把個人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黨的利益放得高於一切，為黨的統一，為黨的團結而斗爭。

第四，要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執行黨的基本組織原則，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的各個組織服從中央。

第五，要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與日俱增，使群眾信賴黨，自覺跟黨走向革命目標。

毫無疑問，按照這幾個測量黨性的主要標志去做，我們黨就會充滿朝氣和活力，就會不斷增強自身的力量，而擔當得起歷史重任。中國革命勝利的事實，不正是為此所作的最好注腳嗎？

二

任弼時黨建思想的特色之二：以支部的健全、健強，鞏固黨的組織基礎，落實黨的各項決議。

任弼時很早就注意到支部組織、支部工作的強弱好壞，對黨的整個組織與工作關系極大。1928年5月18日，他作為留守中央成員，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的通告中，就指出了因為沒有健全的支部組織，脫離群眾生活，所以黨起不到領導群眾斗爭的作用的問題。為此，通告強調，“務必堅決地採用適當的組織形式保持黨的組織與干部，鞏固下層組織基礎——支部”【《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頁。】。並且“每個黨員必須編入支部，經常擔任一種黨的工作，出席會議，按時繳納黨費”。“隻有每個黨員都有一種工作，才能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和作用，隻有這樣的黨，方才能夠擔負起白色恐怖下的繁重的艱苦的使命，使黨的組織嚴密起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頁。】。

在黨處於地下狀態的白區，支部建設如此重要﹔在黨已公開、並且執政的蘇區，任弼時認為支部建設依然重要，因為支部要做更多的群眾工作，要成為黨與群眾的連環。為此，“必須培養支部在黨的政治路線與策略之下獨立工作的能力”。“支部必須負起對於政府和周圍群眾組織——工會，雇工會，貧農團，赤衛隊，游擊隊，反帝同盟，互濟會，合作社，俱樂部等——經常的領導的責任。努力鞏固黨在這些群眾中政治影響”【《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1頁。】。

1933年3月中旬，任弼時在湘贛兩省組織會議上作報告，專門談到改造和健強支部組織與工作問題。他首先指出，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是黨與群眾的連環，黨的一切決議，必須經過支部執行。因此，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是黨在組織工作中最中心的戰斗任務。支部的改造，應適合斗爭條件與需要，應能提高黨員的積極性，建立支部與群眾的密切聯系，以鞏固黨的領導。接下來，他就支部干事會的組織及分工制度，談了詳細的意見。他認為支部干事會的成員分工二要細，每人要負責一件具體工作，並實行個人負責制。為了吸引更多的黨員來參加支部領導工作，可以將各項工作的范圍劃分得小些，在干事之下還可以組織各種工作委員會，增設適應當前斗爭需要的專門干事。為使支部、小組活動常態化，規定支部大會每月兩次，小組會每月三次，且會前須有充分准備。報告強調要切實實行黨員中的分配工作和檢查工作的制度，“要消滅過去支部同志只是挂個黨員不做工作，甚至不到會的嚴重現象。隻有這樣才能增強支部領導群眾力量，並且可以訓練黨員的工作能力”【《目前黨組織上的中心工作》，《斗爭》第5期，1933年3月15日。】。為此，黨組織應創造條件，使黨員有參加工作的機會，並檢查、督促其工作。

報告還指出，要使支部真正發揮其黨與群眾的連環作用，支部就要經常討論並注意支部周圍廣大群眾利益的爭取。否則，容易產生脫離群眾的危險。在改造一般支部的工作中，每個地方（區）還應努力建設一兩個健強的中心支部，以及一兩個模范支部，通過它們的示范帶頭作用，來推動全部支部工作的改進。

為健全、健強支部，從1932年起，中央蘇區每年開展一次支部改造運動。即每年都發動支部全體黨員，對本支部過去的工作進行總結檢查，發現缺點錯誤，制訂整改措施﹔對支部領導成員（支委）進行民主評議，在評議基礎上進行改選，洗刷那些不負責、不稱職的，選舉覺悟高、工作積極、斗爭堅決、群眾觀點好的同志擔任領導。以此提高黨員的積極性，密切支部與群眾的聯系，鞏固黨的領導。

此后，任弼時還一再強調，必須健全支部的生活和領導，支部要有很好的分工，每個黨員都要負擔一件經常的工作﹔要健全支部委員會的工作，使之真正能領導當地政府和各個群眾組織，真正成為執行黨每一決定的機關和群眾中間的核心。【《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頁。】

在全黨的共同努力下，重視支部建設，把支部建成“黨的宣傳學校”、“黨的生活中心”、“黨的斗爭武器”、“群眾中的核心”、“干部人材的養成所”、“黨在紅軍中的堡壘”，以及“黨與群眾的連環”﹔同時依靠支部團結、帶領廣大黨員和群眾，去落實黨的決議，完成黨的任務，成了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之一。中央蘇區流行的一幅宣傳畫——“支部是火車頭”，就形象地反映了這一點。畫面上是一列正在鐵軌上運行的火車，車頭上寫著“支部”，車廂上寫著“游擊隊”，表示支部領著游擊隊前進。

