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領導重建青年團的思想及當代意義
任弼時領導重建青年團的思想及當代意義
朱舒坤
新時期以來，在國內外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下，青年團面臨新的形勢、問題和任務。2013年6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明確指出，共青團工作存在“兩條主要不足”、“三個根本性問題”，明確要求各級黨委要從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的戰略高度，加強對團的工作的領導。
如何加強團的建設？不妨以史為鑒，汲取歷史的經驗。抗日戰爭結束后，因革命形勢需要，分管青年工作的中共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領導重建了青年團，這在團的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作為重建青年團的主要倡導者和直接領導人，任弼時在重建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如堅持黨的領導、服務大局工作、充分發揮青年作用、加強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等，直至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任弼時領導重建青年團的思想梳理
任弼時和中國青年運動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他16歲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始了革命生涯﹔他在大革命時期，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主要領導者，為推動青年運動建立了卓越的功勛﹔他在抗日戰爭時期，撥正了陝甘寧邊區青年運動的方向﹔抗戰勝利后，他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主要締造者。他堅持黨的領導地位，緊密配合黨的中心工作，使青年團重新建立並發展壯大。本文就任弼時領導重建青年團期間的思想作粗略的論述。
（一）適應形勢發展
任弼時以戰略家的敏銳眼光，結合革命形勢需要，推動新形勢下青年工作的發展。
長征勝利后，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將青年團改造為廣泛的群眾性青年抗日救國組織。次年1月，共青團中央停止工作，中共中央設立青年部指導抗日青年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相繼成立的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青救會”、“青抗先”、“青聯會”等組織，在參戰參軍、文化教育和建設根據地的其他工作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抗戰勝利后，隨著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從民族解放斗爭到國內革命斗爭的轉變，“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青救會”、“青抗先”、“青聯會”等組織已無法滿足廣大革命青年的政治需要，逐漸處於自流狀態。在爭取和平民主、進行土地改革以及建設老區和開辟新區的革命斗爭中，如何把廣大青年組織起來，使這支龐大的生力軍在新的革命進程中發揮作用，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央書記處分管青年工作的書記任弼時清醒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聽取青年工作干部的建議后，及時地向中央書記處匯報情況，果斷決定重新建團。
1945年9月上旬，在實施中共中央關於“向南防御，向北發展”的戰略部署時，任弼時指示中央青委負責人蔣南翔、宋一平等迅速組織青年工作隊，去東北開辟工作。他分析指出：“東北青年在偽滿統治下十四年，他們有強烈的愛國心，但過去沒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像黑屋子裡的人驟然跑到陽光下面，一時不容易認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們很迫切地需要到東北去做團結和教育東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們的革命覺悟。東北的地方很重要，東北革命的勝利將會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過程。”“可以相機組織‘民先’、‘青年團’一類的先進青年組織。”【蔣南翔：《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中國青年報》1984年5月3日。】正是在任弼時的提議下，1946年8月，哈爾濱的青年工作干部結合革命實際情況，組織成立了“東北民主青年聯盟”。這是東北在日寇投降后最早建立起來的革命青年組織。這對團結、爭取東北廣大青年起了很顯著的作用。
（二）深入調查研究
任弼時在重建青年團的領導工作中，以一貫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深入開展青年工作的調查研究。
任弼時自1940年從莫斯科回國后，在中央一直分管青年工作，關於重新建團問題的討論，始終是在任弼時的直接指導下進行。他對青年團的重建做了大量基礎性、建設性和探索性的工作，在指導東北青年工作隊開展工作的同時，也在延安領導中央青委就重建青年團問題展開討論和調查。
