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任弼時黨建思想研究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任弼時黨建思想研究

王躍飛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十幾個較大的革命根據地之一，是在全國各路紅軍開始長征后，在長江南岸的一個重要戰略區域，在長江南岸與川陝根據地相呼應，有力的策應了中央紅軍長征，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任弼時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1934年10月下旬率紅六軍團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在黔東會師后，擔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書記，兼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之所以能夠在當時經濟文化極其落后且被敵人圍困的戰爭環境中創建和發展起來，無疑是與黨的正確領導，任弼時注重根據地的黨建工作密切相關。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任弼時的黨建思想以其獨有的價值和貢獻，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重溫他的黨建思想對於我們今天執政黨的建設仍然富有指導性和針對性。

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任弼時黨建思想產生的理論淵源

（一）馬列主義的影響

任弼時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就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育。1920年8月，任弼時在長沙由船山中學校長賀民范介紹，加入了由毛澤東等發起組織的正在籌建中的俄羅斯研究會，並由該會推薦首批入上海外國語學社作留俄學習准備。同月，中共上海早期組織領導下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外國語學社成立，任弼時等成為首批團員。在上海外國語學社期間，學習俄文，聽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和俄國十月革命情況的講授，這時的任弼時已經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教育，並開始了解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

1921年8月3日，抱著到列寧的故鄉去學習革命的堅定信念來到莫斯科的任弼時正式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大）中國班學習。在東大學習和生活的三年，使得任弼時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任弼時一生與蘇俄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46年短暫的生命歷程和30年光輝的革命生涯中，先后四次旅居莫斯科，總共近六年時間，在那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黨建思想、綱領、策略方針和組織原則。在那裡，他勤奮學習，並積極參與共產國際和中共旅莫支部組織的各項政治學習和社會實踐活動。東方大學的學習生活，使任弼時較為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重要的是他拓寬了政治視野。任弼時把中國的革命與世界的革命聯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政治理論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這為以后他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

任弼時黨建思想的形成，既是十月革命炮聲的震蕩、馬克思主義引導的結果，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尤其是湘楚文化熏陶、熏染而滋潤的結果。中國是一個具有優秀歷史文化的文明古國，擁有燦爛的傳統文化。任弼時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特殊的家庭環境與教育使他較早地就接觸到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扎實的基本功。傳統文化對任弼時革命的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構建其黨建思想時，任弼時深受這些傳統文化的濡染，因此，其黨建思想有著濃厚的傳統文化底蘊。

任弼時的黨建思想與其出生地汨羅的地理、文化環境有很大的關聯。湖南號稱屈賈之鄉，楚湘勝地，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精神，王夫之的實事求是精神等而聞名於世。湖湘文化和鄉土風情對任弼時的人生追求、思想形成、精神修養、人格塑造產生了很大影響。

任弼時對中國歷代思想和文化遺產的批判與繼承是非常廣泛的，各個領域都有。傳統的思想和文化是國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就離不開國情的這個重要方面。任弼時的黨建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當然也離不開中國歷史所創造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因此，要使馬列主義在中國得到發展，並且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之途，那就必須清理中國古代的歷史遺產，批判與繼承這些遺產中種種有利用和借鑒價值的東西。在任弼時黨建思想中，許多理論和觀點、綱領和政策、戰略和策略都包含著對歷史遺產的改造和吸收。

二、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任弼時黨建思想的主要內容

任弼時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是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黨建學說具體實踐的光輝典范，同時也為豐富毛澤東建黨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總結任弼時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黨建工作的歷史經驗，可以得出結論，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隻要把黨自身建設好，不斷提高執政能力，黨就能夠駕馭全局，集中人民的意志，圓滿地完成各個時期人民賦予的歷史責任。

