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任弼時的群眾路線思想

論任弼時的群眾路線思想

王曉榮 丁曉宇

任弼時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思考和處理黨群關系，自覺將黨的群眾觀貫徹於經濟、軍事、青年和黨建等各方面工作，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任弼時關於群眾路線的思想，是其生平與思想研究的重要內容，但學術界對此進行集中研究的相對較少，本文試對此作一梳理和總結。

一、人民群眾中蘊藏著“不可摧毀的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頁。】

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核心是充分肯定群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發展的歷史是人民群眾實踐活動的歷史。任弼時對此有著深刻理解和把握，並在革命實踐中形成了豐富的關於依靠群眾力量與實現黨的領導之間關系的思想觀點。

（一）相信和依靠群眾的力量

列寧曾指出：“隻有相信人民的人，隻有投入生氣勃勃的人民創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並保持政權”【《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頁。】，這就是說，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是黨奪取並保持領導權的前提條件。任弼時的革命生涯基本上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相始終，1925年，他年僅21歲即擔任共青團中央局總書記，參與領導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針對當時中共在共產國際錯誤指導下，忽視人民群眾力量，希望通過穩住國民黨上層來維系統一戰線，結果放棄領導權並使黨遭受極大損失的教訓，任弼時深刻指出：“無產階級應有獨立的階級政策與主張，尤須信賴群眾的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頁。】蘇維埃革命時期，黨在各地發動革命暴動，任弼時敏銳注意到暴動成敗的重要條件是是否依靠群眾，他分析說，“過去各地暴動中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廣大群眾的參加，群眾本身沒有組織，缺少暴動意識”【《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頁。】，如果脫離群眾，隻憑自己的主觀設想就貿然發動暴動，就極易走向冒險主義和玩弄暴動，造成民眾犧牲的“罪過”。他反復強調，暴動必須具備充分的主客觀條件，隻有當群眾具有奪取政權的意識和組織力量並且統治階級已經動搖了的時候，通過周密部署，才能發布暴動命令。

經歷革命斗爭的曲折發展，黨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中越來越認識到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並自覺把工作重點放在通過發動組織群眾來推動革命發展。抗日戰爭初期，任弼時擔任八路軍第一任首席政治首長，親臨山西抗戰前線指導工作。為了給敵后作戰創造條件，八路軍總部明確指示各部隊：“猛烈開展地方工作，動員擴大群眾，組織游擊隊，擴大本身”【轉引自《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04頁。】，任弼時在調配干部組織地方工作隊時還特別強調說：“貫徹上面的方針，最根本一條是發動群眾抓武裝”【王平：《初到阜平》，《北京日報》1965年8月17日。】，真正依靠人民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此思想指導下，薄一波等利用“犧盟會”的合法地位廣泛發動群眾，在許多地方建立戰地動員委員會，在武裝民眾的競賽中遠遠跑在了閻錫山的前面，為八路軍后來在華北地區開展“山雀滿天飛”的游擊戰奠定了良好基礎。這段成功經驗讓任弼時對軍隊與人民的關系深有感觸，他在向美國海軍情報官員埃文斯·卡爾遜介紹八路軍政治工作情況時說：“軍隊好比是魚，人民好比是魚游泳中的水”【《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頁。】，即軍隊依靠群眾就像魚離不開水一樣，軍隊必須依靠人民才能生存、鞏固和發展。1944年，為開辟新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中央決定派遣軍隊南下，挺進湘鄂贛粵。任弼時在向整裝待發的第一支南下軍隊講話時指出：“大家都知道，沒有雄厚的群眾基礎，就是腳也站不穩的”，因此，南下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組織千百萬的群眾”【《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頁。】。他深信，充分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偉大的創造力量，就能戰勝任何困難，完成民族解放事業。

