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關於青年工作的若干論述及現實啟示
任弼時關於青年工作的若干論述及現實啟示
胡獻忠
任弼時作為中國青年運動的著名領袖，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兩屆團中央總書記，從延安時期開始一直在黨內分管青年工作，又領導了解放戰爭時期的青年團重建，對青年工作理論做出了奠基性貢獻。這突出表現在革命年代共青團四個基本命題的思考與探索上：從為什麼需要青年團的角度，論述了青年團存在的合理性﹔從為什麼必須堅持黨的正確領導的角度，論述青年團的政治性本質﹔從為什麼必須實現青年的利益的角度，論述了青年團的群眾性本質﹔從如何有效開展青年工作的角度，論述了青年團發展組織、聯系群眾的原則和方法，從而形成了一系列青年工作理論。任弼時的這些理論見地與實踐經驗，對當代中國共青團組織青年、引導青年、服務青年、維護青少年權益等職能的發揮，具有諸多啟發和借鑒意義。
一、為什麼需要青年團？——關於青年團存在的合理性論述
任何一個組織，無論是政治組織還是社會組織，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能夠存在？有什麼樣的必要性、合理性與基本條件？不解決這個問題，組織發展的根基就不牢固，也不會有明確的發展方向。
1.回擊國民黨右派取消青年團的無理主張
任弼時是1920年八九月間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從而成為最早的團員之一。1921年5月，赴蘇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並在1922年冬轉為中共正式黨員。1924年8月回國后，擔任青年團上海區委員會委員、江浙皖區委委員、《中國青年》、《平民之友》、《團刊》編輯員，並參加團中央的工作。對於青年團的理論和實踐，有著比較深刻的思考和理解。
1924年1月，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吸納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2月間香港報紙稱國民黨已赤化，國民黨右派乘機提出取消社會主義青年團合並於國民黨的無理主張。10月，任弼時在《中國青年》發表文章指出，青年團“是為中國一班青年工人農人以及其他被壓迫青年謀經濟利益，作文化運動，並且受著共產黨的指揮去作政治奮斗的青年組織，他是青年無產階級的革命團體”，“做國民革命的工作”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本職”【《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15—1924）》第1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507—508頁。】。這就明確地向外界宣示了青年團的性質和任務，肯定了青年團存在的社會必要性，反擊了國民黨右派破壞青年團的企圖。
2.闡述青年團是“行動的群眾組織”
不論是共產黨，還是共青團，早期主要都是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發展成員。五卅運動之前，“在工農群眾中幾乎沒有團的力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團員社會成分是學生知識分子”【《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8）》第4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473頁。】。學生知識分子的特點是長於理論，短於實踐。在很長一個時期，“社會主義青年團始終沒有懂得自己的工作是那些，自己團體的性質是怎樣”【《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頁。】，因此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1925年5月，任弼時代理團中央總書記不久，簽發團中央第51號通告，強調共青團是“代表一般受苦青年的利益”而奮斗的“行動的群眾組織，並不是一種學院式的研究團體”，團員要認清責任，“努力於主義上的訓練”，“在行動的奮斗過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益的經驗”【《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頁。】。因此，對新團員，除要向他們說明共青團組織的內容及在中國的責任外，還要解釋每個團員“目前應有的責任、工作方法和校內紀律，並分配實際工作，使他們即刻到群眾中間去活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頁。】。
帶領廣大團員青年參加規模空前的五卅反帝斗爭，是任弼時從國外歸來后第一次重大的斗爭實踐。在五卅運動中，任弼時進一步強調青年團的行動性。1925年6月，他在簽發的團中央第52號通告中號召要把“此次反帝運動盡量擴大到全國”，並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上海五卅慘殺及中國青年的責任》的署名文章，系統地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闡明五卅運動的性質、斗爭政策、前途和對青年的希望。在以任弼時為首的團中央的策劃和組織下，共青團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組織成員和執行能力有了重大發展。
1927年5月，面對日益嚴峻的革命形勢，任弼時再次指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性質和行動的重要性：“應當消除團內知識階級的習性，而完全變成真正階級青年的群眾組織，努力在工農群眾中去擴大自己的隊伍與影響，由此而加重中國勞動青年和其先鋒——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革命中的責任與使命。”【《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頁。】
