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關於人民群眾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任弼時著作與言行中關於群眾工作問題的思考

任弼時關於人民群眾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任弼時著作與言行中關於群眾工作問題的思考

彭栗

早在千百年前，中國先賢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地之間，莫貴於人”，主張“民為水，君為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被譽為“人民的駱駝”的任弼時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處處為別人著想，事事以人民為重。當他還是一個求知的少年時，他就立志建立“大福家世界”﹔擔任團中央書記時，他要求團員能把人民群眾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他是八路軍政治部主任時，嚴明軍隊紀律，要求每個戰士自覺地愛護群眾，把群眾當成和藹可親的兄弟﹔在蘇聯匯報國內抗戰情況時，他自豪地寫出群眾對於共產黨與其他政黨態度鮮明對比的原因﹔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時，他要求每一位干部一定要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直到他逝世前，他還在擔心為國出征的志願軍戰士。任弼時，一名一生為民的實踐者與探索家。

一、人民群眾思想的萌芽

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早在長沙讀書時便在作文《愛群說》中從論述了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從“國借人而立，人借國而保存，未有國無人而強，人離國而立”【任培國（弼時）在湖南省第一師附屬小學作文：《愛群說》，手稿。】引出國家與人民息息相關的結論。

在長郡求學時，有一次，老師出了一道作文題：節用。任弼時寫道：“……吾觀乎今之從政者……擁妻抱妾，花天酒地，縱恣揮霍，不顧分量，甚或伴某省之督軍省長，彼送此迎，耗費金錢不可勝言。嗟乎！此非我國之金錢耶，亦非我國民之脂膏耶，痛矣哉！時愈極而日用愈奢，生愈蹙而靡費愈大，以此治國，不亡何待。”小小年紀就能針砭時政，一針見血，文中字字充滿著憤怒之情，痛批治國者隻知搜刮民脂，腐敗之風愈演愈烈，官官相護，你來我往，這樣的治國者不用多久必將滅亡。

1921年赴蘇學習時任弼時又在給自己父母的家書中寫道：“隻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這其中講到的“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便表達了他最初的與民同樂和執政為民的思想。

蘇聯學習三年回國后，任弼時進入團中央工作，1925年他在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學校刊》上撰文《怎樣布爾什維克化》，裡面提到：“真正布爾什維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團體能群眾化，二要使團員正確明白主義且不忘其為群眾的領導者，三要能按實際情形而運用經驗與理論。”“改良組織，務求其能接近群眾”這句話深深表達了組織要深入群眾，走群眾路線。

五卅慘案發生后，任弼時在《上海五卅慘殺及中國青年的責任》一文中提出：“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還是要注意於民眾的政治教育，取得民眾之多數同情於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實力發展﹔同時則須注意到民眾力量的團結。”革命事業的成功絕非紙上談兵就可以做到的，需要從心理上了解他們的需要，並且指導他們該如何進行，還要注意取得大多數群眾的支持。這篇著作談到了任何工作都要真正做到走進基層，走進群眾，要想爭取群眾的支持就必須主動與群眾聯系和群眾接觸。

1927年7月3日，黨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任弼時宣讀了共青團的《政治意見書》，遭到陳獨秀的阻止。任弼時並沒有膽怯，他始終認為群眾利益至高無上，而廣大群眾的利益才是他為之努力的方向，才是壓倒一切的真理。隨后他在黨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中闡述：“黨怕群眾。……因此黨處處遷就小資產階級，使黨失了獨立的作用。”更是直接表明，為民的意義在於為廣大的人民，而非小部分團體，如果只是小部分的人得利，那麼最終就會失去民心，失去方向。

1928年年初對於暴動的成敗中的問題，任弼時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無產青年》第四期上發表了《對於暴動問題的意見》一文，他在文中說：“每個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每個黨和團的工廠與鄉村支部，每個革命的工人和農民，應當時刻注意自己周圍的群眾，應當很詳細地去調查研究群眾生活，替他們（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實際的極切身的要求，領導他們為這些要求而爭斗。”請注意，文中括號內的注明，“就是替自己”這幾個字，體現了一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智慧，為了老百姓，為了群眾就是為自己，時刻把群眾當成自己的家人，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為群眾著想。