（一）堅持黨對革命根據地的領導

1.堅持黨對革命根據地政權的掌握。湘鄂川黔根據地時期，根據地的武裝力量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紅二、六軍團主力部隊，另一部分是省軍委分會所轄各縣的地方武裝。在主力紅軍中，紅二軍團過去由於“解散了黨的整個組織，取消了政治機關和一切政治組織”，嚴重影響黨對紅二軍團的領導和指揮。而軍委會所轄的地方武裝，則社會背景復雜，有些是“神兵”改編的，有則是改編的土匪武裝。有待對一些地方武裝進行整頓和改造。

紅二、六軍團會師后，中央書記處電示成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時任書記兼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確定以任弼時為首的黨的領導﹔賀龍任中革軍委湘鄂川黔分會主席和湘鄂川黔省軍區司令員，並兼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主席，根據地黨政軍的核心領導權，由省委和中革軍委分會掌握，組織上保証了黨對根據地和紅軍的絕對領導。

1933年，任弼時針對一些“地方黨部最嚴重的是集體領導未建立”，“不得不形成個人包辦的手工業式家長制度的領導”的情況，提出要“建立集體領導”，“一切重要的問題都要經過正式會議討論解決”【蔡慶新、姚勇：《任弼時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頁。】，強調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1934年底開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后，為保証黨掌握革命根據地的領導權，任弼時強調：“要決心創造蘇維埃根據地”，必須“建立黨的堅強領導”【全榮階：《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頁。】。

1935年1月6日，任弼時在永順縣塔臥主持召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第二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並在會上作《關於粉碎敵人大舉進攻最后的徹底的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前面黨的緊急任務》的報告指出要加強和鞏固黨與政權機關的領導力量，改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黨不能去包辦代替政權的日常工作，而是應該加強對政權工作的領導，培養政權獨立工作的能力”，建立政權在群眾中的威信和權力，還要特別注意防止“軍事機關超過黨”，“脫離黨領導的危險傾向。”【《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頁。】

1935年1月27日，任弼時在大庸縣丁家溶與賀龍主持召開紅二軍團積極分子會議上也指出要加強黨的領導，確立和鞏固政治委員制度，建立經常的健全的系統的政治工作，樹立“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的觀念，糾正輕視政治工作，認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的危險傾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頁。】

省委派出了工作隊，依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組織法草案》的規定，在鄉、區、縣建黨的同時，迅速建立鄉、區、縣各級革命政權。革命政權建立的步驟也是從鄉開始，再到區到縣，與建黨步驟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因為政權有“臨時”和“正式”之分，因此革命政權在鄉、區、縣又分做兩步走：第一步，從發動群眾，分發地主糧食財產的斗爭中建立鄉、區、縣的臨時政權——革命委員會﹔第二步，城鄉革命委員會，在土地革命深入，階級成分明確后，進行群眾民主選舉，建立正式革命政權——各級蘇維埃政府。

為保障黨在根據地的領導地位，省委於1934年12月22日下發《關於新區黨的組織問題決定》指出：“城市與農村的革命斗爭，游擊戰爭與臨時革命政權勝利的保障，將依靠本黨的路線的正確：依靠於黨在每一街道、工廠、作坊，每一鄉村、市鎮，每一武裝部隊群眾中領導力量的加強﹔依靠於黨在斗爭中產生的堡壘（支部）去領導群眾，去實現黨的政綱、主張、決定和黨所提出來的任務。”【《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頁。】與此同時，省委派出工作組在各縣、鄉、區建立黨的地方組織機構和鄉區縣蘇維埃政府。在黨的領導下，各級革命政權成為黨的基層政權，為實現黨的目標起了非常重要作用。