綜觀革命時期青年團的發展，比較明顯地體現為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從注重理論到付諸實踐的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過程。
3.反對“取消主義”的錯誤
由於青年團在很長一個時期偏重於學生運動，雖然團的重要會議上也常常做出青年工人運動決議案、農民運動決議案，個別地區如廣州、上海、湖南等也開展了一些青年工農的工作，但對整個青年團來說，在青年工農基層群眾中還沒建立很好的基礎，所以到了1927年國民黨叛變革命，階級起了劇烈分化之后，學生運動在革命的發展過程已經沒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在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志沒有找到青年團工作的出路，於是就產生了取消主義的觀點，即取消共青團，在黨內設青年部，或者團隻做文化工作。
1927年11月，任弼時主持召開共青團中央擴大會議，申斥團的取消主義，主張改進團的工作。任弼時認為，“過去團的基礎完全建筑在缺乏爭斗力量群眾之上（輕工業工人與學生），而且指導機關以內的同志多半是不了解工農生活的智識分子，這樣的團在階級爭斗最劇烈的革命階段中——蘇維埃革命時期中——當然不能夠成為極大的力量，擔負自己所負的責任與使命。”【《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6—1927）》第3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557頁。】因此，一要認清團內錯誤觀點的危害，取消主義必然會削弱青年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阻礙革命的發展，“主張取消團的人，仿佛取消團的組織便可以加強黨的力量，其實取消的結果必定是消滅黨在青年工農中的影響，完全是犯了取消主義的錯誤。”【《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頁。】二要改造團的組織，在各種重要工業的工人中、一切農村中和兵營中建立團的組織，提拔工農分子參加指導機關的工作以改造團的指導。三是整飭團的紀律，機關與負責同志與基層團員在紀律面前一視同仁。
4.支持青年團的重建並指明團的基本任務。
抗戰勝利后，關於解放區青年工作要不要單獨開展，是否需要重新成立青年團，有幾種不同意見：一是認為青年人雖有突出作用，1942年之后有些解放區的青年團體、組織被取消，青年照樣發揮作用，因此不必搞什麼單獨的青年組織。二是認為基層青年中有識字班、學生會等專業組織，不需要另外專門的青年工作領導機構。三是認為可以在政府、工會、農會裡設青年部門，代行青年團體的職責。四是有些人擔心青年組織以前的先鋒主義第二黨作風、青年主義鬧獨立性的錯誤重演。
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座談會上，任弼時認為，“現在，在群眾運動中涌現出四百萬左右的青年積極分子……是組織起來建立青年團好，還是不去組織？看來還是組織起來好。組織起來既便於教育提高他們，發揮積極性，又可以通過他們去提高廣大一般青年的積極性。”【《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2頁。】他后來總結道，“過去青年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必須要有青年群眾自己的積極分子的組織，作為青年群眾中領導的核心，才更能有力地推動青年運動的發展。”【《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頁。】為了取得建立青年團的經驗，中共中央決定從1946年10月起，在各地試建青年團。任弼時評價道，“這些試辦的經驗，証明青年團的組織是必要的”，“現在如果沒有比較堅強的青年積極分子的組織作支柱，那麼就不易團聚青年的力量，也不能集中表現青年的意志和行動，青年運動就勢必陷於渙散無力的境地。”【《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頁。】
青年團建立起來具體做什麼？任弼時認為，“青年團的基本任務，是要領導並鼓舞全體青年團員及廣大青年，在各種不同的實際工作中進行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步，以便能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事業，培養出千千萬萬有高度政治覺悟又有堅強的實際工作能力的優秀的革命后備軍，源源不斷地補充到各種工作崗位去，推動革命事業前進，建設起確實比舊社會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並且准備將來進入社會主義的社會。”【《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頁。】
青年團的重要作用在於將廣大團員、青年組織起來，一是參軍參戰，參與建設﹔二是經受教育，成為新人。關於這兩點，任弼時在全國勝利前夕講得非常清楚，“必須根據中國共產黨當前總的工作方針，一方面使青年積極參加和支援人民解放軍的最后進軍，到達長江以南的各地﹔另一方面使廣大青年積極努力參加各方面的建設工作，特別努力參加工業的恢復和發展，提高農業生產”﹔“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應當有系統地進行生動實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使每個團員具有堅定的辯証唯物主義的革命人生觀和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懂得社會發展的規律，並自覺地按照這種規律而去奮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485頁。】
二、為什麼必須堅持黨的正確領導？——關於青年團政治性本質的論述