二、在革命中總結和發展人民群眾思想

白色恐怖之下，黨組織遭到幾次重大的破壞，尤以兩湖省市縣委干部的損失非常重大。江蘇、河南相繼破壞，中央政治局委員羅亦農同志在上海被捕槍斃后，1928年5月任弼時為中央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四十七號》，原件副題為“關於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的一文中指出：“這些現象的來源，就是由於平常沒有注意運用公開可能去團結廣大群眾的結果。無產階級的政黨只是當它能夠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與擁護，隨時可以調動群眾起來斗爭的時候，方才能表現其偉大力量。須知秘密工作之意義不是縮小黨的活動范圍，脫離群眾去求黨的安全，隱密黨的政治主張，而是如何使黨的政治主張更能普遍深入，組織更能接近群眾，隨時能夠領導群眾的斗爭而不致遭受軍警偵探的破壞。”這段話反映了黨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脫離群眾的秘密，脫離了群眾而秘密行動，隻會以失敗告終。無論是在革命斗爭時期還是在現階段，對群眾要做到公開公平公正，是每一個階段都必須做到的事情。

同年7月26日任弼時為中央起草的文件《城市農村工作指南》的目前任務部分。在進一步糾正城市農村具體工作中的盲動主義中寫道：“過去城市黨部因為沒有群眾工作的基礎，反動局面一來，便與群眾隔離起來，甚至有些縣委執行機關都建立在鄉村，幾乎放棄城市工作，或者是沒有能夠迅速地改變工作方式，運用工人統一戰線策略，打入群眾中去，隻憑借恐怖手段去威嚇群眾，當然不能產生什麼強有力的工人運動，黨也自然不能成為群眾中的領導核心。”這裡的含義不言而喻，威脅逼迫群眾，強行鎮壓群眾，隻會解決一時的矛盾，而真正解決問題了嗎？回答顯示是否定的。在后面的文論中他又說，“統一戰線策略的運用，有上層機關接洽與下層群眾聯絡兩種方式，但是下層群眾聯絡與宣傳是主要而且必須經常進行的工作，上層機關的接洽談判僅在一定條件之下方可採用。唯須注意上層接洽必須同時進行下層群眾中的工作，下層工作是可以單獨經常進行的原則。”【《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頁。】這裡說到的下層群眾聯絡與宣傳是主要而且必須的工作，再次強調了群眾問題的解決是任何工作都不能逃避或者無視的，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1933年任弼時來到湘贛蘇區工作，他在湘贛兩省組織會議上發表了《目前黨在組織上的中心工作》的報告。在這份報告的第六條中，他講道：“支部要經常討論並注意支部周圍廣大群眾利益的爭取。過去支部不管周圍群眾中所發生的一切問題，這是不能深入群眾團結群眾在支部周圍的，容易走到脫離群眾的危險。”爭取周圍廣大群眾的路線，就是為民辦實事的雛形，不管周圍群眾發生的問題，無所作為就是失職，就是一種危險的信號。

1935年1月，國民黨在湘鄂兩省集中約十一萬人的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圍剿”。為了粉碎敵人的進攻，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發出了《關於地方戰爭動員給各級黨部與各級政治機關的指示》。1月6日省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中央代表、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任弼時作了《關於粉碎敵人大舉進攻最后的徹底的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前面黨的緊急任務》的報告。報告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塔臥鄉開始分田的時候，群眾會議總召集不成功，后來發現土地委員會中有個反革命分子，他在周矮子時代幫周矮子壓迫群眾，紅軍來了他就借紅軍名義打貧家人的‘土豪’，並且威嚇群眾說，現在分田將來革命軍來了就要殺頭，后來把他捉起來，經群眾公審槍決了，群眾熱烈起來分田，什麼工作都好做了。”所以領導群眾的藝術，就是在於去了解群眾真正想要解決的問題並且及時的處置，滿足群眾的要求。在工作中要及時了解，定期反饋，如果隻管發決議，下命令，不去檢查，對於群眾工作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大的問題決定了，大膽交給工作人員去做，讓群眾參與，讓群眾放心，建立在群眾中的威信和權力，使群眾認識政權是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力機關。