三

任弼時黨建思想的特色之三：以實行並擴大黨內民主，開展自我批評，調動黨內黨外積極性，轉變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在白色恐怖及戰爭條件下，黨更容易按集中原則行事，而忽略或顧不上民主。這不免要妨礙黨的決定決議、政策策略為黨員及時理解執行，更不能集思廣益，嚴重的還會滋生自由主義、小派別活動，進而損害黨的團結，危害黨的事業。

任弼時很早就對這個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見解。1927年12月6日，他在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組織問題通告時發言。他認為，過去黨內不許辯論是一大缺點，受過處罰的人不敢發表意見，而中央的精神和政策群眾不了解，難於實行，組織工作通告中要提出改組黨的某些組織與討論黨的政策同時進行，不然可能出現派別活動。【《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頁。】1929年8月22日，任弼時以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身份，主持省委常委及候補常委聯席會議，討論中央《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通告。他認為，對於曾任黨的總書記的陳獨秀的錯誤，應該發動黨員討論，通過討論分清是非，維護六大的正確路線﹔對持錯誤觀點的同志，隻要他不是自覺的，就應採取教育的辦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其中的領袖人物，經團結教育后仍不改過，繼續進行派別活動的，可以進一步採取組織措施，予以解決。【《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頁。】這就是以黨內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黨內矛盾與爭斗的正確選擇。它顯然不同於陳獨秀時期的家長制做法。

任弼時十分重視運用黨內民主，調動黨員積極性。他在為六大期間的留守中央起草的第四十七號中央通告中就指出：“在白色恐怖之下，黨內民主主義仍應盡量地擴大。一切黨的政策必須傳達到每個同志，並且使他們有討論的充分可能，但同時必須遵守集中的原則。”【《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頁。】針對蘇區過去黨內民主化的運用不廣泛，支部不能發動全體黨員來詳細討論黨的每一重要決議，支部干事會和各級領導機關未能及時改選，委派制度還普遍存在，甚至發展到群眾團體和政府方面的現象。他在《黨的建設決議案》中就提出，以后黨應當注意推動黨員對於黨內一切問題的討論，提高全體黨員注意黨內生活的積極性﹔要適當推行黨內民主化來消滅委派制度。不久又強調：“以后要推廣黨內民主化，一切問題要發動黨員詳細討論，決定以后，便須傳達到下層去堅決執行。”“在組織上應肅清委派制度，並要按期來改造支部與各級黨部，按時的開代表會議”。【《目前黨組織上的中心工作》，《斗爭》第5期，1933年3月15日。】這樣做，才能有效地提高一般黨員的積極性。

即便在黨的領導機關，也應當實行民主，建立集體領導。以往存在的個人包辦的手工業式的家長制度的領導，不論其形成的原因如何，毫無疑問是不能產生健強的領導力量，完全不能適合斗爭環境的。因此，任弼時除要求各地領導機關必須立刻形成集體的組織和領導外，特別強調：“一切重要問題都應經過正式會議討論解決。不僅各級委員會的常委要訂出每月會議的主要議程，按期開會討論，就是各級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也須按期召集，消滅過去除常委委員參加工作，其他委員只是挂名而不召集會議的現象。”【《目前黨組織上的中心工作》，《斗爭》第5期，1933年3月15日。】任弼時以上所說的，已經涉及到通過實行、擴大黨內民主，改進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問題了。實行、擴大黨內民主，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開展自我批評。誠如毛澤東所言：“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標志之一。”這個“自我批評”，當然是自己批評自己的意思。假如站在全黨的角度，那麼同志間的互相批評，也可以視為自我批評，這也就是后來所說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任弼時顯然注意到黨內民主與自我批評的聯系，並且作過系統的闡述。

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時以中共中央駐會代表身份，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講，其中有一節專門談發揚民主，開展自我批評問題。針對在我們的領導作風和工作作風中，還存在官僚主義傾向，存在貪污、腐化、墮落的嚴重現象，軍隊中也有軍閥主義傾向，需要用什麼辦法去反對去肅清的問題，任弼時指出：“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黨內發動所有的黨員群眾，在政府系統中發動廣大的勞動群眾，大家來進行批評和監督。”“也就是說，要擴大黨內的民主，要擴大人民的民主，並運用這種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進行反對自由主義、官僚主義、軍閥主義傾向以及貪污、腐化的斗爭”。他認為，發動黨內同志和黨外群眾對黨政軍民的工作進行不客氣的批評，這是隻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不如此，壞的東西就無法肅清，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的徹底轉變也會受到阻礙。針對有人設想如果發動下面的群眾來檢查領導機關工作和進行批評，要喪失領導人或領導機關威信的疑慮，任弼時指出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恰恰相反，正確地擴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與批評，不僅不會破壞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不僅不會妨礙工作紀律之執行，而且恰恰是在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中，用自我批評的態度揭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糾正這些錯誤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鞏固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恰恰是運用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消除了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與不負責任的習慣，才能更加鞏固工作紀律和勞動紀律，使每個工作者成為自覺地遵守紀律的人”。任弼時的這番道理，充滿辯証法，入情入理，很有說服力。

