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對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中國化的卓越貢獻

任弼時對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中國化的卓越貢獻

劉春秀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頁。】列寧說：“隻有相信人民的人，隻有投入人民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並保持政權。”【《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於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是中國共產黨群眾觀和群眾路線的理論基礎。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任弼時，在其短暫而輝煌的一生中，始終把與人民群眾建立密切聯系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任弼時在長期領導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實踐中，靈活地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中國革命的歷史發展重要關頭，創造性地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理論。這些理論對於指導中國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任弼時是實踐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典范。他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實事求是的高尚品德、認真負責的工作原則和與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血肉聯系，為共產黨員和黨的高級干部樹立榜樣﹔任弼時關於要使群眾不脫離我們：必須反對官僚主義、改變領導方法和作風、整頓黨的組織的理論與實踐，是使我們黨立於不敗之地的重要保障。任弼時對馬列主義群眾觀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貢獻，既是毛澤東思想關於群眾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極大地豐富了馬列主義群眾觀的理論寶庫，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進步與開創未來的重要法寶。

一

任弼時靈活地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中國革命的歷史發展重要關頭，創造性地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理論。這些理論對於指導中國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

任弼時說：“我們的黨是為無產階級、為廣大勞動群眾謀利益的黨，是領導廣大群眾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黨。”因此，“要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頁。】縱觀任弼時從1920年參加革命到1950年因病逝世30年的革命生涯，他不論當選中共五大中央委員和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六大中央政治局委員，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期間，還是與賀龍率紅二、六軍團長途遠征，實現三軍大會師后任中央軍委主席團成員、華北軍分會委員、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赴山西抗戰，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轉戰陝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經歷血與火的生死考驗期間，他始終把與人民群眾建立密切聯系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任弼時關於與群眾密切聯系的論述，似一條紅線系統地貫穿於其從事革命的每個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在土地革命時期，任弼時關於隻有“取得民眾之多數同情於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實力發展”，及“改善黨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學習領導群眾的藝術”等理論和實踐，對於擴大群眾組織，取的群眾對於我黨我軍的信任，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1925年6月，任弼時在談到上海五卅慘案及中國青年的責任時即指出取信於民的重要性。他說：“中國革命成功的第一步，還是要注意於民眾的政治教育，取得民眾之多數同情於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實力發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頁。】他還說：“農民在中國人民中約佔百分之八十”，“我們應認定他們是革命中有力的軍隊，他們既佔人口的最大多數，且在經濟生產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我們對他們的工作決不能放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1928年，中共中央對建立農村根據地尚在探索之時，任弼時在為中央起草的《城市農村工作指南》文件中，談到建立城市工作的群眾基礎時，指出：“我們應該肯定地承認，如果沒有健強的城市工人運動，使城市與鄉村的爭斗配合發展，是不能保証無產階級對於土地革命的領導作用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頁。】。他還針對過去有些城市在職工運動中隻單純地做工人運動，而放棄小資產階級（小商人、學生、貧民等）的工作和士兵運動，及用恐怖手段威脅群眾去造成罷工形勢等錯誤斗爭方式提出批評，指出這是“不正確的工作的路線”，“我們必須深刻注意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頁。】同時，他主張應抓住農民生活的青黃不接時期，發動農民抗稅、抗債、分糧，一直到秋收時抗租、沒收土地，在群眾與我們有力量的地方即需實行割據與暴動，創造農村工作的新局面。並強調：“每次斗爭的勝利與失敗”，“必須著重於農民協會組織是否有廣大群眾，對於黨的主張與土地革命及政權是否有深一層的認識與要求，黨的組織與影響是否發展深入。這些將決定我們的勝利與失敗，就是斗爭失敗了，如果仍能擴大群眾組織，取的群眾對於本黨的信仰，仍然是我們的勝利。”【《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頁。】任弼時的適時指導，對於擴大群眾組織，爭取群眾對我黨我軍的信任，及我黨我軍的早期建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任弼時對群眾工作非常重視，即使在他和賀龍等率領二、六軍團長征的戎馬倥傯的戰爭歲月中，仍然注意開展根據地之基本群眾工作。1935年，他在《目前湘鄂川黔邊區的戰爭形勢和黨的緊急任務》報告中提出要“改善黨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學習領導群眾的藝術”的問題。他說：“領導群眾的藝術，就是在於去了解群眾的一些實際問題而給以恰當的及時的處置，滿足群眾的要求。”【《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頁。】任弼時的真知灼見，及他把與戰爭動員不可分離的、關系到群眾切身利益的徹底分配土地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對於組織紅軍隊伍、聚集革命力量，戰勝敵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有這樣一個事例，紅六軍團進入貴州清水河流域苗、侗兩族人民聚居區時，由於當地人民長期受反動政府和軍隊的欺凌，所以他們仇恨反動軍隊，每當反動軍隊進村時，他們手持利器扼守山寨嚴陣以待。任弼時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嚴令部隊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進民宅，不侵犯群眾一草一木，尊重兄弟民族的風俗習慣，軍行所至，廣為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但是由於語言不通，一個老太婆竟用刀砍殺紅軍戰士，任弼時知道后經過慎重考慮，指示：“把人放了，刀還給她，向她表示紅軍是保護少數民族的，經過這裡是過路，不侵犯他們的利益。”有關同志按照任弼時的意思做后，她臉上的敵意瞬間消失了。還有一次，任弼時了解到由於戰士不慎失火致使一個苗寨被燒后，立即追查責任，在部隊離開時留下一堆光洋和一封信表示賠償並致歉意。由於紅軍官兵上下一致、紀律嚴明、尊重群眾、愛護群眾，很快與當地人民建立了親密合作的關系。