（二）善於向群眾學習

相信群眾中蘊藏著偉大創造力量的無產階級政黨，必然善於向群眾學習，才能不斷從人民群眾的思想和實踐中汲取營養、提煉經驗。毛澤東曾指出，共產黨員要了解實際情況並掌握政策，虛心向群眾學習，要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才能做好工作。任弼時遵循這一精神並在總結革命經驗的基礎上，特別強調要將能否善於向群眾學習提到關乎黨的正確領導的高度來認識，認為要實現黨的正確領導，就要“先向群眾學習”。1943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他專門寫了《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5頁。】一文，對這個問題作了深刻的理論闡釋。其中指出，共產黨員能否善於向群眾學習，“絕不是一個能夠自由隨便的問題，而是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的問題﹔有關理論與實踐能否密切聯系，馬列主義能否具體化與發展的問題﹔有關我們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有關我們是否真正向毛澤東同志學習，掃除自己‘三風’不正的殘余的問題”。他還分別論証指出：群眾的創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隻有先向群眾學習，向具體實踐學習，才能有辦法再轉而去指導群眾行動，戰勝工作中的困難﹔“一切實際工作中都有馬列主義”，隻要我們善於向群眾學習，善於總結群眾斗爭經驗和革命規律，就能使盲目的行動變為自由和自覺，就能“在領導群眾的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領導干部要深入群眾之中虛心學習，才能真正聯系群眾並獲取智慧。

以“眼睛向下”的精神深入基層向群眾實踐學習和調研，以提升黨的理論政策的實效性，是任弼時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的政治品格和工作作風。1947年，由於陳伯達、康生在土改試點區擴大打擊面，錯劃階級成分，影響到其他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造成“左”傾錯誤蔓延之勢。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任弼時利用在錢家河養病的機會，深入30幾個村庄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他親自訪問農民，詢問生產生活情況，在認真聽取干部群眾意見，並詳細閱讀有關資料的基礎上寫成《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437頁。】的長篇報告，正確指導了解放區土改運動的健康發展。曾任任弼時政治秘書的師哲在回憶任弼時時，談到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任弼時十分善於向群眾學習。1948年，在黨中央從陝北東遷河北西柏坡途中，任弼時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在山西的臨縣、興縣、神池、五寨、代縣，河北的建平和平山，每到一處，他就向干部、群眾了解情況，所涉及的問題大多是圍繞著土改、生產、群眾生活、黨群關系等等，認真考察我黨各項政策在實際中的貫徹執行情況，以及所取得的成效與反應等，以求改進黨的工作。【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74頁。】

二、黨員要“與群眾融成一片”

長期艱苦的革命斗爭使任弼時認識到，黨的生存和發展過程就是密切聯系群眾，深入群眾之中並獲取群眾支持的過程，他說：“我們黨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就在於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所以，哪個黨的組織脫離了群眾，失掉了群眾，那就等於失掉了基礎，失掉了斗爭力量。哪個黨員脫離了群眾，那他對黨便減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說，少聯系一個人，便對黨減少一份力量”【《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頁。】﹔因此，我們“要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群眾融成一片。這就是我們所要求每個黨員應有的群眾觀念，同時也是每個黨員有無黨性的起碼條件”【《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他還結合革命斗爭中的不同環境條件具體分析了怎樣聯系群眾的問題。

（一）白色恐怖下的黨群關系

取得和保持與群眾的聯系是黨在白區進行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針對大革命失敗后的險惡形勢，任弼時提出，革命形勢已經完全不同於國共合作時期，因此黨的群眾工作的方法就要根據形勢的變化而變化，若是“依著國共合作時代的舊方式去應付秘密環境下的新工作”，其結果“不是脫離群眾，毫不起一點領導斗爭的作用，就是一動作便遭破壞，而致干部損失組織瓦解。”【《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頁。】他還認真分析了在這種國民黨殘酷壓迫而群眾革命力量有待復興的客觀條件下，作為秘密的革命政黨，如何對群眾進行政治領導的問題，提出要努力利用一切機會建立與群眾的聯系，使黨的政治主張深入群眾。在城市工作中，切忌把武力脅迫工人罷工暴動作為工人斗爭的目標，要重視那些小的能夠爭取群眾的斗爭，根據群眾條件逐漸發展，把培養群眾暴動意識作為最緊迫的工作﹔在未割據區的農村，要重視農民群眾的經常組織工作，把擴大群眾組織、取得群眾的信仰作為判斷斗爭勝敗的標准。他認為，黨在白區的工作，要發展革命力量，但更要注意保護革命力量，而正確認識和處理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的關系具有決定意義。1929年，任弼時發表《爭取公開機會的意義與教訓》一文指出：“秘密的黨必須善於運用公開或半公開機會，去擴大自己的影響，號召群眾起來行動，隻有使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密切聯系起來，才能夠強固黨在群眾中的作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頁。】。這一年，江蘇省委宣告成立了上海工會聯合會，由任弼時負責聯系“工聯會”的黨團，開展上海地區的基層群眾工作。與“工聯會”同時建立的另一個群眾性組織是“上海各界反帝大同盟”，它與“工聯會”、共青團密切協作，使白色恐怖下的黨組織取得和群眾的聯系，使黨在組織上有了依托。總之，在秘密斗爭環境下，黨要學會根據當時當地情況，正確建立與群眾的關系，恰當地將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相結合，在聯系群眾中加強黨對群眾的領導。