解放戰爭后期，解放區普遍開展了整黨運動。任弼時在代中央起草的關於晉綏土改整黨工作意見給中共晉綏分局的電報中，又一次指出，在整黨過程中，領導機關所要注意的，不應該是很多很重地處分黨員，“而應該是發揚民主，正確利用批評自我批評的武器來達到原則上的分清是非，達到糾正黨內存在的不純和改善領導作風的目的”。“讓一切有意見的同志說出他們想說的話，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於黨內的團結。”

綜觀任弼時關於黨內民主的論述，我們還可以發現，下述幾點頗具新意：一是要隨著環境和條件的改變，適時適當擴大黨內民主。如戰爭環境下，民主范圍難免小些﹔和平環境下，就應擴大民主。對敵斗爭尖銳激烈時，民主可能少些﹔斗爭趨緩時，也應擴大民主。二是在實行、擴大黨內民主時，決不容許有人趁機搞極端民主化和派別活動，也不容許有壓制民主的現象，“尤其要反對抑制工農同志批評黨的企圖”。既要有民主的形式，更要有民主的實質——“發展批評自我批評，允許黨員說出心裡話”。三是“必須先有黨內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來”。

四

任弼時黨建思想的特色之四：以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造成黨的偉大力量，培養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

黨怎樣看待群眾，處理與群眾的關系，關涉到黨的政治立場、思想方法，以及領導方法與領導作風，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黨的自身建設好壞，黨的力量強弱，黨的事業成敗。一方面，黨員在群眾中始終隻佔少數﹔另一方面，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黨員又應當比群眾更先進，因而更突出﹔再者，黨要領導群眾去爭取自己的利益，群眾要能服從黨的領導。這就產生了上面兩個問題。任弼時對這些問題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對黨群關系的正確建立，提出了很好的見解。

首先，他肯定群眾的極端重要，認為黨的偉力來自群眾，離開了群眾，黨就辦不了事。他很早就說過：“無產階級的政黨只是當它能夠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與擁護，隨時可以調動群眾起來斗爭的時候，方才能表現其偉大力量。”后來又進一步說：“我們黨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就在於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八七緊急會議后，各地暴動此起彼伏，但大多失敗了。任弼時認為，“過去各地暴動中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廣大群眾的參加，群眾本身沒有組織，缺少暴動意識，失敗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於此。這是我們不要忘記的教訓”。此后要十分注意群眾工作，把群眾動員組織好，否則便是玩弄暴動。而更重要的，還在於要在思想上牢固樹立這樣的觀念：“群眾的創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隻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如此，才會有密切聯系群眾的自覺和辦法。

其次，他認為要確立黨的領導地位與作用，首要的是使黨的主張真正地代表人民（亦即群眾）的意見與要求。否則，黨就會脫離群眾，甚至走到群眾的對立面。那麼，“如何才能使黨的主張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意見呢？就是要我們的黨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武器，真正與人民有密切的聯系，根據群眾的需要，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必須與尾巴主義區別開來），而提出主張與政策﹔同時又要通過群眾去實現它，使群眾真正認識與接受黨所提出的主張，並為這個主張而進行斗爭”。這就首先要摒棄主觀主義的“空想式”的“一意孤行”的主張，而代之以經過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后提出的主張。如此，就必須不斷改進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

再次，他相信從群眾的利益出發，兼顧群眾的習慣，大膽並細心地在生產及其他事業中發揮大家的創造性，就可以逐漸培養出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革命進程不是直線型的，而是分階段的。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中心環節、中心任務。任務變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隨之改變。“要轉變領導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風，就必需富於創造能力，發揚干部和黨員大膽創造事業的精神”。當然，這種創造性的發揚，不是不顧黨的政策、不服從黨的組織的“為所欲為”。而是要從群眾利益出發，打破公式主義，盡量運用群眾習慣中所有的一些方式，“改造那些群眾所不喜歡的東西，定出適合群眾口味的辦法，使群眾感到所辦的事業對他們是有利的、方便的”。在這個過程中，黨群眾關系必定密切，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也就應運而生了。