（二）在抗日戰爭時期，任弼時關於“要組織千百萬的群眾”，軍隊與老百姓的關系應該是“魚水的關系”等理論和實踐，對於動員全民族同仇敵愾抗擊日本帝國主義起了重要作用。

任弼時說：“對日抗戰是一種自衛戰爭，也就是一種革命的戰爭。隻有動員起全民族的力量，經過長期艱苦奮斗，才能獲得最后勝利。因此，我們把動員、組織和武裝群眾，視為在抗戰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頁。】“沒有雄厚的群眾基礎，就是腳也站不穩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頁。】為了使這些抗日群眾無所顧慮地抗擊敵人，協調正規軍作戰，任弼時想方設法從各方面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減少一些捐稅、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圍內改善人民生活，優待直接參加武裝斗爭者的家屬。同時，他提出，八路軍、新四軍要與老百姓建立魚水關系。他說：“我們時常把軍隊與老百姓的關系，比作與魚水的關系，就是說魚沒有水不能生存，軍隊沒有老百姓也是不能生存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頁。】所以軍隊對於人民“應該是非常親密的，關心人民的疾苦，不侵犯人民的利益，並為保衛人民的利益而進行戰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頁。】他要求“嚴明軍隊紀律，使每個戰士都了解軍隊是人民的，自覺地愛護群眾，使群眾感覺為和藹可親的自己兄弟”【《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頁。】。軍愛民，民擁軍。我軍在山西抗戰時，經過短短幾個月來的努力，在戰區和敵人后方，發動了廣大的民眾，建立起大批的民眾游擊隊和義勇軍。這些民眾的組織和武裝與八路軍互相配合、協同作戰，成為抗敵御侮、驅逐日寇出中國的一支強大的力量。

（三）40年代初在環境相對和平的延安，任弼時關於要使老百姓不脫離我們，一定要把經濟建設作為邊區建設的最中心的任務，“隻有經濟上不依靠別人，軍事上政治上才會有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頁。】的極富遠見的理論和實踐，不僅為克服經濟困難、堅持持久抗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作了必要的准備。