2.堅持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出發點，是我軍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則。三灣改編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古田會議提出加強黨對紅軍領導的一系列根本措施，並在各地紅軍中貫徹執行。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頁。】這一概括性表達的實質就是：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黨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對軍隊實施全面領導，軍隊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黨的領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原則具體內容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思想上，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用無產階級的思想來改造部隊，不斷防御和抵制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永遠保持人民軍隊思想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第二，在政治上，要經常進行黨的正確路線的教育，堅決執行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一切聽從黨的指揮，始終保持軍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第三，在組織上，要在軍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堅持實行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充分發揮黨委統一領導的核心作用、連隊黨支部的戰爭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從而從組織上保証軍隊始終掌握在黨的手中，不使軍隊走上封建軍閥的道路。第四，人民軍隊必須有鐵的紀律。任弼時不但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原則，而且在實踐中更加強調這一點。關於黨對革命根據地領導權的掌握，特別是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是任弼時在總結了在中央蘇區、湘贛蘇區革命的經驗教訓后，對建立黨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方面的認識，以及如何在保証團結的基礎上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所進行的深刻總結。

第一，任弼時認為，黨對軍隊、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也是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証，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任弼時認為首先要堅持黨對軍隊，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必須明確黨指揮槍的思想。過去由於受“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部分黨員在思想上淡化了黨對軍隊，對武裝力量的領導，他們在頭腦中存在著單純的軍事觀點，究其根源，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帶入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意識。要糾正這種錯誤，就必須明確黨指揮槍的思想。任弼時主張紅軍隻能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決不能把黨看作是紅軍的附屬品，要在紅軍中進行廣泛的思想教育，認真批評單純軍事觀點，正確處理黨同軍隊的關系，明確黨指揮槍的思想。任弼時一再強調要加強黨對紅軍和地方武裝的領導，特別注意防止“軍事機關超過黨，不把重要問題提到黨的會議上討論，只是通知一下黨，脫離黨的領導的危險傾向”【《任弼時年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頁。】。其次，強調要加強黨的支部建設，這是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要關鍵。1933年3月，他在《目前黨在組織上的中心工作》一文中指出：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是黨與群眾的連環，黨的一切決議，必須經過支部執行。因此，建立健全黨的支部，是黨在組織工作中最中心的戰斗任務﹔再次，必須建立健全黨在軍隊中的各級組織系統，從組織上切實保証黨的絕對領導。

第二，任弼時還認為要加強黨對革命戰爭的思想領導，保障根據地軍民聽從黨的指揮。任弼時指出：“在戰爭動員中擺在黨面前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如何去加強對武裝的領導和組織，加強游擊戰爭的領導。”【《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頁。】如果沒有黨對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的領導，我們就不能發揮黨的作用，也不能擔負其在土地革命與革命戰爭中的光榮任務，而且在“游擊隊中黨的主要任務是保障黨和蘇維埃政策的執行，保証游擊隊絕對在黨的領導之下行動”【《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193頁。】。他非常重視宣傳黨領導革命戰爭的目的，要求“在廣大群眾中進行艱苦的政治動員”以“造成群眾一切為著戰爭的熱潮”【《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193頁。】﹔指示“全體黨團員個個都了解現在戰爭的緊張和戰爭動員工作的重要”【《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頁。】﹔指示“縣、區一級應組織戰爭動員的宣傳隊，根據省委關於戰爭動員的宣傳標語，到各鄉各村各室坊中去，做廣泛的宣傳鼓動工作。”【《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頁。】他親自起草宣傳大綱，動員人民為革命戰爭出力。他在主持黨內會議上指出：我們要粉碎從外面進攻我們的敵人，同時要消滅蘇區內部的封建勢力和一切反革命活動，來保衛、鞏固和發展我們這個新的蘇區，徹底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開展這個蘇維埃革命運動新的勝利局面。紅二、六軍團在根據地兩個月的擴紅中就擴紅4000多名，涌現出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全家報名當紅軍的動人事跡，如大庸縣侯青芝一家八口人全部參加紅軍（包括他的父親、母親、妻子、妹妹和三個弟弟）。