當然，事情也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有官僚主義傾向在其中作怪。任弼時指出，這種官僚主義傾向也是主觀主義的一種具體表現，“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與群眾脫節，不是真正關心群眾，不是把群眾中所發生的問題、所迫切急需解決的問題，提出來用具體的辦法加以解決。”顯然，這種官僚主義傾向要阻礙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的建立，必須開展群眾斗爭來反對。像那些極少數思想上已經蛻化了的官僚主義分子，則必須從革命隊伍中清除出去。

末次，他指出，為了與群眾建立真正密切的聯系，轉變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還需要虛心向群眾學習。他把這個問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來認識，認為每個黨員能否虛心向群眾學習，“絕不是一個可以自由隨便的問題，而是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的問題﹔有關理論與實踐能否密切聯系，馬列主義能否具體化與發展的問題﹔有關我們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有關我們是否真正向毛澤東學習，掃除自己‘三風’不正的殘余的問題”。他號召每個共產黨員如毛澤東所倡導的，要有“眼睛向下的決心”與“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樂於、善於虛心向群眾學習，發現並及時總結群眾斗爭經驗，找出其教訓與規律，使自己的行為變得自由起來。“這就要求每個黨員對待群眾的態度，不是站在群眾之上，而是站在群眾之中，並有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決心”。中國革命勝利的實踐已然表明，黨領導人民不斷奮斗、不斷前進的過程，就是黨不斷向群眾學習，不斷改造自己、完善自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黨培育並形成了群眾路線，這是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也是黨的集體智慧結晶——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

五

任弼時的黨建思想內容十分豐富，除上文所述者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黨委建設及工作、黨員教育與訓練、黨內監督、艱苦奮斗、反對官僚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等許多方面，他都有精辟的論述。雖然任弼時離開我們已逾半個世紀，國內外、黨內外都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但黨的性質、宗旨沒有變，黨的終極目標沒有變。因此，重溫、學習任弼時的黨建思想，就還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第一，它為當前在全黨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提供了思想資源。這次教育實踐活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堅持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提高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能力，保持黨同人民的血肉聯系，發揮黨密切聯系群眾的政治優勢，使黨永久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這些任務與要求，以及實現它們的途徑、措施，在任弼時的黨建思想庫裡，都能找到足資參考、運用的觀點與材料。例如，大家都知道打鐵先要本身硬的道理，所以實現上述任務與要求的前提、關鍵、決定性因素，就是全黨同志增強黨性，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一個人民群眾的貼心人、勤務員、好學生。在這個問題上，任弼時的黨建思想就有很好的解答。

第二，它為黨的基礎建設，貢獻了真知灼見。現在我們黨已是有著8000多萬黨員的大黨。聚集這麼多黨員，組織他們開展工作、發揮作用的基層組織，依然是遍布城鄉、機關、學校、廠礦、軍營的一個個支部。支部建設的好壞，工作能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黨的事業和黨內黨外風氣。在革命戰爭年代及建國后一段時期，無論職位高低、工作性質、年歲長幼，隻要是黨員，都被編入一個個支部或小組，分配一定的工作，參加集體的活動。在支部或小組生活會上，都會以普通一員的身份，向組織和同志匯報自己的工作、思想、甚至戀愛婚姻情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因而留下了主席、老總、政委、首長向炊事員、馬夫匯報思想的佳話﹔形成了一種生動活潑又嚴肅有序的政治局面，使全黨凝聚一心、步調一致。支部的火車頭作用、戰斗堡壘作用，也得以充分發揮。任弼時關於支部地位、作用的論述，對怎樣做好支部工作的意見，從理論總結的高度對這些現象作出了合理解說。它對於當今各級黨組織加強基礎建設，夯實黨的組織基礎，無疑是一副良藥。而對於現實生活中，不少黨的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熱衷於制造系統，卻將支部當作擺設的愚蠢做法﹔對於大量基層支部長年不組織黨員過組織生活的“不法”行為，又無疑是一劑清醒的猛藥。

第三，它為黨員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指出了可靠路徑。當前，廣大黨員的精神面貌總體是好的，但也有不少黨員，尤其是手握大小權力的黨員干部，經受不住執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和外部環境的考驗，而變得精神懈怠、手足無措、脫離群眾、消極腐敗。他們離一個合格共產黨員的標准越來越遠。任弼時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遠見，為黨員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永葆革命青春，提出了許多中肯意見。其中最要緊的當數：結合斗爭實際學好馬列主義，並用之於指導工作﹔不斷進行黨性鍛煉與修養，增強黨性觀念﹔密切聯系群眾，虛心向群眾學習，真心為群眾謀利益﹔進行自我批評，並聽取別人的批評，在改正缺點錯誤中完善自己、推進事業。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就能造就一個個致力於早日實現中國夢的合格、稱職黨員。

（作者曹春榮，中共瑞金市委黨史辦原副主任）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