任弼時說：“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頁。】“奪取政權固然不容易，但經濟建設要比奪取政權難做百倍。這是一個麻煩與細致的工作。如果這工作做得不好，老百姓還會脫離我們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頁。】任弼時認為在環境相對和平的延安，我們一定把經濟建設作為邊區建設的最中心的任務。經濟建設是“全部工作鏈子的一個特別的環節”【《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頁。】，緊緊抓住這個環節，其他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我們要在經濟建設方面“作出一些模范，開辟出一條在堅持抗戰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尋求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規律。”【《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頁。】他根據毛澤東在《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書中所總結出的經驗，提出今后經濟建設的方針是：發展生產，保障供給、公私兼顧、軍民兼顧。他還提出進行經濟建設的辦法主要的還是發展農業生產，及用運出邊區的鹽換取財政收入，和修水利、開荒、紡織、辦合作社等。他還身體力行親自參加紡線活動，被評為紡線能手。他特別強調，進行經濟建設，首先，“一定要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不能妨礙老百姓的生產，這是一個原則。”【《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頁。】再者，要重視技術工作，不但依靠外來的技術人才，而且要大量培養黨內的技術人才。他要求“各地黨組織應當下決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夠掌握政策而且黨性又好的負責干部，讓他們參加貿易、金融、財政機關的工作，以健全財政機構，這不僅是為著解決目前的問題，還要使他們專門向貿易、金融、財政和管理企業方面去發展，培養成我們建國的專門人才”。毛澤東、任弼時等領導的邊區經濟建設，不僅為克服經濟困難、堅持持久抗戰、爭取革命勝利的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歷久彌深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

二

任弼時是實踐馬克思主義群眾路線的典范。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工作作風，他遇事善於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高尚品德，他認真負責的工作原則和與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血肉聯系，為共產黨員和黨的高級干部樹立了榜樣。

任弼時說：“要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群眾融成一片。這就是我們所要求每個黨員應有的群眾觀念，同時也是每個黨員有無黨性的起碼條件。這就要求每個黨員對待群眾的態度，不是站在群眾之上，而是站在群眾之中，並有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決心。”【《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能否正確對待人民群眾，是檢驗一個人是否是真正共產黨員的試金石。被稱為“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的任弼時，盡管隻活了短短的46歲，但其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實事求是的高尚品德和認真負責的工作原則，堪稱共產黨員和黨的高級干部的楷模。

（一）任弼時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和藹可親的工作作風，不僅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愛戴，而且他也從中聽到了人民群眾的真正呼聲。

任弼時說：“無論對干部或群眾都不能使用高壓手段，不能威懾，不能使人害怕﹔因懼怕而畏怯，而疏遠，以至不敢講真話，那你就無法弄清實情和澄清問題了。”【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頁。】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對同志和藹可親，任弼時這一非常顯著的工作作風，標志著他具有極強的政治涵養、是一個成熟的共產主義者。正因此人民群眾才敢給他講真話，並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愛戴。

凡是和任弼時有過接觸的同志，無一不稱贊他的工作作風。在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任弼時在出席興國縣召開的團代大會后，曾要時任共青團興國縣委書記的周愛民陪同他到離縣城三十多裡的江背、水南和贛縣田村、白露一帶調查擴紅等情況。在與任弼時短暫相處的日子裡，周愛民發現任弼時最大的長處是沒有架子。周愛民說，盡管任弼時和當地群眾“言語不太相通，但他與群眾的關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親密無間的程度”。延安時期曾在任弼時領導下的中央辦公廳同志們，回憶起當時的工作情景，也異口同聲地稱贊他非常隨和，和他談工作一點也不讓人害怕。

任弼時對文藝工作者同樣和藹可親。曾經率戰地服務團到山西抗戰前線慰問指戰員的作家丁玲，在回憶到山西抗戰前線同任弼時接觸時寫道：“那時，前方的指戰員我都不認識，我覺得任弼時同志容易接近，所以一路便跟著他。”北京西郊玉泉山附近程家花園，是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程硯秋的私宅。1949年8月，一天清晨程硯秋帶著弟子在玉泉山圍牆外的小河邊借著水音和牆壁的回音練嗓子。任弼時知道后讓工作人員把程硯秋請到玉泉山療養所，親切地與他交談，並請他有時間常來交談。8月31日，任弼時又請總參二局的戴鏡元陪他去訪問程，得知程有意研究馬列主義后，於9月10日致書程，送去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和《中國革命讀本》各一冊。任弼時和程硯秋的交往至今傳為佳話。