青年團成立后，如何擺正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始終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根本性問題。1923年7月，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局書記施存統就坦言，“本團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之下而成立而發達，是一種極顯明的事實”，“我們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本團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我以為須進一步決定完全服從共產黨的政策。根本理由是因為共產黨是一個政黨，他對政治的觀察比我們要清楚”【《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15—1924）》第1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324—325頁。】。這裡至少說明三個問題：一是認同黨的領導和作用，青年團是在黨的幫助下成立和發展，而不是青年自發成立、自由發展的。二是明確黨、團關系的基本框架，黨是革命的領導核心，團的工作是其中的一部分。三是比較黨、團的基本特點，黨相對成熟，富於遠見，而青年團相對稚嫩，缺乏經驗。
1.充分肯定黨的領導
建黨、建團初期，雖然全國黨員較少，團員較多（1925年1月，全國有共產黨員995人，青年團員2400多人），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領導核心。具有極高理論素養和黨性原則的任弼時在1924年回國不久就指出，青年團是“受著共產黨的指揮去作政治斗爭的青年組織”。1926年7月，任弼時主持召開共青團三屆二次擴大會議，又明確提出：“本團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群眾組織，是列寧主義的學校。”【《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6—1927）》第3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191頁。】
為了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從1924年開始，中共中央就要求逾齡團員應於3個月內盡量退團入黨。五卅運動后，中共中央決定將年齡在20歲以上的團員全數推薦入黨，全團共有3000多名團員輸送給黨組織，佔全團人數的1/3。於是，有些團干部對黨團分化產生一些錯誤認識。為此，任弼時辯証地指出，“若是黨的組織不能擴大，則政治工作和工人及農民運動不能充分的發展，仍然是使團沒有發展的機會。反之，如黨的組織擴大，各方面工作發展，則我們持有深入青年群眾的更好機會。”【《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頁。】這就是說，團必須依靠黨的領導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單搞一套是沒有前途的。黨發展好，團就有更多的發展機會﹔黨發展不好，團也不持久。
1927年5月，在中國革命面臨白色恐怖的最嚴重關頭，任弼時主持召開共青團四大，“在黨的領導下確定了中國革命的遠景和團的工作新方針”【《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宣告共青團將繼續高舉共產主義的旗幟，跟著共產黨走！之后，他作為共青團中央總書記，嚴肅地告誡全團“須注意在斗爭中提高黨在群眾中的影響，並且注意強健黨的組織”。在革命事業處於低潮、黨最困難的時候，任弼時帶領共青團堅定理想信念，處處注重維護黨的權威。
2.堅決同黨內的錯誤路線作斗爭
1927年四五月間，任弼時作為共青團中央總書記出席在武漢召開的黨的五大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上，他和瞿秋白、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等一起，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黨的五大閉幕的第二天共青團四大召開，任弼時在會上指出：“團的任務是應領導工農青年群眾，參加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斗爭，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資產階級，努力促成工農及小資產階級的親密聯合，實現其民主獨裁的政權，發展農村土地革命，擴大無產階級在軍隊中的影響，並建立工農自衛的武裝，領導工農青年在工會、農協之內去做改良生活與待遇和反抗壓迫勢力的經濟與政治斗爭”，並“反對任何階級調和和妥協的理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頁。】。這正是黨當時最需要做的事情。
1927年六七月間，任弼時不顧黨的總書記陳獨秀的粗暴態度，代表共青團中央先后三次提交《政治意見書》。在八七會議上，任弼時又繼毛澤東、蔡和森、李達、羅亦農之后發言，對當時中央所犯的右傾錯誤進行批判，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黨內和共青團的正確意見取得了勝利。23歲的任弼時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據張國燾回憶，“八七會議中，任弼時成為天之驕子，因為他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早就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頁。】實際上，黨性原則極強的任弼時代表共青團所反對的不是黨的領導，而是黨內的錯誤路線。
3.反對先鋒主義和“第二黨”傾向
八七會議前后，共青團和部分黨員有一種“先鋒主義”的錯誤觀點，認為黨犯了機會主義錯誤，應該由團來干，並建議把團改名為“青年共產黨”。任弼時堅決反對這種脫離黨的領導的“先鋒主義”和第二黨作風的情況。在1927年11月團中央擴大會議上，他清醒地指出，先鋒主義是一種極端的主張，其結果隻能是削弱無產階級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共青團應該毫不動搖地集合在黨的旗幟下，堅決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跟著黨把革命進行到底。同年12月，任弼時起草以黨中央、團中央名義聯合發出的通告，進一步明確了黨團關系，要堅決反對不顧共產黨的領導，而企圖代替黨的領導的錯誤傾向，堅持認為團“是幫助黨獲得青年工農群眾參加革命斗爭的組織”【《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頁。】。