1936年11月毛澤東縱論紅軍長征，談到紅二、六軍團長征情形時說：“你們一萬人，走過來還是一萬人，沒有蝕本，是個了不起的奇跡，是一個大經驗，要總結，要大家學。”【《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頁。】毛澤東的話沒有錯。紅一方面軍僅湘江之戰，即由八萬六千人銳減到三萬人﹔紅四方面軍在南下川康中，由八萬人減到了四萬人。紅二、六軍團在萬裡長征中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共減員約一萬數千人，但能一面戰斗一面補充，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兵力。無怪乎毛澤東要說這是個“奇跡”。當然，這個奇跡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1936年11月，任弼時在《關於二、六軍團長征的總結與二方面軍發展前途及目前任務》報告大綱中總結說：“紅二方面軍所以能夠取得長征的勝利，是因為，廣大指戰員英勇果敢，艱苦奮斗﹔發揚了指揮員的組織指揮能力和所有指戰員政治上的堅定性﹔正確地執行了黨中央及軍委的政治及軍事路線﹔全國紅軍革命力量的配合與廣大群眾的擁護。”這無疑是正確的。群眾力量是這個奇跡的制造者，也是這個奇跡的受益人。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弼時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和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他在1938年1月2日寫了《山西抗戰的回憶》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說：“然而要使抗戰的軍隊能夠成為動員群眾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首先決定於這個軍隊是否能夠為群眾所愛戴。如果這個軍隊處處脫離群眾，侵犯群眾利益，甚至搶劫、奸淫，使群眾望而遠避，這就無法接近群眾，更無法進行動員、組織群眾的工作，而且對軍隊本身的行動增加許多困難。因此，嚴明軍隊紀律，使每個戰士都了解軍隊是人民的，自覺地愛護群眾，使群眾感覺為和藹可親的自己兄弟，這又是軍隊去動員、武裝民眾的先決條件。”群眾是否愛戴，群眾是否感覺得到是自己的兄弟，這是一個社會一個政黨發展的先決條件，建設和諧社會，就應當自覺地以群眾為衣食父母，待群眾如一家人。

1938年3月，任弼時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負責人。4月14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書面報告大綱《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在這個報告大綱中，任弼時講到了群眾對於共產黨與其他政黨態度鮮明對比的故事：“八路軍與地方人民間，建立了很親密合作的關系。首先是由於八路軍有很好的政治紀律，他們駐扎民房，須先征求居民的同意，損壞東西要賠償，更沒有損害群眾利益的現象。我們的軍隊每到一個地方，群眾都請我們到他家裡住，送許多東西來慰勞，而別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群眾多逃走。特別在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紀律很壞，發生擄掠甚至強奸婦女的現象，引起群眾很大的反感。有些村子的群眾，自動規定一些辦法，就是別的軍隊到了，由村長敲三下警鐘，全村人民便躲到山上﹔但八路軍到時，便敲一下警鐘，大家在家裡燒茶水歡迎。我們的隊伍因為得到群眾擁護，在作戰時，群眾自動替我們搬運傷兵和戰利品，修補難走的道路，使我們好通過。平時則幫助我們運糧食、彈藥，給予我們以很大的便利。”這個故事用正反兩個事例來詮釋了得民心的重要性，無疑不是告訴我們，嚴於律己，執政愛民永遠是群眾最想要的政黨，也是群眾最擁護的政黨。

三、成熟的人民群眾思想

1941年，由於日本侵略軍的瘋狂進攻和“掃蕩”，再加上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解放區的財政經濟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困難。為了戰勝困難，堅持抗日，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解放區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任弼時在陝甘寧邊區各縣干部聯席會議上發表了《時局的發展和邊區的任務》的講話。他說：“民主建設與經濟建設，是有相互密切關系的，兩者缺一不可，忽視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不會得到很好的發展。像我們邊區的參議會，要能夠認真討論和解決人民生活的具體問題，人民才會擁護它。這就是說，隻有提高邊區的生產，切實地解決人民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才能鞏固我們邊區政權的基礎。因此，不管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用很大的注意力進行經濟建設工作。”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人民才會擁護它，他在結尾時還說，“一定要把握住少發空論多做實事，反對沒有內容而隻有形式的各種小組，減少那些亂動員消耗老百姓勞動的做法，一定要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反對一切形式主義、花架子、形象工程，實事求是的做實事，辦好事才是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