任弼時不僅對同志、對文藝工作者和藹可親，對犯錯誤的同志也平心靜氣地予以對待。40年代初，他在領導審查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資格時，由於此時離六大召開已有十幾年時間，這期間正是中國革命斗爭最慘烈、最艱險、最復雜的時期。為了做到既對黨負責又對代表們負責，他在審查這些各地選出的分別來自抗日根據地、敵佔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其中有的還遭受過國民黨逮捕關押的代表們時，即便他發現個別同志的辯解和已掌握的情況有出入時，也不聲色俱厲地採取高壓手段威懾對方，使對方畏懼害怕，而是讓本人把話說完，然后平心靜氣地指出本人申訴的矛盾，講清道理，最后作出合乎事實的結論。據任弼時的秘書師哲回憶，“在任弼時看來，對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麼錯誤，他自己的責任隻有一個：徹底弄清問題分清是非，予以切實解決，幫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認識，改正錯誤，繼續前進，絕不隨便拋棄他們，絕不一棍子打死”。

任弼時對同志、對文藝工作者和犯錯誤同志的態度和工作作風，像一面鏡子在啟示著每一個共產黨員和黨的高級干部應該怎樣對待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

（二）任弼時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心底無私、一身正氣、質朴真誠的高尚品德，像春風一樣滋潤了許多受王明宗派主義路線打擊的干部的心田，使他們從心中感受到黨組織的溫暖和黨中央的關心體貼。

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理論的精髓和活的靈魂。任弼時遇事善於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質朴真誠對同志平等相待的品德，是他又一個非常顯著的工作作風。而最能體現他遇事善於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工作精神的幾次大的事件，恰恰是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成長中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或被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左右之時。尤其是在江西蘇區反“AB團”時，可以說是人人自危、不少人生怕惹火燒身，在這樣的情況下，任弼時仍然能做到遇事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與他具有較高的馬列主義修養和他心底無私、一身正氣的高貴品德是分不開的。

1931年，第三次反“圍剿”期間，在江西蘇區萬泰邊境地區負責青年工作的張愛萍，被誣陷為“AB團青年總團部負責人之一”，主持此事的某負責同志輕信了口供，決定逮捕張愛萍。這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率領中央代表團來了。任弼時說：“他不是‘AB團的’。”這是任弼時在分析了張愛萍從由於大革命失敗后逃到上海做秘密工作，雖連續被捕入獄，但堅持革命氣節﹔后被派人紅軍工作又負傷，及被調出做青年工作等一連串的情形后所作出的結論。任弼時還說：“不應隻憑口供，應該從他此一時期工作的檢查來找根據。”【《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頁。】后經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少共中央局書記顧作霖親自到萬泰地區檢查，証明任弼時的結論是正確的。任弼時聯系群眾、注重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給張愛萍將軍留下深刻印象。

1938年3月，任弼時受黨中央派遣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他在取得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和斗爭策略理解和支持的同時，還認真負責地解救了一些受王明和康生宗派主義干部路線迫害的干部。這些不滿王明、康生做法的干部，或被放逐基層或被長期“挂”起來。他們申訴無門、精神倍受折磨，生活也很困難。這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原中共綏遠省委組織部長吉合和師哲、陳郁。吉合在1935年組織遭受破壞后，和其他兩位同志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負責組織工作的康生先是要他帶著電台回國到陝北找紅軍，待吉合等准備起程時，康生突然變卦，不但不許他回國，而且對他嚴加審查，並被放在國際列寧學院中國部，一“挂”就是三年。吉合在實在忍受不了的情況下去找任弼時，任弼時了解清楚情況后，很快安排他和其他同志一道回到祖國﹔師哲1925年赴蘇聯學習，1929年受共產國際東方部、蘇聯政府和中共代表團派遣到遠東和西伯利亞等地實習做地方工作。在王明任中共代表團長期間，他幾次要求回國但都沒人理睬。1938年，根據蘇聯政府規定，非蘇聯公民不得在蘇聯國防、外事和保衛部門任職，師哲被解職了，生活很困難。8月間，他再次到中共代表團要求安排工作或送他回國。出乎他意料的是，任弼時不僅耐心地聽他講明情況，而且當即把國際干部處處長叫來核准情況。然后他對師哲說：我將同干部處協商安置你的工作，並要師回去靜候消息。兩三個月后，師哲被調到中共代表團工作，擔任任弼時的秘書。吉合和師哲是親自找到任弼時后才得以解決冤情的。而因對米夫等人操縱下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不滿，致遭到王明殘酷打擊迫害、被改名“彼得”，放逐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做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郁，則是1939年初，任弼時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檔案時，發現陳郁的多次申訴信，以及王明、康生處理陳郁的材料后，認為處理錯誤，報共產國際干部部要求復審陳郁問題。后任弼時同到莫斯科治療臂疾的周恩來一起，會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撤銷了對陳郁的處分，並作出正式結論，決定派陳郁回國工作。任弼時認真精細的工作作風，由此可見一斑。這些被任弼時、周恩來解救的遭王明、康生一伙迫害的干部，從內心感受到黨組織的溫暖和黨中央對他們的關心體貼。正如師哲所說：任弼時“是多麼地不同於那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啊，在我這種交織著激動與感激的心情中，我真的覺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親懷抱的嬰兒！”