（二）和平環境中的黨群關系

在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要鞏固和發展根據地政權，就必須時刻注意密切與群眾的關系，使黨員融入群眾之中，獲取群眾的社會支持。1931年，任弼時在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明確指出：“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共產黨是公開存在的政黨，他在蘇維埃區域的任務，是要在正確的階級路線之下領導並組織所有工農群眾來鞏固並發展蘇維埃政權紅軍，保証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絕對的領導作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465頁。】。那麼，在完全公開的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黨和群眾的關系呢？第一，改造和強健支部組織與工作。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是密切黨與群眾關系的中介，如果黨部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就容易產生脫離群眾的危險，因此，要把建立健全黨部工作作為最先決最重要的問題。第二，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建立新的領導方式。密切聯系群眾的首要前提是黨員干部具有群眾觀念。由於錯誤思想傾向的影響，一些黨員干部“站在群眾之上，去強迫命令”，而不能“站在群眾之中”，“與群眾融成一片”【《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因此黨要不斷探索建立新的領導方式，克服錯誤的思想傾向。

在實際工作中，任弼時堪稱密切聯系群眾的典范，與他共同革命的共產黨人對他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深有感觸。1931年，第三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任弼時出席了興國縣團代會。會議結束后，縣委書記周愛民陪同任弼時在興國縣做擴紅調研工作，他“發現任弼時同志最大的長處是沒有官架子。盡管言語不太相通，但是他與群眾的關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親密無間的程度”【《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頁。】。任弼時的秘書王恩茂也認為，“任弼時有非常好的民主作風，充分的群眾觀念，密切聯系群眾，平易近人，喜歡聽取來自群眾各方面的意見，就是一些不好的意見、反對的意見，他也願意聽”【《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頁。】。任弼時逝世后，賀龍曾深情回憶他與任弼時共同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經歷，對其艱苦深入的地方工作予以高度評價。

三、黨的政策主張與實踐活動要“符合於群眾的利益與要求”

任弼時認為，要實現黨的正確領導，就必須使黨的政策主張和實踐活動“符合於群眾的利益與群眾的要求”【《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頁。】，因為隻有代表廣大群眾意見，為群眾謀利益，才能獲得群眾的真心擁護。

（一）黨的政策主張要代表群眾的意見和要求

黨的政策與主張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這是黨的特殊性質、地位和使命所決定的。任弼時在革命實踐中一直強調，共產黨員要在密切聯系群眾中“傾聽大多數群眾的呼聲，征求大多數群眾的意見，到群眾中去學習一切新的偉大的革命事業”【《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頁。】。大革命失敗后，黨領導的革命斗爭處於低潮形勢，但黨的決策一度受到“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干擾，革命熱情的盲目爆發導致了革命力量連遭損失，任弼時經過反思認識到，這種形式上熱烈的革命暴動與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和實際要求是脫節的。他認為，革命暴動需要群眾，但群眾的發動不是憑著主觀主義的“空想式”的“一意孤行”的主張就能實現的，它需要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需要對群眾進行宣傳教育，“使群眾從本身利益（階級利益）的爭斗中，去了解去認識，進而去組織自己，去培養暴動的意識”【《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因此必須反對試圖代替廣大群眾斗爭的包辦主義。那麼，如何使黨的主張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呢？他指出，這不僅需要“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武器”，而且要“真正與人民有密切的聯系，根據群眾的需要，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必須與尾巴主義區別開來）而提出主張與政策”﹔“同時又要通過群眾去實現它”，這就要求通過耐心的宣傳教育和事實說明，使群眾感到黨的方針政策是對他們有利的，從而“真正認識與接受黨所提出的主張，並為這個主張而進行斗爭”【《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頁。】。