任弼時雖然反對“先鋒主義”，但並不反對青年在斗爭中“打先鋒”。他指出，青年在斗爭中的“帶頭作用，打先鋒，不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1頁。】。任弼時還區分了青年組織的獨立性與“鬧獨立性”這兩個概念，指出：“青年組織在組織上應有的獨立性”是我們應當“注意尊重”的，這和“鬧獨立性”是不同的，“鬧獨立性”是不要黨的領導，必須加以反對。
4.重建青年團要堅持黨的領導
抗戰勝利后，鑒於有些人對以往青年組織曾經出現的先鋒主義、青年主義錯誤仍然存有成見，任弼時在1946年八九月間主持的兩次座談會上告誡道，如果重建青年團，要防止重犯“先鋒主義”、第二黨作風的錯誤，並著重強調：“團的性質，是帶政治性的青年先進分子組織，是黨的助手”，“按實質，黨的基本任務就是團的基本任務”【《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頁。】。1949年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明確指出：“保証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正確的領導，是中國青年運動正確地向前發展的決定因素。過去三十年來的歷史事實，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青年最好的領導者和保護者。自從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歷次偉大的青年運動，所以獲得光輝的成績，都是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如果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或者當中國共產黨對於青年運動的領導發生某種偏差時，那麼，那裡的青年運動也就會隨之而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失。”【《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頁。】這裡已經把黨的領導的重要作用講得再明白不過了。
三、為什麼必須實現青年的利益？——關於青年團群眾性本質的論述
1922年團一大綱領明確指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方面為改良青年工人、農人的生活狀況而奮斗，並為青年婦女、青年學生的利益而奮斗﹔一方面養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為解放一般無產階級而奮斗的路上走。【《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15—1924）》第1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129頁。】綱領雖然打出了改良青年生活、實現青年利益的旗幟，但在青年團成立初期，由於過多注重政治運動等原因，團組織關心和維護青年的切身利益還遠遠不夠。在革命年代，共青團工作有這樣一條基本規律：起於利益，收於信仰﹔起於社會，收於政治。
1.不實現青年利益，青年團就失去了成立的意義
1925年1月，任弼時代表旅莫斯科的團組織出席團三大，並參加主席團及教育訓練和經濟斗爭兩個委員會。大會通過的《經濟斗爭決議案》一針見血地指出：“本團不與青年工人群眾發生密切的關系，自然離開經濟斗爭的境域甚遠，以致本團至今不能成為領導無產階級青年群眾為他們的利益而奮斗的組織，失卻他成立的重要意義。”【《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5）》第2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40頁。】這說明青年團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
在團三大之后的一年裡，雖然經濟斗爭的工作有所改進，但在任弼時看來，仍“有極大的缺點，就是工作上沒有表現關於為青年本身利益的斗爭及文化運動的成績，未能使全團工作與組織青年群眾化。”【《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頁。】
2.隻有為青年利益而奮斗，才能取得他們的信仰
1925年9月，任弼時主持召開共青團三屆一次擴大會議，會議認為“本團目前根本責任不外：在思想上與斗爭中去獲得青年工人群眾，並在中擴大團的組織去指導他們為自己利益而奮斗。”【《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5）》第2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311頁。】任弼時認為，“領導群眾為其利益而斗爭。使他們在斗爭中，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利益而奮斗的團體而取得其信仰。”【《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5）》第2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339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道出了對普通青年進行思想引領的基本規律。
1926年7月，任弼時主持召開共青團三屆二次擴大會議，認為共青團“目前主要的任務，就是如何獲得青年工農學生和一切被壓迫的青年群眾，從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中去領導他們從自己的利益斗爭去參加黨所領導的一切政治運動”【《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6—1927）》第3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191頁。】。