1943年，在延安審干時，任弼時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他發現主持清查暗藏反革命日常工作的康生，在所謂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中，大搞逼供信的錯誤做法造成是非顛倒以至可能引起嚴重后果時，及時向毛澤東匯報，提出立即制止錯誤做法的意見。【《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20頁。】后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甄別工作時，任弼時根據其仔細調查國民黨自1931年以來的組織狀況、黨員人數，及三青團成立時間和初期的人數等數據分析，認為，“國民黨絕不可能把這些人大批訓練成特務，派到延安來。”“在延安的新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好的，是為了抗日救國、為了革命投奔延安來的。‘搶救’運動中，有的單位把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識分子弄成‘坦白’分子，應予否定。”他指出，有些人“在‘搶救’運動中是被逼出來的，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弄出來的，有很多弄錯的。”他強調：“審查重大特務主要靠調查研究。”【《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頁。】

（三）在土改運動中，任弼時關於要確立劃分階級成分的正確標准、應堅固地團結全體中農等正確主張的認真負責的工作原則，和他深入鄉村農戶調查研究與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血肉聯系，對於糾正土改中的一些過“左”偏向，撥正土改的正確航向起了重要作用。

任弼時說：“群眾的創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隻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毛澤東也說過：“土地問題今冬明春可以解決。打起仗來，人心如不屬於我們，我們就輸了。”【《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41頁。】土地改革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在廣大解放區掀起的一場徹底消滅中國存在幾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剝削制度，使千千萬萬的中國農民翻身的偉大的運動。任弼時對此非常關心，即使是因病休養期間，他也絲毫沒有放鬆對土改運動的關注。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但受毛澤東委托對該大綱草案認真加以研究和修改，並在此前已發現晉綏土改中有一些“左”的錯誤做法的任弼時，在大綱頒布后注意到全國土地會議對於如何掌握政策界限，特別是沒有制定劃分階級成分的文件和標准，對已出現的“左”的傾向也沒有及時注意。而這些是土改中所必須完成的和非常急迫地需要糾正的。為此，他於11月12日，就關於解放區政權和新富農政策問題致信毛澤東，說：“各地分析階級不一致，做的過火點的地方，恐有將富農算作地主，富裕中農算成富農者。因此確須頒發一大體通用的‘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頁。】任弼時認為，要糾正群眾運動中的“左”的傾向，關鍵是要確立劃分階級成分的正確標准，並詳細查明各地土改的實際情況。但恰在這時候，任弼時犯病了，他不得不到離楊家溝約十裡的騎兵連駐地錢家河休養。

任弼時利用在錢家河養病的機會，親自訪問村民征求他們對土改的意見。同時安排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外出幫助群眾干活的機會，對周圍三十幾個村子，挨村挨戶仔細調查每戶的人口數、土地數、評定階級成分的情況和小商人生意好不好等情況，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十多天后，他又找到1933年蘇維埃政府頒發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於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文件。11月29日，中央決定將這兩個文件略加刪節，經新華社電告各地。毛澤東還親自寫了一段話，指出：“此項文件發至各地，決不應成為妨礙群眾斗爭的借口，而應在放手發動農民群眾，徹底平分土地的堅決斗爭中，適當地糾正業已發生與業已妨礙群眾利益的過左行動，以利團結貧雇農貧農，堅決保護中農，這是確定不移的政策。”【《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88頁。】上述兩個文件的頒發和任弼時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提出的對土改中已出現的錯誤做法的若干政策界限，對糾正土改中“左”傾錯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任弼時對土改運動的一個重要貢獻。