同年7月，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后寫的報告大綱中談到：“要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我們的黨是為無產階級、為廣大勞動群眾謀利益的黨，是領導廣大群眾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黨。我們的黨是已經與群眾密切聯系起來的黨，而且仍然為與廣大群眾取得密切聯系而斗爭。我們黨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就在於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所以，哪個黨的組織脫離了群眾，失掉了群眾，那就等於失掉了基礎，失掉了斗爭力量。哪個黨員脫離了群眾，那他對黨便減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說，少聯系一個人，便對黨減少一份力量。”如何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系？如何使我們黨的威信在群眾面前提高？如何讓廣大群眾信賴我們的黨？這些問題是每一個領導應該思索並天天為之努力解決的，同時這也是測量黨性的一個主要標志。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西北局在延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這次會議以整風的精神，總結了陝甘寧邊區黨的歷史問題和工作。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時在會上作了《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的長篇講演。“如何才能使黨的主張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意見呢？就是要我們的黨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武器，真正與人民有密切的聯系，根據群眾的需要，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必須與尾巴主義區別開來），而提出主張與政策﹔同時又要通過群眾去實現它，使群眾真正認識與接受黨所提出的主張，並為這個主張而進行斗爭。”這就是說，領導者如果不根據具體情況，不根據群眾的需要，而提出的空談，並且還一意孤行，是不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見的。這種情形，在我們黨內是曾經發生過的，恐怕今天某些個別工作部門也還會存在著的，但這是一種不正常的不應有的現象，是一種特殊的“例外”，我們老百姓也不要從這些“例外”的情形而做出以點帶面的結論，說什麼黨的主張背離人民的論調，而是應該參與監督，配合政府揪出這些害人的“老虎”，打擊不正之風。

1943年，任弼時在西北局高干會上講話中談到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時，他特別批評道：“在我們黨政軍民的領導機關裡，還有這樣的極少數的官僚主義化了的分子，他們雖是出身於工農群眾，雖然也知道群眾的苦難和要求，但他們已經染上了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不僅不好好地為群眾辦事，反而企圖爬到群眾的頭上，假公濟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發財致富。”縱觀古今每一個朝代的沒落無不因腐敗之風，民不聊生，民怨不解決，反而視而不見，民則必反，不加大力度來打擊和懲治這些思想上已經蛻化了的腐敗分子們，我們的群眾就會對我們黨產生質疑，失去信任。由此可見，反腐工作任重道遠。

同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時，任弼時在其著作《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一文中指出：“所以我們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從照顧群眾的經驗出發，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要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群眾融成一片。”在這裡他要求每個黨員每一個領導干部對待群眾的態度，不是站在群眾之上，而是站在群眾之中，並有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決心。

綜觀任弼時的上述文章和言論，一個心懷群眾，嘔心瀝血的開國元勛形象早已躍然紙上。生，為人民謀幸福，雖短暫，卻永不消逝。走過了沙漠，別忘了駱駝，為群眾利益犧牲一切，群眾又怎能忘卻他。“與群眾融成一片，站在群眾之中，向群眾學習。”這句從任弼時的著作和言行中體現出來的精髓，至今仍然是那麼的鏗鏘有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個方面工作》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崇高信仰始終是我們黨的強大精神支柱，人民群眾始終是我們黨的堅實執政基礎。隻要我們永不動搖信仰、永不脫離群眾，我們就能無往而不勝。”

無論何時何地，“在群眾中學習，為人民謀幸福”永遠都是一個國家能夠和諧穩定發展的前提基礎。人民滿意了，國家才會穩定﹔人民高興了，國家才會和諧﹔人民幸福了，國家才會發展﹔人民當家作主了，國家自然就會永立於世界之林。

（作者彭栗，任弼時紀念館宣教部副主任）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