1946年5月，中央青委向任弼時匯報了抗戰勝利以來，現有青年組織和青年工作存在的問題：工作方針不明確，工作范圍不確定，工作任務不具體，組織大多渙散，有的地方機構有名無實，很難做到團結青年開展活動。在聽了中央青委的匯報后，任弼時認真思考之后提議：“現在，你們可以再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團。”【《青年團的初建》，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頁。】根據任弼時的提議和委托，中央青委的同志組織陝甘寧邊區、山東青聯及其他解放區來延安匯報工作的長期從事青年工作的同志，針對重新建團的問題，開展了一個半月的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並將討論的內容每隔幾天向任弼時作一次匯報。任弼時對大家的意見反復推敲后，對青年工作干部的有益論爭和建議給予了充分鼓勵和引導，使這場討論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深入下去。
在任弼時的提議下，6月27日，中央青委把將近兩個月的討論內容加以整理，綜合討論意見后擬成《關於成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建議（草案）》，提交中共七屆中央書記處研究。【參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521、584頁。】草案分析了當時各解放區青年工作的狀況及存在的問題，充分論証了建立青年團的必要性，突出強調了黨對青年團的絕對領導，提出青年團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為黨培養后備軍和在黨政工作中起帶頭作用，並對團的組織建設和工作內容提出了較為具體的設想，為青年團的重建描繪了一個基本的輪廓。
在任弼時的提議和推動下，中央書記處於1946年8月26日、9月13日召開兩次座談會，討論建立青年團問題。這是任弼時第一次把青年工作中的新問題——是否重建青年團，提交給中央領導集體決定。在第一次座談會上，中央書記處書記朱德、任弼時出席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胡喬木、康生、饒漱石，會議由任弼時主持。會議指定中央青委的同志先作口頭匯報，而后從山東來的青聯代表和張家口新區來的同志也匯報了本地區的青年工作情況。在大量調研工作的支撐下，黨中央對是否重建青年團的決策有了堅實的信息基礎。
（三）堅持黨的領導
任弼時在重建青年團的工作中，始終堅持黨對團的領導。在中央書記處關於重建青年團的座談會上，在正式重建青年團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都突出強調了黨對團的領導。
在兩次討論建團的座談會上，任弼時都作了總結發言。他指出組織青年團重要的是領導問題，是工作方針、方式問題，要汲取以前的第二黨和先鋒主義的錯誤。他從廣闊的歷史背景分析了黨與團的現實問題，指出團的性質是政治性的青年先進分子組織，是黨的助手，要堅持黨的領導。在青年工作問題上，任弼時一直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堅決地反對青年工作、青年團體鬧獨立性。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4月12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492頁。】報告分為“目前形勢與任務”、“加強中國青年運動的領導”兩個部分。在報告中，任弼時肯定了中國青年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闡述了中國青年運動30年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並就黨的領導、青運歷史上出現的偏向等重大問題發表了意見，提出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指導方針、任務和方向。這個報告成為中國青年團歷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獻。大會一致通過決議，以任弼時的報告作為全團工作的總的指導方針。任弼時在這次大會上，突出強調了黨對青年團的領導，進一步明確了青年團是黨的助手和后備軍的地位，為青年團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上確定了前進方向和指導思想。
（四）採取示范方法
任弼時以政治家的穩健，主張通過示范的方法建立青年團，使青年團的建設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任弼時提出，重建青年團的工作要自下而上地做，可以先在小范圍裡建立青年團，採取示范的辦法，而后逐步推廣發展。同時，他又指出，固然基本上採取自下而上的建立辦法，但上面也要有一定數量的領導骨干。
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兩次關於重建青年團的座談會上，任弼時都談到了建團的具體方法和步驟。他指出：要從下而上地試建青年團，此后再逐步推廣。此后青年團的創建、推廣、發展直到在全國普遍成立，都是按照這一指針進行的。他還提出，在農村建立青年團組織，一定要根據農村的需要，“先搞一套空架子的辦法不好。可以採取示范的辦法，先從工作基礎好的地區做起，在基層黨支部內，劃出一部分青年黨員，發展團員，即可開始成立團支部，靠黨支部去領導。基本上採取由下而上地建立組織，但上面要有一定的領導骨干。首先從團支部搞起，然后再建立團的區委、縣委。”【《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405頁。】他建議中央青委派人先在延安試驗建團。任弼時的設想得到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肯定。初期建團工作，正是按照這套設想開展的。兩次討論會后，任弼時將建團討論的情況及時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明確表示同意建團，要求征求一下各地的意見，同時也提出重建青年團先要進行試點試建。