任弼時對土改運動的又一重要貢獻，是1948年1月12日，他向西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作的經毛澤東審定修改的《關於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從理論到和實踐非常明確地闡明了根據什麼標准來劃分農村階級、應該堅固地團結全體中農、對地主富農斗爭的方法、正確對待工商業、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及反對亂打亂殺等六個問題，被稱為是任弼時土改期間糾正“左”傾錯誤的力作。任弼時指出：“劃分階級成分的標准隻有一個，就是依據人們對生產資料關系的不同，來確定各種不同的階級。”【《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頁。】他以晉綏分局在糾正興縣蔡家崖一個行政村552戶，評定為地主富農的竟有124戶的錯誤為例指出：“我們必須按照實際情形去劃分階級，進行土改，絕不可將本來不是地主富農的人們人為地劃成地主富農，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線，幫助敵人，孤立自己。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頁。】他要求：“一切解放區的領導同志們，及所有從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們，均必須嚴肅地檢查這個劃分階級成分的問題，公開地明確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錯誤。哪怕只是劃錯了一個人，也必須改正。”【《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頁。】他還對一些地方侵犯中農利益、不照顧中農、排斥中農的“左”傾傾向，提出進行土改這一消滅封建階級的殘酷的斗爭，“必須依靠貧雇農”，並“堅固地團結全體中農，才能把事情做好。”“如果我們破壞了中農的利益，甚至與他們對立起來，那就要使我們在戰爭中失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421頁。】他針對許多地方斗爭地主富農的方法不妥、甚至打死人的情況，指出：對地主富農斗爭的方法，“主要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糧食、耕畜、農具等財產，及征收富農多余部分的財產分給農民，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任弼時特別強調發展生產力，他說：“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是為著解放農村生產力的束縛，使農業經濟有大的發展的機會。”“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所以優於一切歷史上的革命，就是因為隻有我們才能採取最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98頁。】他說，我們對地主個人，應按土地法大綱分給不比農民多也不比農民少的土地財產，強迫他們勞動，改造他們，“是因為地主在參加勞動后，是不少的一批生產力。”“隻有把他們都改造成勞動者，那才算是把封建階級的遺跡也消滅了，才是我們工作最大的成功。”為了發展生產力，“對工商業者不要採取冒險政策”。他還高瞻遠矚地從為建立人民共和國需要的高度充分闡釋了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的政策。對於任弼時的報告，毛澤東極為重視，指示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並收到強烈反響。有些解放區負責人說，我們要用心研究毛澤東的《新區土改要點》和任弼時的報告，這兩個文件基本可以解決新區土改問題。由此，任弼時為撥正土改運動的正確航向所作的卓越貢獻可見一斑。

在土改運動中，任弼時除了以敏銳的洞察力和認真負責的工作原則撥正航向外，也悉心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瀏覽任弼時傳記，盡管他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期間，跋山涉水、險象環生，但他仍一如既往地關心著老百姓的生活。1947年春，當他們轉移到王家灣時，由於這裡頭年遭受旱災，如今春旱嚴重春荒出現，加上村裡大部青年支前去了，勞力畜力都很困難，老百姓正為春耕發愁。任弼時知道后，立即布置中央縱隊所屬的四個大隊派出工作組，弄清缺口糧、缺種子和牲口的農戶，然后發動大家節衣縮食，幫助群眾度荒，又組織勞動力和從縱隊抽出一批牲口幫助群眾春耕播種。經軍民協力奮斗，王家灣的庄稼出苗整齊長勢良好。陝北葭縣米脂地區，久旱不雨，農民收成少，加之國民黨軍騷擾搶奪糧食，入冬以后，不少農戶靠吃山藥蛋、蔬菜度日。但是為了打胡宗南，他們節衣縮食交納公糧。任弼時深知群眾的困難，盡可能地緊縮開支，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同時，中央縱隊從1947年8月份起，規定每人每天從口糧中節約二兩，到1948年3月中央縱隊離開陝北楊家溝時，共計節約糧食兩千余斤。離開陝北時，任弼時把這些糧食交給當地干部，用來接濟災民。