（二）黨的實踐活動要為群眾謀利益

《共產黨宣言》坦率指出，是否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是無產階級政黨與其他一切政黨的根本區別。毛澤東也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庄嚴宣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宗旨。任弼時將這一信條認真貫徹於革命實踐，提出要把革命目標與群眾的現實利益相結合，為此就必須樹立“群眾的利益就是我們的利益，群眾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群眾的損失就是我們的損失”【《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43—544頁。】的觀念，經常“去了解群眾中一些實際問題而給以適當的及時的處置，滿足群眾的要求”【《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頁。】。在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期間，他多次向官兵強調：“少說空話，多做實際工作，少空談，多做些改善群眾生活的日常事業，應當在實際工作中執行起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頁。】。1936年5月，任弼時對部隊講話說：“餓肚子餓不掉為群眾服務這顆心，大家一定要維護群眾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頁。】抗日戰爭期間，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抗日，任弼時認為，軍隊要得到群眾的愛戴，成為動員群眾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軍隊要為群眾排憂解難，不侵犯群眾利益，要知道“破壞群眾利益，客觀上是幫助敵人欺騙民眾”【《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頁。】。在艱難的抗戰環境中，為了解決“魚大水小”的問題，改善人民生活，減輕人民負擔，陝甘寧邊區開展了精兵簡政運動。任弼時從吃、穿、用、燒等多方面進行調查研究，並一一作出周密計算，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思路：在保障六萬人生存和事業發展的基礎上，照顧人民生活﹔培育民力，開辟財源﹔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606頁。】由此不難看出，邊區的“減負”是從維護人民的利益出發，保護人民群眾參加建設事業的積極性。任弼時深知：“如果沒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設，那人民是不會擁護的。人民就特別看實際利益，近兩年人民歌頌共產黨就是這個道理”【《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頁。】。

四、開展群眾工作要“掌握細致精巧的領導藝術”

任弼時認為，領導群眾的工作“是一種很細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種藝術”【《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頁。】，它要求領導干部從群眾的實際情況出發，憑借經驗和技能，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正確運用黨的方針政策，領導群眾推動革命事業發展。

（一）領導群眾首先要會懂群眾

任弼時認為，革命政黨取得政權、實現領導的基石是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與擁護，而領導群眾的前提是懂得群眾。為此，黨員干部首先要“時刻注意自己周圍的群眾”【《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務求深入群眾生活，了解群眾的心理和需要，並根據可能條件和群眾需求去決定黨的方針政策。其次，黨要注重在日常工作中結合群眾的習慣來做好對群眾的宣傳教育和引導工作，幫助群眾認清形勢，領會黨的方針政策，鼓起群眾的革命熱情，並選擇恰當時機組織群眾的革命行動。

（二）抓住中心工作

開展群眾工作必須正確分析和抓住主要矛盾，任弼時說：“要善於在一定時期內，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環節，各項工作都要圍繞著這個中心環節去進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頁。】﹔必須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敏銳地抓住問題的中心，找出規律，決定方向”，要善於從復雜多變的環境中“了解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找出主要矛盾的環節，作為解決問題的基礎”【任弼時：《學習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筆記》，《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第8頁。】。他特別談到，抗戰時期的特殊形勢決定了我們要在長期抗戰中加強根據地建設，為此，必須明確中心工作並採取適應新環境的工作方法，黨員干部必須改掉動員工作中粗枝大葉的毛病，轉到細密精致的組織發展生產上來，增強戰爭供給，鞏固抗日根據地。

（三）培養優良作風

任弼時認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密切黨群關系，領導群眾實現群眾利益，就必須改變領導方式，培養優良作風。首先是打破公式主義，發揮創造能力。就是在干部中提倡雷厲風行多做實事的作風，要從群眾的需要和可能條件出發，並善於在實踐中發揮群眾的創造性。其次，反對官僚主義，提倡調查研究。任弼時認為，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脫離群眾，它表現在制定計劃和執行計劃的各個方面，是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解決這一問題的最有效辦法，一是注重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按客觀事實而運用經驗與理論”，切忌做不顧環境條件的“模仿主義者”【《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再次，發揚黨內民主，開展自我批評，這是轉變工作作風、認識和糾正錯誤的關鍵，有助於更好地得到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擁護。

任弼時在黨內有個為人熟知的稱號：“駱駝”，即“中國人民的駱駝”，這實際上是對其群眾觀念、群眾情結和群眾影響的概括，也體現了其政治品格和人格風范的生動形象。他在領導群眾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從革命發展規律和黨的建設規律的高度，對黨的群眾路線的思想方法和領導藝術進行理論分析，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來武裝干部和黨員，對執政黨建設作出了特殊貢獻。在當前，總結任弼時的群眾路線思想，學習任弼時一切為民的“駱駝精神”，有助於發揚黨的優良作風，增強黨員干部的群眾感情，不斷提高群眾工作的責任和能力，為實現黨的奮斗目標而凝聚力量。

（作者王曉榮，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丁曉宇，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生）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