試建青年團的工作首先在鞏固的中心區開始。中央青委派出干部首先在延安的馮庄、行知中學、豐足火柴廠領導了試建青年團的工作。1946年秋，在延安，馮庄、豐足火柴廠和延安（行知）中學三個團支部誕生，這是全國最早的三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支部。這三個試點涉及農村、學校、工廠以及部隊，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試點的成功証明建立青年團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為普遍建團提供了多方面的經驗。任弼時為中央主持起草了《中央關於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於1946年11月5日發往各地，要求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按《提議》擇地試驗，將研究與試驗結果報告中央。由此，試建工作在各地紛紛開展起來。
各解放區試建青年團工作取得成功，為青年團的重建奠定了廣泛的實踐基礎和群眾基礎。隨即，團的試建工作從點到面普遍地展開，到1948年已遍及東北、西北、華北、華東各解放區，全國正式建立青年團水到渠成。1949年1月1日，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偉大勝利之際，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強調建立全國性和各地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當前青年運動的中心環節，要求各地黨委必須予以重視。根據這一精神，各級黨委分別召開專門會議，制訂計劃，選派干部，組織團的籌備委員會，建立基層組織，大量發展團員。
（五）干部及思想准備
在領導重建青年團的過程中，任弼時還領導中央青委進一步的開展全國范圍的建團工作。主要工作有：一是開辦團校，訓練干部，為建團作干部准備﹔二是恢復《中國青年》雜志，為建團作思想和輿論准備。
第一次討論會后，任弼時為中央起草電報，要求各地調集優秀的領導骨干來從事創建青年團的工作。例如榮高棠、韓天石、胡克實、李新等從不同地區，響應黨的召喚而到了建團工作一線。宋一平、蔣南翔、李昌這些以前的青年工作的領導人，也都重返青年團領導核心。【《青年團的初建》，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頁。】
在任弼時的指導下，1948年6月，中央青委先在華北黨校辦了一個青年干部訓練班，當時稱作華北黨校六部。同年9月，毛澤東就青年團名稱問題，致信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要求青年團組織一律稱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同月，在任弼時指導下，華北黨校六部遷到平山縣兩河鎮，正式獨立命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校。團校開辦后，一直受到黨中央領導的關心。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都到團校講過課。1949年7月4日中央團校第一期學員畢業。毛澤東、朱德等還參加了畢業典禮。根據任弼時的指示，團校從領導到學員普遍都青年化，它鍛煉出了一大批革命化、青年化的青年工作干部，這些干部后來大都成為全國青年團的骨干力量。
1948年秋，為了適應建團工作發展的需要，在任弼時的親自指導下，中央青委籌備了團中央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的復刊工作。為使《中國青年》早日復刊，任弼時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對刊物的方針、編輯計劃以至每一個細節，都作了周密而細心的指導。復刊第一期的全部稿件，他都親自審閱，並具體指導編輯人員怎樣從原則高度修改文章，提高了刊物的政治質量。同年12月20日，《中國青年》第一期出刊。毛澤東親自題寫了刊名並題詞：“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朱德專門撰寫了文章《中國青年當前的任務》。
中央團校的創建和《中國青年》的復刊，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為在全國范圍內重建青年團，從干部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備。
召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准備工作拉開帷幕。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全國民主青年代表大會的通知》，確定了團代會召開的時間、代表分配及產生辦法等。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籌備委員會，任弼時擔任主任。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當時，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天津視察和指導工作。在北平的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參加了大會。毛澤東接見了到會的代表，並為大會題詞：“同各界青年一起，領導他們，加強學習，發展生產。”
二、新時期共青團工作存在的主要矛盾