在土改糾“左”中，任弼時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以對人民負責的工作原則和高瞻遠矚從為建立人民共和國的高度，縝密細致地思考和解決問題，既撥正了土改的方向，也譜寫了一曲愛民的嘹亮凱歌，同時也使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和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充滿希望。

三

任弼時關於要使群眾不脫離我們，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切實改變領導方法和作風，肅清軍閥主義的傾向，整頓黨的組織的理論和實踐，既豐富了馬列主義群眾路線的內容，也警鐘長鳴，是對我們黨隻有加強自身建設，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警示和期望。

任弼時說：“我們黨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與廣大群取得密切的聯系，就在於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所以，哪個黨的組織脫離了群眾，失掉了群眾，那就等於失掉了基礎，失掉了斗爭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頁。】群眾路線，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南的共產黨的生命線。我們黨生存和發展的每一個歷史時期，所取得的每一個成就，都與我們黨堅持實行群眾路線密不可分。深諳馬列主義群眾觀精髓的任弼時，在身體力行地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同時，還特別強調的要使我們不脫離群眾，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必須反對官僚主義。產生官僚主義的根本原因，在於與群眾脫節，不是真正關心群眾，不是把群眾中所發生的問題，所迫切急需解決的問題，提出來用具體的辦法加以解決，所以，他強調：“對於這種脫離群眾與違反群眾利益的官僚主義傾向，我們必須開展群眾的斗爭去克服它。我們要使得每一個政府工作者能夠經常保持與群眾的密切聯系，反映群眾的要求，真正為群眾辦事，以達到政權與群眾密切結合的目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頁。】

（二）必須切實改變老一套的領導方法和作風。1943年1月7日，任弼時根據當時邊區的環境和任務變了，而我們的許多干部還沒有清楚地認識到它，還仍然按照領導戰爭動員時的老一套的領導方法和作風去辦理，以致影響了老百姓對於黨政軍民各組織的關系，如果長此下去，我們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的情況，他適時提出隨著經濟建設成為邊區任務的中心環節，我們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也要有一個大的轉變，即從由適應戰時需要的動員方式，轉變到深入細致的生產組織工作。任弼時關於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和任務，適時轉變我們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的理論和實踐，與我們黨現在提出的作風建設常態化的要求是何其相似。

（三）必須肅清軍隊中軍閥主義的傾向。在延安時，任弼時即對留守兵團的某些部隊中出現的軍閥主義傾向予以批評。他說：“這種傾向的存在，就成為軍隊干部向黨鬧獨立性的一種根源。必須認識，必須警惕，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傾向。”“如果任其發展，那是非常危險的”，“是可以使得我們的軍隊逐漸變質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269、271頁。】

（四）必須整頓黨的組織。從1948年3月23日到4月23日，任弼時在跟隨毛澤東從陝北到西柏坡轉移的途中，幾乎每天傍晚都深入到村裡與黨支部負責同志和村民交談，仔細了解土改情況和基層黨組織、黨員成分等情況。經調查研究，他真實地了解到晉察冀及晉綏土改和黨組織的狀況。1948年5月、6月，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中共晉綏分局的兩個電報，提出對晉綏土改整黨的意見。任弼時說：“黨內存在著許多嚴重不純的情況，因此整黨成為鞏固黨的十分必要的步驟。如果不能整掉黨內的作風上的強迫命令，思想上的一切脫離黨的路線與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傾向，以及不能把黨的成分弄得更加純潔一些”，而任其“繼續發展下去，則我們的黨就會有完全脫離群眾的危險。”【《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頁。】

（五）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在延安整風學習中，任弼時一再強調提出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的問題。他說：“向群眾學習，是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脫離群眾的問題”，“是有關理論與實踐能否密切聯系群眾，馬列主義能否具體化與發展的問題”，“是有關我們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

上述任弼時強調的四個必須反對，既警鐘長鳴，又與黨中央當前開展的以集中解決形式主義等“四風”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相吻合。任弼時密切聯系群眾與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作風和高貴品德，就像一座豐碑，一面旗幟，在昭示著每一個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

（作者劉春秀，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