3.團的工作青年群眾化，就是使青年團成為青年利益的代言人
1926年，任弼時專門撰寫《怎樣青年群眾化》一文，分析中國青年運動雖然有了很好的下層基礎而未能使其深入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能注意到學生本身利益的斗爭及文化運動，以致使學生群眾不能堅固地團結在學生團體之下，反而不滿於自己的團體，不覺得學生團體是他們利益的保護者。在工人方面，因為我們未能注意青工利益的斗爭和宣傳，很難取得他們的信仰。換言之，就是我們在過去各方面工作中，未能使青年群眾感覺到本團是為他們的利益而斗爭的領導者。”他接著批評道：“一般同志還沒有明白關於青年本身利益斗爭（尤其是關於經濟斗爭工作）與本團發展的關系。”【《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頁。】“隻要實際領導青年學生與工人為他們本身利益而斗爭，我們自然會得到活動的經驗，明白其中關系之重要”【《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頁。】。
四、如何開展青年工作？——關於青年團工作方法的論述
正確的發展方向確定之后，工作方法就顯得愈加重要。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實現預設目標，主要靠科學、合理的方法去推動。方法對路，即可事半功倍﹔方法不合現實邏輯，就會南轅北轍。共青團既與共產黨相似，又有所不同，青年工作的方法有其獨特性。
1.發展團員標准不能太高
1925年1月，團的三大認為，團的組織發展工作總原則是“深入到廣大的群眾中去”，“應該擴大遍及於全國，使之真正成為青年群眾的團體。”【《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5）》第2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61頁。】5月7日，任弼時簽發團中央第45號通告，制定入團標准：“（一）工農青年，隻要有相當的階級覺悟，並很願意做事而勇敢者。（二）學生及職員，對於主義有相當的認識，而有活動之才力，且願意遵守本校紀律，接受執行機關之指揮而去參加實際工作者。”【《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
在五卅運動中，為了樹立在工人中的組織基礎，共青團更多地吸收青年無產階級分子入團。1925年7月，任弼時主持發布的團中央第62號通告，指出：“我們吸取新同學之條件不要太嚴。對於工人，更絕對不可以明白馬克思主義為介紹入校之標准，隻要他是誠實勇敢，能活動而服從紀律者即可。就是對於學生，亦應較前從寬。”【《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頁。】任弼時認為，“我們的團體，是一個教育機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頁。】，是為引導青年奮斗而去訓練自己的一種組織，是要在青年直接謀自己利益的斗爭中去訓練自己，而不是先訓練好再入團。團不同於黨，吸收團員的條件不能太嚴，但是對於新團員“則須進行特別訓練的工作”【《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頁。】。
1925年9月，任弼時主持召開共青團三屆一次擴大會議，認為，“我們應採取種種方法使青年工人易於加入本團。以后隻要是忠實於革命的青年工人，即可介紹作為同志，同時亦應注意多吸收學生中有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分子，對青年農民尤應注意”【《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5）》第2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316—317頁。】。
1927年11月，由於大革命失敗，團員數量銳減，從3.5萬人降至1萬余人，而土地革命斗爭又迫切需要大批共青團員。鑒於此，任弼時主持召開團中央擴大會議，指出“在團員數量上現在應當是一個極大發展時期”，工農青年“隻要是勇敢參加斗爭的就具備入團條件，除知識分子酌定候補外，絕對廢除一切不必要的限制”【《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6—1927）》第3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547頁。】。
革命年代發展團員的標准，一開始是“隻要有相當階級覺悟，並很願意做事而勇敢者”，繼而為“隻要他是誠實勇敢，能活動而服從紀律者即可”，再而為“隻要是忠實於革命”、“有無產階級革命意識”，而后為“隻要是勇敢參加斗爭”。其中的細微變化，反映出任弼時在組織發展工作中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實事求是的理性思路。
2.借助社會運動發展團組織
關於如何建立團組織？任弼時主張借助社會民眾運動高潮，抓住機會，擴大影響，以達到發展目的。
五卅運動中，任弼時以青年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目光，預言“將來斗爭的途徑長而且遠，所以我們主觀實力的預備至為重要”【《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頁。】。鑒於民眾覺醒與運動擴展的情況，任弼時即以團中央總書記和組織部主任的雙重身份，向全團發出通告：“在這次全國群眾的行動中，實給我們以極好的發展機會”，“即是我們培植實力以應日后長期斗爭之時”，“如果坐視過去，那就是我們極大的錯過”【《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頁。】。並強調各地團部在群眾中的影響是否擴大，須以組織發展的成績來測量。經過五卅運動，全國團員人數由三大時的2400多人發展到1925年9月的9000多人，增加了2.7倍，其中工人成分由原來不到10%增加到38%。