2013年6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指出，共青團要緊跟共產黨，走在時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找准工作切入點、結合點、著力點，充分發揮廣大青年生力軍作用，團結帶領廣大青年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續寫新的光榮。在這次談話中，習近平第一次明確指出了共青團工作“兩條主要不足”，第一次系統提出了共青團的根本任務、政治責任、工作路線等“三個根本性問題”，第一次明確要求各級黨委要從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的戰略高度，加強對團的工作的領導。
所謂“兩條主要不足”，“一是思想引導工作在青年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夠，從而導致整個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夠﹔二是基層團組織薄弱的狀況尚未得到根本改變，有效覆蓋面不足問題依然突出”。“解決好這兩個問題，就是團的工作重點，就是帶動各項工作的‘牛鼻子’”。
所謂“三個根本性問題”：“一是必須把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這個問題強調了共青團的育人功能，要求共青團必須時刻把為黨和人民培養人的工作擺在首位。二是必須把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作為政治責任。這個問題強調了黨、團和青年三者的密切聯系，要求共青團把最大多數青年緊緊凝聚在黨的周圍。三是必須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作為工作主線。這個問題強調了共青團的工作著力點，要求共青團廣泛組織動員廣大青年在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充分發揮主力軍作用。
三、任弼時重建青年團思想的當代意義
在新時期加強團的工作，解決習近平總書記所歸納的當前共青團面臨的問題，可以借鑒任弼時在青年團重建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思想。
第一，充分培養青年人才，發揮團的育人功能。
任弼時基於豐富的青年工作實踐以及對青年團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提出了青年團重建工作的一些具體原則和方法，其主要內容就是，青年團工作應當注意青年化和群眾化﹔工作方式方法要適合青年的特點﹔青年團組織應該有其獨立性，但是不能“鬧獨立性”。發揮好青年團的作用，對於做好黨的青年工作尤為重要。必須要有青年群眾自己的積極分子的組織，作為青年群眾中領導的核心，才更能團聚青年的力量，集中表現青年的意志和行動，才更能有力地推動青年運動的發展，同時也更有力地推動黨的事業的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青團工作當前的“根本性問題”之一，就是共青團的根本任務，即育人功能。新時期開展團的工作，不妨借鑒任弼時同志關於團如何培養青年人才的思想，強調工作方式方法要適合青年的特點，建立青年群眾自己的積極分子的組織，從而更好地推動青年人才的培養。
第二，堅持黨的領導，夯實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
中國青年團組織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任弼時始終一貫的主張。他不僅是這一主張的倡導者，也是模范實踐者。他始終強調，青年團是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青年團的事業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青年工作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內容。一方面，青年團的干部及全體團員，必須明確地深刻地認識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絕對必要性，堅決執行和服從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政策決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作風﹔另一方面，各級黨委要加強對青年團工作的領導，給青年工作以必要的關心和幫助。黨委對團進行直接工作指示與干部委派，並且要經常檢查團的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青團工作當前的“根本性問題”之二，就是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新時期開展團的工作，不妨借鑒任弼時同志關於堅持黨對團的領導的思想，強調黨、團和青年三者的密切聯系，把全體團員緊緊凝聚在黨的周圍，並帶動最大多數青年。
第三，結合形勢需要，服務黨的中心與大局工作。
任弼時在領導青年團重建工作中，所堅持的原則之一就是青年團的工作必須圍繞黨的中心工作進行。青年團的工作要抓住中心、服務大局，才能使廣大青年站穩最基本最扎實的政治立場，才能使中國青年運動擁有最強大最深厚的前進動力，才能培養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青團工作當前的“根本性問題”之三，涉及到共青團的工作著力點，必須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作為工作主線。不妨借鑒任弼時同志領導重建青年工作的思想，如充分結合形勢需要。不同形勢下的中心、大局，在每個時代、每個時期是不同的。在團的重建工作時期，適逢抗日戰爭，中心、大局是保家衛國、驅除外敵的偉大實踐。在當前時期，中心、大局是黨領導人民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朱舒坤，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任弼時研究中心編《紀念任弼時誕辰110周年學術研究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