第三，任弼時為了保障黨對革命戰爭的指揮權，高度重視人民軍隊的政治、軍事組織機構建設。省委成立后，立即成立以賀龍為首的湘鄂川黔軍委分會和湘鄂川黔省軍區，任弼時兼任省軍區政委。從軍事指揮上保証了根據地革命武裝的統一調動。對地方武裝，在省委和省軍區領導下，實行統一的建制改編，縣區鄉建立游擊大隊、中隊、分隊（或獨立團、營）﹔對收編的土著武裝也進行改造和統一編隊。為了加強對地方武裝的領導，省軍區之下成立兩個軍分區。這些措施，保証了黨在革命戰爭中的指揮權。他認為，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鞏固部隊，提高部隊的戰斗力，保障黨的命令的執行，努力為黨的路線而奮斗。1933年6月，他從兼任湘贛省軍區政治委員起，就致力於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探索。1934年10月，紅二、六軍團會師后，由於“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紅二軍團的黨組織和政治工作處於癱瘓狀態。任弼時將加強黨的領導，建立健全各級黨組織作為加強紅二軍團建設的中心任務。任弼時、蕭克、王震聯名向中央書記處和中革軍委發電，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建立紅二軍團的政治工作隊伍。任弼時立即採取措施，從紅六軍團調方理明、袁任遠分任紅二軍團第四、第六師政委，另從六軍團調一批政工干部建立兩個師的政治部。1934年11月1日任弼時和王震、關向應、張子意致電周恩來：建議以原六軍團政治部為二軍團政治部，六軍團另成立政治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頁。】同時，他從紅六軍團抽調一批干部幫助紅二軍團迅速健全各連隊黨支部並開展政治工作，在部隊中大力發展黨團員，使紅二軍團很快恢復了各級黨組織並在部隊中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為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他提出：“黨的各級委員會須建立集體領導與個別負責制，深刻了解下層實際情形，收集各地的斗爭經驗”，“少說空話，多做實際工作”。【《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頁。】

對紅二、六軍團的政治工作機構建設，任弼時要求必須“確立和鞏固政治委員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機關，加強連隊中支部工作的領導，來建立經常的健強的系統的政治工作。”任弼時強調“我們要反對黨不管軍事機關工作的錯誤傾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頁。】。對地方武裝，他指出：“加強游擊隊和獨立團、營中黨的領導是異常迫切的問題。在每一個連隊中應建立黨的支部，堅決洗刷其中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到1935年1月，紅二軍團“黨的生活開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頁。】。每個連隊都有了黨支部，師、團、連隊中的政治機構已系統地建立起來。省委和省軍區政治部陸續從主力部隊派遣優秀黨員干部到各縣、區游擊隊當政委，給各鄉游擊隊配齊了指導員，要求在區鄉游擊隊中建立黨支部。對收編的“神兵”和土匪也進行了改造和統一編組。

（二）強化基層黨組織建設，保障黨的隊伍具有堅強的戰斗力

中國共產黨一直非常重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是黨的全部戰斗力的基礎，是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的宣傳者、實踐者和推動者，是保持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重要保証。任弼時高度重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他借鑒毛澤東的“支部建在連上”的建黨思想，強調：“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是黨在組織工作中最中心的戰斗任務。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是黨與群眾的連環，黨的一切決議，必須經過支部執行”【《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頁。】。任弼時認為要做好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必須做好下幾個方面：

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培養和管理，努力提高黨員素質，增強黨的戰斗力和凝聚力，是基層黨組織的主要任務。根據地建立以后，黨的組織獲得了極大發展，但由於殘酷戰爭環境的影響，對黨員特別是新黨員缺乏必需的培訓和教育，致使黨員的整體素質有下降的趨勢。任弼時及時發現了這一問題，強調基層黨組織應在上級組織的幫助下，認真規劃做好黨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任弼時認為基層黨組織應做到：首先，加強共產主義的信念的基本教育，以堅定黨員的革命理想信念。基層黨組織要組織黨員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不斷提高黨員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增強黨性。其次，要求黨員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第三，幫助黨員要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克服缺點和錯誤。第四，幫助文化不高的黨員識字讀書，以不斷提高黨員的文化素質。第五，教育黨員向群眾學習，使黨員掌握做群眾工作的方法。在任弼時的指導和關懷下，黨員的政治素質有了很大提高，很好地適應了革命戰爭的需要。