1946年討論重建青年團時，任弼時認為，“先搞一套空架子的辦法不好。可以採取示范的辦法，先從工作基礎好的地區做起……脫離生產的人員應盡量少”【《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405頁。】。在任弼時指導下，中央青委在河北平山縣結合當地的土地改革運動組建青年團，成為全國第一個普遍建立起村、區、縣各級團組織的地區。他們在給中共中央電報中寫道：“經過一個多月的工作之后，証明在土改中建團是完全可能亦必要的。平山二區為重點區，在土改中已經建了團，元旦可以召開全區團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區委。到舊年時至遲春耕前即可開始全縣建立起團，正式成立團的縣委。”【《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47.1—1948.2）》第17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版，第429頁。】在平山等地經驗的影響下，各解放區陸續在土改中開展建團。
3.按照青年的特點開展團的工作
大革命時期，任弼時十分注意團組織的結構與青年特點的適配。他強調指出：“要使團體能群眾化……須純視組織上的結構是否適合於與群眾接近的需要”【《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一切組織的方式和內容，都要適合青年群眾心理和生活的需要。”【《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26—1927）》第3集，1957年內部印行，第196頁。】
在1946年關於建團的討論中，任弼時認為，“要在各種工作中研究領導教育青年的方法，要研究青年團如何領導一般青年去參加各項建設，也要研究蘇聯共產黨領導共青團的經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頁。】。他在總結歷史上青年團工作發生偏差錯誤的原因時指出：“主要是因為未去研究青年的特點，未去研究適合青年的一套方法。……青年團的工作對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點，不採用適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會有發展，就沒有前途。”【《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頁。】“如果我們的工作方針和方法真正做到為青年服務，學習陶行知做青年工作的辦法，又專心專意地做這個工作，是會創造出辦法的，也會做出成績來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頁。】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特點，作為黨和人民的領袖，任弼時與毛澤東所見略同。
4.團員要密切聯系群眾
共青團生存的社會基礎在於基層青年群眾。離開了青年群眾的廣泛認同和積極參與，共青團工作就會流於形式，且毫無價值和意義。
1928年1月，任弼時認為，“每個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每個黨和團的工廠與鄉村支部……應當時刻注意自己周圍的群眾，應當很詳細地去調查研究群眾生活，替他們（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實際的極切身的要求，領導他們為這些要求而爭斗。”【《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他強調，我們不能孤立地去做這項工作，而是要將這項工作同解決青年的實際生活問題結合起來，通過對實際問題的解決，進而解決廣大青年深層次的思想認識問題，使其在各個領域的各項工作中起先鋒作用。
共青團三屆一次擴大會議提出“深入群眾”，到二次擴大會議又提出“青年群眾化”，這是共青團工作理念的進一步深化。在這一過程中，任弼時要求各級團組織要在各工人區域，用適當的名義（工會或某種團體）召集各種沒有黨派的青年群眾會議或代表會議，以擴大團的宣傳工作，以便鞏固黨在工人中的勢力，爭取更多的青年參加政治運動，為他們本身利益而斗爭，促進實現青年群眾化。
五、幾點啟示
雖然時代在變，但社會發展的基本邏輯沒有變，組織運作的一般規律沒有變，任弼時關於青年工作的理論見地與實踐經驗，對當代中國共青團組織青年、引導青年、服務青年、維護青少年權益等職能的發揮，具有諸多啟發和借鑒意義。
1.青年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歷史和現實一再証明，中國共產黨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事業勝利的堅強領導核心。“黨有號召，團有行動”是共青團最大的政治邏輯。各級共青團隻有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中創造性開展工作，才能體現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2.共青團要做青年合法利益的維護者。共青團要做青年合法利益的維護者。任何組織的吸引凝聚，一靠信仰，二靠利益。對於廣大普通青年來說，誰維護和實現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擁護誰，就會跟誰走。共青團要在維護全國人民整體利益的前提下，代表和維護廣大青年的合法利益。
3.共青團必須密切聯系群眾。人民群眾是歷史前進的根本推動力，離開了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支持，一切都無從談起。共青團工作是社會運作中的一個鏈條，共青團員來自青年群眾。共青團工作不能單打獨斗，需要更多地借助黨政渠道，整合社會資源，竭誠服務青年、服務社會。
4.基層團組織要靈活設置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是有內在邏輯的。當代青年的流動性和群體分化都很強，傳統的組織形態遇到嚴峻挑戰。共青團要充分利用地緣、親緣、業緣、趣緣等社會關系，在產業鏈上、互聯網上、樓宇內、社區裡廣泛地聯系青年，靈活地建立各類團組織，因地制宜地、創造性開展工作。
（作者胡獻忠，團中央青運史檔案館資料部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