任弼時非常注重加強黨支部工作和提高黨員素質，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為了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提高黨員骨干的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他主持創辦了省委黨校，主張“開辦支部流動訓練班”培訓第一線的黨員，以小組為單位，5到15人組成一個班，以當時省委翻印的《新黨員訓練大綱》及蘇維埃政府各類法令、文件等做教材。同時，他提出“主要是分配黨員到實際工作中去訓練”，“黨必須大膽提拔從斗爭中涌現出來的當地積極分子與群眾中的領袖”【《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頁。】。在險惡的斗爭環境中從基層鍛煉培養干部。

通過上述措施，使得廣大黨員的馬列主義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大多數黨員能夠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不僅從組織上入黨，而且從思想上真正入黨。

（三）重視黨員的教育與培訓，不斷提高黨員隊伍素質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任弼時非常重視對農村黨員和干部進行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黨員和干部的政治覺悟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以增強農村黨團組織的戰斗力。在任弼時的領導下，省委在根據地強化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領導。宣傳黨的主張，喚起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為實現黨的奮斗目標努力。1934年12月16日，省委做出《關於創造湘鄂川黔邊蘇維埃新根據地任務決議》：“黨的任務就在於動員組織更多力量，徹底粉碎敵人的進攻，爭取在革命戰爭的勝利當中完成一省、幾省的革命首先勝利。”【《紅色塔臥》，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頁。】建立根據地的目的是：“為著開展和掀起湘鄂川黔蘇維埃革命的巨潮，使得這一地區的廣大工農勞苦群眾得到解放﹔為著我紅二、六軍團有著鞏固的根據地，來實現他所擔負的歷史任務。”【《紅色塔臥》，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頁。】為了增強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執政作用的認識，任弼時多次指出：“沒有黨的堅強領導，我們的工作是不能成功的。”由於黨的革命主張與蘇區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使省委在根據地強化思想教育的領導得到順利實現，從而加強和鞏固了黨的執政地位。為了激起農民的革命熱情，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並建立紅色政權，就必須建立黨的組織，並注重對農村黨員和干部的教育，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在建立黨組織的同時，還注意加強對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由於蘇區的黨員，絕大部分是農民成分，難免會有一些小農意識，大量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風被帶到黨內來。每一個農村共產黨員和干部都是黨的一面旗幟，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感染和影響著群眾。所以重視農村黨員和干部的教育就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在土地革命過程中能夠最大限度地爭取群眾，開展武裝斗爭，鞏固紅色政權提供人才保障。

加強對黨員的教育、訓練和管理，不斷提高黨員素質，增強黨的戰斗力和凝聚力，是基層黨組織中心工作之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建立后，黨的組織獲得了很大發展，但由於殘酷戰爭環境的影響，對黨員尤其是新黨員缺乏必要的培訓和教育，致使黨員的整體素質不高。任弼時及時發現了這一問題，強調基層黨組織應在上級的幫助下，有計劃地做好黨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任弼時認為基層黨組織應做到：首先，進行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教育，以堅定黨員的革命人生觀。基層黨組織要組織黨員學習馬、列的理論，不斷提高黨員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增強黨性。列寧說：“隻有以先進的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頁。】任弼時認為，一個共產黨員，不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指導自己的行動，他要在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中，保持革命氣節，堅持無產階級立場，是不可能的。其次，要求黨員必須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永不叛黨。第三，教育黨員正確開展黨內思想斗爭，克服缺點和錯誤。第四，幫助文化程度低的黨員識字讀書，以不斷提高黨員的文化水平。第五，教育黨員樹立為人民服務思想，學會做群眾工作的方法。在任弼時的領導和關懷下，黨員的素質有了很大提高，很好的滿足了革命戰爭的需要。

三、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任弼時黨建思想的歷史價值

在根據地創建的艱難歲月中，由於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的正確領導，根據地軍民不但粉碎了湘鄂川黔四省敵軍的重重包圍，創造了許多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而且在根據地開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政權建設、經濟建設、軍事武裝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等蘇維埃運動，使毛澤東的游擊戰爭和革命根據地思想得到充分的發揮。任弼時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的發展、壯大、和鞏固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革命根據地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第一，任弼時堅持黨的執政地位的原則，保証黨掌握革命根據地的領導權。在任弼時未率軍進入這塊根據地之前，由於黨的主要負責人夏曦執行王明的“左”傾路線，嚴重削弱了黨在紅軍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作用。任弼時到達后，針對這一情況，他強調指出，要堅持黨在革命根據地的執政地位原則，並採取如下措施：

首先，省委要把好政治領導關，重點抓好革命根據地人事安排。1934年11月26日，省委發出第一號文件確定了以湘鄂川黔省委書記任弼時為首的黨的領導地位，賀龍出任中央軍委湘鄂川黔分會主席和湘鄂川黔省軍區司令員，並兼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主席，這樣根據地黨政軍的核心領導權，全部集中掌握在省委一班人手中，從而在政治上、組織上保証了黨在根據地的執政地位。

其次，省委在根據地要強化思想領導，主要宣傳黨的主張，喚起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為實現黨的政治目標而奮斗。為了增強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執政作用的認識，任弼時曾多次指出隻有加強黨的堅強領導，我們的工作才能成功。

再次，省委要在革命政權上確保黨的執政地位。為了保障黨在根據地的執政地位，省委於1934年12月22日發出《關於新區黨的組織問題決定》對黨的組織建設，革命政權建設，以及如何加強黨對武裝組織和群眾團體的領導等各方面都做了具體規定。在以任弼時為首的省委的正確領導下，各級革命政權起到了聯系群眾的橋梁作用，他們為實現黨的任務做出了貢獻。

第二，任弼時堅持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原則，保障了黨在革命戰爭中的指揮權。任弼時在中央蘇區時就接受了毛澤東關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思想，在創建了湘鄂川黔根據地任省委書記后提出了如下三點：一、加強黨對革命戰爭的思想領導，才能在思想上保障根據地軍民聽從黨的指揮﹔二、加強黨對武裝力量的政治、軍事組織機構建設，保障黨對革命戰爭的指揮權﹔三、抓軍事學習，提高黨指揮戰爭的水平。在根據地建立期間，在任弼時的正確領導下實行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來自兩個戰略區的紅軍，結成了一個團結的戰斗整體，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戰略突擊力量，在開展湘西攻勢，反“圍剿”多次斗爭中，創造了桃子溪戰斗、忠堡戰斗、板栗園戰斗等一系列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

第三，任弼時堅持強化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原則，保障黨的隊伍具有堅強的戰斗力。他非常重視基層黨組織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領導班子建設，從而有利地保障黨領導反“圍剿”戰斗的勝利和奪取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等各項建設勝利。由於建立起了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比較鞏固，具有較強的戰斗力和創造力的黨組織，成了蘇區名副其實的核心，為蘇區的各項建設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湘鄂川黔蘇區黨的組織在任弼時建黨思想的指導下，在以任弼時為首的湘鄂川黔省委領導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發展壯大。在黨組織的正確領導下，蘇區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在長江南岸建立的一個重要戰略區域，它的創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和其他根據地的斗爭。蘇區政權、經濟、軍事、教育、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建設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第四，任弼時堅持教育培訓黨員的原則，不斷提高了黨員隊伍素質。通過創辦省委黨校，在實際中鍛煉培養干部，開辦支部流動訓練班等一系列活動，狠抓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培訓，使得黨員的政治水平和階級覺悟普遍提高，造就了一支積極的、特別能戰斗的、群眾擁護的黨員干部隊伍，為革命戰爭和蘇區建設提供了人才保証。

總結任弼時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時期黨建思想的歷史貢獻，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今天重溫他的黨建思想，對當今加強執政黨的領導權、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黨內民主建設、黨的先進性建設、黨員隊伍建設和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仍具有現實意義。

（作者王躍飛，吉首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